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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一次会上这样描述目前媒体与资本合作的状况：“资本与媒体两情相悦，无论是官方承认或不承认，实际上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多谈恋爱的、甚至同居的现象，这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了。”
据记者粗略统计，投资媒体的公司多达40余家，涉及媒体近百家。
由于受资源与时间的限制，我们的统计还是只冰山一角。而种种迹象表明，那些我们还没掌握的，正与企业悄然无声合作的媒体还有许多，而正在筹谋进入资本市场的媒体更不知有多少！
资本要什么
1、“暴利”的诱惑
“企业投资就是为了赢利”斥巨资兴办《经济观察报》的山东三联集团总裁张继升对记者毫不讳言。
1998年，摩根斯坦利全球投资报告对11种产业建立起世界级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所需年限作了统计分析，发现大众传媒业所需年限为8年，其收益远远快于医药业、日常消费品、银行、电力、能源和建筑行业。在传媒业迅速发展的中国，这种预期的效益似乎还可以提前2～5年。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传媒产业正处于高速成长时期，已连续3年以25%的幅度增长，1998年利税总额首次超过烟草业，成为排名第四的国家支柱产业，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已经形成。
暴利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它足以让各种资本力量向媒介动辄以千万计的投资。但更让投资者动心的是先行者已经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回报。IDG集团早在1980年就开始投资兴办《计算机世界》，1995年之后，IT业空前的火爆，为其带来了数以亿计的财富。麦戈伦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称，IDG在过去两年已向中国投入了1.5亿美元，今年5年还将投入8.5亿美元，因为在中国利润回报是最高的，达65%。中国市场给IDG两年带来高达2.5亿美元的收入。
2、资本的自然流向
近两年，互联网经济空前火爆，资本遵循市场导向，趋之若鹜地向信息产业流动聚集。随着纳斯达克迈入寒冷而漫长的冬季，互联网泡沫经济的破灭，不论是国际资本还是国内资本都不可避免地要开始寻找新的投资领域。此时，最具成长性的传媒产业无疑将让正无所适从的资本看到新的曙光。
投资《新财经》、《理财周刊》两大期刊的上海强生集团董事万钧说：“在20世纪90年代，传媒业每年增长率将高于30%，是目前比较少见的一个高速增长行业。”该公司董秘吴本初补充说，目前国内传媒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上升空间很大，对于一家经营多年的上市公司而言，所需投入的资金不成问题。
3、中外资本的必争之地
国际资本当然也不会遗忘传媒这一能够创造更多奇迹的领域。
除了早期的IDG集团外，较早关注中国传媒市场是美国时代华纳集团。1993年，该集团派大员来华调查对媒体的投资情况，最后的调查结论是“合法性条件不具备”。就是这个结论，让华纳集团总裁列文望而却步，也使其丧失了投资大陆媒体的宝贵时机。此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更多的是另外两个人的名字——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和维亚康姆总裁雷石东。
默多克对中国传媒市场的野心早已路人皆知。据《环球财经》报道，默多克在香港斥巨资收购卫星电视，其意在中国大陆市场。雷石东对中国传媒市场的兴趣决不亚于默多克。他对中国区总裁李亦非的要求是：维亚康姆在中国传媒市场的发展速度要以300%的速度进行。这是一个让业内人士瞠目的速度，不能靠维亚康姆单纯自身的成长发展，只能走资本兼并，收购那些发展收益好的传媒企业，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维亚康姆的资本将大举进军中国传媒？
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在传媒业的碰撞已必不可免。喻国明对此表示忧虑，我国媒体现在基本上还是一盘散沙，单兵作战。而国外媒团已形成高度专业化的价值链，其整合的力量是我们难相以比的。
实际上，维亚康姆并没有把来自中国大陆的传媒势力作为对手。“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让维亚康姆认为可以强强联手的对手，”找不到对手的李亦非显得有点高处不胜寒。而她的老板雷石东甚至没有把新闻集团放在眼里，他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说，“默多克在中国惟一战胜我们的地方，是他娶了一个中国老婆。”
4、媒体资本股市升值
1999年之前，很少有人会关注坐落在西南边陲的《成都商报》。其成功借壳上市的壮举让整个传媒界侧目。而最让投资者心动的，恐怕还是其投资入股“四川电器”后股价的波动，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该股价竟从原来最高18元涨至30元，飙升67%。
其实最早将投资媒体作为“概念”从股市得到好处的是香港《明报》集团。1992年，该报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合作，最后虽然不得不退出，但《明报》借此在海外股市上大炒“概念”，宣称其在大陆拥有媒体，圈得四个亿的资金。
中国股市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成熟，现有A股上市公司1100多家，还有不少公司在B股、国外、香港等地上市。其中有高达两位数的公司有意进入这个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和社会震荡力的传媒行业。对他们来说，除了投资回报外，更大的好处是利用这些“良性资产”的概念，可以在股市上大肆圈钱。
强生公司的万钧也坦言：“传媒业是一个引起公众注意力的行业，上海强生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一直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强生公司本身在上海的认知率达90%以上，每天上海街头几十万车次的出租车和车身广告媒介、无线通讯网络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传播效果。”其目的不言而喻。
媒体要什么
1、发展的需求
喻国明教授认为，媒体产业遵循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不产出的投入产出的效应。因此，传媒产业本身的发展对资本的渴望和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媒体广告傍着报亭已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案例证明，资本的注入实实在在地满足媒体的需求。
资本的注入把《北京娱乐信报》带上了高速路。没有迹象显示，已经在京城发展20年的《戏剧电影报》出现什么问题，其虽然发行量不大，但拥有一批相对比较稳定的读者群。昆朋网资金的注入，使其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去年10月创刊改名《北京娱乐信报》以来，市场上一片叫好声，大有要成为继《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之后的第四大市民报纸之势。
而对于已经出版的《京华时报》的前身《中国引进时报》来说，资金的注入无疑起到将其直接激活的作用。《引进时报》曾两次停刊，可谓两死两生，“经历”复杂，最后虽然投身《人民日报》旗下，一直没有重新发展的迹象，直到北大青鸟注资5000元，使其大为改观。此番出手，大有傲视群雄之势。
2、资本的动力
对于传媒的运作来说，不过是一笔资金、一个想法、一批人的结合。商业资本的注入，不但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而且带来企业成熟的商业资源，以及全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对整个传媒业，特别是对于其发行经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此方面，《成都商报》社长何华章无疑最有发言权。他在一次公开场合上说，“传统的报业经营、媒体经营有一整套现成的经验，但是它是一个算术级的增长，我们没有更多的准备去应对将来多品种多资本地同台表演。在两年前，我们实际上开始做这种准备，通过把我们报业的一些经营业务，以及部分的核心经营业务剥离出来，然后用这种内容和资本市场相结合，最终成功地进入了资本市场，改变了原来一般意义上的多种经营的投资形式，基本上超过了原来我们十年发展的规划。”
对于《北京娱乐信报》来说，从姜昆那里得到的也不仅仅是资金。昆朋网首席执行官邢晶说：“协办方（昆朋网）作为商业经营方式的代表使得《信报》这份市民化报纸的经营具有相当灵活性，报纸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在昆朋网上看到，报纸每周出一块‘昆朋专版’，我们还调动自己的资源给予报纸综合支持。”
3、体制的创新
今天的传媒产业化还处于尴尬境地。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论是媒体自身还是投资者一方，他们对投资行为大多讳莫如深，更多的愿意在暗地里静悄悄地进行。
原因很简单，政策。这是传媒产业化发展道路中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银汉传播董事长夏骏曾表示，企业投资媒体有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政策风险，就如同没办结婚手续同居一样。
实际情况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说，“无论你承认和不承认，实际上在最近这几年，企业投资媒体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
传媒业是一个有巨大的市场机会，同时也是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行业，没有政策的控制与管理是无法想像的。如何在市场与政策寻找最佳结合点，达到真正的双赢，这是摆在政府和传媒面临的又一考验。
对此，黄升民教授指出：“中国的媒体，一个是政治的力量在控制它，一个是资本的力量在影响它。在80年代的政治力量远大于市场的力量；到90年代，政治仍控制一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有资本本进入。回到80年代，完全由国家管起来，这也是不现实的。政治力量与资力量在博弈过程中必然会寻找最好的资源配置，这时才会真正形成双赢。他认为，作为《人民日报》子报的《京华时报》的诞生，并由北大青鸟注资很耐人寻味。”
2000年春天，北京报界刮起一场资本与媒体合作办报的狂潮。其势头之猛不但远远超过以往的单兵上阵，而且出现多个几千万的大资本介入，涉及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大媒体参与，来势之汹汹，似乎要在业内掀起一场巨浪。
面对此时风起云涌的态势，不禁让人想起今年年初，在中央机关一次重要会议上，传递出的一个信息：传媒业可以进行投融资体制创新的尝试。不论它是怎样地不会被非业内人士关注，还是怎样在新华社通稿中被埋没，其对于正在探讨与尝试的投资者与报人来说，仍真切地感受到其沉甸甸的分量。
报摊上近百种报纸令人眼花缭乱
资本进入媒体的几种方式
企业资本进入传媒行业，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各种情况，但由于受政策及传媒自身发展特点的影响，其最为基本的介入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投资方经营广告发行。
这是目前媒体与企业最为常见的一种合作方式。从媒体角度说，它是通过转让一定时期的广告经营权与发行权，吸引社会资金的注入，是一种借贷关系。借贷合同期内的广告经营权、报刊发行权由社会公司运作，媒体根据合同占有其中一块收入。
《为您服务报》几次与资本的融合都是通过这一模式。1995年，为了扭转《为您服务报》经营困难的格局，新任社长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将广告发行业务交由承包方去做，给承包方确定一个合理的承包指标，这个承包方就是刘颂。据该社长说，刘颂是以个人身份加入《为您服务报》的，出任报社的经营部门经理，当时刘颂每月向报社投入的资金约10万元，该报的发行量为3万份。
一年半后，牟斌成为第二任承包商，他认为自己有经营管理经验和经济实力，愿意做《为您服务报》的广告发行业务。1997年，双方签署协议，牟斌向报社投资150万元，获得广告经营权，广告收入的25%返还报社，协议期限为10年，后10年有优先购买权。此后，《为您服务报》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一度成为市场的宠儿。
第二，传媒上市融资。
传媒上市融资方面，广电系统无疑走到了纸介传媒的前头。湖南电广传媒直接改组上市，成为第一家直接从事传媒服务业的公司；湖南投资是媒体与上市公司合作成立子公司，其主要投资方向还在广电系统，对纸媒的介入是去年6月份投资经营《名牌时报》，负责其包括发行与广告在内的一切经营活动。而在纸媒中最让人关注的是《成都商报》的借壳上市。
1999年，由《成都商报》控股的成都博瑞投资有限公司购买了成都市国资局持有的2000万股四川电器国家股，成为报纸间接控股上市公司第一例。此前，四川电器将成都分部的资产出售给了《成都商报》。
通过这次股权变更，《成都商报》提高了报纸的知名度，有利于在成都各大报纸的激烈竞争中取得优势，而四川电器则获得了介入朝阳行业的契机。
此后，IT媒体界巨头《中国计算机报》借ST港澳(0504)上市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ST港澳通过资产置换控股《中国计算机报》社51%的股份后，将同时拥有其相应的经营权以及收益权，也就意味着《中国计算机报》真正的进入了上市公司。
“主渠道”能否长盛不衰？
第三，通过股份投资。
主要是通过投资控股或参股的方式，享有利润分红的权利，同时此种投资方式往往还与第一种方式，投资方经营广告发行的业务结合起来运作，《北京娱乐信报》（下称信报）无疑就是这种方式。
细心的人会发现《信报》头版左下方印着“昆朋网城协办”、“名誉社长：姜昆”的字样。昆朋网城首席执行官邢晶这样解释“协办”：“昆朋网城对《信报》是商业性参与，我们主管报纸的广告和经营，至于报纸编辑完全由《信报》报社自主全权负责。”
《信报》社长崔恩卿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业外资金想进入报业的并不少，三九集团就曾经想投资《信报》。但我们的态度比较慎重，企业控股或参股传媒，进而会控制人事权，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但大多数企业并不了解传媒的特殊性——传媒卖的是受众的注意力，不是信息本身。因此合作起来常常出现困难。”在此观念下，《信报》牢牢地掌握着控股权。其股份比例是：《信报》51%，老舍基金会9%，昆朋网40%。
看到满大街的红马甲卖得热火朝天的《信报》，我们有理由相信昆朋资金的注入真的将《信报》带入了高速路。《信报》的规划已经出来，今年的指标是发行10万份，广告2000万元，今年还处于投入阶段，明年的指标则是广告4000元万，达到收支平衡。
资本进入媒体引发的新问题
资本的动力不仅给传媒带来了崭新的运作空间，带动传媒业高速地前进，也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考验。其实，在传媒企业化运作开始的那一天起，就有人担心受资本的影响，传媒能否真正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大量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对此，喻国明教授曾表示，大众传播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与利益集团保持距离，投资者也要理解和遵守媒介产业的特殊规律，这样，中国传媒业经济才能快速、健康发展。
事实上，许多报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企业与媒体合作都采取了投资与办报相分离的模式。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是几千万的资本投入！更何况一些企业本身投资传媒，其希望从中得到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资金回报。
昔日火爆一时的互联网时代，投资者不计成本投资的情形犹在眼前，今天的后继者却要将传媒业推向另一个烧钱竞争的时代，这对传媒产业的发展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易凯网络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在《下一个泡沫是媒体》一文中写道：今天的投资商对中国传媒业的近乎疯狂的热情，让我们恍惚想起了昨天的网络。
促整合势在必行
中国传媒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从经济、市场和技术发展的角度讲，现有的传媒企业和传媒业务必将要进行重新整合和扩张，但是这种整合与扩张很难靠单个媒体的内部积累来实现，只有借助资本市场的兼并、重组来推进。
国外媒体市场也经过了重组并购、大规模的强强联合的过程。世界三大传媒业巨头之一的默多克，就是以收购、兼并其他传媒公司大力扩张而著称，被业界称为“传媒界大鳄”。正是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像默多克一样的公司开始“大鱼吃小鱼”，美国的传媒公司也由几百最后形成了为数不多的几大传媒集团。
喻国明教授认为，未来传媒业的竞争将越趋激烈。面对国外媒团的压力。国内媒体的单兵作战显然无法抵挡国外整个媒体集团的进攻，强强联合，走规模化扩张的道路就成为传媒业必然的选择，完成这一步骤，资本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因素。
媒介传播市场的开放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是选择的问题，政府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面对着国外传播集团的经济实力和传播动力，把自己的媒体做强、做大，是明智的选择。90年代开始，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全国陆续成立了二十几个报业集团。
对此，喻国明说：“用简单的行政办法把媒介聚合在一起，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对传播生产力本身不是一种非常良性的连接。打个比方，把一千个小舢板连在一起，未必能构造出一个泰坦尼克号。”
市场对传媒业提出更高的要求，真正的“泰坦尼克号”需要更深层次资本与传媒的结合。走市场化的连接，真正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国际上许多大传媒机构都属于一种联合体的性质，它是市场化竞争合作的结果。
正在媒体与资本的合作方兴未艾之时，已经有人著文称：这是“继互联网之后又一个最大的泡沫”。与媒体产业的这一轮兴起同样引人注意、发人思考的，是以往同类运作中的痛苦、困惑乃至失败的案例。
有媒体报道，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将就《三联生活周刊》与阜康文化公司“婚变”一事进行开庭审理。据报道称，阜康公司认为，纠纷是因三联书店单方面中止合作协议而引起的。当《三联生活周刊》1995年陷入停办困境时，获得国康实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投资，并由双方合资成立的三联阜康文化公司负责经营。双方签署的《委托经营协议书》上暂定有效期为6年，至今年11月24日期满。而三联书店却在今年3月2日发出通知，单方面中止合作协议，给阜康公司造成巨大损失。阜康只好诉诸法律。而三联方面则透露，纠纷是因为阜康公司强行要求续约14年的不当行为导致。据介绍，阜康公司一直未取得期刊发行的经营许可，而是以三联书店的名义进行经营。这样不合资历的公司要求与三联长期续约，当然不被同意。在要求未果的情况下，阜康公司强行搬走《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器材，在无可奈何之下，三联书店只得被迫中止协议。
一位资深业界人士认为：“作为媒体同行，我们不必判断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倒是作为引入商业资本的先行者，《三联生活周刊》迄今为止的历史，已经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可琢可磨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尚未结束的官司无论如何结案，都会给媒体以及有意在媒体投资的人们以启迪。”
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也在筹划着上市
其实又何止一个《三联生活周刊》和阜康公司。当媒体的产权归属、资本进入的合法性尚在相对模糊的时刻，所有资本对媒体的进入在理论上都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位资深媒体人士甚至对记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做成了是一种偶然，失败了倒可以被看作必然。”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是只要稍稍注意一下有关案例，研究此间失败的原因，我们就会对资本在进入媒体时所承受的风险有更深的理解。
问题究竟会出在哪里呢？
陷阱之一：盈收模式
初夏的一个上午，白发苍苍的老报人丁望如约接待了记者。丁老毕生从事报业，他曾以成功地创办了《中华工商时报》在业界声名远播，并广受尊重。然而，丁老向记者深切剖白的，却是他在《中国合作新报》“走麦城”的故事。
《中国合作新报》是合作经济学会主管的原《合作经济报》与以生产复合地板闻名的北京圣象制造集团合作的产物。1999年3月，《合作经济报》经过两次改革尝试仍然未能被市场认同，此时，该报邀已在全国工商联任职的丁望为它的重新崛起设计方案。对报业改革追求了多年的丁望欣然同意。
圣象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彭宏宾是一位30出头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也算是位商海精英。彭宏宾此前从没有设想过要经营媒体，不过，他在与南方一家企业打官司的过程中认识到媒体的作用好生了得。在酝酿对《中国合作新报》的投资时，彭与丁相见恨晚，一拍即合。按丁老的描述，办报不仅是支持媒体，而且还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彭宏宾很快拍板：需要多少钱？我掏！
《中国合作新报》的预期盈利模式是：3年滚动投资1000万元，每年的回报是200万、400万、600万元。所谓“三年作平，四年赢利”，这是一段时间里投资者经营听到的一个模糊概念。而很多问题恰恰出在这概念的模糊上。概念、预期，并不等于有效的市场调研和现实的赢收模式；过强的回报冲动和赢利预期往往是投资媒体失败的逻辑起点。事实上，第一年彭宏宾投资近600万元，而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收入却不到20万元，与预期相去甚远，使其失去投资信心，旋即终止投资。
与《中国合作新报》类似，北京一家大企业投资1200万元创办的一家周刊，也蹈入同样的覆辙：在前期的投资分析时，理论上计算一年能够有2400万元的回报，一年下来结果却是亏损。大连市一家杂志在去年4月也尝试过与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合作，同样因为投资回报不及预期而匆匆结束了短短4个月的姻缘。
说到底，资本与媒体的合作总是需要利润的。缺少了实在的利益，合作必然成了空中楼阁。
陷阱之二：资本实力
从市场的角度看，媒体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本规模的竞争，占有或准备占有市场的力度是衡量报纸前景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投资方的资本实力不足，或信心不坚定，那么，合作也是很难长久的。北京的《为您服务报》从1995年至今，已与几任投资方合作，更与第二任合作方对簿公堂，据其中一方认为，诉讼的起因就在于投资力度不够。
《为您服务报》是北京新闻出版中心旗下的一份报纸，现任社长周勃川于1995年开始接手。由于当时报纸经营上存在一些债务，所以，周就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实行报社广告和发行部门承包制，由承包方负责编辑部的成本支出。与第一承包方合作一年半后，因为经营尚未完全打开，合作终止。第二年，开始与第二承包方的合作。根据双方协议：承包方牟斌先生的企业一期投入150万元，并获得其广告经营权，广告收入的25%再返还报社，协议期限为10年，后10年有优先购买权。然而，据周社长和牟先生介绍，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那场大水，使广告收入大受影响，1998年下半年每月收入大约10万元，但报社的各项成本达25万元。牟只得以所经营的其他公司的盈利来支撑报社。尽管报社理解到广告经营的现实，在协议上作了向下的调整，但牟斌还是难以支撑，最低的一个月仅给编辑部付出9000元。据此，报社认为已经无法继续合作，与承包方解约，并由此生出诉讼。
与投资力度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投资信心的问题。在圣象与《中国合作新报》的合作失利上，还有另外一个隐衷：一个意外的因素是，集团的3个董事成员里有2人反对这个投资计划，这就是说，彭宏宾的投资意向并没有得到圣象集团决策层的支持。而彭因为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投资预期，决然表示，投资计划一定要执行，成功了，赚的钱是公司的，如果赔了就算他自己的。而当投资500多万元也一直不见回报，还要天天从自己腰包里掏钱时，彭宏宾终于终止了协定。失去资金支持的《中国合作新报》自然难以延续。至此，彭宏宾为合作付出的代价是：不仅个人损失了600多万元也因此从圣象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成为第二大股东。
陷阱之三：市场变幻
《时代财富》杂志执行总编、对媒体与资本的合作做过大量调研的孙燕君先生认为，一些媒体与资本合作的失利，是由市场风险造成的。比如《中国合作新报》，虽然发行量上来了，但它的内容和读者定位更倾向于知识分子，而这部分读者不是最大的广告源，因此在经营上很难。1999年七八月份，当彭宏宾开始动摇，准备终止合作时，丁望也很困惑，曾找到孙燕君问：你说，现在到底办什么报才能赚钱”孙对记者坚决表示，花投资者的钱和花国家的钱是不一样的，花投资者的钱办报就不能固守大报风范，就必须找准市场需求，必须盈利。
市场定位是所有媒体运行都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设计问题，更是一个操作问题。对于资本而言，从定位上进入市场的空白点，或相对竞争不十分激烈的领域，自然成功的机率较大。可以举出的例子是IDG对《计算机世界》的投入和《时尚》系列的成功。但是这种空间上的占位，越来越需要在时机上的提前——哪里有那么多的空间等着你来占呢——这也意味着风险。即使有了准确的市场定位，甚至有了初期的成功，仍有可能由于市场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媒体的危机。
陷阱之四：商业合同
目前为止的资本与媒体的合作，多数采取商业性合约和协议的形式。对兴冲冲而来的投资方或渴望着有投资进入的媒体来说，几乎每一份合同的签订都伴着掌声和碰杯声，陷阱或许就在这一瞬间产生了。
《为您服务报》第一承包人签订10年，结果1年半时间就抽身退走，第二承包方依然是协议期限10年，然而据承包人认为，由于有实力的新的投资者有意进入，合作第二次中止，这一次是报社舍弃了对方。
合作没有赢利，双方可能解约，赢利之后呢？阜康公司副总谢晓华向媒体透露，其向《三联生活周刊》投资的合资公司自1995年至今投资逾2000万元，杂志也于1999年开始达运营收支平衡，去年盈利逾200万元。但“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如今杂志做好了，合约还没完他们就把我们甩了。”问及三联为何暂停协议时，阜康公司明确表示是因为第三者介入，不过，对于6年的协议合作期限，阜康方面也是有苦难言。
一位投资人愤愤然告诉记者，他先后以包版的形式与5家媒体进行过合作，经过努力，等到周刊终于打出了品牌，被市场接受了，赚到钱了，对方就翻脸不认人，撕毁和约。投资5次，给人做了5次“嫁衣”。现在他痛心地把手上的资金转投房地产业了。
说到底，在媒体与资本联姻的过程中，由于有关法规的不明确，资本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正如媒体专家喻国明教授所说，这是一种“非法婚姻”或是“事实婚姻”，只有也只能以商业性合同来保证它的运行。据报载，在上述诉讼中，三联恰恰提出，“媒企联姻”的说法并不恰当，阜康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委托经营机构，其背后的国康实业也名存实亡”的理由。
陷阱之五：团队失和
除了资本的力量，合作双方能不能形成一个和谐有效率的团队也是成败的关键。在《为您服务报》，第二任承包人认为报纸的市场定位不明确，就聘请了自己的编辑，准备办一份有专业人士合作的报刊，涉足影视、股票、体育、汽车等，前24版由编辑部来做，后24版由承包人主管。而报社则强调投资者绝对不允许介入媒体，虽然当时编辑部也同意了对方要办“商界周刊”，但稿件终审权和编辑权都在编辑部，此后双方又签定了一个协议，牟承包者每年给编辑部一笔投入，但是总编辑人选得由承包方认可。业内人士认为，正是因为对编辑部的参与使得人心相背，使投资方与编辑部失和，削弱了团队的整体力量，最终导致合作分崩离析。
除了投资者的过度介入，媒体本身能否形成一个专业化的有效率的团队，也是一个重要疑问。常常见到的是，媒体缺帅少将，人才时常流动，同业你挖我争，内部理念冲突，如果再加上管理不善，有再多的投入，也是很难作下去的。没有有机的整体，没有力量的凝聚，自然难成大事。
陷阱之六：制度设计
媒体与资本联姻，制度设计十分关键。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激发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否则，就行同虚设，或者养痈遗患。
广州日报的连索店已开到了北京王府井
资本对媒体的进入当然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其间必然伴随着制度设计，无论是高薪引才、管理者持股，还是期权、创业股，总之，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保证媒体发展的长远利益。关键是设计出的方案是否具有现实操作的可能，是否能够在各种利益中寻找到最聪明的结合点。《中国合作新报》在制度设计上也曾煞费心机。开始创办的时候，合作经济学会、圣象集团、编辑部签定的三方协定写得明明白白：报纸的经营权和编辑权分开，将经营部分切出来组建“新报广告公司”，圣象集团以现金出资方式拥有70%的股权，合作经济学会以无形资产入股占20%的股权，编辑部以知本入股占10%的股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则运作，彭宏宾任广告公司总经理，丁望任董事长。滚动投资期限为3年，每年投资额600万元，共计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但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遵守约定，首先，在新报广告公司中，彭宏宾对丁望表示自己对报纸经营不熟悉，将实际经营权托付给了丁望。而且，当实际经营情况不好时，投资方单方面终止约定。起先，投资方拥有70%的股权的大胆设计还令很多媒体投资者羡慕，但其实这个股权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张空头支票，因为，在现有政策下他根本就无法真实地拥有它，所以彭宏宾难以有长远的投资动力。再就是员工期权制度，《中国合作新报》也准备实行这项制度，不过，该期权由于在今天难以量化、兑现，也不容易起到切实的激励作用。
当然，在所有的风险当中，最大风险莫过于法律风险，阜康公司与三联生活周刊的纠纷，业界关注的焦点可能在“媒企联姻”这一角度上。投资方表示，三联与阜康合作，是国内最早的“媒企联姻”先例之一。这次纠纷，使他们投资得不到回报，他们称，如今中国媒企联姻现象很普通，但相关的法律条文却几乎没有，这场纠纷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必将打击投资人的信心。在6年前即经历了几次与投资方纠纷的三联方面则认为，这期间的背景很复杂，不愿对媒体说得太多……
撰文：赵燕凌 李亮 邓妍 娄和文 郭炎兴
摄影：刘京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