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话语视角看19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视角论文,话语论文,人文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42(2012)02—0005—05
一、权力话语理论
福柯是20世纪影响人类思想进程的重要人物之一，被称为“反权威的权威”。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处于异端和边缘的东西的话语分析。在他看来，权力、知识和话语是分析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权力是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医院、学校、工厂和监狱都是权力相关的场所。这种权力不是像愚蠢的暴君那样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是不断地通过灌输某种符码使得公民头脑中建立起一种顺从和功利的观念，并用于生活和实践。这种符码就是经过归纳、总结和提炼后形成的知识。换句话说，权力制造知识，知识和权力是相互促进的。知识给人以权力，没有知识的传播和相应的知识领域的建构，权力就无法发挥作用，新型知识的形成与积累，使得统治的结构合法，从而扩大和放大了权力效应。与此同时，权力能够促进或者阻碍知识的传播，一方面，随着权力的增长，知识也取得进展。权力的施展使得知识有了新的认识对象、认识方法和认识模式；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统治的权威，权力限制知识、压抑知识，对知识进行筛选、分级和权力运作。
权力和知识都通过话语发生作用，话语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力是以知识为支撑的，知识使权力强加的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合法化，权力使知识体系化，并尽可能严密地划分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使知识成为社会主流话语。根据权力话语理论，随着欧洲在世界推行的殖民主义活动的扩展，一些社会精英试图把欧洲的发展模式以某种经验确证的方式——一种系统化、世俗化、学科化、专业化的知识体系的方式确定下来，就这样，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了，它的主题和内容至少部分地为权力机制所建构。
二、人类学的构建
19世纪以来，西欧出现了一股建构社会科学的热潮，众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名称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这些名称主要有五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1]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正在最后确立它在世界的主宰地位。这引出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欧洲能够战胜所有的对手。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使得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科学进化学说盛极一时。1871年，达尔文进一步提出西欧通过自然选择站在了文明的顶峰，进化论以大量的实验和理论验证的方法立脚，以生物进化的方式探讨人类的进步，又由于西方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而得到巩固，这种思想为欧洲在世界的扩张提供了社会科学依据。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学诞生了。以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把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进化的顶点，以其作为衡量的尺度，初步确立了人类学的研究原则、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为以后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方向性的作用。
从研究原则来看，古典进化论派以划分生物种群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的文化，认为人类的起源是一样的，文化发展是单一的，各族文化都循同一路线向前进化，他们注重的是文化形态发展的阶段性变迁，而不是某一文化形态自身的发展。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了两大原则，“一方面，在文明中有如此广泛的共同性，使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拿一些相同的原因来解释相同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化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2](P1)在摩尔根看来，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人类的大脑大致相同，人类经验遵循的途径大体一致，人类的需要基本相同，同样的需要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规律，各个地方的制度发展相似，每个民族经历同样的文化发展过程。
从研究方法来看，古典进化论派借鉴了比较法，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各地的文化、人类的本质和生活环境都存在着广泛的相似性。泰勒甚至认为时间与空间都不会影响比较的结果，“把蒙昧部落同文明部落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文化落后社会的生活怎样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比较进步民族的生活，而各种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即使有所不同，其区别也难以看出，有时甚至完全一样。”[2](P4)在泰勒看来，只要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比较，并与人类史前社会的部落文化加以对照，就能了解古代人生活的基本状态。这种比较是把欧洲放在社会序列的顶端，以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程度，所谓的“科学知识”和“复杂结构”为标准通过逆推的方式实现的，“文化实际上存在于不同发展等级的人群之中，这就使得我们能够选取特定的例子作比较和评价。欧洲和美洲是拥有高度文化的世界，它们位于社会序列的一端，而蒙昧部落则在另一端，并按文化程度把其余的人群分配在这一范围之间。”[2](P18)摩尔根同样以类比的方法确定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标志，推断出人类从中级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其中希腊和罗马被认为是古代文明结束的标志，“从澳大利亚人和波利西亚人开始，继之以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而终止于希腊人和罗马人”。[3](P15)
从研究内容的结构体系来看，泰勒和摩尔根都致力于探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以优越的西方文化自居，他们以西方文明的标准——工业发展程度的高低、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复杂性等将过去和现在的部落及民族进行分类。泰勒指出物质技术和人类智力的发展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根据这个标准，不同社会的文化在蒙昧——野蛮——文明的标尺上有着不同的位置。摩尔根根据物质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将人类划分为7个阶段，低级蒙昧社会、中级蒙昧社会、高级蒙昧社会、低级野蛮社会、中级野蛮社会、高级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并从生活资料、政治制度、家族观念和财产观念等方面论述了人类从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步途径。就生活资料而言，从天然食物、鱼类食物、淀粉食物、肉类和乳类食物最终过渡到田野作业；就政治观念而言，他分析了氏族制度的本质，论述从氏族、胞族和部落为标志的原始社会制度到以地域和财产为标志的近代国家制度的发展过程；就家族观念而言，他从亲属称谓入手，说明了从血缘家庭、伙婚制家庭、偶婚制家庭、父权制家庭到专偶制家庭的过渡发展；就财产观念而言，他论述了社会分工、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相继发生及其不断发展。在一系列考察之后，他得出了结论，“严格地说，只有闪族和雅利安族这两支是未假外力独立地达到文明社会的，雅利安人代表了人类进步的主流，因为它产生了人类的最高类型，因为它通过逐渐地控制地球而证明了它内在的优越性。”[3](P557)
以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把研究原则建立在欧洲优越的基础上，即欧洲已经经历了其他民族的所有阶段，继而进入文明的最高阶段，“他们假定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与欧洲史前原人的状况大致相仿。……于是他们大胆地主张：此等文化，实代表了欧洲当代社会所已经过的种种阶段。”[4]在古典进化论派极力证明西方文化位于文化发展序列的高端，而非西方文化处于文化发展序列低端的时候，其关于文化发展序列的时间意义的考察，也就为西方和非西方存在的差异性提供了正当理由，其所追求的人类生活的普遍改善实际上就是循着欧洲社会的发展轨迹前进。而对于被殖民者，由于缺乏生产、分配和评价知识的权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命运操纵在别人的手里，被迫维护这种理论的正当性和欧洲文化统治的合法性。
三、社会学的构建
19世纪中叶到末期是社会学的初创时期，孔德在1842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正式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并建立了社会学的框架。孔德认为社会学包括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前者以社会进步为研究对象，后者以社会秩序为研究对象。在孔德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并且必然经历一系列有秩序、不可避免的阶段，最终以欧洲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孔德坚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像生物一样是个连续进化的过程，任何社会都处于社会进化的“链条”中，目前状态是先前演变的必然结果，遵循着像生物进化一样的规律。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定要沿着特定的阶段前进，所有民族都必然沿着同一轨道向前。欧洲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将技术成就归因于欧洲优越的环境、文化和政治结构似乎顺理成章，在这个过程中，主宰世界的欧洲将权力与知识巧妙地组合起来，生产出了一种让被殖民者所接受的“真理”性的论述，使得人们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将欧洲的价值观与真理相对应。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5]“研究印度和中国就是浪费时间，因为它们对世界发展进程没有任何帮助”。[6]
孔德通过综合运用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提出人类文明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的神学阶段，也称军事时期，该阶段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赤裸裸的，社会以征服为唯一永恒的目的。在这个阶段，神学体系虽然在埃及、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国取得了胜利，然而只有在希腊才出现了真正发展迹象，“从这时起科学的进步开始了，希腊作为代表是因为它发展出科学进步的制度性基础”。[7]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属于过渡阶段，约从苏格拉底到中世纪末期。在这个阶段，抽象理念被用来解释一切，以获得关于事物的本质的绝对知识，权力和知识的争夺主要表现为宗教和科学的发展，宗教先是推动了科学发展，继而对科学的发展形成压制，后来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破坏了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基础，最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第三阶段是以经济观察为基础的实证阶段，也称工业时期，其中一切现象均由科学原则和定律来解释。孔德认为现代实证观念的系统发展基本上源于由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开创的伟大的天文学革新，人类控制自然，科学思想成为技术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基础。
在实证阶段，科学先是处于自发发展的状态，在伽利略、笛卡儿和培根等科学家的努力下，科学在16和17世纪发展很快，后来科学发展进一步专业化。与科学发展相对应的是工业逐渐占据了优势，一切社会关系逐渐在工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物质文化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安定愉快，社会公正人道，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是最适合人类本性的形态，在那里，一切繁荣社会的手段都符合人自己最完善的发展和得到最直接的享用。”[8]显然，在孔德看来，实证哲学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依据实证哲学来建设的社会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实际上只有欧洲到达了这个阶段，其他地方只能接受欧洲的帮助或者以欧洲为标准进行发展。他认为自查理曼以来，从受古罗马同化之日起便形成了强大的西方共和国，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国和他们的天然附属国，民族差异和宗教分歧也没有阻止这个共和国共同的智慧和社会发展，这个西方共和国最早进入实证阶段，为其他地方的发展提供了榜样，“最后的改革日后必然会以一定的渐进方式在联合的西方的明智帮助下，扩展到人类的其他地方。”[9](P81)孔德指出“我们精神发展的整体，尤其是西欧自笛卡儿和培根以来所完成的伟大运动，今后只能经过许多必要的酝酿，最后形成人类理性的真正正常状态，此外别无其他出路。”[9](P35)显然，在他看来，欧洲文明是最合理的，是人类的未来。
斯宾塞同样用生物学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认为社会是与生物体一样的有机体，并把生物学的规律搬到社会中来解释社会现象，但他不像孔德那样把社会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看作同质的，而是把生物进化称为“有机进化”，人类社会进化称为“超有机进化”。他把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进行比较，把社会的生产系统比作生物的营养系统，社会的商业等营运系统比作生物的分配系统，社会的管理系统比作生物的调节系统，所不同的是，超有机体强调社会各成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合作，相互依赖，通过合作达到社会均衡。
斯宾塞大量地把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论用于人类社会的进化，他认为一个适应其生存环境的民族胜过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民族，不能适应环境的民族的生存很危险，所以，一个种族就要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或认识，改变自然的倾向或习性来适应外部环境，换言之，欧洲是最适应环境的优越种族，非欧洲国家要改变自己的信仰和观念来适应环境。他指出，宇宙万物，从天体到人类社会，从宗教到科学，从道德到法制等都遵循普遍进化法则，包括聚集、分化和确定三个特性，进化的顶点是消解前的均衡，进化的最终目的是确定一个达到“完全的社会均衡”的社会。根据这一原理，他认为人类文明是从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进化，前者是原始的、非文明的社会形式，依赖于对外征战和对内强权，后者是文明的和继续向文明前进的社会形式，主要依赖于契约关系和自由交往。
可以看出，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对关于社会的知识作为一门科学的呼声作出了回应，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看作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然而他们把个别特性普遍化、局部因素扩大化，根据西欧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征“规范”，去套多样化的人类诸文明的发展历程，不仅为欧洲征服世界提供了正当的理论支撑，而且影响了后来社会学的发展，他们提出的从低级向高级的过渡的社会理论体系，即从神学的军事时代到实证的工业时期和从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理论，为后来马克斯·韦伯和帕森斯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进化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四、其他学科的构建
除人类学、社会学以外，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也在这个世纪诞生了。近代史学之父兰克试图以客观公正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历史，如实说明实际发生的事件，而不是迎合统治者或者民众的口味。一方面他强调历史遗迹、文献证据和考证史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通过对文化的情境“移情”去利用档案文献，这使得历史学家更多的支持民族或者国家的存在，当他把研究成果传给公众的时候，同时也塑造了公众的历史意识，强化了他们的历史认同感。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自由放任是最优越和最符合自然的，他把世界不同地方发展的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差异，提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他认为亚洲与欧洲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亚洲国家以农业为主，君主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租税，中国限制对外贸易使得中国人没有机会学习外国的技术和产业，印度、埃及等国的政策也有利于农业，妨碍了人民进行对外贸易，欧洲各国以商业为主，促进制造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而增长了国民财富。[10]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不全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而是国家权力、文化权力、学术权力等各种权力竞夺与妥协、控制与反控制的结果，是一种知识与权力互相建构的过程。达尔文进化论首次勾画出了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图式，创立了自然选择理论，这种理论在权力的推动下被生搬硬套地引入社会领域，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成为“科学”准则，盛行一时。比较、归纳研究方法在19世纪被大范围的采用，以欧洲为基准的标准被标榜为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无论是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还是社会学的知识生产，生产者的身份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生产者的立场、环境和文化传统都使他潜意识中认可自我优越的地位，以确保其在国内或者国外的确定利益。古典人类学的研究原则和内容体系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倾向，社会学断言欧洲所处的阶段是人类最后的归宿，经济学强调自由主义思想的优越性，这是因为“有一个决定性的、而且确乎是生存性的问题在压迫着我们，那就是西方人及其文化生命的前景与可能性的问题。[11]
西方的代言人建构的这种知识体系在强化西方统治的同时也排斥了非西方的发展。他们通过把种族、民族和历史三项要素以不同的方式重组在不同的学科中建构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其所强调的符合每个国家和个人利益的“真理”和“科学”事实上不过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认知世界所建构的“知识领域”而已。这种知识先天排斥他者的合法性实际上是西方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合法性，不同于以前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者选择一些最有效的知识类型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赋予其统治欲望以切实的可行性，并试图采取一些措施阻止不利于其合法统治的知识进入教育领域。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除了具有支持统治权的权力倾向外，还有一种消解认识、重配权力的功能。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后殖民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所在。正是在与西方的权力竞夺中，在统治与反统治、规范与反规范的过程中，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独立性。然而，如何消除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消极影响，在知识演进和真理追求之间、在知识生产和人类进步之间，建立更加和谐的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合理的社会变革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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