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来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五年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近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13)06-0080-06
中共十五大以来，理论界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常丰富，综述文章也很多①，而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成果的梳理却较少关注，本文拟对该领域的研究作一述评，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一、研究概况
近十五年来，理论工作者发表了不少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从1997年起，截至2012年10月，从中国知网(CNKI)检索到篇名中含“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文献达560篇之多。相关研究资料也得到充实，如《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等书籍相继出版。同时，有关研究部门及理论工作者出版的专著也很丰富，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张素华主编的《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龚育之等著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梁柱著的《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该书凭借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有关决策背景和心路历程作了深入分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外，《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等回忆类著述的问世，对于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这段时间召开的不少理论研讨会，也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作了多维度的探讨。2003年12月，中宣部、中央党校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5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等单位在湖北武汉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理论研讨会”，并出版了《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为了推进毛泽东思想与生平研究，2009年9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专门成立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同时还在长沙举办了“毛泽东与新中国”学术研讨会。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毛泽东及其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有关论述，也对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其中“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②2011年7月，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③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强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④
二、主要研究成果
近十五年来，理论界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为之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一)关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
研究者们普遍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理论、苏联的建设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斗争经验和建设实践这三个方面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影响，并形成了一些共识。如陈立旭认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共面临三方面理论模式的引导：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述，二是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引导，三是受到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上述理论形态从其本质而言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遗憾的是与新中国面临的现实较远⑤。
随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努力实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起来的任务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对待苏联的建设经验的问题。龚育之指出，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学习苏联”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只能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外国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和思考⑥。沙健孙也认为，在思考中国建设问题时，毛泽东不仅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而且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视野十分开阔，思想也是解放的⑦。
同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的本土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郑林华认为，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文化导向——墨家思想相结合是合理的。但在革命胜利后，应转换到与传统文化中的执政文化——儒家思想相结合。否则就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继续革命”、平均主义及空想主义等思想。⑧
(二)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导。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指出，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教育科技文化工作、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以及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均形成了系列正确的认识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上述成果的取得，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作用⑨。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毛泽东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尽管后来有的并没有在实践中落实，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实践做好了思想铺垫。
有不少学者则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探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上的贡献。逄先知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解决了中国的发展该走什么路的问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⑩。庄福龄则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有两大创举：一是创造性地以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为指针，寻求一条与斯大林路线不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毛泽东从依靠民主“新路”，到提出进一步贯彻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力图扭转形势，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更好地结合(11)。
也有一些学者从推进现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上的贡献。的确，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东方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党的各代领导集体一直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李捷认为，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并作出了三个重要选择：在制度方面，选择了中国式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路径方面，选择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外部关系方面，选择了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12)。
(三)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上的失误
从辩证和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在思想上出现失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认真总结原因，并引以为鉴。
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带领党和人民艰辛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程中，毛泽东在1957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形成了“左”倾的错误思想，这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的急于求成与阶级斗争上的扩大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指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是艰巨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既体现在全党集体探索的过程中，也体现在领导者个人的思想中。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来看，他既提出过许多正确观点和主张，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左”倾错误思想。这是我国1958年以后建设事业发生挫折和失误的主要原因。(13)陈明显也认为，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他要全党保持清醒头脑，结果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他要反修防修，结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虽然时时处处为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考虑，但他脱离了群众和实际，他手中缺乏真实可靠的材料，结果作出了许多错误的决策。(14)应该说这些分析是客观中肯的。
许多学者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上的急于求成问题作了认真思考。逄先知、金冲及在其主编的《毛泽东传》中指出，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许多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15)围绕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急于求成问题的反思，学者们还对毛泽东在晚年是否有民粹主义思想展开了探讨。胡绳在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等文中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然而，当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利用政治力量促进社会主义改造飞速完成的想法，这“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16)不少学者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胡文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分析在理论上达到新的高度(17)。沙健孙等研究者则持不同观点，提出民粹主义只不过是产生于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认为上述观点“忘记了实现工业化是可以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18)理论界关于晚年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思想的争鸣，进一步引起了研究者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再探讨。于光远联系中国历史，对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因作了具体剖析，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内在联系作了分析研究，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19)。
也有不少学者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阶级斗争上的扩大化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徐崇温认为，毛泽东以“第二次结合”为目标，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然而，由于国内外矛盾的干扰，加之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在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一个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对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从而使探索步入歧途(20)。
(四)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21)这个命题的提出，引发了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
不少学者着重剖析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个不同理论范畴的内在差异性。杨凤城指出，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之所以没有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面，是由于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只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才终于形成了自身发展的“中国模式”(22)。贾建芳、张静如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不包括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因为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总体上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宜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3)
有些学者则主要从联系的视角阐释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24)。李君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指出，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史的时候，特别是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历史的时候，必须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讲起，指明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已经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包含在内。从而阐释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性，并指出后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总概括。(25)
也有学者着重从动态、发展的视角考察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继承和创新关系。李捷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和推进、“大跃进”后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反思，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这些积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支撑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不断从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吸取理论创新的智慧和养料。(26)
(五)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历史的发展总有其延续性，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当代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抑或失败的教训，都给我们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宝贵的启示。唐洲雁认为，全面地和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想了同时代人所未曾想的问题，看到了同时代人所未曾看到的东西，做了前人所未曾做过的工作，也犯了前人所未曾犯过的错误，因此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27)。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张静如等指出，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给我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宝贵启示是，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28)。龚育之、石仲泉等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新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有成功，也有严重失误和挫折。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困难，不断开辟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29)
也有学者从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推动和创新的视角来考察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刘林元认为，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肯定了矛盾的客观存在；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巩固发展的动力机制，而且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深层理论基础(30)。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和要求后，毛泽东关于社会管理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探讨。严书翰指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管理和建设的宝贵观点，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等等，这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提升党的执政理念、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重要启示(31)。马彬等则认为，毛泽东的社会管理思想立足于自身国情，是“实现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和“为了谁而进行社会管理”这两个维度的有机统一，这对我们今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32)。
三、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研究领域
综上所述，近十五年来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笔者认为，下述三方面的研究尤其值得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1.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演变过程的考察有待于拓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即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上。从领导人民缔造新中国开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不管是成功，抑或是失败，毛泽东始终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关注并为之不懈努力的“主线”。目前，尽管有一些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尝试，譬如，刘建武等研究者在考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过程时，将其分为“八大前后”、“大跃进前后”、“调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等四个阶段(33)，但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因此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研究领域。
2.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演变原因的分析有待于深化。考察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其有关思路和观点呈现出明显变化的轨迹。譬如，为什么八大前后毛泽东能毅然决然地抛弃照抄苏联的那一套做法?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在接受周恩来等人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时，其脑子中又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分析框架?等等，都需要我们从多个视角作全面的探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一是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演变的原因考察相对较少，二是现有成果主要是从宏观和静态的角度运用批判性思维予以分析。鉴于此，为了全面客观地把握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思想，尚有待于从微观和动态的角度运用历史性思维予以分析。这就要求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演变的原因放到整个探索过程中去分析，不仅应注意影响其思想演变的国内外宏观背景，而且还应从微观的角度，深入分析促进某次思想演变的多方面原因；要求运用历史还原法，站在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下客观考察其思想演变原因。
3.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待于加强。随着学科之间相互交流和渗透的日益深入，在党史研究中运用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已成为一个重要学术现象，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史研究的必然趋势，也是党史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例如，林毅夫在其论著中将经济学理论的前沿性和研究内容的本土性结合起来，认为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之所以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就建设思想上而言是为了能快速且一步到位地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强国、自立的目标(34)。因此，在关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研究中，除了要加强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外，还应将新的研究方法和党史自身的特点有机融合起来，这对于进一步推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研究将会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王毅：《近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朱志敏、宋传信：《1998年以来国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2期；刘华清：《十年来国内毛泽东研究述评》，《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单劲松：《2008年以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综述》，《现代哲学》2010年第6期。
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页。
③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1年第13期。
④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求是》2012年第22期。
⑤陈立旭：《建国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
⑥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⑦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⑧郑林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新论》，《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38页。
⑩逄先知：《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中给我们留下哪些遗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1)庄福玲：《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2)李捷：《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现代哲学》2006年第1期。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742页。
(14)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8页。
(1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8页。
(16)胡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7)何诚：《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何秋耘：《清澈与幽深交融——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18)沙健孙：《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中流》1999年第12期。更多的批评文章参见黄如桐《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中流》1999年第4期；范庥：《能够这样论证吗》，《中流》1999年第4期；章德峰、彭建莆：《再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兼与胡绳同志商榷》，《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2期。
(19)于光远著述，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3页。
(20)徐崇温：《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2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732页。
(22)杨凤城：《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4期。
(23)贾建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张静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两大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24)徐俊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25)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
(26)李捷：《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探源》，《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6～7期。
(27)唐洲雁：《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
(28)张静如、齐卫平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29)龚育之、石仲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4页。
(30)刘林元：《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层理论基础——关于〈正处〉基本评价的两个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31)严书翰：《新中国社会建设的历程和理论》，《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
(32)马彬、张震：《科学与价值：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的双重维度及其启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4期。
(33)刘建武：《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
(34)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标签：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教学与研究论文; 毛泽东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共产党历史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 现代哲学论文; 中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