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媭”之角色及其意义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角色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屈原的《离骚》中，后半部分的上天入地之漫游与求女是在前半部分对身世遭遇的叙述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女媭这个人物就出现在这由现实的述说升入浪漫的想象的转捩之处。正如陈本礼《屈赋精义》所云：“此借女媭为中峰起顶，以下陈辞上征，占氛占咸，总从此一詈生出章法奇幻。”就诗的全篇结构而言，可以说女媭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她是推动屈原从令人失望的现实进入虚幻去上下求索的直接的感情因素。
女媭这个人物引起一些楚辞学者的关注，引出了对其身分的种种不同的看法。其中较有影响的说法，一是王逸注称其为“屈原姊也”，二是明清以来学者如汪瑗、张云璈所云“须者，贱妾之称”（媭、须通）（注：见汪瑗《楚辞集解》，张云璈《选学膠言》，梁章钜《文选旁证》引。），三是清周拱辰《离骚拾细》曰“须乃女巫之称”。后来者大都是就这三种说法而作选择或进一步的考辩。此外，近人王树柟《离骚注》所提出的“女媭为设词，并无其人”的看法，则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注：陈子展《楚辞直解》提到王树柟的看法，但认为是平息诸说的中庸之道。）。在这些说法中，王逸之说产生最早，对后人的影响也最大。但是，王逸之说显然有不能与文章内容相妥贴之处，如郭沫若所云，在屈原写《离骚》的时候，“不应该还有老姊和老妹陪着他过窜逐的生活，而且做老姊、老妹的人也不好那样‘申申’地去骂他”（《屈原研究》）。注重文意的理解，是后人不满王逸之说而另寻新解的重要原因。不过，姊妹说也好，贱妾及女巫说也好，都还只是就女媭而解释女媭，并没有将女媭置于《离骚》的整个结构中来理解其身分与意义。
《离骚》是一部抒情长诗，它所表现的是屈原内心的情感风暴，是一次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事件。女媭既出现在长诗由现实的叙述向想象的追求作转折之时，她在作者思想感情的演进中就不会是一个偶然的闯入，不会只是一种单纯的亲人之责而加剧了诗人的痛苦，促使他南征去向重华陈词。从《离骚》前半所叙述的君王昏庸、谗佞横行、学生背弃、风习淆乱的巨大现实痛苦看，女媭这个人物的出现应该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她使得诗人的情绪不得不从现实转向而另寻出路。这是其一。其二，《离骚》虽然具有自传的性质，但作者是用象征的手法来讲述自己的现实遭遇的，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即使诗中所称引的历代昏君贤王，也是作为是非善恶的判断依据而带有象征的意味。在这样一种笼罩全篇的象征氛围中，如果突出一个姐妹或贱妾之类现实身分确定的女媭，就与全诗不谐调，使诗人那奔涌直泻的情思脱离想象的逻辑而变得不好理解。其三，在《离骚》中，诗人在两次升腾漫游之前，都有与他人交谈的情节为铺垫，第一次是女媭和重华，第二次是灵氛和巫咸。这两处情节对于诗人的感情从现实转向虚幻的寻求有着推进的作用。这里的重华、灵氛、巫咸都是具有神性的人（注：如《列女传》所载舜得神工而逃离焚顶、填井之祸；《山海经·大荒西经》载“灵山有十巫于此升降”，中有巫咸、巫朌。闻一多《离骚解诂》认为灵氛即巫朌。），女媭如果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人，就无法与他们并列而显得不伦不类。而对于屈原，重华、灵氛和巫咸都是以支持、理解的面貌出现，女媭是唯一的女性，却狠狠地指责了他。也正是女媭的批评所产生的失望导致了屈原的第一次漫游，而这一次漫游的目的即在求女。那么，女媭这个人物的出现与虚幻中的求女应有一定的联系。由此看来，当诗人以喷薄而发的感情来结构《离骚》这首长诗时，女媭在其中显然是个重要的角色，其自身一定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的内涵，才可能成为诗人情感绾结的对象。因此，这个人物不可简单地被视作屈原的姊妹、贱妾或者女巫。
女媭为何人，暂且搁置。我发现，在战国至秦汉的典籍中，像女媭这样以“女”为首字而命名的女性颇不少。女媭外，屈原在《天问》中又讲到女歧和女娲。另外，《山海经》中有女虔、女尸、女娃、女丑、女祭、女咸等，《庄子》中有女偊，《淮南子》中有女夷，《史记》记秦人之所出有女修、女华，《大戴礼记》述颛顼等古帝之母有女禄、女隤、女皇、女匽、女志、女憍，等等。在这些典籍中集中了这么多以“女”为首字而命名的女性，或为女神，或为女巫，而大多是古代部族的女性始祖（注：《中山经》：“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
草。”帝女即神女。《天问》：“女歧无合，夫焉取夫九子？”王逸注：“女歧，神女，无夫而生九子也。”《淮南子·天文训》：“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高诱注：“女夷，主春夏万物生长之神。”《海外西经》中的女祭、女戚、女丑，袁珂释为女巫，见其《山海经校释》第216，410页。《秦本纪》载颛顼之苗裔有孙曰女修，吞燕卵而生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大费即伯益，秦人之祖，则女修、女华为秦人传说中的女性始祖。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大荒西经》，尤大量见于《大戴礼记·帝系》，如颛顼娶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陆终氏娶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禹娶于涂山氏之子，谓之女憍氏，产启；等等。），她们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显然，“女某”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名字，它应有独特的意义。
神话传说起于原始的崇拜心理。当人们不能理解女性的怀孕生育现象而产生敬畏时，女性曾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而在进入男性社会之后，这种崇敬淡化到只有在有关生育的传说中才能见到她们的影子。女神是女性之神，其神力的原始表现就是生育。巫是能够通神的人，只有自身具有神话传说的渊源或色彩者，才能成为巫，故女巫的出现往往与女性始祖有着难解的联系，而女巫的存在则代表着人们对女性始祖的崇拜心理的遗留。因此，这些命名之以“女”字为首，应是在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在崇拜的偶像已经男性化之后，人们为了区别受崇敬者的不同性别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名号。《论衡·顺鼓》云：“俗图画女娲之像，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也。”妇人而为古帝王，自是出于生育崇拜的缘故，这与神话传说中的女娲造人一致。而“其号曰女”，正表明“女某”不是普通的名字，而是后人对其崇敬的女性始祖所上的尊号。
《山海经》、《庄子》、《淮南子》是通常认为具有楚地色彩的著作，书中出现的以“女”为号的女性始祖集中在颛顼一系（注：以列表示之：昌意取女枢，生颛顼；
颛顼——生鲧，鲧取女志，生禹——禹取女憍，生启，为夏之君；
————六世孙虞舜取女英，生商均；
——————苗裔女修生大业，大业取女华，生大费，秦之先
颛顼取女禄，产老童；
——老童产重黎与吴回，吴回产陆终；
————陆终取女隤，产六子，其六曰季连，是为芊姓，楚之先。），“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史记·楚世家》），是否可以认为，这种“女某”的名号是楚人所特有的呢？在《左传》等出于中原华夏文化系统的典籍中没有见到类似的名号。《周礼》中有女祝、女史、女酒、女浆等多种，郑玄解释都是服事于周王的女奴，是卑贱之职，并非名号。而长沙弹子库出土的楚帛书中间八行一段文章，其中说到雹羲“乃取摣
之子曰女
，是生子四”。据杨宽先生的研究，这段文字讲的是楚人的创世神话。杨先生指出：“‘女’下一字不识，有人以为即女娲，并无确证。”（注：杨宽《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 ）无论此处所载是否女娲，楚帛书中的女性始祖不仅采用着“女某”这样的名号，而且记述所用句式与《大戴礼记》等完全相同，足可证明，在楚人，“女某”是一特殊的名号，它指称神话传说中的女性始祖，而兼有神与巫的身分。
生育与变化相通，也许这是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往往以善于变化的面目出现的原因。如女枢感于贯月之瑶星而生颛顼，女修吞鸟卵而生大业，女隤剖其左胁而生六子；而在《山海经》中，女娲一日七十化，女尸化为草，女娃化为精卫，在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也是“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这些以“女”为号的女性，既有始祖的地位，又有善变的灵性，故能知古察今，指导人们的现实行为，因而受到人们的尊奉。但她们不是现实中的巫，而是神话传说中的人。
那么，《离骚》中的女媭，由于时间的久远，资料的匮乏，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她的来历，但她享用“女某”这样的名号，则与上述女性是同类。她应与重华、灵氛、巫咸一样，是在楚人中享有尊重地位的一位具有神性的人，但她是一位具有神性的女人。
《离骚》是屈原的心史，艺术地反映了诗人内心激烈的斗争与最后的选择。女媭与重华出现在诗中的第一次飞升而求女之前，他们都有神话传说的背景，都是具有神性的人，都受到诗人的尊敬而使他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但两者在诗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女媭之责怨屈原，极劝他改正从俗，其用心在“以屈原刚直太过，恐亦将如鲧之遇祸也”（朱熹《楚辞集注》）。她所用以警告屈原的鲧，是颛顼之后，又称梼杌（见《史记集解·五帝本纪》引贾逵说），楚史也名梼杌，闻一多认为鲧“乃楚之先祖”，楚人对他是“多其功而哀其遇”（见《天问解诂》）。因此，女媭之詈并没有否定屈原的行为准则，更没有否定屈原的价值追求，她的以鲧为戒，是在肯定其正义的同时而指出，在一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社会中，独行者所面临的自我毁灭。《离骚》作为诗人心灵历程的自述，女媭这种依据现实而作的理性分析与指教，正是他内心矛盾、困惑的反映。但女媭之詈不过是他心中的一种声音，困扰他的还有另一种理性的判断，那就是在个人的行事安危之外，由历史所揭示的兴亡之理。他向重华陈词而列举一系列昏君贤王，就是在展示这种历史的理性。由此可以说，女媭与重华这两位楚地的人神分别代表了屈原心中正进行着斗争的两种理性。这两种理性的斗争以历史人物为象征而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一方面是鲧、比干、伍子胥等忠臣的排列，揭示出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命运；一方面是尧、舜、周武与夏启、商纣等贤王、昏君的对比，揭示出国家兴盛衰亡的历史规律。但这两者是难以相合的。那些执著地追求历史的理性价值者，都在现实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屈原对此了然于心，却不能释怀，于是“发愤而抒情”作《离骚》。
《离骚》着重表现屈原在困惑中的寻求，所以有陈词重华、灵氛问占、巫咸降神这样的请询。女媭的出现虽然没有请问之词，但从其言语及所处位置，她无疑是屈原请询的首位。但诗中女媭和重华的出现，又不同于灵氛和巫咸的指示出路，他们是以先贤圣明的地位证实着现实理性和历史理性各自所具的价值。女媭以女性所特有的关心方式，“申申”地责骂屈原，希望他随众从俗，保护自己：“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余听？”诗人受到深深的震动，于是“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开始了他由现实向历史的回溯。在陈词中，他一连列数了从夏启到商纣六位昏君和汤、禹、周等贤王之事，以重华的严正而声称“耿吾既得此中正”，于是“溘埃风以上征”，开始漫游天庭。屈原从历史的兴亡成败中汲取了批判现实的激情和力量，看他驱使神灵，簇拥风云，多么豪迈，多么英雄。然而，那把守帝关的阍者的冷漠击破了他的幻想，泼灭了他的热情。天庭虽高，却高处不胜寒。历史理性之纯洁高尚，固然不容怀疑，但它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总让人难免冷冰冰的寂寞孤独之感，而在现实理性的不纯正中倒是包含着人间的温情。这就是女媭之詈的意义。在天庭的挫败后，屈原回到地上，开始了求女。其中，宓妃因品行不端被主动放弃。所求简狄是高辛之妻，商人的女性始祖，二姚是少康之妻，其所在有虞氏是少康所以能兴国的母家，她们与女媭相似，不仅都是神话传说中的女性，而且都具有女祖的身分，代表着一个部族的兴起和发展。因此，当屈原从天上回到地面去寻求历史深远处的简狄和二姚时，他是在努力寻找另一个女媭，一个可以给独行者不仅带来理解与关心，还带来行动的支持的女媭。换句话说，他是在寻找现实理性与历史理性的契合。但是，历史不会重返现实，屈原只能“望瑶台之偃蹇”，叹息“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历史理性与现实理性难以相容，女媭之言不可打破，于是他转向灵氛和巫咸请询，自己是否应该离开楚国了。
屈原清醒地认识到楚国已不可救药，而他，既无法放弃自己所执守的信念与价值，又不得不承认所固守的一切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为这悖谬而痛苦，而求索，而绝望。这就是《离骚》所抒写的情感风暴。在诗中，女媭正是这悖谬的证实。这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既权威地指出楚国的现实与屈原的追求是严重的对立，又以女性特有的感情表达方式，在肯定屈原的同时而指出他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危险，因而推动着诗人的感情从痛苦的现实中升腾，去寻求历史的支持，去寻找现实与历史契合的可能性。屈原的寻求注定是失败的。但正是在这种悖谬中的寻求，表达了屈原执著其信念与价值的真诚。女媭的角色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