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概论”学科体系的确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概论论文,学科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史学概论的学科体系究竟应该如何确定，这是史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文章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已有成果在认识上的偏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史学概论体系应由“五论”构成：历史过程论、历史主体论、史家主体论、史学发展论、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这“五论”既能体现出完整的史学概论学科结构，也映现了完整的逻辑结构，能够准确地整合史学概论的学科内涵。根据这“五论”确立史学概论学科体系，对于编纂科学性更强的史学概论著作，对于掌握史学概论学科的完整知识，都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张艳国，1964年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杂志社副研究员、史学编辑室主任。
如何建立史学概论的学科体系？史学概论究竟应该包容哪些内涵？80年代以来，史学界曾有过热烈讨论。对于种种成果，仲伟民在他的《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体系研究述评》〔1〕中作过很好的观照。“至于史学理论体系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所组成，学术界尚有争议，这一点恐怕还需要较长时间来解决。”可谓切中肯綮。笔者仔细研读过几种同类著作〔2〕和关于史学概论的论文，不揣浅陋，认为史学概论体系应由“五论”构成：历史过程论、历史主体论、史家主体论、史学发展论、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这样既体现了完整的学科体系，也映现了严整的逻辑结构。分述如下。
一
不论我们如何确立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发展的过程应是史学研究的基本点。历史学所包容的万事万物，均被其过程性所兼纳。历史研究所关注的过程性问题，是史学的基本要素。因此，历史过程论是“史学概论”应予首先论述的问题。
历史发展过程展开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规律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始终。因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嬗递，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在阶级社会里，是私有制对人的强制，于是，社会主要矛盾就表现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运动，便构成了社会形态的世代交替。新生的社会制度战胜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3〕因此，马克思主义解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论的。〔4〕
从原始的无阶级社会，进入到私有制的阶级社会，是私有制强制人的历史，是人的异化的历史，因此，阶级社会的发展历程，便是人类异化的过程。而共产主义则是对这种异化过程的战胜和终止，它实现了人类历史在高级阶段上的复归。马克思精辟地论述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5〕
在历史发展过程论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立，集中表现为规律论与非规律论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历史进程的基础。以此来解说历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点，也是揭示历史规律的出发点。恩格斯指出：“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6〕当然，马克思主义历史过程论所阐述的历史规律，是辩证规律论，而不是机械规律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7〕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既表现为共性，还表现为特殊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般规律与个别规律的统一，是总规律与无限多样的个体规律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解说了历史发展的过程论，揭示了蕴藏其中的规律论。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发现历史规律就万事大吉了，就不需要具体地研究历史了。他们认为对过程论及其规律论的阐发，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便于人们更进一步发现真理。恩格斯明确地提示道：“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对此，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规律论时应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揭示，等同于史家主体的具体的研究结论。对此，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已有明确的看法。
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论绝然相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19世纪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兰克学派，就是非规律论者，其创始人宣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一系列事件，它们一个跟着一个，而且彼此相互制约着。如果我说，‘制约着’，我决不意味着受绝对的必然性所制约着。”英国历史学家费舍在《欧洲史》中声称：“我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突然事件，犹如一浪接着一浪；我只看到一个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可靠的法则：历史学家应当承认人类命运的发展中的偶然的和不可预知的意外事件，”在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界颇有影响的卡尔·波普尔则直言不讳：“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不可能有什么历史规律。”在历史发展规律论上的对立，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对立。历史发展的过程性，表现为辩证发展的过程性；能动发展的过程性。所谓辩证发展的过程性，是针对机械论者而言的，历史发展没有单一的平坦笔直的大道，它迂回曲折，但总是向前行进；它是无限丰富多样的历史因素的集合体，决定历史发展的异常复杂性。因而历史发展总是体现出历史的辩证法。前进和倒退，简单和复杂，个体与群体，区域性与世界性……总是历史地交织在一起。所谓能动发展的过程性，是针对教条主义的规律论者而言。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是具有无限能动力量的人类，它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离开了辩证的观点和能动的观点，仍然要陷入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泥潭。
历史发展的过程性，揭示了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向。那么，支配和决定历史向前发展的力量是什么呢？当然是历史规律。而它又通过什么样的现实力量来表现呢？是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亦或其它？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论，学术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有过两次大规模的讨论，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而每一种看法，都似乎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依据。在笔者看来，寓于历史过程中的动力，不是别的，正是合力。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所阐发的历史过程合力论，是对历史动力论所作的最精辟、最权威的解说。在《致约·布洛赫》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9〕他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则又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10〕历史过程的合力论能够科学地说明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第一，它以历史发展的无穷多样性和无限复杂性为基础，考察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多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历史合力论容纳了阶级斗争动力论、生产力动力论、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等等。单一动力论，不能揭示历史的全貌，也不足以揭示历史过程的本质力量。历史合力论较之单一动力论有更为充分的理论力度和说服力，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它把历史过程中经济运动的力量看成归根到底的因素，是基于历史合力论的；它是在多重力量的冲突与制约中，区分出居于主要作用的力量，从而考虑了历史过程中诸种力量的历史性作用。依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理论上同被它批判的机械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庸俗决定论、“一般历史哲学”）划清了界线，使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经济因素是归根到底的决定力量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突出的理论特色。
历史发展的过程性，其基本的表现形式有如下几种：历史发展的渐变与突变的统一，历史发展的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历史发展的常规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共同性的统一。它们共同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基本体相。而在历史过程的辩证性发展中，它又包容着多对范畴，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历史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历史发展的滞后性与超越性，等等。认识历史发展的过程，不能离开对上述五大关系、五对范畴的论说。到目前为止，史学概论编纂中暴露出的不可回避的体系性缺陷，在于忽视了历史过程论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二
人是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离开了人，就无所谓人类历史。历史的轨迹，总是人类留下的。因此，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史学概论不能不探讨历史主体论。
历史主体论首先关注的是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几种演变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讨论历史主体的活动及其形态的。从社会生产方式嬗递的角度出发，历史主体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的几个历史阶段；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关系的演变角度出发，社会主体则经历了“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从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交替角度出发，历史主体则分别属于部落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共产主义的几种类型。〔11〕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以下三阶段和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直接的社会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个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的高级复归，是对人的隶属性以及自我异化的战胜。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12〕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人，而不是观念的人，抽象的人。因此，研究历史主体，必须依据科学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主体“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13〕其理论内涵就是：首先，必须具体地考察历史过程中历史主体的生态条件、文化条件；其次，必须考察历史主体的社会生产活动，即人们所赖以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生活方式；再次，必须考察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只有站在社会主体的现实活动的基础上，从主体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考察其历史轨迹，才能科学地理解人类社会从氏族社会到私有制、从私有制到阶级国家、从国家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才能科学地解说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
在历史过程中，主体是划分为领袖和群体的，即杰出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在阐述历史主体的时候，对于这对范畴应有深透的说明。在旧历史观那里，宣扬英雄史观，抹煞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史学革命”成了“革命史学”，只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否定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是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正在于，既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也给予杰出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进程的推动者，是社会基本面貌的决定力量，是最现实的历史条件；杰出历史人物则是应时而出的骄子，他能推进或延缓历史进程，任何历史巨人，都是一定社会利益阶层或集团的代表和代言人，其作为对社会现实有多重影响。承认历史巨人的作用，决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只是“1”后的零尾数；而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也绝不排斥对历史巨人的历史作用的深切关注。他们的作用互相关联，互相影响。
在历史过程中，主体是划分为阶级的，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阐述历史主体论时，对这对范畴也应有深透的论述。只承认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抹煞被统治阶级的巨大历史作用，是旧史观的呓语，而只突出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忽视统治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也失之偏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总是历史地、辩证地关联在一起的。针对抹煞被剥削阶级历史地位的旧史观，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14〕针对出发于“道德”和“正义”的矫枉过正之辞，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唯物史观中，统治阶级亦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他论述道：“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须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15〕对于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论述，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共产党宣言》里的著名论断外，恩格斯还从生产组织的作用出发，进行了深刻地论述。因此，在分析历史主体中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时，要用理性和历史主义代替“高尚的义愤”和个别主义。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作为主体的两大对立阶级，其历史作用总是互相关联而又互为相对、互相依存而又互为制约地交织在一起。
讨论历史过程中主体作用的问题，实质上关联着史学界近年来一直未有间断讨论的“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是一个命题两种表述。在笔者看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人民群众与杰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只不过因时因地而异。在不同的历史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在不同的历史侧面，他们各自发挥了自己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历史创造作用。如果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历史创造作用，很难圆满地、完整地、科学地解释人类社会历史。〔16〕
与讨论历史主体作用相关联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对统治阶级与杰出历史人物的评价。后者更受史家重视，常有新论见诸书刊。关于前者，笔者认为：（1）从总体上看，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不能抹煞或轻视。没有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就谈不上整个人类文明。当然，评价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一定要同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联系起来考察，反对唯一论和任意夸大的做法。（2）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有较大差异。例如，统治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和历史的衰败时期，前期、后期和比较稳定发展的中期，其历史作用的大小、侧重点是大不相同的。（3）要对统治阶级的整体与集团或阶层中的个别人物，始终采取既有联系又有分别的态度进行历史分析，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关于后者，史学界已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比较成熟的意见。如：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杰出历史人物，客观地分析功过是非，结合社会需要考察历史人物的社会实践等等；对历史人物进行阶段分析、阶级属性分析、角色分析、功过成份分析、动机与效果相结合地分析，等等。有一点，我觉得应在历史人物评价中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历史人物的功过进行动态分析，即对历史人物的作为进行流向性考察，进行远期效果评析。史学界常常只对历史人物对社会的现实影响予以关注，而对其久远的文化影响重视不够。譬如，司马迁《史记》的通史观念和严谨的学风、高尚的品德，汉武帝奠定中华民族基本版图并培育中华民族的疆域观念，等等，世代流传，成为千百年来中华子民的文化信念和追求；而秦始皇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蔑视，刘邦对功臣的诛杀，等等，亦成为一种极有影响力的负面文化，积淀为一种有透射力的文化因子，千百年间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行为规范和政治价值观念。由此可见，在历史人物评价中，运用这一视角是有收益的。
三
历史发展的过程与活动于这一舞台的历史主体，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在史学研究这种特殊的精神文明创造中，历史学家是其认识主体。因此，史家主体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从事史学研究的主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即史家修养论），一是史家主体应该具备怎样的认识能力以及如何认识历史（即史学认识论）。
历史学家具备良好的研究素质的前提和基础，是史家主体的社会意识。历史学家的社会意识，就是史家主体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17〕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就是对历史学发展的负责精神。它要求史学家勤勉、客观、公正，关心社会进步与人类命运。任何有抱负的史学家，都希冀历史著述对社会发展有所帮助，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国古代的齐太史、晋董狐就规范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价值取向：“书法不隐”，“不虚美，不隐恶，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孔子著《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就是这种价值观的践行。历史学家的历史使命感，表现为通过史学研究获取智慧和百折不挠地进行真理性认识，促进政治昌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它要求史家主体具备历史的通识，从历史发展的整体着手，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主题：如进步与倒退、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改良、公正与效率，等等。《春秋》、《史记》以至当代中外史学名著的产生，无不为这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所驱动。历史使命感是历史学家笔下的无穷力量，是活跃于史家主体血液中的文化因子。史家主体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统一，是真、善、美的价值标准在史学研究中的体现，是科学精神在历史领域的贯彻。它是史家主体确立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科研素养的坚实基础。
史家主体的社会意识，是其确立职业道德的基础，是其获得良好的治史素养的文化基础，成为一切进步历史学家的共识，本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毕尔德断言：从长远来说，历史学家的价值将“取决于他预测未来的眼光长远与正确的程度”。1950年，美国历史学家萨缪尔·莫里逊在发表就职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中意味深长地说：“历史学家本行的责任主要是为他的读者或听众阐明过去。”史家主体的社会意识，是造就史家主体良好的素养的基石，已经引起了中国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刘泽华教授呼吁，历史学家“应该是通古今之变，关切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史学家应当以自己的智慧、见解与时代的需要进行平等的交换。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当代，而当代所提出的问题史学又很少关心，这样的史学不能不走向‘困境’，陷入‘危机’”，“关注现实与满足当代社会需要的史学研究，是历史学的龙头，其它都不过是龙身。如果龙头抬不起来，龙身就只能在水中拖曳”。这是切中弊端的警醒之辞。
史家主体的素养集中表现为知识的渊博性与思维模式的科学性。知识的渊博性是指：贯穿古今，打通中西；纵横文史哲，兼涉政经法，了解现代自然科学的重大成果；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厚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从科研范式上讲，它是打井式与掘湖式的结合。彭树智教授把它规范为“四训”和“五功”。四训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五功是：理论功底、知识功底、外语功底、古汉语功底、写作功底。“治史五功”是一个整体。一个史学家应当具有渊博知识、思路敏锐、哲理深邃、文笔隽永的素质和修养。思维模式的科学性，是指建筑在现代思维科学基础上的思维范式，它是以一定时代哲学为基础，以史学的研究方式、史学的智能结构、史学的价值认识和史学的审美标准为表现形态的思维过程。其中，史学研究方式与史家主体的智能结构是史学思维模式的核心部分。就史学研究方式而言，是指以史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为主，以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方法为辅的两者结合，它突破了史学研究中的单线性考察与单一方法运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与研究内容；就史学的智能结构而言，它是研究主体各种智能成规则、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为一个多序列、多要素、多层次的动态有机综合体，它是史家主体的德、学、识、才的有机统一，综合运用。
史家主体良好的素养在科研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就是：义理、考证、文章的统一。清人姚鼐所谓的义理、考证、文章，虽有特指，是从桐城派的学术眼光出发的，但却反映了深远的学术意境，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共性。在史学研究中：义理，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运用，得出创新的见解，体现出史家主体的理论慧识与理性的深刻性；考证，是指史学研究对把握史料的特殊要求，爬梳、整理、辨伪、取材，进行实事求是的工作；文章，是指合理的构架，准确地表达主体的思想，运用优美的语言吸引读者，行文走笔抒发深刻隽永的意境。没有深厚的素养，不能达到义理、考证、文章的和谐统一。
不论史家主体如何认识历史，都因他们对历史是否可以被认识的不同回答而被分为两大类群：可知论者的历史认识与非可知论者的历史认识，由此决定了历史学发展道路上的两大分野。在可知论那里，历史发展被看成一个有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有规律的，史家主体的认识表现为一个探求的过程，只要符合认识规律，历史是可以被认识的，因而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非可知论者认为，历史是杂乱无章的事件与人物的堆砌，人们只可能无限地接近历史中的个别，而不能复原历史整体，更不可能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学至多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
史家主体，是史学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史学认识过程，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历史认识的主体是历史学家，他是掌握专门知识、依据专门理论与方法从事历史著述与专题研究的人。他是历史客体的人格化，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历史客体是认识主体的对象化，是为认识主体所解读的对象，它是客观存在、不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它可以被认识，但不能被纂改。在认识对象的意义上说，没有客体就没有认识主体；在认识能动性的意义上说，没有认识主体，也就无所谓客体。
历史客体被史家主体所感知、所理解、所解读，但它不能被体验。因为历史是无限往逝的过去，不能复原，不能重演。历史研究所认识的客体，常常表现为认识的“中介”，它是史家视野中具有客观真实性的史料（文献的、考古的、口碑流传的），因此，它不同于一般认识论，比通常所言的科学认识更复杂，具有特殊性。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认识途径、认识过程、认识特征的特殊性。从认识过程的复杂性来看，它要经历由感性认识到知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的全过程。只有经由这种认识过程的无穷反复，才能接近历史真实，从而获得历史真理；它要经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不断改造制作，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若干认识单元的递进与反复，从而不断地发现历史真理。从认识途径的复杂性来看，一般认识论认为，“从生动的直觉到抽象的思维，再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的、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18〕可是，史学认识往往要以前人的认识为依据，进行再加工，再认识。所谓史料，主要以文献为表现形式，是前人的认识成果。史家主体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认识，对它的客观性、真实性进行再认定，而后进行解读，按照一般认识过程进行加工、制作。从认识特征的复杂性来看，它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综合运用，——形象思维是为了客观地复原历史场景的细节，具有科学的艺术性；抽象思维是为了说明历史的真实全貌，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和本质。它要求总体地运用史学认识的多种形式：考实性认识、价值性认识、抽象性认识。考实性认识是史家主体认识活动的基础工作，价值性认识规范着考实性认识的范围与取舍程度以及认识的维度，抽象性认识是主体的最后表现形式，它决定着史学研究的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从认识成果被检验的复杂性来看。一般认识论认为，任何认识成果，都要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以期认定认识的深度、广度和可信度。但是，由于史学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对历史认识的检验却不能仅仅依靠社会实践去完成。虽然它一方面要依赖无限广阔的社会实践，但主要的还是依据不断发现的认识中介（文献、文物等），客观的检验标准折射到不断被发现和发掘的文献与文物资料上。它在无限广阔的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具有无穷的久远性，不能企望一遭一次可以完成。从认识成果的复杂性来看，在一般认识论中，认识成果易于取得一致意见，所谓“一是一，二是二”，它有可供检验的绝对标准。而史学认识则不然，认识成果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而客观性决定着主观认识的程度，决定着主体意识渗透的多少。所谓见仁见智、百家争鸣等等，就是这种认识成果的多元化、复杂性的展现。在一定的时间和认识过程内，人们无法就认识结果取得一致。史学认识还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而绝对性决定相对性。历史的真理性认识是绝对的，但不能经由一次甚至在短过程内完成，要经过若干认识单元、甚至若干代人的持续努力；而每一认识单元，每一代人的努力只具有无限接近真理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受到逼近真理的绝对性所引导。史家主体论，规范了历史研究中认识主体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四
史家主体对历史认识的成果，一般表现形态是史家著述。有了职业史学家的成长、壮大，就有了史学的发展。在史学概论中，不能没有史学发展论的地位。阐述史学发展，应有别于作为分支学科的史学史，对史学发展予以理论形态的表述。之所以目前的史学概论在兼纳史学史的内容后，给人以“拼盘”的感觉〔19〕其缺陷在于，对史学发展的视角，切入点以及理解与史学概论的结构要求不协调。我认为，在史学概论学科体系中把握和表述史学发展，总体上看，应该是对史学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探讨，其表现形式是理性的和理论形态的。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历史编纂学与历史观念。
自从有了历史认识，产生了历史学后，史学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在编纂学上跨越时空地交替。大致说来，有11个门类和流派：（1）《尚书》家，专载号令，汇编政治文件，主要是记言体。（2）《春秋》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记载朝廷大事，是一种编年记事体。对后世影响很大。（3）《国语》家，分国别以载述其人其事。（4）《史记》家，是以纪传体编写的通史。此为中国古代史学体裁演变之大宗。（5）《汉书》家，是以纪传体编写的断代史，为汉世之后宗则。（6）《通典》家，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典制。（7）《通鉴纪事本末》家，分列目次，各自成篇，综述原尾经过。（8）《明儒学案》家，以学派为纲，论述学者们的生平与学术成就，成一代学术史。（9）《历代史表》家，以图、表为表述方式，省略繁文，条理脉络，总括遗漏，补充正史。（10）评论家（起自《过秦论》），论得失，辨兴废，评议人物，思想放达，形体洒脱，得之于心而述之以文。（11）章节家，依据说明、论述的内容与主题，将历史事件及其人物条列章、节、目，论述结合，以理性思维为主而辅以形象思维。
总括以上11类，计有10体：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纪传体、典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图表体、文征体、章节体。各依其表达的体裁，进行著述。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编纂流派虽异，而体裁则不逾其中轨范。依照流派与体裁的变迁，可以表征历史学发展的一大方面。每一流派与体裁的产生与演变，总是与史学家们所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是史家主体创造的结果。其中具有革命性、里程碑意义者有二端：一是史学体裁的发轫，它标示着史学认识发生的意义，也是史学成立的一大标志；二是史学体裁演进到近代章节体，标志着史学认识在体裁上的跃迁，古典时代的史学体裁，主要包容着形象思维，而近代章节体所表现的则主要是抽象思维。在本问题的论述中，应以体裁、流派为中心，类聚古今，横越中外，突出论述的理论特色。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史学概论的“概论”特征。
对历史观念的检索，也主要是理性的和理论形态的。不宜按时序依某著作体现某些史学思想来写，或分断代对史学的发展进行综述；否则，就会支离破碎，与史学概论的学科要求相去甚远。我认为，以时间序列为经，以历史观念及流派的理论内涵为纬，总纳古今中外，符合史学概论这门理论学科的要求。总览史学的步履，支配史学认识的历史观念约而言之，计有：（1）天道、神道史观。在上古时期，人类由洪荒时代而来，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命脉执于天、神之手，而缺乏自知。（2）英雄史观。在上古时期，人类对英雄时代犹存追忆，认为伟人、圣贤、英雄、豪杰“具有旋乾转坤的伟力神德”，历史的发展如同英雄时代一样，英雄人物是决定的力量。它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诸英雄人物。英雄史观与天道神道史观亦有思想联系。中国古史关于圣贤、帝王降生的异兆，就源于此。（3）德化或教化的历史观。在它看来，越上溯往古，人伦越昌，道德越明，教化越盛，至于后来，道德不行，教化日浊。人类历史是道德沦丧或教化败坏的历史。（4）进步与退落的历史观。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要么是进步的，要么是退落的，所谓“今胜于昔”或“今不如昔”就是如此。在上古时期一些思想家关于上古时代的追溯，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中，起支配的历史观往往是退落的历史观。而与它相对立的理论，便是进步论史观。（5）英雄史观与群伦史观相交的二元论史观。中世纪，在历史观念中，人们在思想的王国普遍存在英雄史观与群伦史观的对立与媾和。它既认为英雄、帝王有绝对的力量，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群伦、世俗的重要作用。（6）循环的历史观。在中世纪的东西方，历史循环论盛行。认为历史的运行如同在一个封闭的巨轮上盘绕，循环往复，只有量变，没有质变。以上几种史观，遗存着原始思维的明显特征，带着史学认识发生时期的原始遗迹，应从认识发生论角度予以考察。（7）人文主义的历史观。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是人文主义昌盛的时代，人文主义的历史观是那个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它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批判虚妄的、锢蔽人心的宗教史观，反对把《圣经》中那些荒诞不经的传说当作人类历史，反对以犹太史和教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主张着眼于“人”和“人的事业”，历史应该记载“人事”，探求社会现象中的因果联系，发挥历史的垂训、鉴镜功能。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念盛行于西方。（8）理性主义的历史观。18世纪，是西方历史上的启蒙时期，也是理性主义的时代。理性主义成为时代的历史观念。它主张扩大历史的视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教训，都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历史学应该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运用科学的观点予以解说；主张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否定习以为常的成说，提出独立的正确见解；主张历史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孕育着历史的因果关系，这个过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今胜于昔，人类有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主张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解释世界历史，推翻中世纪神学史观。（9）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它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中前期，以“浪漫主义”为旗号，风靡西方史坛。它主张历史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和割断历史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强调各民族的历史特征，崇高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主张写民族史的国别史，而反对理性主义史学所推崇的世界史模式；主张在历史研究中抒发作者的情怀而反对进行理性分析。（10）客观主义的历史观。19世纪40年代后，产生了在西方影响甚大的兰克学派。它宣扬客观主义的历史观，影响迄于20世纪初，在全球均有回响。它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相标榜，宣扬“史料高于一切”，“有一份史实说一分话”，主张史家主体超然于世，不偏不倚，认为历史发展没有规律可循，轻视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1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在19世纪40～50年代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批判地继承了古代以来特别是近代的优秀历史观，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把史学从神学的婢女地位解救出来，完成了一场有深远意义的史学革命，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东方的历史实践，表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早在本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路人李大钊就热情地肯定道，迄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此等功绩，实为历史学界开一新纪元。〔20〕进入近代，由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受到西方史学的导引，因而中国近代学者所致力的中国史学近代化，其历史观皆源于西方，很少有独立的创造。它是近代西方史学在中国史坛的回响。（12）现当代多元化的历史观及其流派。进入现代后，历史学的发展因历史观的多元化而呈现多样化的道路，多元化的历史观指导众多学派的发展。其中有代表性、方兴未艾的史学流派有：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理论、文化形态史观与历史形态学派、总体历史理论与新史学，等等，它们刷新了本世纪后半期的史坛面貌。
因此，在史学概论中评析史学发展，其基本作法是：按照历史观及其流派，建立跨越东西方、贯穿古和今的类或项，进行理论观照。譬如，关于唯物史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19世纪中期还是现当代，只要属于这一流派并卓有成就，就应归并其中予以论述。这样，有利于强化史学概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发挥史学概论的理论力度；在科学的关联性上，其认识成果也与史学史相呼应了。
五
在探讨了上述问题之后，史学概论所要关注的问题，当然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了。这里所谓的史学理论，是特指超越了理论的专门性、具有元理论意义的史学理论，不是历史学科中通用的即作为大概念使用的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首先要求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在每位史学家的心中，他总是依据一定的历史观解释“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在西方史学界，有几个影响很大的著名命题。本世纪初，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他的著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宣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尔后，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则说：“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历史学家则在这个过程中随之前进。”足以在史学界掀起波澜的命题，是英国当代史学家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解说。这些，都是从历史认识论出发的，打下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深重烙印。由于其影响所及，辐射整个史坛，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应对上述命题有所评析。
马克思主义则不然，他们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理论原则出发的。从历史主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出发，它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革出发。”〔21〕从主体的历史过程出发，它认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化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22〕从历史主体的物质联系出发，它认为：“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或宗教的呓语存在。”〔23〕从历史主体的生产方式出发，它认为：“历史不外是多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24〕从主体的社会关系嬗变的角度出发，它认为：“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历史。”〔25〕从社会历史的性质角度，它认为：“……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26〕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是什么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分侧面地作过深刻论述，应该引起史学理论界的重视，使之成为我们论述“历史是什么”的理论指导。
史学理论还要求回答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个性这一重大问题。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个性有种种解答。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史学概论中不能回避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人是怎样产生的？阶级、国家是怎样发源的？人类是怎样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发展到全面现代化阶段？这种变化、发展的过程，是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它决定了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27〕，从中获取历史真知。因此，从研究对象上说，应把人类社会的变化看成一个动态过程来考察，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只要是与这个动态过程相关的内容，就为这个动态的整体所包纳。就成为史学研究的范围。从研究内容来说，它是研究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过去阶段上的客观状况。由研究内容决定，历史学科是一门资料性学科和基础理论学科。从学科发展来看，它是一门源远流长、十分成熟、完备和复杂的学科。历史学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就产生了，它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培育了浓厚的“历史”这一文化观念，支配着各国各民族选择未来的发展走向。因此，历史学科对于治史者有特别的学识、品德、理论与方法论要求。
史学理论还要求探求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一重大问题。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其社会功能理应受到研究者重视，受到社会的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表现为“历史的启示”。在笔者看来，可以把史学的社会功能分解成四个层面：其一，对于个人而言，有助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予以智慧的启迪。史学对人生的启示，在于激扬人的真、善、美，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成为一个品德高尚、乐观进取的人。其二，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有利于聚结历史感和时代意识、未来意识、世界意识，振奋民族精神，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有利地聚结民族凝聚力，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培育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进步；有利于增强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立于不败。其三，对社会的现实发展而言，有利于人类正确地处理同自然的关系，增强人定胜天的信心，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并避免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科学地决策，减少失误，少走弯路。其四，就科学功能而言，它对于其它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突破，能够给邻近学科以智慧的启迪，带来发展与创新的契机；它还可以促进新的交叉科学的生成与发展。如社会历史学、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等，便是史学的惠泽。
最后，史学理论还要求在史学概论中探讨历史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譬如，史学与哲学、史学与文学、史学与经济学、史学与政治学、史学与思维科学、史学与民俗学、史学与民族学、史学与考古学、史学与心理学、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等等，阐述这些问题，有利于认识史学的学科地位，有利于科学地借鉴邻近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对于史学方法论，几种同类著作各有解说。不尽人意之处在于：或介绍两种，或介绍两三种，没有全面地说清楚史学方法论在史学概论中的地位以及各种方法的用途。笔者认为，可以把史学方法分成三种类型，进行分类解说。第一种类型是基础方法论。它是科学研究的共同基础，也就是说，这类方法既适用于历史学科，又适用于其它学科。其主要表现形式为逻辑方法。如：分解的方法和总和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和演绎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与理论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和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它们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第二种类型，是基本方法论。它是历史学科的方法论，是史学研究中通用的基本的方法与手段。如：考察因果联系的方法（顺向考察法、逆向考察法、过程与阶段分析法）、程度分解的方法（层次分析方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等等。它们是史学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基本方法，具有学科属性。第三种类型是专业方法论。它只适用于某些特定领域或专门问题的研究，在史学研究中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说，上述两类方法适用于宏观研究，那么，这一类型的方法则只适用于微观研究领域。如：文献与史料的方法（辨伪、校勘、音韵、训诂、考据）、心态分析方法、个案分析方法、统计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考古学的方法，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专门学问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不能随意乱用。在史学概论学科体系中讨论史学方法论，要系统全面，不能只强调或重视某几种，而忽视或排斥另外几种。任何一种方法，在学科领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总上所论，由历史过程论、历史主体论、史家主体论、史学发展论、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这“五论”构成“史学概论”，其逻辑结构更严整，其学科体系更完整，在编纂与阅读上也更便捷。是耶？非耶？读者、同仁审裁之。
注释：
〔1〕见《江汉论坛》1995年第5期。
〔2〕几种“史学概论”著作是：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198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吴泽主编《史学概论》，1985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989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姜义华等著《史学导论》，198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赵吉惠著《史学概论》，1990年陕西师大出版社；贾东海等主编《史学概论》，1992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4〕参见张艳国《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375页。
〔7〕《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11〕参见张艳国《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15〕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78页。
〔16〕详见张艳国《历史的创造者·创造条件·创造动力》，《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4期
〔17〕参见张艳国《责任感·使命感·为时而著》，《光明日报》1995年6月19日。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页。
〔19〕仲伟民：《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体系研究述评》，《江汉论坛》1995年第期
〔20〕《李大钊文集》下，第34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1页。
〔27〕《列宁选集》第1卷，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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