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奏——“以德治国”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论文,以德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深入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于2001年3月31日，召开了“以德治国”学术研讨会。来自省内外的30余名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六个方面的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以德治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陈建坤研究员认为，继“依法治国”之后，中央又提出了“以德治国”，而把“以德治国”提到了与“依法治国”并重的位置上，这体现了我国治国方略的逐步完善。刘蔚华教授认为，“以德治国”的提出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化。我党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是，究竟如何贯彻和执行这一路线，在理论和实践上尚缺乏可操作性的说明和措施。直到十五大时提出了“依法治国”，今天又提出了“以德治国”，这一问题才逐步得以解决。刘宗贤教授认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是实现现代民主的一种过渡。
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陈启智研究员指出，“以德治国”的核心是德治，“德”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法”相比，“德”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白奚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是德治为主，法治为辅，这并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应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王钧林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应把法治放在首位。从历史上看，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治国方略，但比较而言，法的作用对象和范围比另外二者要广，其效果也比另外二者要好。刘蔚华教授则认为，德治与法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二者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互补功能。
三、“以德治国”与中国传统德治的关系
丁冠之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德治有两块基石，一是以民为本，这是为政的基础；一是以孝为本，这是做人的基础。中国古代法家与其说是重法，不如说是重刑，因而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德”的作用与“刑”“法”相比，虽不显山露水，但却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白奚教授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往往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奠定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石。儒家视百姓为同胞，法家视百姓为刁民，两家各有所长，其作用各不相同，但在中国历史上，德治始终是基础，法治则是德治的保证。刘蔚华教授认为，中央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中国的德治传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战略方针，必须要继承中华民族优良的德治传统，但同时也应实现传统德治的现代转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德治以新的内涵。
四、“以德治国”的具体内容
丁原明教授认为，“以德治国”应包括以德正己、以德养民、以德惠民、以德利民、以德养政、天下为公等诸方面的内容。白奚教授认为，以德治国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具有不同的层次，正心诚意、富有仁心是第一个层次；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即身正、正己是第二个层次；通过道德教化来提高全民素质，即正人是第三个层次。刘蔚华教授认为，以德治国的具体内容应包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但除此之外，还应当赋予时代的新的内容。
五、以德治国的对象
刘蔚华教授认为，实行以德治国，领导者必须首先做到有德，正己才能正人。领导者做到了以德行政，以德从事，对人民群众就会具有重要的表率作用。丁冠之教授认为，从历史上看，治君治官是以德治国的关键，从《论语》、《孟子》、《尚书》、《左传》等古籍所载以德治国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是针对君主和官吏而言的，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来说，抓官德比抓民德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刘示范教授认为，贯彻德治原则既应做到以德治官，亦应做到以德治民。二者相辅相承，不可偏废，但重点在治官。
六、以德治国的实现途径
台湾学者袁保新教授认为，实现以德治国的关键是教育改革，学校教育不能只讲智育，不讲德育；不能只培养专家，不培养君子。学校应当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培养具有社会良知的人，只有如此，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台湾学者高柏园教授认为，以德治国也是维持自己民族独立性的重要环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既要向西方学习，又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给自己以恰当合理的定位。孙熙国教授认为，应把德育落实到制度的层面，用“法”来保证德的实施。德是内在的自觉，法是外在的规范，当社会迫切需要某种道德规范时，就可以把这些道德规范以法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实现由德向法的转换。同样，法的规范施行日久，亦可内化为一种道德自觉。以德治国则在这种德与法的互动统一中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