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论”与产业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产业论文,四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四元论”是产业哲学的存在依据
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或一门新学科的产生与创立，其前提条件就在于该学科是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假使科学、技术、工程与产业的这种连续谱式的“四元论”关系能够成立，则表明产业可以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独立的研究对象，产业哲学可以成为继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之后的又一哲学分支学科。长期以来，产业(industry)之所以游离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视野之外，首先是由于研究的必要性问题，即产业是否应该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或者说产业哲学有无必要；其次是研究的可能性问题，即在学理上产业能否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或者说产业哲学有无可能。前者是合目的性的问题，后者是合理论性的问题，本文尝试对后者进行粗浅分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确立了可以把产业(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的思想，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 在马克思看来，产业(工业)就是劳动，是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是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主客观相结合的物质性存在，从而展现着人的社会性存在或者说人的本质力量的社会展现。而过去的心理学(费尔巴哈把自己的认识论叫做心理学)把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性质的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所以，旧唯物论并没有打开这本书，也没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而“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2]，自然科学高度体现人的认知活动从而“解释世界”，产业则集中体现人的实践活动从而“改变世界”。不是自然科学本身而是自然科学通过产业在实践的基础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从而实现人的解放。所以，为了理解“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对产业进行穷根究底式的思考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目前，对产业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在经济学的范畴下进行的，少有对产业的哲学研究。陈昌曙曾指出，产业是极其重要的人工自然对象，产业特征反映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和性质。因此，他撰文《产业研究论纲》呼吁研究技术哲学的同时重视对产业问题进行哲学和综合性的研究[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日前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产业哲学座谈会”上也指出，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规模以及各类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等方面如何进行合理安排，才能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要求，不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问题，更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以，确立起科学、技术、工程、产业“四元论”的理论观点，从哲学的视角考察产业和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哲学就变得非常迫切。这不仅可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而且是我们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区别和产业的哲学含义
和定义科学、技术、工程一样，定义产业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众说纷纭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日常使用的产业概念，比如产业结构、产业政策、文化产业、房地产业等都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事实上，即便是在经济学中，产业概念在使用中也是不尽相同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把产业和物质生产活动相联系，专指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部门。马歇尔也曾用过产业这个概念，但它只是“代表性企业”的另一种称谓。产业经济学把产业定义为“一定区域内(如一国、或一个地区)生产同类或同一产品(包括服务)的所有企业的集合。”[4] 所以，产业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产业既包括从事生产、制造、服务的社会经济部门，也包括从事文教、卫生、体育等事业的非经济部门，泛指社会上的各行各业；而狭义的产业就是指工业或企业。但是，从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来把握产业时，则可以从科学、技术、工程和产业的区别和联系，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结合和互动来定义产业。
一般说来，科学是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探索，科学的任务是要有所发现，从而增加人类的知识和精神财富。科学知识的基本形式是科学概念、科学假说和科学定律，科学活动的最典型的形式是基础科学研究，进行科学活动的主要社会角色是科学家。绝大部分基础科学研究是没有现实的经济效益的，我们无法在相对论、量子论和钓鱼竿的机械传动装置之间进行价值比较。所以，一般而言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是市场失效的，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对科学及其演化过程中最基本问题所作的系统哲学思考”[5]是哲学分支学科——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任务，科学哲学采用的范畴主要有观察、发现、解释、证明、因果性、决定论、证实、证伪等。
技术是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要有所发明，从而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并使人类生活得更好。技术知识的基本形式是技术原理和操作方法，技术活动的最典型形式是技术发明和技术开发，进行技术发明的主要社会角色是发明家。和基础科学研究相比技术具有更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因此，市场技术(比如无线通讯技术的升级换代)的行为主体是企业，公益技术(比如防治SARS的免疫技术)的行为需要政府扶持，而国家安全技术(比如国家信息安全技术)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对人类改造自然或对技术过程的总体性思考”[6] 是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的任务，技术哲学采用的范畴主要有天然自然、人工自然、发明、设计、工艺、机器、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等。
工程是实际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工程是要有所建造，从而对影响人类生存发展条件问题的解决方案加以实施。工程知识的主要内容是工程原理、设计和施工方案、预测和决策方法等，工程活动的基本内容是计划、预算、执行、管理、评估等，进行工程活动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工程家和工程师。因为工程特别是重大工程(比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等)事关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所以工程与政府行为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往往是政府行为，特别重大的工程还需由国家权力机关许可并由政府组织实施和协调。“研究造物活动和人工物品”[7] 是哲学分支学科——工程哲学(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的任务，工程哲学采用的范畴主要有计划、决策、目的、运筹、操作、制度、异化、自由等。
产业是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和工程手段，直接或间接面对自然界，生产各种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产业知识的主要内容是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产业活动的基本内容是市场调查和预测、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产品的定型与批量生产、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进行产业活动的基本社会角色是企业家和工人。因为产业直接面向市场，创造经济效益和满足市场需求是产业的基本任务，所以产业的行为主体应该是企业，但有时也需要政府的扶持(比如政府应该扶持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战略产业、新兴产业，或给某些产业以特殊的政策倾斜)。对批量化、规范化和可重复性的生产活动和产品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是哲学分支学科——产业哲学(philosophy of industry)的任务，相应地，产业哲学采用的范畴主要有规模、批量、成本、收益、机器、制度、计划、市场、产业化、城市化等。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工程和产业之间还是存在显著差别的。尽管它们都在试图展示人类的本质力量，但无论是反映的角度还是反映的深度都是不尽相同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看成是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看成是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产业活动看成是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既然发现、发明、建造和生产分属人类不同的物质实践活动领域，在这四个领域中无论是人与自然接触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复杂程度都存在着明显不同，所以，有必要建立起一种科学、技术、工程和产业“四元论”的观点，使我们对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内容和本质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马克思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每日每时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物质生产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又必然要互换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着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反过来又制约和规定着人的本质。人的秘密就在生产实践活动即产业活动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8] 所以，生产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特殊的生命形式，即构成了人类的存在方式。
3 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联系和科技的产业化
科学、技术、工程和产业之间既存在着“内在逻辑”(内部知识流)的联系，又存在着“外在逻辑”(外部知识流)的联系。确立起“四元论”的观点并不是要割裂它们之间的联系，反过来更要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转化。
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告诉我们，科学必须经过技术才能转化为生产力，也就是说，科学和产业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技术是联结科学与产业的中介。毫无疑问，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提供了改造天然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基本原理，但知识、原理还不是现实的技术过程和生产实践，从原理到应用必须有一个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科学是理论性、可能性和普遍性，产业是实践性、现实性和个别性，科学知识必须物化为技术手段和生产手段才能对生产力发展起作用。有了炼钢学而没有高炉就不能生产钢铁，有了化工学而没有反应塔也不能生产化肥。
但是，我们说技术是生产力并不意味着技术就是产业或生产活动。技术只是表明了生产的可能性和质的方面，而不是生产的现实性和量的方面，产业和技术的最大区别就是“批量化”。产业是个别的、偶然的人工物成为大量的、必然的社会物的过程。一家制造业企业可以发明制造出一台数控精密机床，一家生物研究所可以“克隆”出一只羊或其他什么生物体，我们不能说这个企业或国家科研机构没有相应的技术能力，但不能因此就得出该厂或该国就具有产业化和规模生产能力的结论。能不能形成规模生产是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特征，生产的量既与技术状况有关，又与经济状况和市场需求有关。新技术始于发明，成于研制，终于应用；而新的产业始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成于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的定型，终于批量的产品和效益的产出。事实上，许多企业可以制造出新的样品或展品，却不能正常地生产出批量产品从而形成产业化，主要是因为未解决好技术和产业之间的矛盾。“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并不是汽车的发明者，但正是凭借着对科学技术产业化的深刻理解，采用标准化和流水线等管理技术，生产出批量大、价格低的“T型车”，使汽车成为普通民众的交通工具，将人类带入了“汽车时代”。所以，从动态的角度看产业和技术之间应该是一种互动关系：产业的发展要求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发明出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流程，产业基于科技进步的水平之上进一步扩大规模和提升层次，其结果是再次加强了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能力。
工程是具体的建造性活动和基本建设项目，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所处时代和地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虽然工程和产业都属于创建人工自然的实践活动，但是工程和产业也存在显著差别。李伯聪在《工程哲学引论》中一方面把工程定义为“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的完整的、全部的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总称”[9]，另一方面又承认很难把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称为工程，在找不到恰当的词语的情况下，只好把“工程”指称的范围扩大。其实，这恰恰说明工程不能包括产业，在工程哲学之外还必须存在着一门产业哲学来对日常生产实践活动进行哲学思考。如前所述，产业是以一定批量为条件、按某种确定的规范进行生产的，有重复性；工程则是以完成某一个特定的任务为目标，难有成型或普适的规范，大多是一次性的，没有重复性。京九铁路和青藏铁路虽然同属铁路建设工程，但由于地区差异带来的气候、地质、环境上的差异使这两项工程之间不存在重复性；而“鞍钢”和“宝钢”两个钢铁生产企业，虽然在铁矿石、成品钢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但它们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所以，产业和工程最大的区别就是“重复性”。但是，无论是陈昌曙把工程看成是“生产性的工程”还是李伯聪把产业看成是“工程化的生产”都说明了技术、产业和工程之间的密切联系。传统上我们往往聚焦科学技术，忽略了与工程、产业的联系。其实，工程中的技术是更要有创造性的现实技术，或者说，更需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地符合某项工程的新要求，能够解决新问题。除了自然科学知识以外，一个工程家还必须具备经济管理知识，掌握管理技术。而工程和产业之间更是密不可分，任何一个产业或企业创建伊始都是一项系统工程，工程设计、施工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日后能否形成现实生产能力；在企业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又会面临着零星工程、扩建工程甚至是大规模的更新改造工程等，借助这些工程可以完成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换代以及整个产业的升级。
科学、技术、工程、产业不仅在“内部知识流”上存在着联系的普遍性，在“外部知识流”即社会体制、文化背景之下也存在着联系的特殊性。以技术和产业的关系为例，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别、地域上来说，技术的提高和产业的发展一般是同步的，譬如纺织技术和蒸汽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都是发生在英国，所以直接导致了英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但是，它们之间往往又是不平衡的，常常会有一定的“时差”，譬如蒸汽技术发展的高潮是18世纪，而广泛应用蒸汽机进行生产活动是19世纪的事；电力技术发展的高潮是在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在生产中广泛应用电力。此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美国和日本都是当今的技术和产业强国，但二者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美国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技术专利申请还是现代产业的发展都号称世界第一，而日本在科学技术进步领域显然不如美国，甚至在基础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日本的现代产业整体水平却是有目共睹的。在汽车产业发展史上，丰田创造的“准时制”的精益生产方式就战胜了美国“福特制”的大量生产方式，使汽车更能满足现代人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在产业中，或者技术发明所创造的产品被批量化、规模化地生产出来，或者技术发明所开发的新工艺、新方法被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过程，或者是工程建设所采取的各种优化方法可重复、定型化地应用于日常生产，这就是所谓的科学技术产业化过程。产业化使得科学技术真正大规模作用于社会，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结合，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在21世纪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成为世界发展的最瞩目事件。科技推动文明，就是要处理好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化的辩证关系。从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演进、社会系统的演进看，城市化体现着科学技术推动人类文明，体现着种种产业和产业发展、产业演化的综合，是自然成为人的历史的过程。“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0] 我们的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宏观发展和战略谋划，就需要牢牢把握住这样的大趋势。科技推动文明，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科技的产业化问题，不仅从经济学而且从哲学的角度关注产业的发生、发展和演化(动态)，关注产业的结构、体系、布局(静态)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要求。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哲学应该最充分地体现着人的思维的能动性。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必须延伸到关于工程、产业的哲学研究。正如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哲学时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 新兴的产业哲学不仅是认识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