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孤岛的社会动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孤岛论文,社会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旧称十里洋场，是外国人心目中的“冒险家乐园”。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英法租界处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孤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英法租界，孤岛不复存在。孤岛这个词，不知何人首先提出，从华军撤退后，就广泛使用起来，报纸上经常出现孤岛通讯、孤岛杂讯、孤岛见闻、孤岛文化、孤岛教育、孤岛遐想、孤岛天堂等标题。人们在通信和文章中，也使用这个词。
租界向来被视为永远安全的乐土。事实上，既不安全，也不是乐土。
租界当局宣称自己是中立的，实际上，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顺从日本的意旨。对日本的各种要求，虽也有所不满，但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
1937年11月13日，英文《泰晤士报》就刊出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悙的谈话说，“工部局当以全力维护租界之中立地位；同时，吾人亦须将激烈团体使之入优美之秩序，其中尤以各种反日宣传品为尤甚”。随后工部局发出布告说，凡是妨害武装军队（指日军）的人，都要移交给被妨害的武装军队，以此来保护日军的横行，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文化界是日军首先注意的对象。日军曾开出40余人的黑名单，要工部局加以逮捕。工部局屈从日方，屡次警告华文报纸，称此时此地不应刺激日人过甚，否则将给予停刊一星期或一个月，乃至吊销执照处分。
1937年12月13日晚，日方报道部即直接发出通知，一方面，从12月15日起，未经检查的新闻一概不许刊登；另一方面，各报要与检查所合作，替日方推行新闻政策。上海日报公会接到通知，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一致决定不送报去日方检查，如果因此而被施加压力，便一致停刊对付之。《大公报》、《申报》于12月15日毅然停刊，移其事业于内地。《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也停刊了。浦东出版的《新浦东》、《浦东星报》、《浦东评论》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大公报》在最后一天发表了停刊宣言，题为《暂别上海读者》，全文正气凛然，其中讲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哪一天环境上不允许中国人在这里办中国报了，便称是我们为上海三百万同胞服务到了暂时的最后一天。……”（注：《大公报》1937年12月15日。）可是，《新闻报》、《时报》破坏了日报公会的决议案，每天送两份报纸去接受检查。该报的进步记者陆诒在“八一三”后就脱离该报，赴前线采访；老编辑郭步陶等愤而辞职，宁愿失业而保持了民族气节。而该报经理汪伯奇兄弟二人，却认为各报停刊，《新闻报》独出可以盈利百倍。但是，《新闻报》却为人们所唾弃，由销数6万余份骤降为3万份左右。1938年1月28日，该报馆还尝到了炸弹的警告。
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及其驻上海总领事三浦访问工部局时，向总董樊克令提出，要肃清公共租界内的抗日分子，扩充工部局日警势力，在租界内实行大检查。日军还要求搜查各书局，禁止升中华民国国旗，保护汉奸组织等。这些工部局都满足了日方的要求。工部局特别探员、政治探员会同日方便衣队人员10余人，分头在四马路各书店及杂志公司搜阅各种书籍。上海杂志公司等店代售《日本间谍》一书，全数被搜去，其它各种杂志则各取一二本。由谢晋元率领的四行孤军撤至租界时原先租界答应停留十日左右，但后来对其加以种种限制，等于扣留起来。孤军400余人每天坚持高升国旗，英国人带着几卡车白俄巡警，包围营房，冲进升旗现场，要将旗杆锯掉，双方展开搏斗，互有伤亡，但国旗从此不能升了。至于汉奸组织则利用租界为据点大摇大摆地展开他们的卖国活动。
由于日军的封锁和包围，孤岛的生活也很困难，吃和住成了最大的问题。“八一三”之后，四方人口麋集于租界，外埠沦陷区的商人，亦多来沪开设新店。后来犹太人在欧洲遭到希特勒迫害，也移民于此。这使孤岛人口骤增至420余万之众。原先空闲多年的房屋，这时都住满了人。新涌进来的江浙难民，许多人就露宿街头。房地产由此也热了起来。
由于缺米，米价大涨，贩运米粮的商家因此大发其财。而绝大多数人生活极为困难。许许多多的难民都是以上海为暂时的避难处。他们不从事任何一业的生产，因战争延长，他们的财力随着每天生活的支出，渐渐地拮据起来，最后的出路就是典当东西。上海的一般市民也都在穷困中挣扎着。他们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典当变卖，以维持生计。故孤岛的典当业畸形发展起来。1938年11月有350家当铺，日本人和俄国人也开设了几家当铺。
人们的正常生活脱离了轨道，一些反常现象出现了。租界内的旅馆业、饮食业、跳舞厅和其它娱乐场所特别繁荣，舞厅原来不过10家，猛然增到27家，其中22家在公共租界，其余在法租界。幻瓜在《今日的上海》一文中讲：“电影院和舞场又兴旺起来，一部分的人们大概忘记了‘国难’两字了”。（注：《大公报》，1938年1月21日。）京戏院的生意也好到了极点，越剧也是这时在孤岛崛起的。以电影院所公演的电影来说，荒谬的“神怪”、无稽的“鬼魂”、低级的淫欲，可以说占主导地位。舞场则终宵达旦，纸醉金迷，有青春少年，也有龙钟老者，蹀躞婆娑其中。
人们的思想是很混乱的，日本人、汉奸、亲日派大造谣言，散布中国必败的谬论。一些无耻的文人，也出来为敌人颂扬功德，如刘敏中的《平宋录》，公开为日军唱赞歌。也有的人抗战开始时曾站在抗战营垒，南京失守后，即摇身一变，为虎作伥。街头巷尾似乎都有政论家，他们发出许多奇想，有的已超出敌人的阴谋之上。要想对中日战争进程获得正确的了解已不可能。内地的报纸刊物都是违禁品，一旦搜出，便凶多吉少。汉口出版的《大公报》和汉口、香港出版的《申报》，如进入孤岛，就成为珍品。人们小心翼翼地你传给我，我传给你。日本军部办了《新申报》，一切为日方张目；《生活日报》、《神州日报》、《晶报》等报的基调是“宣传‘和平’，主张‘亲善’，反对再作‘无谓的牺牲’，以悲天悯人的腔调，唱着投降的曲子”。（注：徐铸成：《报海旧闻》，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唯一能报导真实情况的是英文《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因不受检查，销路大增。1937年12月22日，《大美晚报》揭发了日军在南京的兽行后，更是得到大众的拥护。隔了两天，《字林西报》也不得不登载了同样的消息，《泰晤士报》则始终一字不提。
而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1937年9月从陕北到达上海协助工作的刘长胜，很快恢复并重建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们二人在上海团结一切进步团体和个人，殚精竭虑地筹划如何积蓄力量，如何开展斗争。
文化思想方面是当时的主要阵地。由孙冶方领导的文委成立了，孙冶方和梅益、王任叔、林淡秋等研究如何冲破敌人的新闻封锁，开展抗战宣传工作。左联时期的梅益一直和上海进步的出版界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长姜椿芳1936年到达上海，也通过夏衍接上了组织关系。他们商议创办一份报纸，因为开办有自己的言论和新闻的公开报刊根本不可能，就决定把外国通讯社和在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材料翻译出版，这样既可冲破新闻封锁，又可不负政治责任。经过短时间的筹备，《译报》在上海出现了。但《译报》出版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停刊。他们又采取由英国人经营的方式，以英商孙特司、裴士的名义在租界登记，改名为《每日译报》于1938年1月21日继续出版。《每日译报》不是完全刊登译文的报纸，它有自己的社论、新闻、专稿，还有名为“大家谈”的副刊，王任叔为主编。还出版丛书，每旬出1册，每册约4万至6万字。如华北官僚群像、女战士丁玲、中国西北新社会、中共抗战战略检讨、托洛斯基派的国际活动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两部书，也作为时论丛刊由其出版。因其宣传抗日，为日方所忌，屡遭敌伪掷弹警告。但该报报格坚贞，不为威武所屈，照常出版。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也创刊了。这是沪宁、沪杭两铁路局的一批职员创办的，带头的是江苏吴江人严宝礼。他们旗帜鲜明，报道了抗日战争的真实消息，不断抨击汉奸卖国贼的罪行，深得人民的拥护。特别是柯灵主持的副刊《世纪风》，唐弢、周黎庵、文载道、周木斋、巴人等为主要的作者，他们运用各种短小精悍的文艺形式，把投枪向日军袭击。（注：《巴人杂文选》，第45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938年10月10日，《申报》用美商哥伦比公司阿乐满名义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注册，也复刊了。复刊申明“仍以正义为依归，作中国人民之喉舌，并一本以往不屈之主张，与难苦环境相奋斗”。
1938年4月，梅益等以外商名义出版《导报》，重要新闻的标题排成红色，颇引人注目。
当时，华文报纸找一个外国人出面为报馆的老板，向工部局注册，改称英商或美商报就可以不受日方的检查，这是孤岛时期的特殊现象。日军曾向工部局提出，日文报也载出狂论，要求取缔洋商报纸，而报界不受恫吓。
具有爱国思想的报纸销路都很好，《新申报》、《神州日报》等汉奸报纸几乎无人过问。
到了1939年5月，租界当局和敌伪串通一气，以“宣传抗日，言论激烈”为由，扼杀了《文汇报》、《每日译报》、《导报》、《大英晚报》。此后，挂着美商招牌的报纸继续出版。它们是《申报》、《大美晚报》，还有一张由“CC”分子主办的《中美日报》，后来国民党地下市党部还创办了《正言报》。这几家报纸一直出版到孤岛沦陷。（注：见徐铸成：《报海旧闻》，第272页。）
孤岛时期，内容比较充实而纯正的刊物有《华美周刊》、《现实报周刊》、《孤岛》、《西风月刊》、《青年学生》、《时代生活》、《青年大众》、《杂志》、《少年读物》等。胡愈之创办了一份刊物，名叫《集纳》，是摘译外国人的中文杂志，由国光印刷所出版。梅益创办了《时论丛刊》，由新知书店王益负责出版，第一期是从延安《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上选摘的。阿英和李之华创办的风雨书屋，编印出版《文献》月刊，举凡抗战建国、忠勇壮烈、国际动态、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群众运动、沦陷区域及汉奸傀儡等各种史料，搜集无遗。1938年10月10日创刊号的内容有，蒋介石抗战言论特辑、八路军朱德总指挥论第三期抗战及陕北抗战教育生活特辑、保卫大武汉、被牺牲之捷克、九月的沦陷区、甲午之战与中国文学，以及剧作家于伶的最近创作《花溅泪》等。风雨书屋还出版了《西行漫画》，这是黄镇在长征途中的25幅速写。巴人创办了《鲁迅风》。
在出版事业中，值得提出的一是1938年《鲁迅全集》的出版，一是翻译工作特别发达。每份报纸杂志，几乎都有翻译的作品。在有些刊物上，译文的质量很好，而单行本的书中，译本比一般的创作还要畅销。斯诺的《西行漫记》、勃脱兰的《华北战线》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都是脍炙人口的；李健吾重译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也颇有现实意义。胡愈之组织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影响更大。
“八一三”抗战后，胡愈之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中成立了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任务是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战的其实情况，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友好。他因此结识了不少中外进步记者，其中一位就是伦敦《每日先驱报》在远东的首席记者埃德加·斯诺。1938年春，斯诺将其由伦敦戈兰茨公司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交给胡愈之。胡和王任叔、梅益以及他的两个弟弟胡仲持、胡学恕在两个月内翻译完成，用复社的名义出版。该书第一版印了1000册，很快售完，接着又印了几版，成为最畅销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影响极大。许许多多的人是读了这部书认识并崇拜中国共产党，从而走向革命的。
上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力量，留在孤岛的文化人，以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活动。他们用联谊会、俱乐部、读书会、同学会等组织形式，在租界内取得合法地位，成立了歌咏队、剧艺社、诗歌会，举办文化补习班、职业夜校、消费合作社、互助储金会、图书馆等，来灌输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觉悟和民族自尊心。如王任叔负责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在进步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鼓励爱国热情。中法联谊会劝剧组主办的上海剧艺社，演出吴祖光的《正气歌》，中旅上演魏如晦的《洪宣娇》，天风演出《恩与仇》（此剧原名《红粉喋血记》，是于伶原作，由吴琛改编）等等。这些话剧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抗日的大旗下，许多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都走上了抗战、团结、进步的道路。当时很活跃的一支力量是胡愈之组织的星期一聚餐会。它包括了各界爱国人士，文化界有刘湛恩、韦悫、郑振铎；新闻界有王任叔、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工商界有陈已生、孙瑞璜、肖宗俊；海关有丁贵堂、陈琼昆、孙一民；银行界有徐新六、胡宗淇；宗教界有吴耀宗、沈华兰；妇女界有王国秀。当时，在工部局工作的陈鹤琴和严景耀，国难教育社的张宗麟，也是聚餐会的成员。他们每星期一聚会一次，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上海地方情况，研究如何开展地方工作，如何维持士气，增强抗战信心等问题。座谈会最初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主持，刘遇难后由胡愈之主持。
聚餐会解决了沦陷后的上海一部分青年学习问题，把原来李公朴在上海办的量才补习学校，改名为上海业余补习学校，推卢广绵为校长，招收中学程度的青年，还办了一些社会科学的夜大学，由梁士纯、郑振铎负责。
孤岛人民的斗争是多方面的。除了少数汉奸腼颜事仇以取荣禄，为日军铺道外，绝大多数人蔑视敌人。日军组织了所谓“大道政府”，但其“威信”所及，万民“摇头”。日报组织了一个市民协会，说是商办的。沪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教育会、农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各中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一二特区及沪南、闸北、沪东、沪西各区市民联合会留沪负责人员于1937年12月31日召开联席会议，一致认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劝告全市人民勿与该组织合作，忠告报载的参加分子，责以莫自绝国人，自毁人格，并成立了各团体联合办事处，与敌人进行斗争。1938年春，日伪企图“接管海关”，广大职员和海关上层人士一致反对，影响遍及租界，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护关、护邮、护院（法院）运动。日军以其侵略行为到处受阻，便从本国派遣了不少文化人士到上海，找他们旧日的中国同学，用极平淡的经济、政治、文化各学术部门的研究的名义，招致文化界名士，从而进行文化侵略的间谍工作。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人陷入圈套。
在反对日伪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就是其中之一。抗战开始后，刘湛恩担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理事和中国基督教难民接济委员会主席，积极从事救亡工作。1938年初，汉奸温宗尧为了拼凑“维新政府”，以“教育部长”为诱饵，拉刘下水，遭到严词拒绝。日伪恼羞成怒，指使暴徒将其杀害。许多报人经常接到恐吓信，并附有“人手”之类的“礼物”，但他们依然保持着民族气节，在自己的笔下放射出民族的朝气。上海当时许多除奸队出现了。北满抗日联军京沪特务团的组织曾发出通告。《大美晚报》说，“彼等决将南京伪共和政府领袖梁鸿志、温宗尧等汉奸处死，又主张继续抵抗日军”。（注：《申报》（香港），1938年4月2日。）在诛杀了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录后，所有伪机关中之大小傀儡无不到处躲躲闪闪，慌慌张张，虽至亲好友间亦多不敢露面。有的爱国团体对那些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甘心附敌的奸商则予以严惩，如烧毁了公共租界法华路上的硝皮厂，因该厂主将货品卖与日人；对法租界协大祥棉布庄投掷炸弹，因该庄战前以推销仇货改头换面为营业中心，战后为敌大量倾销，直接予敌以援助。
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成为抗战的一种动力。上海市《牧羊会》的成立宣言，也说明了这一事实：“孤岛上中华民族的儿女们，以及各地魔窟中的儿女们，我们目前的生活，固然万分惨苦，但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计，为了我们的子孙生存计，我们唯有艰苦忍耐，努力挣扎。苏武留胡十九年，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富贵所移，宁可在风雪中牧羊以全节，这是我们目前生活最好的榜样。因此，为纪念先烈这种全节不屈的精神，以鼓励我们继续奋斗的勇气计，我们乃有此牧羊会的组织。深望我们处于魔域中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大家携起手来，死力挣扎，挣扎以待光明的重临。”（注：《申报》（香港），1938年3月11日。）宣言最后号召：决不出卖灵魂，去做为虎作伥的无耻汉奸，继续努力奋斗，来完成民族革命的大业。
孤岛中正直的中国人，没有迷失方向，他们心中充满着战斗的气概。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大公报论文; 申报论文; 工部局论文; 西行漫记论文; 新闻报论文; 大美晚报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