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同之争: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下)_社会语言学论文

异同之争: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下)_社会语言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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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语言社会学和社会学的语言研究

语言是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语言的社会学研究应考虑语言在这些社会系统中的功能与关系。其次,作为人类所独具的因素,语言反映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特点,因此语言的社会学研究应该从语言的使用和变化中寻找其社会学因子,从中挖掘出社会学研究的素材来。因此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从学科理论上是不同的,不应把它们混为一谈。当然,说这两门学科不能混为一谈,不是说这两个学科就是泾渭分明,区别严明;应该说,这两个学科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大片相混的地带,因此形成这两个学科的交叉。这与社会心理学和心理社会学,以及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交叉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

为了正确地认识语言的社会性,我们还要详细地研究社会学家是怎样研究语言的。

社会学家研究语言和语言学家很不一样。社会学家研究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语言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手段来使用的,对语言的认识多是从心理的角度和沟通交际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社会学家正是通过对语言的这种分析才引出一系列的理论和假设,从而推动了学科的进步。当代社会学的理论转向——比如从实证论向理解论方向的转移、从唯理性空间向生活世界的转移等,都与对语言的研究分不开。语言研究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社会学的这种语言转向(lingustic turn )(注: linguistic turn 可有两种译法:一种是语言转向,比如哲学的linguistic turn就是这种转向,

它侧重的是语言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真实, 而文学的linguistic turn 则可翻译成语言学的转向,因为它探讨的是语言符号的使用和功能。至于社会学的linguistic turn 似可理解为语言转向,因为它要探讨的是交际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正是基于此点,笔者主张,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决不能相混:语言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正如语言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一样,它们不是语言学,也不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不过,由于linguistic turn都发生在语言的层面上, 为行文方便,本文一律称之为“语言转向”。)是在一系列主流学科的带动下发生的,是当代学术思潮的反映。在古典社会学时期,语言研究还不是社会学大师们关注的焦点。语言虽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在孔德(A.Comte)、涂尔干、韦伯(M.Weber )等古典社会学大师那里却很少提到,他们大多关注社会组织、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差异和变迁,也关心社会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却独独忽视了语言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这与传统哲学的影响有关。尽管古典社会学家反对传统哲学思辨性的形而上的传统,采取了面向活生生的社会事实的研究方法,但在思维上仍沿袭传统的、习用的方式,并没有较大的突破。

在现代社会学中,这种情况稍有改变。虽然宏观性的研究仍占有不可移易的地位,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仍是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但人们也开始从微观的角度、从人际关系、从社会互动等角度进行研究。这一倾向是与米德(G.Mead)、戈夫曼(E.Goffman)、 加芬克尔(H.Garfinkel)等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学研究, 其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语言,它在社会学的诸流派中占有很独特的地位。这种研究趋势在其后随着哲学、文学的语言转向而得到发展,到哈贝马斯(J.Habermas)的“理解社会学”那里,已从认识论上发生彻底的变革。以往,社会学对社会事实的认识是实证主义的,它的基本看法就是社会是一种实在,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这种实在进行解析。社会学家就象理性主义者那样,冰冷地面对事实,按照自己的逻辑框架去将社会事实切分、剖析,从而提出种种解说方案。但哈贝马斯的理解社会学却将社会学引上了一条新路,它主张,人是社会的主体,对人的理解应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要理解人,首先就需要沟通和交际,因此语言的研究就是十分重要的。哈贝马斯之后,这种社会学的语言转向已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并和文学哲学等学科的语言转向一起,汇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运动。

社会学本以经验着的事实为其研究对象,而经验事实则是通过人们在日常交往的过程中展开的,语言的交往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内容,但为什么古典社会大师对这种重要的交往形式不能够加以清晰的表述呢?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受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外,语言的性质和时代背景也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应该指出,语言的性质相当特殊。涂尔干曾指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什么是社会现象?涂尔干说:“社会学研究的客体既不是个人意识也不是社会意识,而是那些或多或少成体系的特殊现象。”(注:迪尔凯姆(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法文第二版序言》,第1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如果从这个定义看, 语言虽然是成体系的一种现象,但是,语言确实是意识和思维的反映和表现,因此与心理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这点才决定语言不能进入涂尔干的社会学领域。因为,涂尔干极力强调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坚决反对心理学对社会学的侵蚀;同时又因为涂尔干在社会学界的巨大影响(涂尔干是最先将社会学引入大学教堂,并且是最早提出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大师),所以在古典社会学时期,语言显然不能够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其次,语言的性质极其特殊,它不象其他的社会学对象一样是一个实体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关系,并且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而且,在社会学的三大部门——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中,由于语言的性质,也很难将其列入其中。勉强归类的话,只能列在社会化的名目下。因为语言是由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他的社会化因素还有:民俗知识、生产技能、社会认知的获得、后天的教育和成人的继续社会化等等。因此,古典社会学家并没有从这里切入进行语言的研究。

语言未能在早期社会学家那里引起应有的重视,还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社会学产生的时代是工业主义刚刚盛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都需要社会学家去认识和解决,因此社会学一出世,就有着与语言学大不相同的背景,那就是为统治者提供社会控制方案和策略。在那个时代,工业生产的目的和前工业时期一样,是向自然界索取资源,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资以供消费。因此工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占有。人从自然的奴隶(更准确地说,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转变为自然的主人。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人类便无休止地掠夺自然,以满足人的不可遏止的欲望。今日,人类的物质生活已极大丰富,但自然界的报复却接踵而至,人类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有鉴于此,一些社会研究者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设想。

后工业社会的设想是基于目前工业扩张所导致的资源破坏与匮乏、环境污染、城市化、人口膨胀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而提出来的。设想中的后工业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为人服务的职业逐渐取代向自然索取资源和进行资源加工的行业(第一和第二产业),随着技术的发达,传统的工作方式逐渐被淘汰,生产和工作的技术含量逐渐加大,从而使整个社会闲暇时间增多。因此,这种社会一个基本特征是,人不是以主要精力向自然索取资源,而主要是处理人际交往问题,语言的重要性便因此凸现出来。

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的语言转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哲学和文学的语言转向不仅与该学科和语言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是在顺应时代的背景下所做的适应。社会学的语言转向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最初的表现便是以社会语言学名义进行的研究。但是,和文学、哲学的语言转向相比,社会学的语言转向不仅姗姗来迟,而且态度一直不甚明朗。这不仅与社会学一直缺少对语言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有关(注:社会学并不是没有研究语言的学派——比如微观社会学的各派代表人物:米德(G.H.Mead)的符号互动论、戈夫曼(E.Goffman )的拟剧理论、加芬克尔(H.Gafinkel)的本土方法论都是以语言或把语言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派,但不是社会学的主流学派。),而且与社会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倾向密切相关。社会学自创立之初,便是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便是将新创立的社会学称为“社会物理学”,将社会结构的研究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分别称之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社会学创始人的这种唯科学精神对社会学此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使社会学的研究充满强烈的实证精神和理性色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本是现实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存在于人们的现实活动之间,人际间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社会学的研究者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都不可能置身于这种生活空间之外。但是在强调客观、实证的原则下,社会学的研究却将这种人伦的社会关系处理得有如人与毫无生命气息的自然的关系一样,研究对象成了无血无肉的纯客体,把社会关系异化为非人格的世界。忽视对人、对人际关系的研究就成为社会学客观唯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直到米德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将语言导入社会学的研究,创立了符号互动学说后,总算是突破了社会学创始人给社会学研究划定的界限,使社会学研究出现了生机。米德以后,陆续有人继续从事社会学的语言研究,出现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和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等派别,形成了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这样一个小小的流派,虽然这个流派在社会学中并不占主流地位,但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理论准备并逐渐扩大了影响,使社会学的研究从重视宏观的研究真正向切近日常生活转变。此后虽然仍有人陆续提出大型理论框架(如帕森斯T.Parsons的巨型理论), 但这些理论都不能切入现实的日常生活,因此不受欢迎。社会学的理论日益微观化,人际关系成为研究的重心和支点,社会学开始走上一条被哈贝马斯称为主体理性交际向主体间理性交际的转变的道路。但是这种社会学理论没有认识到主体间交际中的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是形成交际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交际是与某人共享对事物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必须理解为一种相当脆弱的人际间的相互承认的关系,这就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的基本思想。从这点出发,哈贝马斯提出理性的重构、自由权利与合法性危机等一系列著名概念,构成批判社会学的中心。

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是从语言和交际的角度对现存的社会事实进行反思的结果。在哈贝马斯之后,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学理论家都开始从语言话语的角度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批判和反思。发端于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曾风靡哲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界,并随着当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学者们的反思、批判,出现了一系列结合语言或从语言角度出发,对现有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思索和解构,出现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术思潮。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化过程中所导致的日益重要的人际关系的研究上,语言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学对语言的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有重大的不同。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都是将语言和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也仅在这一点上,此后就是各走各的路,分道扬镳了。社会语言学是结合着社会进行的语言研究,它的重心在语言上,至于象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等等,也仅仅能算是社会语言学中的宏观部分,根本不能算为语言社会学。语言社会学虽然可以定义为透过语言看社会,但它的研究是社会学式的,语言只是认识社会的一种手段,虽然这种手段极为重要,通过它可以对认识论和方法论产生极大的冲击,但它仍只是一种手段,语言社会学不是要研究语言本身,而是研究语言背后的社会。从前面论述的社会学中的语言研究史,我们便可以清楚了解这一点。因此,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是不能、也不应该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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