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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伦理成了问题
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一批西方学者撰写了以断定时代特质为主题的著作。在这些作品中，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其严谨的学术性受到瞩目。而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则以其通俗的笔调，刻画出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独特风貌。这些著作，汇聚成一个声调：我们正在走出工业社会，进入一个“后工业”的或更直接地说“信息”的社会。
在这些西方学者的笔下，人类社会的历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社会（或称为前工业社会），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而现阶段则处于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按奈斯比特综合丹尼尔·贝尔等人的见解指出的，“在农业时期，竞赛是人对抗自然。工业社会使人同人工组合起来的自然相对抗。在信息社会里，文明史上第一次竞赛是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互相作用。”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作用媒介是信息。信息成为战略资源。知识成为首要产业。并且，他论证，基于五件“最重要的事情”，人类社会从50年代后期，便开始了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这五件事情是，“真实的”信息经济已经发育起来；由于通信系统和计算机技术的革新，信息流程消除，变化步伐加快；新信息技术会首先应用到旧工业部门中去，并产出新活动、新方法、新产品，我们进入了知识密集的社会；新信息时代的技术成败与人类深厚感情的联系。
西方学者的分析，尽管在理论上的自洽性还有待提高，但是，观察我们时代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考虑到高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广泛普及，以及这类事件对于当今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他们所下的当今社会正处于信息时代的结论，有其客观依据和言之成理的地方，值得我们慎重地对待。在信息时代，政治与经济依然是雕刻社会面目最锋利的两把刻刀。但是，依他们的理解，由于知识价值革命导致的思想文化矛盾空前突出，已经使得为解决主导观念与文化大众之间冲突的“文化矛盾”，变得与解决经济和政治这类可以以制度创新和完善来解决的“世俗矛盾”一样重要了。而一系列文化矛盾中凸现出来的中心，正是日益趋同的技术生产与放肆膨胀的自我表达与自我满足要求之间的矛盾（贝尔），是完全按程序操作并且日益自动化的高技术与人类日显迫切的情感需要之间的矛盾（奈斯比特），换言之，人类的技术处境与人的伦理情感发生了冲突。信息时代，伦理成了问题。
伦理整合的必要
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这个“新时代”，所面临的局势确实是新鲜的。信息经济的发展与高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在处理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之先，得处理好人—机关系。一方面，这是因为，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控制装置的迅速扩展，正在开始形成所谓的“信息环境”，这引起了人与机器关系的深刻的质的变化。另一方面，人们在对这种处境作出反应时，分化为两种趋向，一些人认为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所具有的低成本、普适性、平等性，既可以解决物质生产问题、社会政治问题，也可以化解以往人际关系中存在的不平等，将伦理问题一锅端了。从而，走向信息崇拜。与此不同，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信息生产与传播所依赖的计算机技术，甚至美其名曰人工智能，不仅未能解决政治民主、经济增长一类“世俗矛盾”，而且，还使得人际关系的处理、道德观念的灌输、群际意识的培育这类“文化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因此，呼吁打破“计算机神话”。
历史地看，当人类处于一种新环境时，轻快的乐观主义常常是成问题的。而慎重的悲观主义似乎更启人心智。因此，当我们今天置身新的信息环境时，把注意的目光聚集于它带出的问题，是适宜的选择。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是信息的产销过程对于伦理的影响。信息的生产，在现代社会中部门很多，源头广泛。但是，信息的过滤不严。有用的信息与无用的信息在同时被生产。一方面，这造成了我们用以判断世象真假和对错是非的整体认知，被淹没于杂乱无章的细节之中；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责任观念淡漠的生产氛围。由于信息生产的多元性，尤其是互联网容纳的信息生产者数量的极其庞大，信息的产出已无法由法律加以有效的控制。而且法律的控制还处于自身提倡言论自由却又要控制言论自由的二难境地之中。这样，就更增加了无意自律的信息生产者向社会大众倾泄反伦理的色情、暴力内容，并借此谋利的机会。信息的消费，今天已非常普及。但是信息消费既把社会大众隔离成发出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信息的消费者两个群体，从而使前者握有左右后者思维与判断的无形权力，后者无法在完全自主的情形下认知事物和判明是非。伦理的决断力因此下降。同时，日益普及的在信息接受终端面前“了解”世界的方式，还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一人一机的信息接受方式，使“你可以建立自己的天地，在那里你可以为所欲为。不用再和人打交道。”而且这种一人一机的信息接受，因为完全是在既定程序的左右下进行的，计算机程序（尤其是计算机游戏程序）编制的非道德性原则，使人在不自觉中患上“精神麻木症”，丧失有效的道德判断力。这就如西方学者描述的“热衷于在闪烁的屏幕前进行着假想的毁灭、让自己的闲暇充满好战尚武之举的电子游戏迷，早已将正义感和道德感置之度外；在当今的社会里，大规模的杀戮被视为一种威慑，尸体只不过是一串统计数字，4000万人的死亡被当作一次胜利，战争的连续升级被看成是和平，他们的正义感和道德规范更是无从谈起。”（转引自《信息崇拜》108页）可见，信息时代的伦理确实存在问题。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是，主流的伦理观念已淹没于散沙式的个人祈求之中，自觉的道德要求已隐匿于信息的随意接受之中。社会陷入伦理上的分裂、矛盾、无序状态。个体伦理无法使个人的行为保持全方位的确当性，公共伦理无法使社会维持相互协调的人心秩序。本来应当作为调整人—己、义—利关系的伦理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必要再整合。否则，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得不到伦理的保障，信息时代同样会陷入物质丰足与精神混乱的尖锐而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
传统伦理的再发现
信息时代的伦理困境，是一个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一点尤其由这一时代的伦理整合必要性显示出来。对于人类来讲，所遭遇的不是信息时代要不要伦理整合的问题，而是如何才可以达到有效的伦理整合的问题。
新的伦理整合，需要清理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搞清楚伦理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二是在此基础上理顺伦理整合的大思路。在信息时代，伦理问题出现的原因，可以区分为外在与内在两个方面。从外在方面来说，信息时代的社会运转方式，有驱使人们追求外在化功利目的，并将之作为人的生活目标的趋向。在这方面，现代社会凸显出两类三大矛盾：按领域说是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按问题说是战争、人工流产、教育与医疗权利。前三类矛盾是贝尔概括的。在经济领域里，古典经济学把物质生产看作是促进美德、创造文明生活的手段，而不认为创造财富的本身就是目的；但现代经济学却变成了专为个人多变要求服务的“实用的”、“手段的”科学，主要处理个人利益争端情况下的财富分配问题。在政治领域里，公共生活中奉行普遍平等原则导致内容具体、无所不包的各种民众应享要求，这一方面迫使政府扩充官僚机构，管不分大小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得把政治代议制延展为基础宽大的直接参与制，权力与平等的矛盾加剧。在文化领域里，政治经济的高度组织化、制度化、趋新化与文化要求的个性化、独创性、反制度化，以缓抗速正相反对。后三类矛盾是麦金太尔概括的。对于战争，人们陷入战争即非正义应作和平主义者，但潜在侵略者存在使人们得以战制战的悖谬之中。对于人工流产，人们陷入人皆有权维护自己生存故不能流产，但当婴儿是母体一部分流产与否是母亲权力不能剥夺，同时婴儿是人，母亲流产即是杀人的困境之中。对于教育与医疗权力，人们也陷入人人有权享受，故私人学校与私人医生当予废除，但个人有权选择受教与受医者的权利、医生和教师亦有权开业开教的权利的不可兼容的矛盾之中。这六大矛盾，使得信息时代的人类无法进行从容的道德观念判断与行为的伦理抉择。
从内在方面而言，人类在信息时代的社会处境，既然使得人们无法进行从容的伦理选择，相应地人们内心的道德感也就会因为对于选择的厌烦而日益冷淡。那些曾经使人们热情如火的道德说教，既难以引起人们的内心认同感，更无法产生其曾经具有的社会历史作用。如功利主义道德观便把人们推入人有权趋乐避苦而又难以断定在众多的幸福快乐中间哪是真正需要的幸福快乐，及要讲个人的幸福与快乐，又要讲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窘境。它未能给人类提供一个神之外心之中，使人的行为可以和谐有序的道德权威。没有道德权威，便有道德危机。功利主义既是现代社会道德整合失败的观念原因、又是人们道德冷漠感产生的理论导因。功利主义的失败，可以说是建立于现代政经体制基础上的道德理论的失败。现代道德已无法给予信息社会以有力的道德支撑。现代道德在教会了人类对付机器之后，已无法再教会人类来应付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它的使命终结了。
从信息时代伦理危机发生原因的追究上，可以看出伦理重建不可能在既有的道德观念与行为方式上进行。在此，传统伦理呼之欲出。一方面，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外在治理依然是这种重建的坚实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传统伦理已成为伦理整合或重建最有用的资源。这正是贝尔在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之外，在文化上要主张保守主义的原因。他考虑信息社会时代人类的政经处境，认定经济上需使人人获得自尊和公民身分，政治上需使人人可由其成就带来社会地位，文化上需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并用以维护文明秩序。因此，他崇尚传统，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这也正是麦金太尔抵制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道德，而在个人总是传统的一部分，人们应当成为传统的承载者的前提条件下，要求回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德性伦理传统上去的原因。并借此保证使人们回到不因外在功利而因内在要求践行道德规范的良性轨道，回到个人德性足以保障人成为整体的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我有效整合的有序状态中，从而在重组合理的道德权威的基础上克服道德危机。传统伦理在信息时代的伦理整合要求与思想家的自觉反思中，有了复活的可能。
信息时代与儒家伦理
关注信息时代的伦理整合，以及这种整合的传统资源，我们的问题意识当然是指向自己所处的中国社会的。当代中国，在整体上来看，尚未进入信息时代。但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存在的区域性差异，在先发展的地区，信息时代的一系列问题，也已提到了在现实中要加以解决的日程上来了。这种解决，一种意涵是在“未雨稠缪”的意义上而言的。另一种意涵是在信息时代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上而言的。
从前一角度看，尽管说当代中国尚处于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阶段，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经济的工业化组织、政治的民主化改革、文化的扩大开放，这些问题还是西方国家在50年代以前遭遇过的问题。向工业时代的迈进，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特质。处理工业化带来的各种政经文化问题，如生产的持续发展、政治的民主改革、文化的兼容并包，是政府和社会所应当努力把握而不可动摇的。但是，中国社会历来的发展不平衡，已经使得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信息时代才有的格局之中。生产中的高技术含量、知识价值的普遍认可、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在相当程度上与西方国家同步。因此，西方信息时代产生的问题，在这些地区也已经出现：信息经济、量化政治（即以民众的数量支持显示政府工作的效用）、人际冷漠、道德感淡化。据此，信息时代的伦理整合，在中国已不是一个伪问题。从后一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具有着双重意义。一是由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二是由农业时代向工业和信息时代做双重跨越。这使得社会—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的现代变迁所遭遇的矛盾更形突出。传统在顽强地为自己的生存辩护，“现代”在努力为自己的发展开道，而“后现代”也已经来干扰人们的思维。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飞速发展，又将各种难易不同、传统各异、是非参差的东西泥沙俱下地带给人们。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人处于一个非信息时代的信息量超过人们接受程度的特殊处境中。在这种状态下，伦理的内外在冲突更强烈，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影响更巨大。一方面政经发展的任务非常沉重。另一方面传统伦理与现代道德的整合难度加强。
集中起来说，中国面临的伦理整合难题是：传统的主流伦理体系儒家伦理在当代将遭遇什么样的问题？儒家伦理是一德性伦理体系。它产生于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土壤上，依赖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作用于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它以人的非功利性道德自觉为行为的动力和依靠。对于公共领域的道德调整规范，关注较少。它是一重私德胜于讲公德的独特伦理规范系统。它之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规范伦理要求，已经由历史做出了结论。但是，儒家伦理是中国人的精神传统最深层的东西。在现代进程中已与国人纠缠不休。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它能否有贡献于人？这个问题大而复杂，只能设问而难以回答。但以西方学者面对信息时代所作出的伦理反应来推论，儒家伦理传统似乎也可以获得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