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课程视域中的鲁迅文本
韩江雪
（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笔者以鲁迅文本为例，从后现代课程视域研究鲁迅文本内涵的丰富性，由“对话”引发反思的历史回归性，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关联性，以及读者阐释文本应遵守的严密性标准。新构建的后现代视角语文课程，能够让我们向“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的迷人的想象的王国”前行。
关键词： 后现代课程 鲁迅文本 语文课程
米兰·昆德拉说：“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的迷人的想象的王国。”［1］
中华民族自古有着伟大的文化感，深沉敦厚的历史感，细腻蕴藉的内向深度，坚韧平实的精神内核，这正是语文课程必要的。若我们能立足于本民族奇妙的精神传统构建后现代语文课程，就能避免如现代主义范式课程一样陷入极端技术理性的泥坑。
1.文本内涵的丰富性
这个词指课程的深度、意义的层次，多种可能性或者多重解释，与内涵的繁复深奥相切合，鲁迅的杂文语言艺术毫无规范却令人为之赞叹。《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挖掘了中国汉语艺术的所有可能性，白话与文言混生，重章迭唱与复杳，参差不急与整齐划一并立，感叹句反问句转换，诗经、楚辞、汉赋、唐传奇、明小品，清戏曲……所有语言艺术在此浑然天成、相得益彰，毫无牵强附会之嫌而有琴瑟和鸣之美，把中国汉语言志、抒情、论辩的功能发挥到巅峰。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语言文字反常规性背后的深富内涵，鲁迅仿佛是“故意”破坏语法规则，违反汉语常规构造，制造出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然而只有当我们放逐了语言“应该”遵循的逻辑，才能咀嚼出鲁迅书写的国民性的卑琐困顿和人类共同困守的牢笼之感。若是架空历史，作家的亲身经历、气质性格、文化教育背景就失去了文本解读的意义，鲁迅的杂文是对现存秩序（社会、文化的秩序，思维逻辑的秩序，以及语言的秩序）的大不敬和随意戏弄，以及明知道带着镣铐仍然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挣扎。其修辞的刺激狠透、设拟的逸出常轨、讽刺的叛逆异质背后是他对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情感。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系统内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则能具体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程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的信息。图4是对股票价格和投资者情绪的方差分解分析。
2.由“对话”引起反思的回归性
回归性彰显了人类的主体意识，是人类创造意义的方式，因此意义是个人“创造”的和历史“生成”的，并非仅仅由经验“发现”和得到有效“证明”的。以《故事新编》为例，所谓“新编”就是一种新的阐释，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一种以作家主观视角为统治者、胜利者记载的历史“祛魅”。鲁迅关注的古人不外是中国古代神话里的英雄始祖与历史上的大圣大贤，他们在传统文本中都居于高堂圣殿，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鲁迅恰恰把他们拉回到凡俗的鸡飞狗跳的日常情境中，抹去他们英雄主义的神光，还原为小人物的本相，由此，一种神圣的乌托邦宏大叙事被瓦解。神话与历史作为一种现存社会的隐喻，不仅让我们以一种崭新的视角看待曾经，更为人敲响了警钟：“今天”是否是“昨天”的重演？
文化联系的观念强调描述和对话是解释的主要工具，我们所有解释都与地方文化相关，而且与其他文化及通过全球模体进行的解释相互联系，在这种双层框架中论述发挥的作用远比在现代主义提出的基础主义、抽象的和有特权的框架中发挥的作用要大。于是，论述成为切尼所称的“背景性”论述——由我们自身、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位置的地方所界定，而且拓展到更加广阔的全球和生态网络中［2］。
明清时的大学士与唐宋时的翰林学士有重要的传承关系。翰林学士的首长是承旨，也就是说翰林学士的首长是任命制，谁担任承旨谁就是。明代的内阁首辅不是官职，它是排名最高的大学士。《明史》云：“以位次居首。”［2］（卷253，张至发传）大学士的排名关系到首辅的确定。
3.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
如《补天》的描写重心不是女娲造人补天的英雄行径，而是当她发现历经艰辛创造的东西竟是一群只知道相互残杀的丑陋“人类”时，“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感到前所未有的“无聊”，创世精神褪掉圣光反生出了精神的苦闷。《奔月》不写英雄后羿射日的赫赫战功，反过来竭力铺写他变成凡人后的门前冷落车马稀，崇拜者退去，弟子与亲人的背叛，英雄失去了对手后的自艾自怜，无可奈何地注定平庸化……这两篇小说实际上是关于“先驱者命运”的思考，不仅是关于辛亥革命里祭出热血徒留给人做“人血馒头”的夏瑜似的徒劳牺牲者，还有历朝历代、古今中外所有具有“先锋”意识的开拓者，不为人理解的，异端的举措之后究竟该何去何从，“救赎”的博施济众之后能否成全自己？
鲁迅所致力于探讨的民族文化转型之路并无一味西化之嫌，那些指责鲁迅“西方人的东方观”的论调是粗野的，显然是硬搬硬套目前所谓热门的“后殖民”理论，失去了公允的评价。
有人说鲁迅彻底割裂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联系，使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断裂，丧失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这样的谬论之所以产生，首先源于其观点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地方性”，还有中国人“自身”。鲁迅确实“主张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古书”［4］，这是针对当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提出的，针对面临着亡国灭种还醉生梦死的世相提出的，更是针对“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衷”［5］的国民性提出的。完全架空语境，忽视言论的基本精神取向就否定鲁迅是一种断章取义。
鲁迅文本表现的一个维度是揭示“古”“今”之间的深刻联系。历史其实始终是“在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割裂，且非序列性前进的逻辑。文学上的“古今杂糅”手法不仅是为了造成什克洛夫斯基的 “陌生化”效果或布莱希特的 “离间效果”，而且是故作“油滑”对现实进行揭露和嘲讽，他以现代烛照古代，以古代警醒现代，更深刻地揭示出胜者编纂的历史中某些被刻意掩盖的真相。在《故事新编》很多篇目里，都可以发现或现或隐或浓或淡地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语调互相补充、渗透、消解。深刻思考后则会发现鲁迅的自我怀疑：反抗是否有效？革命究竟会不会沦为“万民观瞻”的“狂欢节”？同样，今天我们借古非今，在看待“伟大”这一词时是否会透过鲁迅反常规多疑思维烛照下的犀利与刻毒仔细考量呢？
通过以上原则共实施水井精控压裂10口、油井精控压裂21口，实现油水井两端的有效驱替，同时做好措施后保护工作，共实施措施后保护14口井，共提水125 m3/d，延长措施有效期。
还有人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 “西方人的东方观”，按照西方人的眼光诊断中华民族的精神疾患，客观上印证了西方征服东方的合理性。首先，这个谬论根本没有正视中华民族彼时的劣根性——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麻木自私、冷漠无情、愚昧保守……不是空穴来风。其次，该谬论没有立足于鲁迅早年经历，他受到过一些外国作家学者的影响，如厨川白村的“霹雳手”精神，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等。他正是立足于中西方文化的双重焦点为中国寻找一条文化转型之路，而非为了贬损国人而“好骂人”。最后，对待西方文化，鲁迅也非一味“拿来”。现代主义大力鼓吹的科学主义在当时蒙昧的中国被众多知识分子奉为灵丹妙药，鲁迅早以前瞻性的目光洞察到了现代性可能蕴含的“文明病”——科学对人生的“僭越”。他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就明确提醒：科学的提倡必须“致人性之全”［6］。其次还有对“民主”的警惕，他认为“社会之内，荡无高卑”若是全然实现，就会导致社会的停滞，如此“以众虐独”的偏激在后来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确实一语成谶。
鲁迅拥有文化广泛联系的视野，他惊觉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里的格格不入，为国人敲响了惊世洪钟。比如乾隆年间修订的《四库全书》一般被认为伟大的文化积累，盛世修史有大气魄，但鲁迅揭示出“文化统制”的观点［3］，他让我们发现了“历史的阐释权”掌握在特定人群的手里，这不就是篡改历史，强迫遗忘吗？带着这样犀利的眼光再次审视当代伤痕、反思、改革小说，是否会有新的阐释，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4.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相统一的严密性
严密性防止转变性课程落入“蔓延的相对主义”，将转变作为现代标准的另一种方案，它不是“反标准”，而是要求我们吸收现代性不具备的解释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寻求新的文本意义，即杜威提及的“观念的心理精制”，不要过早地以一种观点的正确而结束，而要将所有观点投入到各种组合之中。如伊泽尔所言，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对话是双向的过程，二者都有自己的声音，在这种对话中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组合在一起［7］。
《阿Q正传》中的“精神胜利法”一直被鄙夷地看做一种丧失了中国人基本尊严的表现，是近代以来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中国底层穷苦人民的真实生存写照，推翻三座大山似乎就迎刃而解，天下太平——这也是局限于从阶级分析角度来谈，若从人类学角度探讨，阿Q代表跨越种族、时代、性别、阶级、年龄的具有普适性的“个体存在”，人类其实都面临着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生存困境：个体基本生理诉求得不到满足的生计问题（《生计问题》）、天下之大却无处可去的飘零之感（《恋爱的悲剧》）、贪生怕死的恐惧与卑微（《大团圆》）……人的一次次奋不顾身和自以为是的努力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他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从中兴到没落》）恩格斯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追寻精神上的解放代替，就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8］在这种意义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且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来看又有了新的视角，阿Q如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无数次推动巨石上山，周而复始，永无完尽，他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中创造着微小的挣扎着的意义，因此他的姿态是“反抗”。反抗使阿Q将自己的意义赋予生存，这个姿态贯穿了凄苦的人生全部，是反抗重塑了阿Q的尊严。对于人类来说，除了勇气能使人与一种可怖的、宿命的、难以把捉的现实搏斗之外，什么都不是令人感喟的，人类的自尊是一种令种族得以维持永继的灵力，因此，阿Q在认知能力之内做出的一切徒劳无功的挣扎都不该被唾弃，这种自我信赖的意志，这种自由选择并自我承担的心愿，这种不甘退却的态度，于荒诞中包含着某种孤独而睿智的东西。现实的非人性（不只是阶级压迫）造就了人的珍贵，弃置这种现实，同时弃置了人自己，我们不应在嘲讽阿Q卑琐可憎、痛斥阶级压迫和环境黑暗的同时迷失自身。那种浅薄的断章取义，卸下了读者思想的重担，这本该是每一个生命独自背负的。
图5～图7分别为MPDPC.I,MPDPC.II和MPDPC.III在稳态下的a相电流波形。从图中对比发现,MPDPC.II由于开关频率的降低,其电流波形产生较大的畸变,影响了系统的稳定运行,而MPDPC.III实现了对矢量的优化选择,即使是在开关频率降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输出较为良好的电流波形。
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启发我们沿着同样的思想深度研究其他作家对人性的书写，穿透对封建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批判，深入对个体生存状态和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情感体验层面。这些真实的思考不应当被“标签化”以创造某种“宏大叙述”，也不应当被有意遗忘，需要语文课程致力于构造一个以批判性、同情心为核心的社区。在此，我们得以持续性进行课程的转变和自身的转变，从“是”迈向“可能是”，正如布鲁纳所言，我们要用思想创造一个可能的世界。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166.
［2］廖勇，卢小新.4R”课程模体与启示——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探微［J］.当代教育论坛，2007（12）.
［3］鲁迅.买小学大全记［A］.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
［4］鲁迅.青年必读书［A］.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2.
［5］鲁迅.无声的中国［M］.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14.
［6］鲁迅.科学史教篇［M］.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5.
［7］马友平.试述接受美学中的“意义未定和空白”及读者的阅读［J］.渝西学院学报，2002（01）.
［8］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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