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内涵论文,思想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4-0028-06
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曾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形态和宗法制文化的背景之下，其生存方式给文学创作带来极大影响。尽管确有一些妇女在文学创作中发出过自己的人生之怨、不平之鸣，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女性的情感愿望，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妇女丧失了人格上的独立，困守于家庭和儒教，其创作在题材、主题、艺术手法乃至文学体裁的运用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就其实质而言，古代妇女文学只能是作为男性文学创作的附庸而存在。迎着20世纪的曙光，真正意义上的、富于人之主体意识的中国女性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人的自觉与女性的自觉相互碰撞、相互融汇的基本态势下成长。它改变了古代妇女文学附属于父权文化、缺乏女性主体意识、审美情趣单调的狭隘格局，在为时代和社会进步讴歌的同时，以敏锐的生活洞察力和丰富的艺术感觉，展示女性经验，表现女性尊严，体现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多元的艺术审美追求，为整个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及其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一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际遇中发生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近百年的历程异常艰难，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革空前剧烈。也正是这血与火的锻造、磨砺，促使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奋发，为自由解放而斗争。从世纪初开始，追求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作家怀着理性和良知，面对民族危亡、国家战乱和民众苦难，努力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同人民事业联系起来。他们的创作密切关注社会风云，贴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种倾向客观上构成百年来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以文学的形式描绘社会生活，反映群体情绪、个人情感，体现一定的思想倾向和审美价值判断，成为包括女作家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自觉追求。中国女性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同时代和社会运动结下不解之缘，甚至长期从属于民主的、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一特点既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也给它带来某些局限。而从另一角度看，女性文学创作本身即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将女性文学发展置于这一总体格局中加以考察可以看到，百年女性文学创作所经历并仍在继续经历着的，从根本上说，同样是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在这之中，传统主题意蕴向现代思想内涵的转换占有重要位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尤为鲜明地标示着20世纪女性文学较之旧时代妇女创作所发生的质变。
传统妇女文学的作者，大致由女皇后妃、女官宫娥、名媛闺秀、娼妓婢妾等阶层的女性构成，其作品所包容的生活空间、思维空间以及心理空间一般来说比较狭隘。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创作所表现的，主要是妇女在宫墙、闺阁、庭院等狭小圈子之内的个人情感，如离别之恨、遭弃之怨、寡居之悲、相思之情，以及风花雪月引发的种种思绪等。宇宙在女人心中变得狭小，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所可能具有的丰富的生活体验、深广的生命意识被扼杀，代之以与身边生活直接相关的个人情感，文学主题显示出很强的私人性与封闭性。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社会变革中兴起，在扬弃妇女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发展的。以世纪初民主革命豪杰、女诗人秋瑾的创作为开端，女性文学活动发生深刻变化。秋瑾的人生虽然短暂，其创作在形式上和语言上与新文学也还有明显距离，但她将女性人格意识的觉醒注入作品，以崭新的思想内涵显示出时代风云对中国知识女性精神素质、情感结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文学女性的多情善感从此开始包蕴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阔远的人生境界，其创作指向不再囿于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而是同时辐射到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开始趋向博大、深邃。秋瑾的文学实践，为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思想品格的重建以及传统妇女文学向现代女性文学的转换竖起了界石。在她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女作家及其后继者追随时代，通过自己的文学实绩，进一步拓展了女性文学的创作空间，其表现领域在内宇宙和外宇宙两方面均得到不断扩大和深入开掘。这种进展与20世纪整个文学事业的进程是同一步伐的。
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为人所公认的事实是，很多时候恰恰是女作家的创作率先引导了某一阶段文学潮流的转换或更新。例如现代文学30年间，“五四”时期冰心创作的“问题小说”，30年代初期丁玲告别左翼文坛“革命加恋爱”模式的短篇《水》，以及淞沪战争爆发后葛琴反映中华民族抗战心声的小说《总退却》等，无不领风气之先；又如新时期初年，舒婷为“人”的生命和女性价值讴歌的朦胧诗，刘真、茹志鹃的“反思小说”，80年代中叶刘索拉、残雪等充满现代意识的“先锋文学”，以及稍后方方、池莉等表现平民日常生活、心理情绪的“新写实”小说，再到90年代陈染、林白侧重女性生命体验的创作等。尽管这些创作基于复杂的时代、社会和个人因素，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与缺憾，但只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就不能不承认女性创作者在文学的思想内涵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开拓精神、所取得的建设性成就。
总之，在近百年间的文学发展进程中，尽管女性创作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存在而并未构成相对独立的文学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缺乏自己的传统和创造。应当看到，就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而言，它绝不仅仅是文坛边缘的一种存在和点缀，而是直接地、富于创造性地参与了20世纪各个时期中国文学现代精神的熔铸和锤炼。
二
对于认识和把握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品格来说，如果仅仅看到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同体、它的文学精神与时代共生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女性文学之所以有理由作为考察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角度存在，与体现在作品内涵中的性别因素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
一个显而易见的文学事实是，百年间的女性创作始终涌动着中国女性追索光明、争取解放的心潮。追索光明、争取解放，于此绝非虚饰之语，在女性创作者的具体文学活动中，它切实意味着为民族独立、国家昌盛而激切呐喊，为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社会解放而热烈呼唤；同时，也回荡着为人之个性的解放、为女性冲破身心牢笼、求取彻底解放而发出的深挚吁求。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创作中，基于主客观原因，女作家们往往各有倚重或倾斜，具体表现形态更是姿态万千。
就女性文学的实践来说，作品的思想内涵无疑来源于客观现实与女作家主观世界的双向交流，二者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变动性决定了作品内涵的无限多样与变化；但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有代表性作品，个性之外又有共性，于是在一定意义上形成某些主题模式。这些模式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补充，同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此着眼于女性主体与内外部世界的关系，就与女性文学思想品格密切相关的几方面主题略加分析。
首先，在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以“女性与社会”、“女性与革命”为内涵的社会性主题的涌现值得珍视，它在女性文学史乃至妇女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因为，此类创作是现代知识女性作为社会的人、以文学的方式投身社会历史进程的生动体现。与旧时代妇女创作基本局限于私人生活、私人情感不同，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延伸，支撑起这一片天地的是现实生活中传统女性角色向现代女性角色的转换。其间，“女性与社会”主题富于人道主义色彩，“女性与革命”主题则政治意味浓郁。而不管是在启蒙文学、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题中，还是在新时期直至20世纪末的创作中，“妇女解放”这一命题始终为各个时期女作者所共同关注，尽管她们所采取的方式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以秋瑾为开端，许多现代女作家先后投身社会革命。在她们看来，妇女解放有赖于社会的、民族的解放。这种认识促其在创作中更多的是将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加以表现。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女作家在社会变革问题上态度比较平和，抑或试图通过改良的方式来实现男女平等，然而她们的创作中同样蕴含着对妇女现实境遇的深刻不满。这些政治立场不同和思想倾向相异的现代女作家所发出的呼吁或激进或温婉，但都出自争取妇女解放的自觉。此外，以女性的爱心、女性的眼光刻写民生民俗，反映日常生活，表现大众生存状态，也是此类创作时选取的角度之一。女作家基于人之主体精神的时代责任感、社会使命感以及人生忧患意识，从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相比之下，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主题显得更为引人瞩目。这类创作主要关注的是女性在现代社会里基于性别角色所进行的社会实践、精神实践以及其间的身心体验。它的诞生与“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时代主题、文学主题密切相连。在“五四”女作家个性解放的呼唤中，萌生了女性主题的幼芽，它新鲜稚嫩充满活力。然而，随着时代形势的急遽变化，这一主题未待很好地发育便很快被多数创作者所悬置乃至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强烈政治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创作。此种状况延续数十载，直至新时期到来后才逐步改观。80年代前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女性主题意蕴出现了种种与“五四”时期女性创作的相近之处。其中，批判封建传统和“左”的政治思潮对女性的压迫、扭曲和异化，寻求女性自我价值，可谓强音。然而，这显然并非女性文学“最后的停泊地”。人们很快意识到，此类创作实际上更多的依然是出自于社会视角，这是不能够令富于创造力的女作家们满足的。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在时代的变迁中，年轻一代女作家的性别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更强烈地追求女性精神的自由和女性生命的舒展，部分创作开始更多地向女性人生倾斜，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与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其中一些作品自觉地选择了向男性中心文化挑战的姿态，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女性意识、女性情感。这类创作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引发了种种争议。
应当说，女性主题是特别能够显示女性文学特色与价值的部分，其无可替代性不仅在于它拥有女性观察生活、表现自身所特有的视点、角度以及鲜活生动的感受和体验，更为本质的是它源于女性生命本体、无形中打上性别烙印的世界观、人生观。实事求是地说，女性主题绝非仅限于展露和宣泄在父系文化圈中女性所承受的性别压抑——包括生存压抑、心理压抑、性爱压抑、情感压抑等，而是同时显示了女性在认识自我、理解社会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其中蕴含的女性自审意识和批判精神尤具现代意味。此类作品生动记录了时代女性的精神成长，此前极少呈露在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思维方式、女性生存本相、女性情感特征、女性生命感受和女性审美情趣等，往往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表现。当然，在历史发展现阶段仍处于男性中心文化特定语境的情况下，这种表现既有可能托起女性精神的“飞翔”，又可能导致女性生命的“坠落”。其间蕴含着女性文学新的生机，也有着女性创作可能蹈入的陷阱。这一处境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带有“宿命”意味的，因为女性解放的程度任何时候都势必受制于历史发展的水平，同步于“人”的解放的程度。尽管在具体的女性创作中，作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策略选择，但从总体格局上看，女性文学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几乎是无可避免地要面临这样一种植根于历史文化的悖论。它制造着女性主题发展的困境，也焕发和激励着女性文学实践者的创造力和勇气。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各种现代思潮纷纷涌进并发生影响的大环境中，在世界文学潮流融汇渗透的文坛背景下，女性文学主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具有现代意味的拓展，这一点在上述社会性主题和女性主题的创作中都有鲜明的反映，而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女性文学中富于哲学意味的创作。此类作品同样有着生动的外观，但在主题意蕴上不胶滞于具体题材、个别事实，而是融入了女作家对超越现实、超越本体的哲学意义上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例如关于人之本质力量的探究；关于生命意义及其存在方式的诘问；对人性的透视，对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两性关系框架的探询等。与前两类主题的作品相比，此类创作在数量上明显偏少，并且思考深度还嫌不足，但它反映出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正在向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生活纵深处掘进的趋向，因而值得关注。
从以上的梳理中可见，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女性创作者以持久而坚决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对妇女解放的不懈追求引人瞩目，其作品的精神指向鲜明地体现了对传统妇女文学的批判与超越。
三
毋庸置疑，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与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旧时代女子居于卑下地位，其性别特征被人为地扭曲，富于人之主体精神的女性意识也便从根本上受到扼杀、压抑。而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萌发、生长，又不能不受到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直接影响：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妇女解放始终没有单独地从“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以及其后的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大题目中被提出来加以考虑，而是每每被后者所遮蔽或取代；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整个中国社会人之个性意识的生长曾长期受到贬抑。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成长历程曲折而艰难。很多时候，女性意识实际上被忽略，甚或被消融于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之中。由社会运动中崛起并发展的女性文学，便是在“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相碰撞、相交融中起伏演变。其间，女性意识对文学作品的内在意蕴发生了多样的影响。
作为女性创作者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意识是性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交互作用的综合。其形成固然不能排除来自生理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女性主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践。传统女性意识的构筑不仅基于妇女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的自然现实，而且基于妇女长期处于被压迫、受奴役地位的历史境遇。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女性不仅被剥夺了参与外部世界建构的各种权利而只能退守家庭，并且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精神戕害，绝大多数人的女性意识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扭曲的状态——在强烈意识到自身性别的同时，否定了这种性别的“人”的实质；在被迫与传统妇女命运认同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生成按照男性中心的伦理规范看待外部世界和女性自身的眼光。妇女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全方位地依赖、依附于男子，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男性中心准则的生存现实，体现在创作中，便形成了旧时代妇女文学所特有的哀怨相思、感物伤怀、身世之叹的主调。
女性意识、女性角色的形成是历史的，其内涵也必然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思潮影响下，女性意识开始注入“人”的质感。当秋瑾等民主革命先驱在“人”的意义上觉醒，独立人格初步得以确立时，女性意识的内涵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依然包含女性之自然性的赋予，但其与女性之社会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生而为女的自我体认中，注入了“人”的质素——“五四”女作家发出“什么时候才认识了女人是人呢”的呼问（石评梅《董二嫂》），宣称“要作一个社会的人”（庐隐《自传》）。在此，“人”的内涵首先是与男子“同等”的人，其侧重点在争取女性的社会权利。也就是说，女权于此首先是被看作人权的一部分、在“人之子”的意义上被提出，“作为人的女人”是其立足点。20年代末期以后，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日趋尖锐的形势下，女作家参与社会所取的姿态各异，对女性自觉和“为人”“为女”之间关系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多数女作家基于对妇女屈辱卑微地位的反抗和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责任感，有意识地弱化并掩盖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征，自觉地由女性“小我”迈向社会大众，她们不仅将“做人”置于首位，而且几乎视为唯一。在她们看来，阶级、民族所遭受的灾难浩劫涵盖了女子个人由于性别而遭受的压迫奴役，阶级的、民族的抗争包容了女性寻求个性解放的奋斗。反映在创作上，即是忽略自然性别，社会意识突出而强烈，艺术表现上淡化或取消女性色彩。这种倾向对主题的审美创造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女子格外注重家庭、伦理及个人情感体验的思维定势被突破，多数女作家的创作主题超越妇女生活、妇女问题范畴，呈现出面向严峻社会现实的更具开放色彩的姿态。从她们的精神产品中，很少能够看到与男性作者的明显区别，“女性气息”十分微弱以致不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作家创作面貌较之“五四”时期所发生的明显改观，固然反映了女性意识的发展受到阻遏的现实，但若从女性作为大写的“人”这一角度观之，则又可视为女性主体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充实和拓展。因为此时的转变并非来自女作家以男性思维、男性风采为范式的趋同，而是女性自身由“人”的觉醒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现实剧烈碰撞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政治斗争成为社会生活重心之所在，特别是当民族处于生死搏杀的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女性主体意识十分自然地注入了参与社会进程的新内涵。尽管以传统的性别眼光为尺度衡量，她们的“女性味”大为淡化几近不存，但就其本质而言，又是“女性作为人”的现代女性意识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不过另一方面也毋庸讳言，这种倾向往往包含某种程度的误解，即简单化地将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的彻底解放视为因果关系或以前者代替后者。这种误解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客观上曾导致女性主题、个性解放主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漠视乃至鄙弃，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因此而付出代价。
另一些女作家则主要着眼于“作为女性的人”，认为男女平等并不等于女子男性化，“为人”“为女”在人格上应两相统一、协调发展。她们看重女子“母职”，视之为民族的命脉；强调女子性别特征对女性人格完善、心理健康以及生命历程的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看重性别之间的差异，认为倘若忽视女性特征，会带来畸型、残缺的人生，不利于女性发展。从这种认识出发，她们在进行主题的审美创造时非但不曾忽略女性特征，而且有意识地采取不同的文学手段和艺术方式对其加以强化。例如对女性生命魅力的讴歌、赞美；对女性身上传统痼疾的反省、解剖；真实反映女性的人生悲苦；痛切揭露旧的传统习俗和一切恶势力对妇女的戕害；从女性的角度对历史、社会发出控诉和质问等。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从30、40年代到建国后17年，前一种倾向构成女性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女性意识和个体生命意识复苏，后一类创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长足发展。一些女作家在肯定男女“同等”的前提下，着意强调女性与男性“不同样”的一面。有的注重考察“性”之于女性人生的重要意义，在创作中深入到女性心理和生理最隐秘的角落，揭示女性意识中来自生命本体的自然力与社会文化的深沉积淀；有的借讲述女人的故事诉说女性命运，表现在男性世界中女人沦为物、沦为性、沦为工具的生命悲剧，从中折射出人类的某种生存状态；有的深入开掘女性生活，揭示女性与女性之间相互关系中所特有的卑琐、狡诈和丑陋，审视扭曲变形的女性灵魂，表现她们特殊方式的挣扎和反抗，剖露在那抑郁与燃烧背后所拥有的蓬勃的生命欲望和力量；有的将压抑深重的女性之躯与私人经验、幽闭场景一起带入创作，立足女性性别角色去体验世界，探索女性内宇宙以及两性关系中灵与肉的存在。在这些篇章中，有不少蕴含了创作主体鲜明的性别意识，其主题指向在于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角度探寻女性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它们反映了女作家将追求“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结合起来，以达到女性的全面实现的美好愿望。在此过程中，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涌入，包括西方女权主义文化浪潮的波及，给创作者的女性观及文学主题带来重要影响。她们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对妇女解放的看法，不再仅止于妇女获得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而进一步朝尊重女性独立人格、实现女性生命价值、弘扬女性精神自由等层面拓展。一些青年女作家还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中获取滋养，在部分创作中体现了对男性中心社会解构与颠覆的思想或策略。这种局面意味着，中国女性文学开始走上更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的发展道路。
假若我们超越狭隘的文学史观来看待文学现象的话，就可以肯定地说，整个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人”与“女人”两个层面的统一与开掘方面，是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的。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展较为突出的是偏重于社会生活主题的女性创作，这种现象的积极意义在于突出显示了冲破传统女性角色束缚之后，女性在社会生活、审美创造方面所获得的历史性解放，体现了女性意识本就自当拥有的社会性内涵。另一方面，具有自觉而强烈的女性本体意识的创作在女性文学的整体建构中同样绝不可少，它所进行的文学探索，使女性文学得以真正成为文坛上富于特色的存在。其题材选取、主题创造及艺术表现，不仅开拓了女性文学的视野，扩大了女性文学的内在空间，而且为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综上，女性意识的构成是丰富而多层面的，它既与消融女性性别特点、走向中性或无性的抽象意义上的“人”无缘，也并非仅局限于女子涉性的人生体验。女性意识发展的最高指向是人性的全面丰富和完善，是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这一点与人之发展的最高指向是一致的。那些因女性意识侧重点不同而形态各异的成功创作，在女性文学史上无不具有自身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殊途而同归，表现了现代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实现“人”的价值的强烈意愿。其内在的女性意识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根基：女人是人。而区别仅在于，女作家们或寄希望于在阶级、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中探寻妇女彻底解放之途，或更重视以渗透着女性这一特殊的、人的类别特征的角色观察、反映和参与带普遍性的生活。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的彼此消长、冲突、协调及整合中愈加开阔、深邃，百年间中国女性的文学实践正因为有着如此多重的内在意蕴而绚丽多彩。
收稿日期：200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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