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东南区域平原与山区经济研究序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序论论文,经济研究论文,明清论文,平原论文,山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②，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③，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④。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⑤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三
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在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条件下，中华各族以至同一民族内的不同居民群体，发展出千姿百态的、富有民族或地域特征的地方文化。以农业文化为主要导向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完全排斥诸如游牧文化、海洋文化的小传统，而具有弹性力。在传统社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间以至区域内部的不平衡，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之一。大一统与地方隔绝并存，发展与停滞同在，这是困扰中国社会进步的老问题，也是传统遗留给当代中国人，需要正确面对的基本国情之一。
明清时代，堪称中国“发达地区”，亦即商品化程度最高的东南地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不同的民族居住区之间（在区域内存在畲族等民族地区），也体现在汉族因移民时间、背景等不同而形成的各个方言区之间；不仅受到各自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受到各自行政区的经济政策导向以及地理环境条件、中外经济交往等等因素的影响。要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有赖于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作出科学的综合。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试图提出如下几种解释的模式：
一、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体制下，山区与平原地区走着不同的发展经济的道路；
二、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体制下，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推拉。
这两个模式，都需要许多专题的实证性研究加以支持，才能最终探明其中的奥秘。因此，需要长期、持续的学术研究积累。
本期发表的这组论文，选择东南经济大区内沿海平原与内陆山区两种地理环境类型，试作经济发展异同的初步探讨。这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经济是明清东南区经济的主体，要讨论社会经济变迁，特别是商品化的进程，就不能迴避沿海平原地区与内陆山区的实况，就不能不认识两者是如何形成互动的板块的。商品化的进程，说到底，是市场的发育过程，取决于当地依赖于自给自足型传统农业的程度，在当时也未必完全出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和资源、人口、交通等在在有关。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当然不是近代市场经济，但直到今天，也在相当范围、相当程度上仍然发挥作用，如何将他们改造、提高，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还是现实需要解决的课题。
但是，在一九八七年开始进入具体研究时，我们深深感到力有未逮。前辈学者虽然对明清东南地区经济作过许多研究，但对沿海平原与内陆山区的区域性经济研究，只限于若干区域，取得成果的份量和水平悬殊很大，而且留下许多空白，无法直接取来作比较之用。而要填补空白，并提升到现有如江南区等的研究水准，非费十余年之功莫能有成。甚至于东南区内究竟由那些小区域整合而成，也还没有人具体认真地分析过。而且，参加本项研究的主力，是历届的博士生，由于他们受学习时间的限制，不可能投入大量的心力，构筑巨大的工程。因此，我们的目标，只限于对区内若干有一定代表性的地域，进行试探。而在试探中，也只集中深入于某一个专题，而不求全面的总结。我们把这作为一种学习的过程，当然也希望有一得之见，可供今后深入研究的参考。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们设计了如下的子题目：
江南地区，是历来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成果丰富，南京大学历史系、洪焕椿教授、傅衣凌教授、美国黄宗智教授和本校毕业的李伯重博士等都有专著出版，作为该地区的山区的徽州，也是论述如林，叶显恩教授亦有专著。因此，我们仅以徽州山区与太湖平原作点的比较。
浙江地区，除杭嘉湖外，总体的研究较少，我们选取钱塘江流域的山区与沿海平原，作产业结构的比较。
福建地区，我们选取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含广东的韩江）流域，和台湾北部的台北、基隆地区，分析其山区经济与平原经济。
在上述子题目内，我们的侧重点在于传统农业或山区与沿海平原的经济联系，很少或没有涉及到东南区内各个板块之间，以及与外区、国外市场的经济关系。这是上面这些子题目，也远未把所有的山区或沿海平原纳入到研究的视野之内。尽管我们注意到运用计量分析的重要性，但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仅在江南、台湾做了一些试探。因此，这只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而已。这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实证性的考察，而没有就理论模式展开讨论。当然，在实证研究中，不可能没有理论指导，没有自由的独立思考。由于参加者的学术素养和水平不同，所费工力不等，看法也有不尽一致之处，这些成果的得失，都有待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四
通过初步的考察，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明清时代东南区域内的山区与沿海平原，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传统，展现不同的社会经济风貌。区位不同的山区或沿海平原，都显现了同类型经济的共性，受到环境、资源、交通、劳力组合的限制，发展出不同的经济模式。同时，山区与沿海平原的经济联系，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两大板块的结合关系，而是一组组山区与沿海平原结合的多坂块关系。山区与山区之间，沿海平原与沿海平原之间，虽然环境条件相近、运作模式相近，但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反而较低。因而，对待山区经济与沿海平原经济，不能简单地套用山区经济是落后的、沿海平原经济是进步的逻辑推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被一贯看成“落后”、“保守”的山区，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在某一特定时期比“先进”的沿海平原老农业区还要高；山区的“外向型”工商经济也不比沿海逊色，山区商人（著者如徽州商人、闽粤客家商人、浙江龙游商人等）的经商意识和本领，甚至比沿海平原商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可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其中关键的一环，是受到山区与平原频繁经济联系的哺育，也就是受山海经济结合起来的纽带──传统市场经济的哺育。明清时代东南地区的传统市场经济，有星罗棋布的初级市场──乡村墟市，中级市场──城镇，也有若干区域中心市场──府城、省城，并通水陆商路，与国内其他市场以至海外市场联网。我们不能因为它们还不是资本主义市场，而否定它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和具有某此“自由商人”性格的沿海“海寇商人”相类似，山区也有“山寇商人”，流离在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之外，从事半盗半商的活动。只是由于种种的原因，这一发展的机遇被扼杀了，传统市场经济最终只是以传统农业占主导的自给型经济的补充，山区经济因之出现大倒退，回归到落后的状态。山区经济的衰落也制约了与此关联的沿海平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经济涨落的周期性循环。
本组论文虽然不是以剖析这一问题为宗旨，但透过山海经济异同与互动关系的阐述，可以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的余地。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有必要把山海经济的互动关系的传统吸收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之中，沿海带动山区，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法宝之一，并不会牺牲沿海的发展势头；山区也不必自认落后，历史的传统可以振兴。从这一意义上，它些许可以起到借鉴的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是傅衣凌教授逝世前和我商定的，并列入国家教育委员会博士点研究项目。各篇论文继续写成于八、九十年代之交。虽然我们的研究目标已经转移到解释第二种模式上，也因而产生一些新的认识，但把它作为一次学术积累，保存下来，这对于学科建设，也许还是有意义的。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9页。
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③最新的阐述，见黄松英：《略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内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④在国内一些年青学者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这一动向，但尚未见有新模式的正式提出。在国外，值得注意的是黄宗智教授的研究，他在考察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以“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来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见《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⑤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