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管理论文,高等教育论文,体制创新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区域的崛起和经济的个性化。发展区域经济已被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我国也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将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
区域经济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有机系统，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的有机结合与协调发展。不同的区域经济在发展并形成自身经济特色时，需要高等教育与之配合，为之服务，形成一个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系统。
高等教育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知识生产、创新、传播、整合与转化的基地，技术创新的重要生力军，已步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显示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属性。因此，要站在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与研究区域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关系，突破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选取宏观管理体制创新作为切入点，实现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协调、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现状
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合理高效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完善高等教育规模与体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从而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九五”期间，按照“合并、合作、共建、调整”八字方针，扭转了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的局面，初步完成由部门办学向中央和地方两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的转变。但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还存在以下问题。
1.高等教育体系尚未完善，难以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国家级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少，国际竞争力低。要创办世界水平的大学，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就需要与地方性、教学型大学合并或调整，这就会影响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本着发展区域经济的原则，完善不同层次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研究与规范。此外，直接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功能与定位不明确，社会吸引力低，尚未形成规模与体系；地方性民办高等教育对普通高等教育的依附性强，发展步履维艰。
2.高校布局结构不能很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异大，未形成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等不同服务覆盖面的布局结构。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如深圳、珠海等地）和西部落后地区（如宁夏、西藏、新疆、青海等地）高校布点少，更谈不上规模与体系；同时，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当地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服务的地方性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也需要从设置与管理上予以规范。
3.未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高效配置并拓展高等教育资源与发展区域经济紧密结合。高等教育单纯依靠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难以适应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结合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与地方企业及社会力量整合，探索高等教育资源高效配置与扩张的新机制。
二、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作出了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并制定出相关重大战略举措。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是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的新发展结合起来，谋求我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这三个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三大突出矛盾。要解决这三大矛盾，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就必须探索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
1.加快区域性、地方性高等教育建设，推进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区域发展是以城市为中心实施的，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文化与创新的策源地。任何一个城镇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和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逐步形成有机的城镇体系，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借鉴日本等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经验，我们称此种发展模式为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乏大区域观念，跨省际的经济合作很少。受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既定的利益格局的影响，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目标相似，产业结构雷同，生态环境系统缺乏引导控制，导致整个区域资源使用浪费和发展水平落后。二是城镇体系欠完善，区域城镇等级结构不合理，缺乏中间层次的城市，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城际之间是一种线性联系，尚未形成完善的网络体系。
1996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社会学与规划学教授卡斯特尔提出“信息城市”理论，指出城市在群体空间中的等级与作用不仅取决于其规模和经济功能，而且也取决于其作为复合网络连接点一区域节点的作用。他通过对全球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分析，指出“香港—深圳—广州—珠海—澳门”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都市区域，这里将成为21世纪卓越的工业、商业与文化中心。这个地区大中小城镇的崛起、城乡协调发展、功能各异的城镇体系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的结合等对该区域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同时，以西部大开发为例，如果单从成都、重庆、西安三个中心城市来发展，那么这三个区域节点无非是三个轴心，它们将对周围区域产生辐射带动作用，而如果将这三个轴心联成一条轴线，那么它带动的将是西部大开发的全面推进。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可以设想按照除上述两个大都市圈外的京津冀北、大上海、长江中下游、济青、沈大、吉黑、湘鄂赣九大都市圈规划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完善城镇体系，推进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高等教育系统与之相配套，形成相应的区域性高等教育体系。
2.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模式。
最近，英国城市学家霍尔提出“有创造力的城市”的概念。他认为，在历史上城市一直是创新的策源地，也是人类创造力旺盛之所在；历史上的城市创新主要有“文化的+智能的”、“技术的+生产的”、“技术的+组织的”的三种类型。工业革命以来，第二、三种类型的创新与日俱增，巨型城市发展则使第三种类型益发重要。21世纪，三种城市创新混合的情形将出现，并且其中“技术的+组织的”城市创新将扮演最关键的角色。而以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创新，都是与所在区域高等教育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紧密结合的“组织的”创新最为关键。
由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作用日趋明显，使基于资源禀赋，忽视创新和市场的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区域经济发展不能囿于传统的梯度推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应正视区域差异，重视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倡导区域创新，有选择地推行跨越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西部大开发要有新的思路，并多次强调技术跨越式发展战略。以西部地区为例，西安、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拥有强大的科技、教育、人才优势，仅成都就汇集了20所高等院校，49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具备强大的创新潜能。关键在于如何采用有效的体制与机制，整合与组织上述创新资源，创新新型区域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在东部沿海与工业基础好的经济发展地区，也应不断探索有利于创新的体制与机制，引进与拓展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实施技术跨越式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1.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进行体制内创新，整合现有高等教育资源，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四级办学，两级管理”分层管理体系。
(1)加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建设，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我国教育部所属全国性大学多为多学科性大学，学科少，专业面窄，难以适应当今科学与技术高度综合、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难以适应国际高等教育市场间的激烈竞争，造成大量生源外流。因此应站在加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发展尖端科技，培养高层次创造性、国际性人才，从而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高度，集中力量加强国家级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建设。但此类大学的发展不应影响地方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其合并与调整应以原中央部委所属院校为主要对象。此类大学服务面向全国，重点发展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属国家办学，归教育部管理。
(2)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发展区域性、地方性高等教育。
此类高等教育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与我国九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大区域性高等教育，属综合性教学与科研并重型大学，为跨省、区、市共建高校，由国家宏观调控，由共建各省、区、市联合管理。该层次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建设应紧密结合所在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主要面向区域内招生，科学研究要致力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第二个层次是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地方性高等教育，多为教学型大学，完全由省级政府举办，归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面向省内招生，服务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发展。
(3)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直接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大力发展社区高等教育。
此类高等教育为省、自治区下属的地级市或直辖市下属的区级政府举办，归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多为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校。该类高等教育处于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交叉部位。它应不断调整专业，不断及时地修正教学的局部目标，一方面缓解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满足区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求学者个人对高中后教育的动态需求；另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为高等教育传递市场信息和改革动力。
该类高等教育应定位为高等教育的外围开放部分，为高中后非学位教育，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技术型人才。该层次高等教育应呈高度开放状态，其招生应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和广大在职劳动者，保持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尽可能多的接触点，可向网络社区教育和24小时社区教育系统发展。
综上所述，应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继续坚持“合并、合作、共建、调整”的八字方针，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与布局结构调整相结合，按照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整合现有高教资源，形成上述“四级办学，两级管理”的分层管理体系。
2.充分引入市场机制，进行体制外创新，将高效配置并拓展高等教育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式可持续发展。
(1)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建设与开发现代大学城。
师资、教室与学生宿舍日益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后勤社会化改制，一些地区纷纷集中政府与社会力量建设与开发大学城或高教园区。如北京引入市场机制，由北京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出资建设的东方（华北）大学城，一期工程投资10亿元人民币，共建有教学、实验、宿舍楼及图书馆、体育馆等配套设施57万平方米，现已有北京工大、北京工商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10多所大学近万名学生入住学习。
大学城和高教园区的建设，解决了高教发展的“瓶颈”问题，同时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城”，与美国硅谷大学城，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城，德国的马堡大学城等相差甚远。现代大学城应是与所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相互融合、协调互动的，能够促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在此我们应积极倡导上海模式、深圳模式。
为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紧密结合，上海市教委与上海市重点建设的科技园区一浦东长江高科技园区合作，为发挥上海高校知识与技术创新在长江高科技园区的整体效应，建设“长江科技教育园区”。深圳没有一所名牌大学，但深圳采取“借鸡下蛋，筑巢引凤”的方式，在高新技术企业林立的深圳科技产业园区内，创建了深圳虚拟大学城。现已吸引国内33所著名大学入驻，成立了北京大学深圳校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中科院深圳市合作委员会、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深圳哈工大国际技术创新研究院等机构。上述机构的管理与运作，完全引入市场机制，并采用发达国家模式与标准，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紧密结合深圳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实现了高教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双赢”，为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创新提出了新思路。
(2)利用“二级学院”的形式，积极吸引国外与国内社会力量办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前提，就是存在多元的所有制主体、多元利益主体。要实现所有制主体的多元化，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对原有经济实行产权改革；二是在国有经济旁边，发展非国有经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创新也是如此，一方面整合现有高教资源，扩大内涵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国外和国内社会力量，拓展高教资源，进行体制外创新，实现外延式发展。
二级学院是指普通高校创办的或附属于普通高校的具有制度创新（包括学院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筹资体制）和新的运行机制的二级学院。探讨新制二级学院问题是将普通高校的智力资本、品牌效应、资源优势与市场中的产业资本、资金资本有效结合的一种前瞻性发展战略。其基本思路是“一校两制”，将当前具有紧迫性的规模扩张与具有长远意义的体制创新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低成本、高效益、有质量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级学院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即可以将学科、门类相似，地域相近的民办高校吸附到现有体制之中，也可以从现有高校内部分流出部分资源，与社会力量整合，创办不同于现有学校管理模式的附属二级学院。但这些形式只能单方面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并简单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未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不能很好地促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在此，我们应积极倡导、推广上海中外合作二级学院模式与南开泰达二级学院模式。
上海近几年来，积极探索普通高校与国外政府、企业财团、高校进行合作的新机制，已创建的中外合作二级学院有上海交大与欧共体合作办学的上海交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安泰集团合作举办的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同济大学与德国政府合办的中德学院、职业教育学院，上海大学与悉尼科技大学合办的国际设计学院，上海理工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斯隆商学院等11所。这些新型二级学院的招生与管理纳入国家计划，并将学历教育与国际执业资格教育相结合，为上海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大批国际性人才。
南开大学泰达学院是南开大学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投资3亿元合作创建的南开大学所属二级学院，该学院并非专业学院，而是一所具备文、理、工、医等专业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型和技术创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学院的学科与专业，都兼有南开大学的优势学科与专业，符合未来科技文化发展趋势，适合开发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这三个条件。同时设立了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研究中心，如微电子芯片研究中心、光子存储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工程技术孵化中心，并建立起能够快速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而不断更新学科、专业和科研机构设置及办学模式的机制，保持和突出教学与科研的创新性和前沿性。该学院将为开发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同时促进南开大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