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与善俗：明初佛教的基层社会控制功能
孔 伟
（新乡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453003）
摘 要： 明朝初年，佛教“阴翊王度”“暗助王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统治者宣扬佛教戒律以导民向善，援儒入佛以便民行善，宣扬业报轮回以励民积善，扶持佛教以劝民从善，宣扬因果报应以驱民归善，广布教义以阴翊王度。 佛教成为明朝“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控制民众思想、缓解官民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 明朝初年；佛教；基层社会；精神控制；心理慰藉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佛教具有对民众进行心理慰藉和精神控制的功效。 一些学者针对佛教的基层控制功能进行了探究。 有人着重研究佛教在某一地区所发挥的社会控制功能。例如，杨红伟以安多藏区为中心深入解析了藏传佛教所发挥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功能，他指出，与部落头人相比，藏传佛教僧侣在社会纠纷裁决与调解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大［1］。 还有人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研究人间佛教的社会承担。例如，张强认为佛教所秉持的“出世不离入世”的原则被信众作为日常生活的指针，在社会伦理的确立、群体的整合以及个人心理的调节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 目前，学者对明初佛教基层控制功能的研究尚显不足， 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与细化。笔者拟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小传统”理论以及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为参照，以精神控制与心理慰藉为视角， 从宏观上解析明初佛教的基层控制功能， 以期深化学术界对明朝社会历史的认识，并希望对明朝社会治理研究有所补益。
一、宣扬戒律以导民向善
朱元璋在参加义军之前曾经做过云游僧。 登基之后，为了方便僧人游方、传教，他颁布了圣旨：“一切南北僧道，不论头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愿归三宝，或受五戒、十戒，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 ”［3］55 朱元璋颁布此圣旨是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 以便利用佛教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 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3］。 《心经》和《金刚经》都是讲“空”的，朱元璋要求和尚讲这两种经典， 就是要他们向世人宣扬“一切皆空”的理念，以期对民众进行心理慰藉。佛陀教导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4］佛教通过严格区分善与恶、净与染、正与邪、悟与迷来规范信众言行，通过制定戒律来净化信众的心灵，并且提出了“四摄、六度、四无量心、八正道”等伦理道德规范。明朝葛寅亮编撰的《金陵梵刹志》对佛教的教化和慰藉功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昔释迦之为道……善被两间，灵通上下，使鬼神护卫而听从，故世人良者愈多，顽恶者渐少。 所以治世人主，每减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减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使神游三界，下察幽冥，令生者慕而死者怀， 景张佛教……世人因是而互相仿效……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 ［3］3
佛教肇兴西土，流传遍被华夷，善世凶顽，佐王纲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愿重。 是故出三界而脱沉沦，永彰而不灭。 ［3］9
在古人看来，佛教可教民向善，也可励民去恶，佛教在教化民众、阴翊王度等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本就有相通之处，到了明朝，三家的思想呈现出合流的趋势。 有人曾把佛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提并论：
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 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 ［5］86又言：
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为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5］67
儒家的“五常”与佛家的“五戒”都以教民向善为鹄的，以控制民众为旨归，都强调个体对集体（或他人）的义务， 都以自利利人为价值取向。 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只有设法使个体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群体才会和谐，从而社会才会和谐。佛教导民向善，强调自利利人，要求杜绝私欲，指出只有积德行善才会功德圆满，若是怙恶不悛就将万劫不复。
精装修工程不仅要确保施工质量，还要注重施工的技术性与艺术性，同时精装修施工还具备施工精细、装修材料复杂、工期较短、施工协调性等特点。在精装修施工中应用精细化管理，人员会起到核心作用[1]，应将传统的人力成本理念转换到人力资本理念，形成联盟式的精装修工程项目组织，制定全面的人员战略，将业主、管理人员、施工人员之间的关系充分协调，形成全新的价值型雇佣关系，从而成立技术水平高、综合素质强的施工团队，如表1。
二、援儒入佛以便民行善
第二种的推荐算法是基于流行度：这种算法是现在的机器学习应用领域中最为常见也是当前应用得最为广泛的算法。原因是因为这个算法的运算方式非常简便迅捷。将各个项目的流行度进行排序，再将排行靠前的流行项目推荐给用户即可。例如微博的热搜，音乐APP中的最热歌曲，各大新闻等。这个算法的优点是算法简单，操作简便快捷，推荐内容适用于大众和新用户。而它的缺点是不能推荐相对个性化的内容和领域。
明初的佛教学者以佛教解释儒家经典， 大力宣扬孝道，谓“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8］328。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的， 基层社会主要由熟人构成， 以血缘或“拟血缘”关系为纽带来维系，人们聚族而居，形成“尊卑有序、贵贱判然有别”的宗族系统。 《尔雅》称：“善事父母为孝。 ”后人基本延续了这一说法。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既是家族伦理的核心，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佛教也极力提倡孝道，称“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8］552，佛教对于“孝”的阐述与儒家的“夫孝，德之本也”［9］以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0］的说法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从《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佛教对儒学精髓的援引，《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 把母亲对孩子的恩德归纳为十种， 分别是：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咽苦吐甘恩、回干就湿恩、哺乳养育恩、洗灌不净恩、远行忆念恩、深加体恤恩、究竟怜悯恩。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对母亲十月怀胎之苦的描述尤为详细［11］。
佛教倡导孝敬父母。曰：“如有男女，背恩而不孝顺父母，将来即堕于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中，如孝顺父母，那么将得到诸天护持，福乐无尽。 ”［12］ 又曰：“孝出于善，而人皆有善心。 ”［5］661 还提出：“佛以持戒为孝，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茹荤酒，以此自利利他，则仁及含灵耳。 又岂现世父母哉。 ”［13］
佛教通过宣扬因果报应教化民众为善去恶， 通过宣扬业报轮回鼓励民众行善积德， 通过宣扬西方极乐世界的繁华、富足、安宁、美妙诱使民众进德修业。佛教宣扬来世不入天国即下地狱，众生只有行善积德、吃斋念佛才能进入天国。 《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把愿生净土的人分为三辈：
宣扬孝道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佛教一方面警告不行孝道的恶人， 称如果怙恶不悛就会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另一方面也给行孝道者以精神慰藉，鼓励其继续行善，走出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佛教倡导孝道，目的是使民众“生度脱心，息灭恶念”［14］，使他们专注于“完成人格，好生地做一个人”［15］。在封建时代，佛教具有劝服民众安于现状、引导其寄希望于来世的功效。 明初，佛教渗透到基层社会，和儒家思想一同成为统治者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 当时，“民生日众，朘削日甚，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壮不得有室，鳏寡孤独不得自存”，而佛教教义可以慰藉民众，使其暂时忘却现实中的痛苦。 明初统治者便利用佛教来控制民众的思想，维护其专制统治。 宗教对民众的控制，是利用了“人们对虚幻神灵的臣服和恐惧，以及对超脱现实、追求心灵宁静的向往”［16］。
三、宣扬业报轮回以励民积善
(7) 地连墙嵌固深度不足。地连续插入比在1∶0.4～1∶0.5之间，加之坑底土体本身自稳性差，监测数据反馈地连墙墙趾向基坑内产生较大位移。
1.4统计学方法本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X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一是上辈，凡出家沙门，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此辈死时，阿弥陀佛率领大众亲来迎接，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成佛。 二是中辈，虽不能出家作沙门，但能大修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缯燃灯，散花烧香。此辈死时，阿弥陀佛化身前往迎接。 三是下辈，不能作诸功德，但能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至其死时，梦中见佛，也得往生。 ［17］
佛教不仅宣称行善积德者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宣称作恶者将在六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人道、阿修罗道、天道）轮回。 佛教向民众灌输这些思想，就是要民众去恶止非，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明初诸帝扶持佛教、 保护寺院也是因为看到了佛教具有“阴翊王度”的作用。明朝敕书曰：“佛氏之教，以空寂为宗，以慈悲为用。 开导善类，觉悟群迷；功德所及，无间幽显。 此有国家者，所宜崇尚而不替也。 ”［3］100佛教教义具有麻痹民众、消弭其斗志的功效。 民众如果安于现状，寄希望于来世，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从而官民矛盾得以缓解，社会秩序得以稳定。
宗教心理学重视宗教信仰者的心理活动在宗教生活中的意义， 并把信仰者的主观性感受和宗教体验视为宗教最本质的东西和宗教真正的秘密［18］。 佛教对民众在现实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作出了貌似合理的解释，使民众得到了慰藉；佛教又通过向民众宣扬业报轮回，诱导民众安于被奴役的生活，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9］。
四、扶持佛教以劝民从善
因果报应理论能够满足封建统治者维护皇权、巩固统治的要求。 民众最畏惧的是未来， 因为未来看不见，摸不着。佛教便把民众现在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将来的祸福、荣辱联系起来，教导民众克制欲念，止恶修善，“勇猛精进，志愿无倦”［25］。《景德传灯录》卷十指出：“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 百丈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26］。
为了充分发挥佛教“绳顽御恶”“佐王纲而理道”［3］9的作用，朱元璋甚至将佛教教义等同于“圣人之道”。他在《宦释论》中说：
故天地异生圣人于西方， 备神通而博变化，谈虚无之道，动以果报因缘。 是道流行西土，其愚顽闻之，如流之趋下。 渐入中国，阴翊王度，已有年矣。 斯道非异圣人之道，而同焉。 ［3］15
儒家圣人之说，可应验于当世，故为“阳”，为“实”；而佛教所谓业报轮回、天堂地狱之说，在现实中难以验证，故为“阴”，为“虚”。 明初统治者认为，二者相互配合，将“利济万物”［3］13。 朱元璋就试图协调儒释两家的关系，使其在维护皇权、教化民众方面形成合力。
相对湿润度指数为某段时间的降水量与同时段内潜在蒸散量之差再除以同时段内潜在蒸散量得到的指数，该指数是以土壤水分收支平衡为基础的干旱监测指数，反映了作物生长季节的水分平衡特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干旱的发生强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朱元璋劝导普通僧人不必追求成佛这一高不可及的目标，他说，“方今虽有僧，间能昂然而坐去者，不过幻化而已”［3］13-14。 朱元璋提出，僧人修行的目的应当是积福于后世或者升入天堂。
朱元璋以天堂地狱人间之说警戒臣民：
若民有贤良方正之士， 不干宪章， 富有家赀，儿女妻妾奴仆满前。 若仕以道佐人主，身名于世，禄及其家，贵为一人之下，居众庶之上，高堂大厦，妻妾朝送暮迎，此非天堂者何？ 若民有顽恶不悛，及官贪而吏弊，上欺君而下虐善，一旦人神见怒，法所难容。 当此之际，抱三木而坐幽室，欲亲友之 见杳然。或时法具临身，苦楚不禁，其号呼动天地，亦不能免，必将殒身命而后已，斯非地狱者何？ 其天堂、地狱有不难见也。 ［3］15
2.1.3 建立人工气道 由于气管下段极度狭窄，导致肺通气极差，随时可能因气道梗阻引起窒息而危及生命。经ICU、麻醉科会诊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予经口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为减轻患者痛苦，机械通气期间给予吗啡、地西泮和丙泊酚等药物镇静治疗。由于气道狭窄，选择气管插管较细，根据插管内径选择适当型号吸痰管，保证在清除呼吸道分泌物的同时不影响有效通气。妥善固定气管插管，采用胶布与绳带双固定方法，随时观察、记录插管深度，谨防脱出，导致再插管困难。
在这段话中，朱元璋把天堂和地狱都搬到了今世。在他看来，官民如果人品端方、尽心为君主分忧，其生活就能够富足美满，他们就如同在天堂里一般；官民如果凶顽暴戾、反对君主的统治，就会落得众叛亲离、刑具加身的下场，这就如同堕入地狱一般。朱元璋扶持佛教，以佛教所谓的业报轮回来教导民众，希望民众安分守己。
五、宣扬因果报应以驱民归善
佛教轮回说以缘起论为理论基础， 提出人生由十二个环节构成， 这十二个环节按顺序组成因果循环链条。 因果报应思想把人的前世、现世和来世联系起来。《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曰：“虽然善恶两途，由人所趋，为善获吉，为恶获凶，幽明果报，不爽锱铢。”［22］根据因果报应理论，任何思想和行为一旦产生，便不会自行消灭。 这些思想和行为必然导致相应的后果，即“众生从业而有果报，如是果报则有三种：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23］。 佛教宣扬众生的言论和行为都将得到不同的报应，只有信仰佛教，努力修持，才能超出报应和轮回，求得永远的解脱。 佛教提出，人生的各种痛苦都源于认识上的“无明”和思想上的“烦恼”，只有放弃对物质的追求，摒弃私心邪念，多多行善，来世才有好运。 在封建时代，因果报应理论在基层社会流传甚广，对民众影响极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是正统思想。 因此，只有尽力强调佛教教义与儒家思想具有一致性， 才能使佛教为民众所接受。明初的佛教学者大都倡导儒佛融合，由儒入佛的净土宗认为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儒主治世，佛主出世”，佛教可以“阴翊王化之所不及”，而儒教可以“显助佛法之所不及”［6］。 一些人提出，儒佛二教“想是同根生，血脉原无间”，二者“理无二致”［7］。
通过对分数概念演变过程的梳理与分析，可知分数概念的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一明一暗两条发展脉络.明线，是指通过四种途径产生的分数定义的顺次发生：“部分/整体”→“测量”→“除法”→“集合论”；暗线，是指人们对数系扩充的认识：整数系→有理数系,如图1.
佛教以四圣谛说、十二因缘说、业力说、无常说与无我说等教化民众。 佛教强调民众遭遇的祸福与他们自身的修为相关，宣扬自作自受，指出只有皈依佛教，弃恶从善，虔诚修持，才能走出六道轮回。 佛教将民众遭受苦难归结于民众自身修为不高， 这对于封建帝王维护皇权、巩固统治十分有利。明初诸帝在意识到宗教具有安抚民众、缓解官民矛盾的功能之后，构建了区域宗教信仰系统，希望以此稳定社会秩序。
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 驱而诱之， 其不入井者几希。 ［24］
选用抗性品种；轮作倒茬，合理施肥浇水；施用充分腐熟优质有机肥，避免使用未腐熟粪肥，以免把虫源带入田间；优化农田生态条件，铲除地头、渠沟边杂草，降低蚜虫越冬基数。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3］54。 朱元璋刊布佛教经典的目的是劝民从善，朱元璋提出，为佛教经典作注释务必“明白简切”，避免“缠绕支离之患”［20］，要使民众易于接受。朱元璋为了扶持佛教，于洪武十九年（1386）令礼部“出榜与寺家张挂，禁治诸色人等，毋得轻慢佛教，骂詈僧人，非礼搅扰。 违者本处官司约束”。 他要求将榜文“颁行天下各寺，张挂禁约”［3］62。 以榜文的形式明令扶持佛教，这种做法在以往并不多见，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佛教所持的尊崇态度。不过，朱元璋对僧人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发布上谕曰：“钦赐田地，税粮全免。 常住田地，虽有税粮，仍免杂派。 僧人不许充当差役……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结官府，说俗为朋者，治以重罪。 ”［3］73 对寺院和僧人加以保护，意在保障僧人的生活，从而使其更好地为皇权服务；而限制僧人参与世俗社会活动，意在控制僧人，使其专注于讲经说法、 教化民众。 明成祖朱棣敕谕编修《大藏经》，他本人还撰写了《御制经序》十三篇、《佛菩萨赞跋》十二篇、《圣朝佛菩萨名称佛曲》五十卷、《佛名经》三十卷、《神僧传》九卷，“俱入藏流行”［21］。 明初统治者扶持佛教的目的就是使佛教走进千家万户， 利用佛教来教化民众。
佛教的地狱之说能够对民众产生极大的威慑力。地藏菩萨被称为“幽冥教主”，《地藏菩萨本愿经》对地狱的种种煎熬作了详细的描述：
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 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雀鸽鸳鸯报。若遇恶口者，说眷属斗诤报。 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 若遇嗔恚者，说丑陋癃残报。 若遇恨吝者，说所求违愿报。若遇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咽病报。若遇畋猎恣情者，说惊狂丧命报。 若遇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 若遇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说返生鞭挞现受报。 若遇网捕生雏者，说骨肉分离报。 若遇毁谤三宝者，说盲聋瘖哑报。若遇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遇破用常住者，说亿劫轮回地狱报。 若遇污梵诬僧者，说永在畜生报。 若遇汤火斩斫伤生者，说轮回递偿报。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若遇非理毁用者，说所求阙绝报。 若遇吾我贡高者，说卑使下贱报。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 ［27］
佛经以地狱的种种苦难来告诫民众何事当做、何事不当做，这是从精神上控制民众，目的是使民众安分守己，自我克制。 在封建时代，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思想有利于消除民众的反抗意识。 佛教引导民众将今世受苦受难归因于上世的修行不够，使其放弃斗争，心甘情愿地服从皇权统治。 民众身受压迫，求告无门，自觉今世已无解脱的希望，于是便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因此，佛教在当时间接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六、广布教义以阴翊王度
在传统中国社会，教权受皇权的控制，并为皇权服务。东晋僧人道安法师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28］佛教只有依赖皇权才能繁荣昌盛，因为“能弘道者人主也”［29］，而皇权则依赖佛教对民众实行控制。隋唐以降，统治者采用三教（儒、释、道）并用的策略来控制民众。朱元璋说：“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30］明初诸帝利用佛教神化自己，强调自己受命于天，目的是控制民众，巩固皇权。
佛教以解脱为人生理想，强调信众必须自我反省，刻苦修行。 与儒家重现实不同，佛教更重解脱：
2013那届日内瓦举办的EPHJ贸易展上，包括Technotime、Vaucher Manufacture和Dubois Dépraz在内的多家机心厂齐齐到场。但另外两家厂商却因缺席而格外引人注目：以产量而计，Sellita和Soprod是ETA以外瑞士最大的机心厂商。（就在那年底，ETA机心工厂发生了一起大火，更是催生了众多品牌更换机心的想法。）
如来愍诸众生，有种种性、种种欲、种种行、种种忆想分别，历劫缠绕，无有出期，乃为此大事因缘现世，敷畅妙旨，作殊胜方便，俾皆得度脱，超登正觉。此诚济海之津梁，而烛幽之慧炬也。善男子善女人一切众生，能秉心至诚，持诵佩服，顶礼供养，即离一切苦恼，除一切业障，解一切生死之厄，不啻如饥之得食，如渴之得饮，如寒之得火，如热之得凉，如贫之得宝，如病之得医，如子之得母，如渡之得舟，其为快适欣慰，有不可言。［31］
朱元璋深知佛教有助于“治道”，他说：“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 ”［3］3在封建帝王看来，佛教可以“佐王纲而理道”［3］9。 为了进一步强化佛教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功能，朱元璋还规定了和尚该讲什么经、怎样给人念经和如何做佛事。 朱元璋宣扬明朝的建立是佛的意旨，在即位之初，每年都举办法会为国祈福，以神化王权，笼络人心，控制民众。 朱元璋还选高僧随侍诸王，用佛教的“慈悲”“戒杀”等教义教育子孙，以防止发生内乱。 朱棣利用佛教神化自己， 他编撰了佛曲数千首，在宫中和民间推广。这些佛曲将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和倡导忠孝观念结合起来， 宣扬“不忠不孝， 即为大恶”，强调“天网恢恢，报应甚速”，鼓吹“孝悌忠信最为先”，“至孝在忠君”。 佛曲合辙押韵，通俗易懂，便于传唱，因而得以迅速流传。
针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营销工作存在的问题，从提升商业银行软实力和硬实力两个方面，构建商业银行市场营销工作改进模型(图1)，提出相应的对策。
明初诸帝大力倡导佛教， 使佛教教义得以广泛传播，诸如“举头三尺有神明”“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天网恢恢，报应甚速”等说法几乎家喻户晓。佛教强调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民众因畏惧恶报而不敢为非作歹，因追求善报而努力为善。 佛教还通过宣扬教义来慰藉人心，为了使民众安于现状，忍受现实的痛苦，佛教把人们受苦受难的原因归结为前世修行不够，这在客观上缓解了官民之间的矛盾。
七、结语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与儒教和道教的冲突中逐渐被改造，最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具有对民众进行心理慰藉和精神控制的功效，明初诸帝都将佛教作为控制民众、维护皇权的工具。 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的辅政作用极为重视，佛教在政治力量调整的过程中 “被正式安置在了明太祖一手调试的政权机器上”［32］，由此，佛教成为明朝“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杨红伟.藏传佛教与安多藏区的社会控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2）：47-57.
［2］ 张强.世俗世界的神圣帷幕：从社会控制角度看人间佛教的社会承担［J］.武陵学刊，2011（1）：6-13.
［3］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上［M］.何孝荣，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
［4］ 陈兵.佛教格言［M］.成都：巴蜀书社，1994：3.
［5］ 契嵩.镡津文集［G］//大正藏:第52 册.
［6］ 罗伟国.佛藏与道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44.
［7］ 周永年.吴都法乘［G］//杜洁祥.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3辑.台北：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5：3590.
［8］ 智旭.灵蜂蕅益大师宗论·卷四之二孝闻说［M］.舟山：普陀山紫竹禅林，2007.
［9］ 赵缺.孝经正义［M］.长沙：岳麓书社，2014：3.
［10］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3.
［11］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 （原文 及白话 翻译）［EB/OL］.（2018-06-28） ［2019-03-07］.https://wenku.baidu.com/view/81b0550e4a7302768e99394e.html.
［12］ 业露华.中国佛教孝道观的发展［J］.五台山研究，1997（1）：2-8.
［13］ 张商英.护法论［G］//大正藏：第52 册：640.
［14］ 郑孝时.释迦摩尼成佛记［M］.2 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35.
［15］ 杨 维 中.中 国 佛 学［M］.南 京：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4：133.
［16］ 马向真.社会心理与社会控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65-266.
［17］ 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795.
［18］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施政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 京：人 民 出版社，1972：2.
［20］ 宋濂.金刚般若经新解序［G］//宋濂全 集：第2 册.黄灵庚，编辑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630.
［21］ 陈士强.大藏经总目提要：文史藏：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73.
［22］ 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EB/OL］.（2008-09-26）［2019-03-07］.http://ttnews.zjol.com.cn/ttxw/system/2008/09/26/010679173.shtml.
［23］ 昙无谶.大般涅盘经［G］//大正新修大藏经本：442.
［24］ 沈榜.宛署杂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236.
［25］ 黄根祥.佛说阿弥陀经妙法莲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94.
［26］ 张勇，洪修平.禅偈百则［M］.北京：中华书局，2008：50.
［27］ 地藏菩萨本愿经［G］//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52 册：462.
［28］ 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178.
［29］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3030-3031.
［30］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08.
［31］ 苏志雄.历代大藏经序跋略疏：上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94.
［32］ 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9.
中图分类号： K24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26（2019）11-0056-05
收稿日期： 2019-05-24
作者简介： 孔伟（1982—），男，河南新蔡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明清社会文化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责任编辑 王 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