“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欧洲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时代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燕山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欧洲与世界’国际讲习班暨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7月30日至8月4日在燕山大学召开。本次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7月30日到8月2日，为国际学术讲习班；第二阶段从8月3日到4日为正式国际会议。会议正式代表120人，其中有32位海外学者。燕山大学党委书记聂绍珉教授、校长王益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教授、教育部社科司阚延河副司长、欧盟使团官员Uwe Wissenbach等贵宾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欧盟研究会会长伍贻康教授、欧洲国际研究协会会长英国肯特大学A.J.R.Groom教授等著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会议的组织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教授和燕山大学吴勇教授。在为期四天的讲席班和为期两天的正式会议期间，3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作了专题演讲和发言。现根据会议记录，将部分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全球化的理解
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人们大多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这次会议既然要讨论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就必然要讨论全球化的含义，因此全球化的概念仍然是与会者争论的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或基本上是经济全球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世鹏教授在“合理化与全球化”的演讲中宏观地概括了目前关于全球化研究的状况。他认为，全球化研究从90年代初期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到现在大约10多年了，国内的全球化研究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10多年的全球化研究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理念，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成了一个热点问题，所以我们都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已走到了他的极限：一是研究者队伍十分庞大，政界、经济界、新闻娱乐界，都在研究全球化；二是人们把全球化的范围扩展到了极限，政治、经济、文化，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涉及全球化，“全球化幽灵”无处不在，连自然科学也讲究全球化。全球化好不好呢？争议也很多，现在也有一个“反全球化运动”。经济全球化也是一个普遍研究的问题。事实上最早提出全球化观点的是马克思，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经济全球化有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虽然现在讲“后意识形态”时代，超越意识，但左翼、右翼形态在世界上都在强化扩大。政治全球化还不十分明显，一是民主全球化，另一个即美国化，还有一个新说法是世界欧洲化，即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欧洲文明与欧盟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扩大化。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刚教授同样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进程。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始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指的是货物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流动。中央编译局的林德山研究员指出：全球化不能理解为美国化或西方化，它是一个世界性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推动的世界体系演变的自然结果，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过程更集中、更深入的体现。
Pennsylvania大学的Henry Teune教授显然不满意对全球化任何狭义的理解，他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诸社会发展成为单一制度的那些过程。全球化的关键是发展，发展是对多样性的包容和统一。英国学者A.I.MacBean也从广义上理解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民族间相互依赖的增进和自主权的丧失，这对美国这样的支配性国家或对WTO这样的多边组织以及众多的跨国公司都一样。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现象。
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Lili Cole则提醒人们在研究全球化的时候，不要忽视了对全球化历史记忆的考察。她指出，当人们讨论全球化时，通常只涉及技术、信息、跨国公司、商业、金融、发展、环境和人权问题．却忽视了跳出这些具体内容对全球化历史的黑暗面比如一系列暴行的研究。Lili Cole相信这是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就在于清算历史的旧帐，以获得现在和将来的公正与和平。在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及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不论是学术、政治、法律，还是社会、宗教，都应该把兴趣转向如何找到一条创新方法使一个国家获得稳定而健康的社会，同时应当唤起人们关注以前那些推进全球化进程的非正义事情如美国的奴隶、非洲的奴隶贸易、对本土居民的奴役与暴行等，找出这些事情发生的本质根源，以避免把我们的世界带回那灾难深重的时代。
显然，由于视角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人们既不能对全球化的概念形成共识，也难以对全球化的作用和影响有统一的看法。但是，不管人们从什么角度看问题，这些观点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化都是一种增益和促进。
二、全球化的作用和影响
全球化的影响和作用是与会学者讨论的重点问题。他们或是考察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国家间关系的作用，或是探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行为主体及其地位的变化，或是分析全球化对具体社会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和启发性的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认为全球化以及与日俱增的相互依赖使我们重新审视国际间的“权势”和“权势效应”问题。在几个世纪的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唯一真正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其利益的追求和实现一向基于军事、政治、经济三大类权势。然而在当今世界，这些传统的权势支柱很大范围内已不复拥有原先几乎绝对、或至少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更具时代特征的权势是所谓“技术权势”("techno power")和“软权势”("soft power")。技术权势主要涉及创新性的价值生产模式和新知识的创造。当代国际权势的源泉更多地在于科技和一般知识的突进，而非领土和旧式势力范围的扩展。一个国家要在信息时代体面生存和获得良好的发展，就必须尽可能最大程度地缩小同超级强国相比的信息劣势。发展“技术权势”往往比发展军备更为重要。“软优势”包括一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国际政治影响；基于国外广泛尊敬、赞赏甚至羡慕的威望、楷模性影响或带头作用；在信息经济和信息政治急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紧要的“信息性权势”；与上述两种权势密切相关的、迅速和灵活地适应内外环境重大变化的组织能力；在国际社会中“确立游戏规则并决定其他角色将如何做游戏的权威和能力”。概而言之，“软权势”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同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硬权势”相比不那么有形，不那么富含强制性，或许还更不容易形成；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性交往、互相依赖和高技术急剧发展时代特别有效和重要的一大权势要素。在全球国际体系中，权势的不同要素之有效性的消涨，实际上构成了权势本身在性质上的一种变化，它同权势性质的其他变化结合起来，形成一幅“权势本身正无休止地被重新分配和重新界定”的图景。
全球化的影响是立体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刚教授和中央编译局的林德山研究员等人分别讨论了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影响。彭刚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指出，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出路，但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发达国家影响和制约。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要想谋求自己的经济发展，不得不同发达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结成联盟，并借助发达国家的力量来发展自己。这样就决定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南北关系的基本位置、基本关系。林德山指出，20世纪末掀起的全球化浪潮在继续以商品和资本侵蚀发展中国家工业的“民族基础”的同时，也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冲击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民族基础”，也改变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社会内容。它们必须加强竞争机制、改革传统福利制度，建立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流动性加强以及社会意识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下建立或维系新的政治认同，寻找国家政府职能在变动的社会结构中的新的定位。河北师范大学的刘仲民教授在“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发言中认为，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很值得研究。在全球化的历史演进中，民族主义并不完全是一种与之背道而驰的力量。因此，将其纳入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外国学者对全球化影响的研究更侧重具体领域、微观层面并辅之以案例分析。Henry Teune教授从“全球化发展与地域化新秩序”、“等级制与全球化政治经济中的地方标准”、“全球化体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全球化结构”、“全球化、分权与地方民主”、“经济发展对地方民主的影响”、“全球化与全球化的政治变革”等方面说明：全球化导致并伴随着权力扩散、领土的重构、定居方式的变迁，新国际区域的构建和区域控制权的竞争以及地区冲突的加剧。这既推动了全球性地方民主化的发展，又对区域稳定构成了挑战。但是，由全球化产生的共同价值又可能使得一个更复杂、地域上更模糊的分裂的世界变成一个经济上更繁荣的社会。香港中文大学教授M.C.Davis以全球化时代东亚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为案例，探讨了建构主义与发展问题。英国萨塞克斯大学R.Benewick教授则以中国的社区建设为案例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全球化对社区以及普通居民的不同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T.Biersteker教授关于“全球化与环境标准”的发言。他分析了自由贸易、国际投资、经济增长与农业现代化等与全球化直接相关的因素与环境及环境治理代价的关系，认为这些变量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环境治理代价的升高。让世界贸易组织为环境恶化负责是一种误导。全球环境的治理，一是各国民众起来促使本国政府解决本国内部的环境问题；二是达成全球性的环境协定；三是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世界环境组织以厉行环境标准。
三、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
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两个相互交织又相互区别的发展趋势。如何认识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一体化，是部分与会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教授着重分析了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的关系，他指出，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是同一个进程，也就是说，一体化更多的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欧元的启动对欧洲最大的影响是国家主权，边界在它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政治家们似乎更关注欧洲的共同防务问题。因此我倾向于把一体化界定为不同的政治经济实体结合成为一个单一实体的过程。区域化、区域一体化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亚太地区已经开始了区域化的进程，但还谈不上一体化。一体化最根本的特征一是成员之间的平等性，当然不是绝对平等；二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自愿性，也就是说，各个主体都有主动性；三是主权的让渡性。这里包含两个过程，一方面是超国家机制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成员国主权的逐步弱化。从这些角度看，一体化与联盟、与集团化和区域合作都有明显的区别。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一体化有两个前提：一是成员国利益的基本一致，二是利益总体保障大于各自为政时所获得的利益。也就是说，成员国用主权换得了更大的利益。如何认识国家主权问题？一些欧洲人认为，主权是导致国家间冲突的根源，有人甚至把主权看作是维护和平的主要敌人。欧洲一体化有两个经验，即制度化和一体化。因此，如果我们把欧洲看成是正在一体化的范例，那么世界上许多区域性组织恐怕并没有真正走上一体化的道路。
复旦大学的戴炳然教授认为，欧盟一体化阶段是一个深化、扩大的过程。“深化”的意思是，因为欧盟一体化在开始时是经济一体化层次上的加深，即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经济以货币联盟阶段。后来再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如环保、科技等。更进一步深化就是政治建设的一体化，标志就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司法与民政事务中的合作、成员国的增加。扩大的特点：“一是包含了近30个国家，二是各成员国国体之差异的巨大性，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其历史背景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冷战的结束以及东欧巨变。”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面临一个新的任务和目标——建立一个更强、更大的欧盟，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1.建立一个欧洲的安全及防务体制。欧洲的稳定与和平是新世纪欧洲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一历史任务落在了欧盟的肩上，从《马约》以后，又签署了《阿约》与《尼斯条约》，各条约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安全方面的问题。2.欧洲的内部关系调整。3.欧盟在经济方面的调整。欧盟今后的发展过程就是欧盟在政治上成长为欧洲关系政治作用者的一个过程。
英国杜伦大学的W.Callahan博士长期从事“文化中国”和“大中华”的研究。他对一体化理解恐怕并非那么严格。他认为，大中华的一体化程度相当高，已经具备了某种超国家的含义，尽管它既无一体化之名，又无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在他看来，大中华，它可能从一个国家——中国开始，然后超越这个国家。因此，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就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大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它是有国界的；大中华强调的是具有“根”有“缘”的人，它是开放的，没有边界的。这“人”就是“华人”，它包括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以及海外的其他华人。“大中华”是由这样的人形成一种网络性、全球性的人群体系。欧盟在布鲁塞尔有自己的总部，但是“大中华”却没有这样一个总部。没有总部，就没有国家间那种显性的因素，所以它是一种与欧盟不同的方式。他们没有法制性要求或法律制定的制度形式，所以其运行法则大致是市场逻辑，靠的是市场的推动。中国加入WTO以后，“大中华”是不是通过其他形式发展，比如说包括中国特点的地区主义，现在还不好断言，当然中国的一体化和欧盟一体化概念不是一样的。中国的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国家网络，它是通过在外界的华人建立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宽松式的模式。广义上讲，我们从经济、政治上定义“大中华”，能把香港、澳门、台湾在经济上统一起来，能把一切华人与中国、中国人联系起来。大家都确认大中华这个名分，从里面、外面不断地交往、流动，把一切华人团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围，实现真正的“大中华”，一个具有超越国家含义的“大中华”。
四、欧盟的改革与发展
欧盟的改革、欧元的启动、欧盟安全与共同防务是与会的欧洲问题专家谈论最多的话题，也是其他学者和学员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裘元伦研究员认为，欧洲不改革就没有前途，欧洲不改革也不能应对全球化。欧洲改革首先是要使欧盟的所有成员国都朝着欧盟所规定的以一个统一市场、统一货币为代表的共同目标迈进，并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规范方面的改革。同时，欧盟机构本身也要进行改革。欧洲要想在全世界取得更高地位，取决于欧洲有多大的意志和多大的能力。欧洲塑造全球秩序的观念有六点：1.它明确地向全世界推广它的社会模式；2.它的一元政治概念是与美国不同的，它比较支持地区合作和一体化；3.欧洲人比较重视建立全球管理的结构，这同它们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的地位是相联系的；4.欧洲人主张多边主义，比美国更尊重共同利益，更关注权利的分享和彼此的照应，更重视国际上共同认可的规则，更强调相互合作；5.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政策上，欧洲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明确地感到需要一种集体的绝对的安全，他们时刻处在一种易受伤害的心理状态之中；6.在欧洲人看来，在一个全球网络化的世界当中，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是很重要的，而美国人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拆联合国的台，他们并不希望有一些强大的国际机构。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E.Kirchener教授也阐述了“欧盟体制改革”。他认为，欧盟的体制改革最早是由菲塞尔提出的，他主张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要制定宪法，确保欧盟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进行全方面的统一，建立一个像德国上议院式的欧洲下议院，把欧盟建成一个超级国家。但这一提法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反对。不过可以预计，到2004年欧盟进行体制改革时，会有一些激进的、有趣的方案提出来，到2006年其中的一些方案可能会付诸实施。
南开大学的佟家栋教授还就“欧元的区域化与国际化”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欧元的国际化首先在于作为这种货币保障的经济基础如何。尽管一种货币币值的稳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该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要依赖于该货币被普遍接受的程度。欧盟在经历各国货币向单一货币的转化过程时，这种被接受程度难以度量，但是从它可能被接受的范围中可以大体看出欧元可能的国际化程度。欧元国际化的第一步应该是欧元的区域化，即为欧盟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它的国际化或者说能够获得国际上的普遍认可还需要一段时间。欧元的国际化只有这样理解才是有意义的：1.欧元将取代各成员国货币成为国际经济交往中使用的重要货币；2.欧元将是各国国际储备资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决定于该货币出台以后币值的稳定性和使用的普遍性、经常性；3.欧盟能否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走向开放，在经济全球化中吸纳更多的第三国的商品和劳务，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重要推动或影响因素。欧元的国际化仅限于它将成为国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的货币，它不会取代美元的地位，而只会改变一下国际经济交往中所使用的货币的结构。欧元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还需要经济的开放和第三国对欧盟经济依赖性的加强。
五、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
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是研究国际战略和安全问题的学者们最热衷的内容。会议提供的发言和讨论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他们在E.Kirchener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林甦教授的组织下，利用会议间隙开展了多次讨论，就欧洲安全机制与北约的关系、欧洲安全与中、美、俄战略关系等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这里引用的仅仅是大会发言中关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部分观点。
德国Martin-Luther大学的 Reinhard wolf教授指出，近几年来欧洲共同防务与安全政策已经成为欧洲一体化领域的主题。自从1998年底以来，欧盟成员国开始一个历史性步伐以期建立适当体系去决定这些事情。自从20世纪50年代欧洲防务共同体(EAC)失败，西欧国家便积极地推进创建一支共同军队去确保它们在世界军事行动中的能力。然而，有两大因素制约了欧洲的抱负，一是欧盟装备现代军队和保障军队供给的有限的科技和财政能力；二是成员国共同安全协调性缺乏仍然存在，这严重地制约着获得超过北约组织(NATO)的合约性的权利。因此，他认为只有美国才能创造真正的欧洲防务协调。欧洲的军队下级性和预算，在相当长时间内迫使欧盟继续依赖于美国的支持。同时，欧洲领导人尽管越来越对美国领导人忿忿不平，然而他们仍将在许多重大事务中与美国保持同步，诸如在波斯尼亚和南斯拉夫进行空中打击等。因此，尽管欧洲一直强调独立，但只要美国继续愿意与欧盟保持合作，那么欧盟军队也只可作一个下级合作伙伴。
英国肯特大学的John Groom教授认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问题对于英国和欧盟都很重要。丘吉尔曾经对美国、欧洲大陆、英联邦进行过这样三个层次的划分：美国是第一个优先者，然后是大英帝国，最后是欧洲；现在改变为欧洲是第一个重要因素，其次是美国，再其次是英联邦。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面临着选择：是衰败下去成为一个次要的国家，还是发展与美国或者与其他英联邦国家的特殊关系。最后它作出了选择，与欧洲、美国联合起来。至于采取什么形式，英国一直是犹豫不决的。在欧洲国家里面有两个国家有全方位的军事力量，一个是法国，一个是英国。但是，怎样来维护它们的军事资源、怎样来维护它们的军事力量，关系到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安全前景。这里有两个模式：一是回到欧洲共同防务这样一个体系去，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的；另一个就是采取分工合作的模式，如英国在海军方面，德国在陆军方面，法国在空中力量方面形成一个综合体系。在法国和英国，他们之间搞了许多军事上的合作，包括航空母舰等。英国要当一个欧美之间的桥梁的话，可能有好的地方但也有很不利的地方，因为欧洲人可能对英国人不太信任；另外，欧洲人的反美情绪很厉害，美国不愿看到令人难堪的事情。这样英国很难架起这个桥梁。英国约克大学的E.Mahant教授等一些中外学者则认为，美国向来对欧洲一体化持积极的态度并仍然有意愿和能力影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六、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燕山大学的吴勇教授批判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力量对比现和世界格局观，指出全球性相互依赖关系和沟通协商机制的加强，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和世界格局，使我们必须重新反思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范式。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强调“硬实力”而忽视“软实力”；强调国家间硬实力的总体抗衡而不是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中在具体问题领域的力量运用：着眼于可以计量的“实际存在”，而不是相互交往中可以发挥作用的种种力量，特别是那些能实际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难以计量的权力资源，如广义的文化、制度等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正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化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着眼于主体内部的统一性及其利益的单一性，而不是主体内部的复杂性和利益的多样性；着眼于从一个单一的角度分析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间的战略关系，而不是对这些关系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立体分析。依据这种方法得出的关于世界格局的看法和基于此而形成的国际战略，难免主观和武断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当今的世界格局，人们大多都同意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其他显著的世界力量要么是“一强”，要么是“一元”，要么只是“潜在的一极”。也就是说，“多极世界”还没有到来。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一种美国霸权。其基础是：它全面而超群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它与其它发达国家之间相当牢固的联盟关系以及它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优越地位。相应地，当今世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霸权，那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集体霸权。其基础是：它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矛盾性小于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巩固和彼此间种种冲突的解决往往都可以通过相应制度性安排来实现；在重大问题上，它们经常可以协调立场并采取联合行动。当然，这个“集体”并不是亲密无间的，其内部也有不满，有冲突。但是，从这个“集体”形成至今的历史一再表明：它们内部的不满是以认同为前提的；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以合作为基础的。至于现在人们感觉或认识到的世界潮流，如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多极化在多大程度上能消解（甚或加强）这一集体，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但在逻辑上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美国只要能维持其在“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就不会以“独霸”来取代“合霸”；其他成员只要能够保持霸权集体的成员资格，就不会轻易放弃对美国的追随。作为一个在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拥有广泛影响的大国——中国，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中应该有一个综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兼顾内外的、比较平衡的国家安全观，应该对目前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重新分类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美国Colgate大学的郝雨凡(Yufan Hao)教授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指出：中美关系是中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但是，现在国内流行着的两种观点是不利于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一种观点是盲目乐观，另一种观点则是盲目悲观。盲目乐观派对“坏”的判断仅限于两国关系破灭和中美战争。乐观派体现的是一种大国心态，这是五千年的辉煌给我们的。我们中国人不同于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我们有一种大国心态。这种心态有时会使我们高估自己，看不到差距，有时不能知己知彼。悲观派反映的是落后心态，他们把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信息、经济、管理等看得过高，总以为中国落后。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事情是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持有这种心态是不利于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交往时获得公正待遇的。要知道，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有可能缩小，不是一成不变的。彭刚教授也认为，世界已经由“两极”变为一个由美国起决定作用的“单极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处理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当然，中国如何看待自己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很重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不是合作而是竞争。我们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互补大于竞争，而同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则是竞争大于合作。
裘元伦、戴炳然、伍贻康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冯仲平教授等资深中国学者都认为，欧洲在未来世界的地位非常重要，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裘元伦教授关于欧洲对中国的意义的观点极具代表性。裘元伦认为：1.欧洲、欧盟的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地位的提高，就意味着给中国、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比较平衡的世界格局，这一点对中国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很重要的；2.欧盟作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将来也会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力量，它使中国和世界在谋求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3.欧洲人提出的社会模式也使中国和世界在考虑社会转型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4.欧洲塑造全球秩序，也给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思路；5.欧洲的强大、欧洲的发展会带给中欧双方很多实实在在的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重大利益。冯仲平教授分析的角度有所不同，但结论却是相同的。他指出，欧盟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叫做“质增长”发展模式，其参与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能力越来越大；欧盟经济的发展、货币联盟的启动、欧盟的政府机构的逐步形成，都表明它是一种与美国经济相对应的力量，对国际经济具有稳定作用；在国际政治中，欧盟正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独特力量：欧盟传统的对世界施加影响的方式，在国际政治事务中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欧盟各个成员国对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视，其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都将进一步提高欧盟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并增大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立性；通过强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加大对热点问题的介入程度，欧盟的影响正在由欧洲向全球范围扩展；欧盟独特的欧洲联合文化，正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其影响力非同小可。基于此，中国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山东大学的郇庆治教授通过对中欧关系发展的历史考察总结出影响中欧关系的四个基本要素：即中欧对不同国际环境下共同利益的认识与观望，中国对欧洲战略关系方向的调整，中国对欧洲共同体态度的变化和欧洲对华政策的调整。这一见解，对于如何发展中欧合作是有实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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