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跨世纪与发展中国“本土化”人格理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本土化论文,中国论文,跨世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中国“本土化”人格理论的迫切性
人格跨世纪是世界各国公民所共同面临的生存现实。人格作为体现人的存在的最高生存方式，与人类的文明变迁和民族的文化模式密切相关，因此，人格的转型意味着人的精神的转型和行为模式的转型，人格的跨世纪也就意味着民族精神的跨世纪和民族文化的跨世纪。然而，人们在为新的世纪积极地筹划、忙碌的时候，更多关注的往往是外在于人的经济的增长状况、社会的发展指标或者更多重视的是生产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而对人本身、人格问题、国民人格的跨世纪以及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格理论却关注得不够，重视得不够。
本世纪的现代化“大进军”已使人类社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甘愿身处现代化大潮之外而踽踽独行。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现代化并不仅仅指经济的现代化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不仅包括人的现代化，而且以人的现代化为其自身的前提和归宿，换言之，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国民人格的现代转型。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对人的现代化问题作了长达二十几年研究之后，如此地告诫世界各国：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如果没有经历人格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即“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型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的问题也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地突现和越来越被引起重视，国人达到的共识是：公民人格的塑造必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确立的重要先决条件。可是当前中国国民的人格现实存有着不少令人焦虑之处，或者说我国国民一定程度的“人格危机”正影响着人的现代化的进程和制约着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在自身转型中所出现的“人格危机”的主要症状是人格的“三失”，即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所谓传统人格的“失效”是指中国传统人格的缺乏独立性向度的依赖性状态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独立性人格的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公民以平等主体的独立资格进行社会交往和行动，任何职业的选择、人才的流动、权利义务的独立承担、新型生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确立等，都要求人们以独立的主体身分投身于其中，进而成为具有“自立能力、自主意志、自律素质和自由状态性质的个人。”〔3〕改革是一场革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意味着我国社会“格子”型结构的解体。那种从一而终式地定位于某一“格子”，一切依赖工作于和生活于其中的“单位”、“组织”、“群体共同体”而不注重开发个人“人力资源”的生活方式，那种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依靠“领导照顾”的办事准则，已不能适应社会的现代化而失去其有效性。其次，所谓现实人格的“失范”，则是指人们因社会改革和重组带来的种种道德冲突、价值困惑而导致的普遍性的边际人格乃至病态人格的生存状况。由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秩序和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定型、确立，刚开始从依附性人格状态中摆脱出来并开始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的人们，往往会因种种规则冲突和目标无序等原因而导致一定程度的人格“失范”。从积极方面看，人格“失范”尚有摆脱传统、寻求新的目标、产生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新生道德等因素；但从消极方面看，人格“失范”往往带来较多的“负人格”效应，如商场上的坑、蒙、拐、骗，文化上的低级、庸俗、腐朽，官场上的权钱交易、腐败奢靡，社会上的吸毒、卖淫、烧香、算命，等等，就是在“失范”中出现的“负人格”现象。再是所谓理想人格的“失落”，也就是人们原有的终极价值追求目标失去了，新的理想又没有建立起来，一切向钱看，“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成为时尚，有的甚至以“自然人格”来代替曾经有过的“理想人格”，都使人丢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本性与资格。
上面所述的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一定程度的“人格危机”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在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普遍遇到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有比较正确的理论与相应的社会措施去引导和解决，这种“危机”也可以转变为酿成“转机”和“生机”的新“契机”。但是中国的人格的理论研究和探索还远远适应不了现实发展对理论提出的要求，公民人格的理论建设和实践还远远未被人们所普遍重视。
80年代以前，人格的研究曾不被提倡，特别是个体人格的研究被视为“禁区”，人格一词只要指称个体的个性会被说成是突出个人主义，并且人格一词常常被归入资产阶级人权、民主、平等、自由一类的词汇之中而加以拒斥。80年代以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各种人格理论研究蓬勃展开，成果迭出。尽管80年代后人格理论研究在我国展开迅速，但人格研究的进展仍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至今我国人格研究的基本状况是：引进介绍西方人格理论的多，结合中国实践独创的少；局限于伦理道德范畴的传统人格研究多，注重全面性综合性的现代人格研究少；停留于人格概念的形上思辨多，切实解决人格问题的有效操作少；侧重于人格心理层面的微观研究多，侧重于多学科综合能给国民人格的教育、塑造以宏观指导的少。这一切均说明了发展我国“本土化”的人格理论具有极其紧要的迫切性。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人格跨世纪的时代要求和中国国民人格现代化的实践迫切地呼唤着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格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二、人格理论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
人格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状态或生存样式，是人的最高生存方式的表征。人格作为生存论哲学的价值范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分析，它都标示着人之为人的现实历史规定，标示着人之所以如此这般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的依据所在。如果不把人格作为物或者作为客体的东西来研究，把人格作为生活着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来研究，那么不难理解，人格是由多重“双重矛盾”相组合的“存在统一体”，就其最基本的层面来说，人格包含着具体性（个体性）与整体性（社会性）的二重性质。就具体性来说，人格就是个体人格，是具体的、有特色的、特殊地占有有限时空的现实个人；就整体性来说这个体人格同时又是人的“类本质”、“社会本质”的多样体现。每个人的人格无不同它所生活于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明方式与文化模式相契合，这也就是通过个体人格所呈现的“文化人格”、“国民人格”的本来含义。因此，探讨中国国民人格的“跨世纪”，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人格理论，其逻辑的起点只能是生存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环境中并是在中国的民族历史发展中生长起来的中国人的人格。正如杨国枢先生所指出的：学习、仿效和借用西方人格理论在理论形成的初级阶段难以避免，但“用世界性的类型与学说的一般性研究，无论如何认真实施，总不可能阐明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中国人的、独一无二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人格特征。”〔4〕杨国枢先生还认为，用西方化的工具观测中国人的样本，往往存在着“假性普遍”或“骗人的共同性”的现象，这也是跨文化研究中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5〕
人格理论的建构置于中国的“本土”，从中国人的人格问题中展开人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学科起点，对中国特色的人格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在90年代初对中国国民现代性课题作了深入的问卷调查与研究，该调查的结果基本证实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走向人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共同性，如：较现代化的人具有较强的效能感、计划性，乐于接受新事物、守时惜时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该调查还有两项我国特有的且引起了世界惊异和兴趣的重要发现〔6〕：一项是教育程度同现代性量表上所得分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受的教育愈多，他或她在量表上的测量就会愈缺少现代化！另一项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并未成为最现代化的人，而是农村人在现代性量表上得了高分，并且在农村劳动者中间，那些生活在农村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获得了最高分！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教育方面，主要是因为调查的范围仅限在工农商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工人和劳动者中，另外是因为由于一些高于平均教育水平的人中存在有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等问题，并且这些人觉得命运或社会关系比勤奋更能决定人的处境，因而他们在现代性量表上获得了低分。在职业方面，主要原因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实际上来自国营企业，那里的工作环境并不十分鼓励主动性、创新性、惜时性等，因而在量表上较多地呈现了与现代性的负相关。这两项在国外学者看来十分奇特的发现，当然还有许多具体的原因值得研究，但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格理论研究学者所必须引起重视和关注的重要课题，并且这些课题的解决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公民人格的塑造及其相应的理论建构同样提出了具有自身角度的独特要求。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重人伦、重整体的国度，人们习惯于在“大我”甚至“无我”的集群化共同体或等级共同体中生活。建国以来推行的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单位所有制，几乎“垄断”了个人的一切资源，人的社会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均被束缚在一个很小的发展空间内，民族的创造潜力由此而一直未被很好地发挥。然而，市场经济作为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它以社会性的普遍分工为前提，必然将促进经济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普遍社会化，必然要突破中国原有的人的交往形式的“狭隘性”、“片面性”和“固定性”，市场经济代之而起的主体形态将是个人主体的形成，即独立个人在市场经济的世界历史性活动中、在人们普遍的交往关系中的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个人被承认为是自身利益的主体，他们的活动由自己的意志支配，他们的行为后果也是由个人负责，在新的交往形式中，个人形成的人格必然是自己独立的人格，同时又是真正社会化的人格。”〔7〕或者说， 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个人将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普遍的个人”。可见，人格研究只有针对中国的国情和国民素质的现实，才能从理论上充分说明独立人格作为人格的特殊历史形态的内涵、结构、特性、表现方式和培养途径诸问题，才能认真研究公民人格的塑造如何很好地贯穿于大、中、小学人格教育的一体化体系之中，才能切实思考公民人格如何协调于整个国家的法制秩序、道德建设的体系之内。这些正是中国人格理论“本土化”所必须要考虑的十分紧迫的现实要求。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的现代化进程证明，人格理论的建设只有同本国的文明方式与文化模式结合，才能正确把握本国的国民性特点和创造出有本国特色的内容，这一努力我们可以从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的某些经验中得到借鉴。如韩国在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中曾成功地进行过“人的革命”。再如日本在人格理论方面独创有森田疗法。森田先生利用佛教禅学的原理，把禅与心理调适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专门治疗神经症排除其人格障碍的人格治疗法。这种方法对生活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的人格障碍的排除有着较好的效果（我国天津等地已推广试行这一方法），这一方法也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可和重视。新加坡在公民人格塑造方面也很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目。新加坡在公民人格塑造方面一条重要的经验是重视青少年的人格教育。新加坡为中小学编的《好公民》、《儒家伦理》等教材以及一系列相应措施，为新加坡人的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和有东方特色的公民人格的养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见，结合本国的文明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开展人格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
三、建设中国“本土化”人格理论的可能性探索
人、人性、人格、人的本质在最通常最一般的意义上理解有其共通之处，或者对它们的直观理解就是“人本身”，但作为学科研究的对象性范畴，它们之间又有着重要的区别。从哲学人格学的角度审视，人格作为人的进化发展中所呈现的主体的自我同一性，作为人在一定历史环境下所透露的“能在所有的人的理智和情感中引起强烈共鸣的因素”〔8〕，它体现的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规定，所谓人格就是把自己当作人且理解为人并把他人当作人且尊重他人为人的意向性行动的实现。如果说直接谈人容易陷入某种抽象的话，那么谈人格则是在谈人的具体的真实，在谈作为“此在”、“定在”和“亲在”于特殊时空环境中的人。当然，人格作为一个学科对象的概念，除了哲学人格对其规定外，还被诸多的学科所共同关注。可以说，人格既是一个不同学科有着不同内涵的相当复杂的研究对象，又是一个交叉复合并直接呈现出一定文化模式下人的特质、人的特性和人的特征的研究领域。因此，人格这一范畴相对于人学的研究对象“人”来说，它不仅表征出了人的普遍性、整体性和价值性的内涵，而且还直接表征出了人的历史性、具体性和实践性的本质内涵。如果说人的问题是各人文学科最主要的难题，那么“向着人格，也许可以找到一条破译宇宙之谜的通途”。〔9〕
要建构中国特色的人格理论，首先要对以往的人格理论进行清理，了解和把握各种人格理论的特点及人格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走向。从哲学人格学的角度看，可以从横的和纵的两方面对人格进行粗略考察。从横的方面看，人格学说和流派可归为6个方面：
1.理性主义的哲学人格学说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人的超生命本质——理性、精神、意识的绝对地位，注重人格的精神特质的研究，如康德认为人格是“自由和独立的东西”，是人的理性崇高性的体现；黑格尔认为人格是“人的精神的现实”；斯宾诺莎认为人格是人的理性的样式等，但理性主义人格观的缺陷是强调本质在先，忽视了人的感性现实的历史前提和实践本性。
2.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人格学说的合理之处是确立了人的生命本能的价值地位，强调了人的感性特征的本体意义，如休谟把人格看作是一系列的感觉经验；叔本华认为理智是人格的外观，意志才是心灵的本质、人格的内在动力；尼采则明确提出权力意志能造出一个比自我更高的人格即超人人格；柏格森认为人格即内心的绵延，精神的绵延才是人格的核心；萨特强调自由的活动和选择决定人格的样式等；但非理性主义的人格观忽视了人的整体性、社会性，因而不能把握住人的文化内蕴与真正本质。
3.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格学说对人格理论在进行个体人格研究方面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如弗洛伊德的以人的无意识为基础的本我、自我、超我人格结构理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罗杰斯的现象学人格理论；凯利的认知人格理论；卡特尔的特质人格理论；埃里克森的社会—文化人格理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格理论；罗洛·梅的存在分析人格理论等，都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揭示了人格的微观机制，认证了心理活动对人格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许多普适性较强且能在人格发展与人格咨询实践中实际运用的人格调适的操作方法，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人格学说的各种人性假定局限性较大，缺乏人的历史性、实践性的理论前提，在国民人格的整体塑造上缺乏指导的力度。
4.人格主义的人格学说虽然是在哲学的层次上对人格进行了本体论研究，把人格看成是人的最高价值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门径，在哲学人学的研究上建树颇多，但人格主义人格观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唯心成分。
5.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中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人格思想，如弗洛姆从生产性人格与非生产性人格的区分，到占有性人格与生存性人格的比较；马尔库塞从对单向度人的批判到对审美人格的设计与憧憬；哈贝马斯对交往行动中的人格形态的考察等，均试图恢复人在世界中的本体论地位，在对人的异化现象的克服中、实现人的解放中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作了许多“修正”，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方法有一定的区域与时域的局限性。
6.与西方的人格理论相比较，我国的传统人格学说比较特别。人格一词是近代从西方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由于人格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尽管我国没有西方人格心理学等学科的现代人格含义，但中国关于人的本性与人伦的理论比较丰富，所以很快就吸收了人格这个专有名词，用来指称人的道德水准与道德理想境界，从而对社会整体性人格和理想人格的探索有较大的理论贡献。但我国的人格理论长期来被意识形态化，视界不宽，且往往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背离而产生消极作用。
从纵的方面考察即把人格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来观照其历史的走向，人格的发展可以分成四个历史形态，即“群化人格”、“依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生理特质而是人的社会特质。〔10〕可见人格范畴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人格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历史地生成的。人格的形态与人的主体形态的历史生成相对应并随着人的关系的生长、发育而发展变化。
在原始社会，人凭着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生活在自然的种群共同体中，人以群体的方式发挥主体性，形成的是“集群主体形态”〔11〕，个人只不过是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而已，与此相应的人格形态是一种“群化人格”。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种群共同体被等级共同体所取代，但人在等级或宗法关系中并未摆脱“人的依赖关系”的生存状态，个人仅在其所处的等级地位角色中获得其有限的非自我性的人格权，其人的性质还得从其所属的群体中获得，与这一历史阶段的“属群主体形态”相应的人格形态是“依附性人格”，也就是说人格被权力所垄断而变成为某种特权资格，人格的有无与高低决定于权力的梯度位置。
工业社会突破了自然关系的限制而代之以社会性的纽带，转变了人对人的人身依赖关系为对“物”的依赖关系，确立了市场经济这一以个人自主活动为前提的经济形式，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使“个体主体形态”的形成成为可能，与此相应的人格形态便是“独立人格”。资本主义作为市场活动自发联系方式的制度化产物，它是顺应个人走向独立化的历史趋势所建立的一种适于单个人自主活动的社会形式，但它体现的是“自发联系的方式”，克服不了人的异化的存在状态，满足不了独立以后的个人走向全面发展、建立完整人格的要求。
人格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或人的自我解放的进一步实现则是“类主体形态”的形成与“自由人格”即“类人格”形态的确立，个人的全面发展与把社会关系置于人的自觉支配之下从而进入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状态才是“自由人格”的理想之境，这也是未来社会向人们展示的“审美人格”的理想之境。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国民的人格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与人格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相对照，中国的人格现状因其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的不平衡性而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总体上说市场经济需要确立的是“个体主体形态”与“独立人格”，但由于中国人格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和中国公民在人格和谐性向度上的历史获得的现成性，中国公民的人格发展模式应是超越于西方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恰恰应在于对资本主义“自发联系”的超越上，它可以通过市场的联系自觉地理顺人的社会关系、有意识地去培植具有高尚人格的独立个人。
在人格问题研究纵横维度的观照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人格理论研究的存在问题和确定人格理论研究的新思路。我国的人格理论探索目前尚存在些不足。一是思考方法的陈旧，以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考察人格，把人还原为“生化物”或“非人化”的“精神机器”，把人格看作为一种“东西”或视为一种客体性的“物”进行分割、解剖，试图从许多分离着的特质碎片中组合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整体人”来。二是诸学科分别在各自的视界内对人格的各个层面：体格、性格、品格、资格和规格进行单学科的研究，缺乏相互间的综合。如伦理学在品格的层面进行人格研究，其局限性大，很难整合人在现实生活中丰富多样的矛盾性；心理学则在性格或个性的层面进行人格研究，其注重的是个体的心理调适，但对心理问题的文化成因缺乏深刻的观照且难以实现宏观指导。三是人格理论研究与人格教育之间缺乏协调，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在遵循人格发展规律上比较欠缺，现代公民人格意识的确立与养成缺乏社会配套的系统工程。四是人格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有待提高，中国自己的人格量表的制定、人格研究计算机系统的开发等都应加紧进行。
从人格理论研究的思路上思考，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多学科的综合中，从宏观、中宏、微观三个层次的结合中，从人的本质、人的特性、人的特征的相互关联的结合中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指导的人格学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应摆脱以往单单把人归为生理实体、心理实体、道德实体或某种社会实体的模式，具体研究人格作为人的个体素质和其社会特质相组合的“存在统一体”。其概要的建构方向是：首先是在人的一级本质即最高本质的层面上揭示人的实践性这一存在本性，并把握反映人的实践本性的人格的主体性、目的性、自为性、价值性、历史性、开放性、可能性、整体性、共在性和辩证性等；其次，在人的二级本质（一级本质基础上的展开）上探讨人格的具体存在结构，揭示其反映人的自我同一性特性的人格向度，即独立性向度（包括人的个体性、意志性、自主性、自由性、进取性等），创造性向度（包括人的超越性、否定性、智慧性、批判性、操作性等），以及和谐性向度（包括人的整体性、社会性、协调性、归属性、审美性等）。再是在人的行为表象层面上展开体现人的相对稳定性的人格具体特征的形成变化规律的研究。在这三个人的本质状态的层面中，反映第二个层面的“人格的向度理论”将是有中国特色人格理论的核心内容。就中国的国民人格的现代改造来说，根据上述肯定人的实践本性基础上的人格向度理论的分析，中国公民在人格的“和谐性向度”上有其独特的丰富性，但在独立性向度以及创造性向度上有其相当程度的不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公民人格务必强化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人格向度，以发展出新的能适应跨世纪时代要求的公民人格模式。
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本世纪行将结束，中国又一次处于伟大变革的进程之中。她正向其社会和经济制度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经济成分，以便为全体中国人民创造更富裕美好的生活。为达到这个目标只靠技术手段是不够的。也不能只靠经济改革来取得。而应实行一些变革，使初具现代化雏形的人们的能量进一步发挥出来。……以加快他们在个人现代性道路上的步伐。”〔12〕我们不能不看到：21世纪的曙光已预示着人类的自身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预示着各民族各个国家所赖以生存的文明方式与文化模式将出现“千年转型”的新契机，预示着中华文明将开创前所未有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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