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革的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坚持与发展
社会主义改革的主旨问题是“坚持与发展”即如何确保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连续性和如何培植这一运动本身的未来开拓性，“坚持”是基本原则，“发展”是基本要求。坚持和发展既有统一的一面，亦有矛盾的一面；既有历史必然性的一面；亦有时代偶然性的一面；既有成功值预测的一面，亦有失效值估价的一面。所以，在一切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处理好“坚持”与“发展”关系的“和谐度”，没有个恰到好处的“度”，任何微小的偏差都会给中国的改革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运动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困难，社会主义者的使命就是通过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而使运动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社会主义运动的“连续性”，乃是基于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即人类发现了一种新的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有其人类历史的全新基本价值观念，以及伴随着这种观念的方法、视角、行为特色和描述景观，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因为拥有这个运动的“基本操作构件”而走上共同的事业道路。在社会主义运动看来，它的合法性在于它对人类社会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有一个总体评价和描述，这种总体性的评价和描述乃是超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评价和描述之上的，贯彻了运动过程以及所预计到的历史长度的始终。第二个事实是，新一代的景观，存在于知识境况和问题境况，因而也就必然与之同步地给予新的“历史解读”和采取新的“策略模式”。但所有这些“解读”和“模式”都是在老一代社会主义者的启发下形成的，而且必然要以过去的经验乃至教训作为此在的参照，所以也就是当下性的历史成果，这一成果本身，事实上就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致性基因。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鲜明的“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时，就是因为对这一运动的连续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考虑“坚持”问题时，乃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本身，从这一运动命运的政治高度来切入的。“政治坚持”因而是一切坚持中的最核心坚持。江泽民同志之所以及时提醒我们要“讲政治”正是考虑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一些同志在“只顾埋头拉车”的时候，丧失了社会主义者的宽大胸襟和整体性思考高度。
现代化事业同样是一个过程。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早在周恩来总理的笔下就已经着墨，但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实际进程，却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启动的。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是经过十五年的实际操作而得以完善和贯彻的，其结果是社会进程大大加快，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十二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了极为明显的提高。这些众所周知的成就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走在一条健康而正常的发展道路上，可持续发展既是一个理论构想，同时亦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实绩。因而问题就转化为，我们能否继续保持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坚持改革开放和能否坚持改革开放，就成为当前中国问题的焦点。显然，改革开放有其阶段性和程序性，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拓展，我们会遇到一系列此前未曾遇到的新矛盾、新情况和新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新矛盾、新情况和新问题，又都无不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其有效解决又只能通过改革开放的新构思本身来加以实现，停滞不前或改弦易辙都是极其危险的误区，如此则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从此就要中断，我们又将要为摸索新的道路而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和努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事业。这意味着思想和政策的连续性，蓝图和操作的连续性，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连续性，正是这些连续性的本身，决定着中国现代化事业在下一个世纪的历史命运。
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待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辩证的态度，否则就会使问题出现僵化局面。对待“坚持”也是如此，一般地说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坚持观，即消极的坚持观和积极的坚持观。所谓消极的坚持观，就是对前人贡献出来的创造性成果，泥而不化，照搬不误，就像邓小平同志曾经严厉批评过的“两个凡是”那样。消极坚持的结果是科学理论转化为僵死教条，智慧性的构思虚化为神话式的传说，历史时空的有效表达成为跨历史时空的行为牢笼，最终就会使坚持本身流于空言，泛于贬绩，肤浅于形式。所谓积极的坚持观，是指后来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吸纳前人的智慧精华，使之成为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基本前提，而又不拘泥于具体的主张和操作程序，面对新问题采取新办法，并在长期的摸索经验中孕育出更有时代特色的思想成果和构思蓝图，从而使智慧本身在坚持的过程中呈现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升值格局，而非“朝朝依旧”的泥滞景观。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把握得非常成功，实际上，邓小平同志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化。之所以是创造性的发展和运用，就是因其紧密地契合了中国的当下情境，直面那非常严峻的问题境况和生存现实，所以方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呈现出了中国社会背景的全新活力，才使“坚持”保持既“坚”且“持”的存在品格。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采取了积极的坚持观，才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有了如今的繁荣局面和生机勃勃的活力，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至今还在“两个凡是”的历史阴影中艰难爬行，则中国是否早已成为另外一个苏联、东欧，实在也未必可知。
由于两种坚持观的客观存在，与“坚持”相对应的“发展”问题，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思考位置。按照我们的理解，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两句话特别值得记取，第一句是“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第二句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句科学表述，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不同历史阶段，但其精髓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前者着重于“存在论”的分析角度，后者则着眼于“价值论”的分析角度，但其基本的学理指向却是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发展，亦包括精神层面的发展，既是就整个社会进程而言，亦是就指导这个进程的思想而言。那么，什么叫做“发展”？或者换句话说，如何方能使前人的智慧在新的生存境况中得以历史升华？这是我们必须给予回答而且必须在实践环节给予落实的迫切课题。我们认为，“发展”的内涵虽然很丰富，但至少涵括以下几个核心的方面：（一）在延伸后的社会境况中提出新题。提出问题并非信口开河，它是提出者站在特有的视点位置和理论高度，并且从丰富的实践经验出发，对社会的深刻透视、有效分析和综合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找出社会发展机理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动力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提出问题即是社会有效控制的开始，或者说促进社会进步的前提。不同岗位的领导者或者决策者，直到中央最高权力结构，他们能够提出多少问题，即意味着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和把握了社会现实。江泽民同志曾在一篇报告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我们面对的“十二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对这些关系的认识和阐发，既表明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浓厚问题意识，亦显示了其“四海笼内”的问题视野，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党沿着邓小平开辟的正确航道继续高速前行的决策保证，因而也是中国人民值得欣慰和引以信任的地方，那么，问题是否就只有这些呢，或者再进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关系是否会有新的结构性变化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所以说，中国人民在整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指挥下，不断地提出新问题，确立新理论，把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向前进。（二）在延伸后的问题纠缠中找出新思路。新思路即是新办法，它是针对复杂纠缠的问题纽结而产生的，捕捉到问题之后，如果想不出好的措施，找不出更有效的矛盾消解途径和切入点，则问题依然还是困扰我们的问题。譬如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台湾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邓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构想，当然为我们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基本构架，过一点，已经被香港、澳门的顺利交接所证实，但是台湾问题毕竟不是香港、澳门问题，不是在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氛围中，众志成城地从异族手中收复失地，而是有其我国20世纪历史变迁的内在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两制”的智慧在面临台湾问题时，又将势必遇到新的阐释性挑战，必须有新的贯彻角度和操作步骤，所以说，能否在处理台湾统一的问题上拿出一套在邓小平构想基础上行之有效的构想，就显然含有历史考验的成份。事实上，不仅台湾问题是如此，所有的问题亦都是如此。（三）在延伸后的操作困难中陈述出新说法。“说法”既是一个日常通俗用语，亦是后现代知识背景下用得比较时髦的一个词。常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说法其实就是要努力使操作行为名正言顺起来。“说法”的系统化就是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形成乃是实践推进的结果。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杰出领袖和有突出贡献的理论家们总会总结出与特定时空对位的理论，正是这些理论的引导和号召作用，使得整个民间的力量得以凝聚并且得以调动，从而推动社会的巨大进展。新说法作为成熟形态的理性思考成果，必须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深刻的穿透力和绵延的阐释力，否则就不能产生作为激活力量的时代影响，就不能保持对应社会现实的鲜活品格而成为新的说教教条。总之，“发展”就是产生新问题、新构思、新说法，如果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那么所有应该坚持的前人成果也就理所当然蕴涵于其中了。
二、机遇与挑战
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来说，机遇和挑战无疑是并存的，当然这种“并存”性并非仅为我们时代所具有，而是渗透于人类递进史的每一个环节，即任何时候都是有机遇也就势必面临着挑战，机遇者能否恰到好处地把握住机遇，或者更进一步，是否能够成功地利用机遇，本身就是一种稍纵即逝的考验。
要想弄清楚机遇和挑战的问题脉络，关键在于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我们现在究竟处在怎样的一个历史时空位置，所以也就迫使我们走马观花地回顾一下国内外背景。就国际背景而言，如下几个要素值得我们去加以关注，那就是：(1)前苏联解体以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相继解体，这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卷入低。尽管还有诸如越南、古巴和朝鲜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发展，但是按照西方观察家们的普遍预言，这些国家的凝聚力和辐射力都不足以使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走向高潮，而且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围剿和残酷的西方经济封锁的局面之下，其艰难程度当是可想而知的。这种见解当然带有西方视角的偏见，但是无论如何可以肯定，意识形态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的外在压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不能说不是一个考验。(B)以巴拉圭回合谈判为表征意义的世界经济程序，正在以前所未有利益竞争态势，由此切分出阵线分明的国际经济利益阵线和集团，在冷战结束以后，军事对抗的尖锐冲突形式将夫在比较长的历史时区段内退居次要的地位，另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全面展开，或者合作或者抗衡，金融风暴市场拉锯战直至关于各种关税和配额的无休止谈判，都表明世界各国的国家生存方式已悄然发生变化，转型已成为普遍性的选择模式。(C)在中国的周边国家里，除了日本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早已在六十年代完成了资本集结和社会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化之外，又有亚洲四小龙异军突起，韩国和新加坡已分别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格局中，成为举足轻重的排头兵角色，其它如泰国、越南和菲律宾，也无不在奋起直追，尽管有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但从总趋势上看其经济发展势头出人意外。这意味着在整个东太平洋地区，现代经济观念和利益竞争格局已基本形成，中国除了自身的巨大市场潜力以外，并没有太多的明显优势。(D)随着中国经济的健康而稳步的发展，超级大国已经不仅把中国作为意识形态抗衡的设定对手，而且还会把中国作下一世纪的经济利益瓜分中的潜在敌人，所以中美之争亦如中美之有限合作一样，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态势，人权纠缠和中国威胁两种立论只是信号，只是竞争的开始，更为深刻的经济冲突将在下一上世纪全面展开，这一点，不仅美国的观察家已经预见到，而且中国观察家们的视野似乎也已清晰。就国内背景而言，如下几个要素同样值得我们加以关注，那就是：(a)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这种深入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惯性力量，如果我们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稍稍迟缓一下，都将会遇到来自社会本身的强大逆反力量，迫使我们及时地调整其行动方案。毫无疑问，这一点尤其得来不易，在小平同志倡导思想解放的发韧时期，每一种跳跃性的提法，每一件打破常规的做法，每一句从前没有说过的说法，总而言之是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迎面而来的费解和误解，都要给予反复再三的劝导和诱导，都要承受不问究的冷水和冷脸。如果要问十五年来的最大成果是什么，我们以为就是这改革开放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已从理性上接受和理解现代化事业进程的迫切性和必然性，并且从思想深处真正意识到了所有这一切必须以改革开放作为是直接决定性前提。这是一种力量，一种确保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轨道的人际资源，这一蕴藏在社会躯体之中的特殊资源，必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前进事业的积极驱动力量。(b)经济体制转变的成果。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大工厂里铁饭碗的相对动摇，从个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成份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到外资企业三资企业的出尽风头，从政府断奶到企业破产，总之，从微观细节到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型已经相对稳定和定位，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是全面走向新经济体制的铺垫和基础。而且，经济体制的现实转型，也为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革，埋下了富有深刻历史意味的伏笔，更加辉煌的社会写意也必然从这里开始。(c)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仍然存在着绝对贫困线以下的公民，尽管各个地区发展的速度和老百姓的实际收入状况差异较大，但是毕竟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几倍，国民收入也已接近平均翻两番的水平，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普遍得了比较明确的生存实惠，其中包括粮油供应量、住房状况、日常生活设施条件以及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和购买能力等。俗话说，有钱好办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经济风险承受能力有了增强，这一切都将给以后的社会改革大动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稳定机制。
通过对国际国内背景要素的分析，和对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加以综合考虑，我们认为“现时代”将有着如下几个富有时代魅力的机遇，第一，意识形态全面建设的机遇。在这一机遇是，我们可以沿着小平同志的思想轨迹，通过进一步的实践摸索和理论总结，形成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形态，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对这一形态进行预料和命名，但其价值地位却可以猜测得到，那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转折感和新型信任感的世界瞩目，由此而有可能统辖未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二，社会改革全面实施的机遇。过去几年诸多社会转型的方面可望而不可及，甚至不能及，所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进展，并没有伴之以相吻合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司法体制和教育体制等的同步改革。这些问题并非没有意识到，而是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如果一味地冒进和急于求成，或许结果会与愿望适得其反。后来，这些条件已经相对较为具备，从而使全面的社会改革有可能在这一时代得以完成，从而呈现出全新的中国社会面貌和中国生存方式。第三，经济状况全面改观的机遇。自从孙中山先生把中国问题拽入现代生存抗争的境况之中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的富裕而穷尽毕生之力，小平同志叙说了春天的故事之后，这一百年强国之梦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实现，但是，由于历史过程的过于短暂，第二代领导人还无法达到国富民强的这一境界，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中心城市与边远地区的差距没有缩小，在某种程度上还相对有所增加，因此，当第三代领导人的历史帷幕缓缓拉开之后，伴随着经济建设步代的稳小前进，伴随着决策者对问题的把握和消解，所有这一切差距都有望在这一时代里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国富民强的愿望因而也就极有可能实现。第四，国际威望全面提高的机遇。1840年鸦片战争之中，世界视野里的中国基本定格在“东亚病夫”的位置，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当然是中国形象的划时代转折。然而，长期的闭关自守，加上经济建设速度滞缓的原因，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及其影响力依然十分孱弱，这种被动局直至改革开放才有所改观。就目前的状况而论，中国仍然还只是一个人口大国。国际语境中的“中国声音”远远算不上响亮，西方七国集团的对华政策还没有上升到平等对话的公平等级。但是中国有其巨大的潜在实力，因而无疑是潜在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其对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稳定的力点制约，将会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愈加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外向辐射的机遇，全面提高国际威望当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机遇即使再多，仍然只是前提，而非成功的事实本身，因而它对我们这个新的历史时代可能就是挑战。挑战又可以大抵表述如下：（一）应变能力。面对稍纵即逝的机遇，完全按照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去对待，显然存在着有效性问题，因而迫使我们要有变通，古人所说的“若天新变，不能代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时间并不能作静止的等待，社会行为主体能否在跨世纪的历史情境中，敏锐地观察对象变化，及时地调整办法措施，不断地更新拓展其观念，将势必影响到我们能否钓到一条国家腾飞的“大鱼”。（二）原创能力。所谓原创能力，就是超前性而非滞后性，它是对我们整个国民综合素质的考验，同时也是对高层决策集团成员们的“天才性”和“杰出性”的更高要求，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原创能力因而有效地驾驶时代骏马，如果我们总是张望什么或者依赖什么或者等待什么，那么我们就只能呆望着那“一江春水向东流”。（三）使命精神。尽管中国急于要办的事情很多，有些事情也很难办，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什么是有心人，就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的事业，都是困难重重地摆放在我们的面前，其中蕴藏着诸多风险，诸多危机，那么，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态度才能战胜这些风险和危机呢，那就是使命精神及其富有使命感的人。不怕失败，不计得失，不贪功名，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基本奋斗目标，以老百姓的衣食饱暖为日夜牵挂，就象三次走进西藏的孔繁森那样，就象那些因改革失败而落马下台且又无怨无悔的人们那样，总之，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强烈呼唤使命感的历史时代。（四）实干精神。任何体制形态，延续得久了，就会出现功能蜕化，就容易形成“只说不练”的工作作风，在这样的背景下，容易流行一串又一串的空洞说教，容易扯起一面又一面不解决问题的迎风旗帜，容易喊出一条又一条震天响不下雨的口号。似乎人人都已经成熟起来，成熟得总想让别人干活而自己可以袖手旁观，此种虚浮的社会风气，与我们的改革开放的现实处境格格不入，因为在这一时代里，所有的问题都是个顶个人的沉甸甸的实际问题，所有的指标都是必须一滴血一滴汗才能稍有改写的数据，世界整在都在掂量着我们的存在份量，一切策略主义的瞒和骗都是对自己的直接伤害，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充斥着经济强权的整个世界，而非一级考察组织或给你提拔的某位领导。所以，实干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尤为重要，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把机遇化为成功的现实成果。
三、设定性与期待视野。
设定性是指计划和打算，是理性分新意义上对未来设计出的目标系统，所以应该理解为官方预示行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读到九五规划，十五年及五十年远景规划，这些规划标示出了一系列明确的目标参数，甚至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步骤和阶段成果，同时，我们已学习了党中央一系列的文件和决议，中央全会的各种报告等等。因此，对我们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去理解和把握这些设定性的内容本身。
根括地说来，从这些文献来分析，第三代领导人的设定目标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A)巩固和改善执政党的最高决策权。中国共产党作为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执政党，其合法性和不可动摇性乃是已经写进了国家宪法的事情，任何怀疑都将无济于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另外一面则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成功和失败之后，党已经日渐成熟起来，并且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和不可动摇性，并非无所为地能一劳永逸，而是必须不断地体现出它在领导国家事务中的强大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否则就会遇以各个方面的质疑。为了使“巩固”和“改善”真正落到实处，党在第三代领导人将会采取一系列让人民放心使国家受益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参政党的参政机会和参政地位，改善组织的民主政治氛围，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实际并有效地吸纳各种价值指向不同的民间意志和愿望、扩大政治透明度并与之相适应地逐步实现政党自身建设的现代组织形态，有效地带领国家进入法制社会情境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体制的力量和规则的力量，积极遏止各种权力拥有者的腐败行为以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逐步消除政治生活极端化和神秘化的历史阴影，……如此等等，最终的目标集中体现为，确保党的领导深得人心和行之有效。(B)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以迅速增强综合国力。中国未来的社会生活核心仍然是经济建设，这一点，从第二代领导人一开始就已经非常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曾经社会获得了超常的生产力和发展速度，作为已有的改革成果和经济模式，其内在的潜力和优势也已渐趋贫乏，因而更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其中包括政府对经济调控模式的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权结构的改革，各种经济成份间动态关系的改革，金融体制与货币商业指向的改革，经济增长点与基本增长方式的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与管理形式的改革，税收分利与财政分额的改革，价格与流通国际接轨规范化的改革……，需要改革的经济行为方式当然还远远不止这些，但是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那就是大幅度地提高国家效益和国家实力，使其尽早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C)全面调整东南与西北之之间的重心失衡。中西部战略转移，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中西部的利益倾斜，而是鉴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又考验到当前的矛盾实际，所作出的一项追求长远国家利益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既是经济任务，亦是政治任务。一般地说来，它将包括中央对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性国家投资力度，有目的地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人口转移与产业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培植出具有国民经济支撑意义的经济增长源，扩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诸如此类，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充分利用国家可控空间以维持各民族各地区协调性社会发展，以避免国家内部因不平衡而产生的各处危及国家整体利益的矛盾冲突，确保国家的统一。(D)坚决确保小康目标的顺利实现。小康目标最早是由邓小平确立并加以科学论证的，但是它在全国范围内的真正实现，其艰巨任务却历史地转移到了我们肩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康目标已经作为一个富有表征意义的突出口号，凝聚着全国人民现代化事业的信心和热情，所以其内涵也已超出原初的语义阈限，而成为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全面得以提高的指代。随着对小康目标的认识深化，它的内涵已经由个体的目标扩大为国家生存目标，由单纯的经济收入尺度扩大为整体性的生活质量尺度，因而也就既包括物质财富，亦包括精神财富，既包括吃穿住用，亦包括素质修养。在把“小康”理解为个体生存目标和国家生存目标有机统一之后，意味着第三代领导人将充分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生存质量、生存环境、生存秩序和生存理想这一系列的协调性关系和整体性状态，是一种设定性的二十一世纪理想图式。
如果说官方的理想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的“设定性”的话，那么民间的理想则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的“期待视野”。所谓“期待视野”，就是老百姓由前此形成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定势，累积出对于以后生活的基本愿望，他们将以这些愿望的能否实现和实现的程度，来决定他们未来对于官方承诺和社会进展态势的褒贬评价。就中国历史上的情况看，有时候情况会超过老百姓的“期待视野”，有时候则又会大大低于老百姓的“期待视野”，由此而有民间评价的所谓“盛世”和“衰世”。那么，对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过程的中国普通百姓们来说，其民间形态的“期待视野”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认为，最主要体现为两大主旨，那就是，第一，能否过上好日子；第二，能否逃离贪官污吏。就“能否过上好日子”这一视野而言，不同地区的尺度目前仍然不尽一样，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生活质量必须呈递增和上扬的发展态势，而且发展的速度越快越好，如果有所停滞或者有所回落，那么就会滋生出一定程度的不满情绪，因为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景低于他们的“期待视野”。就能否逃离“贪官污吏”而言，则没有什么地区差别，几乎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对那些徇私枉法者、那些以权谋私者、那些侵吞国库者、那些盘剥民脂者、那些滥用权威者，总之，对我们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充满了强烈的不满情绪甚至敌对仇恨情绪。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在今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是否腐败或者多大程度上留存有腐败，直接关系到政府与民众间的关系。事情发展到今天，百姓们会对社会主义改革寄予更大的愿望，希望能够根治腐败弘扬廉洁，使党风国内各级政府作风有明显的转变，让老百姓们感到比较满意甚至非常满意。如果我们在今天做不到这一点的话，社会矛盾就会激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进程就将受阻，所以它是最具有审视力度和最直接影响政府形象政党威信的视野，除了满足或者超越他们的期待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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