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事务及其意义_中华书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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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注：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8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式（注：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207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簋（注：李西兴主编：《陕西青铜器》，79，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的（注：吴镇烽：《陕西金文汇编》，拓本目录表第20页，三秦出版社，1989年。）。

这篇铭文古奥费解，本文想在下面先试作通读，然后重点对几个关键性的字进行考释，推求器主的身份，最末对发现的重要意义讨论引申。我所能做的，不过是一次尝试，必有许多不妥的地方，敬希指正。

一　铭文通读

部字（注：本文古音皆据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述（注：裘锡圭：《古文献中读为“设”的“”及其与“执”互讹之例》，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东方文化》第三十六卷第一、二期，1998年。）。

“女”通“母”字，古文字常见，参看《金文编》1947、1961。

“之”（注：杨树达：《词诠》，第157～158页，中华书局，1979年。），“用厥”等于“以之”。

“绍”训为继，“好”训为“美”，都见于《说文》。

“益”下面一字不识，疑有范损，暂且释为从“干”从“女”，读为“干”，《尔雅·释言》：“求也。”“益干懿德”，可参看《诗·时迈》“我求懿德”。

“御”训为治，见《诗·思齐》笺。（注：容庚：《金文编》，第723页，中华书局，1985年。），这里读作“氓”或“萌”，意为民众。“永御于氓”，即长久统治民众。

二　关键文字考释

字，右半从二“又”二“土”。这个字在金文最早见于不其簋（注：容庚：《金文编》，第942页，中华书局，1985年。），鼎（注：吴镇烽：《西周金文撷英》九，三秦出版社，1987年。），《金文编》未及收入，《金文诂林补》收录（注：周法高：《金文诂林补》，1822，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

“陵”（注：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1822，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现在看来都不妥当。目前流行的看法有两种，一是释为“附”，其说本于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注：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第60页，中华书局，1988年。）。《积微居金文说》（注：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81～82页，中华书局，1997年。）。……相似。”（注：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42页注64，文物出版社，1991年。）

此说由于1993年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的发现得到验证。《老子》第二章“前后相随”，郭店简《老子》甲16“随”字作相同。”（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15页注42，文物出版社，1998年。）

案《汗简》下之二阜部有碑。”（注：郭忠恕：《汗简》，第39页，中华书局，1983年李零等整理本。）《古文四声韵》卷一“随”下也有体（注：夏竦：《古文四声韵》，第15页，中华书局，1983年李零等整理本。）。对照郭店简《老子》，字之为“随”断无可疑。

下（注：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第94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不过，如果由严格的观点看，相应（注：参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第491～492页，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只是在简文中都通读为“随”罢了。

殷墟甲骨文有字（注：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第173页，汲古书院，1977年。），可视作这一系列字的渊源。

一样（注：容庚：《金文编》，第109页，中华书局，1985年。），今定为从声”（注：原衍一“省”字，参看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2014～2015页，中华书局，1988年。），

王在鲁，（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图118-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朝臣（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六。）。相同（注：容庚：《金文编》，第311页，中华书局，1985年。），这里不再细说。

字在金文中也出现过若干次了（注：容庚：《金文编》，第688页，中华书局，1985年。），伯说（注：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1322，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而论说最详细的是《积微居金文说》（注：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154页，中华书局，1997年。）。杨氏云：“遂”（注：古国顺：《史记述尚书研究》，第104～106页，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肆”、“遂”都在物部，一心母，一邪母，音近相通。

”（注：参看裘锡圭：《古文字论集》，第202页，中华书局，1992年。），“勤”（注：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235页，中华书局，1997年。）。文（注：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1322，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

十》（注：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第512～513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年。）。一类（注：参看张政烺：《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大王（注：孔颖达：《毛诗正义》，第5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整理本》，2000年。），他们当时是否有此称号也没有确证。

三　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禹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注：“禹”下原有“鲧”字，应系衍文。）。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足见敷（布）土和定九州有关。“敷”还可写作“傅”，《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语：

（帝舜）使禹傅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

到了《史记·夏本纪》，把这类记述汇集起来：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

《书序》用“任土作贡”概括《禹贡》的主要内容，盨铭也有相当的话，就是“差地设征”。“征”，《左传》僖公十五年注：“赋也。”“差地”是区别不同的土地，“设征”是规定各自的贡赋，正如《国语·齐语》讲的“相地而衰征”（实质有所区别）。

铭文中的“降民”相当《禹贡》“降丘宅土”，《夏本纪》作“民得下丘居土”，《风俗通义·山泽》作“民乃降丘度土”，说的是民众因洪水已退，从避水的丘陵下来，重新居住在平地上。“监德”，“监”训为察。

四　盨铭的重要意义

铭文的重要，初步考虑，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在文物中的最早例证。

关于禹的事迹，从《诗》、《书》到《史记》多有记载（注：参看中岛敏夫编：《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汲古书院，2001年。），成为古史传说的重要组成部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讨论中，禹究竟是天神还是人王，禹与夏朝的关系，以至夏朝到底是否存在，都曾受到学者的审查辨析。不少学者提到，希望从考古及古文字的材料，能对这方面的问题作出论证。

首先就此论述的是王国维先生。他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授课，讲义名《古史新证》，对信古、疑古都有所批评。他指出：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注：王国维：《古史新证》，第1～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

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先声，是大家熟悉的。在《古史新证》里，他举出以“地下之材料”证明或补足纠正文献的例子，开始便是禹。

他列举两件金文：

天下也（注：王国维：《古史新证》，第4～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