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的变形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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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 韶关大学中文系 韶关 512005)

摘要 本文以大量例证阐明《庄子》变形现象的普遍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庄子》变形的独特性与自觉性。

关键词 庄子;《庄子》;变形;独特性;自觉性

中图分类号 Ⅰ206.2

所谓变形,是指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改变了它的原形或突破了它的常态。变形手法的普遍运用,往往使作品呈现出变幻感、怪诞感、或奇诡感。《庄子》的风格见仁见智,但都指向其变形感,无论是“意出尘外,怪生笔瑞”,〔1〕还是“宏逸变幻”,〔2〕或是《庄子》自云:“俶诡可观”(《天下》),概不例外。

变形并非伴随着西方现代派的出现才象慧星一样闪现在文学星河里。早在原始社会,中国的先人们就习惯了变形,象图腾、神话、文字(汉字虽然叫象形文字,实质上也是实物的变形)都是变形的产物。需强调的是,这时的变形带有明显的蒙昧色彩,只有到了《庄子》才是自觉意义上的艺术变形。

翻开《庄子》,书中的奇形怪状、诡情异态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开宗第一篇《逍遥游》一起笔就是: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原为“鱼子”〔3〕的鲲在这里成了庞然大物,还能变化成鹏, 无端而来,无端而化。象这样对事物原形或常态的改变,在《庄子》中是很普遍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事物形态的变形。

这是《庄子》中最常见的类型。《庄子》对“大”似乎特别激赏,即便是钓鱼这样的平常事也极力夸张、渲染。任公子钓鱼,鱼饵极大,“五十犗以为饵”;钓缁极大,“蹲乎会稽,投竿东海”;声势极大,“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鱼极大,“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外物》)。其他,如《逍遥游》中的犛牛、大瓠也大得超乎常态。 庄子之所以对“大”情有所钟,是因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逍遥游》),更是因为道“因其大以号而读之”(《则阳》),“大”成了道的别称。

外形的变形不仅变大,还能变小,比如《则阳》中的触国、蛮国不过是蜗牛的左、右角;有时甚至是无中生有,《达生》写了履、髻等十种鬼怪,比如委蛇,“其大如榖,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 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

其二,事物功用的变形。

物尽其用,本是天经地义,但庄子主张“无用”,认为功用会成为事物的异已因素。《人间》对此有很简炼的描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类似这样的功用变形,在《庄子》中还有不少,《外物》中的神龟因为用作卜具吉利而被宋元君宰杀。《庄子》中也有无用而被杀的,如《山木》中的雁因为不能鸣而而被杀的,但综观全书,庄子的基本观总却是:有用则自戕,不材则自存。他在《山木》写道:“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其天年’。”庄子痛感功用的变形,所以他在《人间世》里感叹:“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也就是说,神人应取法于“不材”的大木,做到无用,无用则无患。

其三,人物行为的变形。

得道者行为违常悖俗,是《庄子》中人物变形的主要表现。庄子妻死,庄子不哭,“箕踞鼓盆而歌”(《至乐》);子桑户死,未葬,其至友孟子反、子琴张一个编曲,一个鼓琴,临尸相和而歌(《大宗师》);孟孙才母死,孟孙才“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大宗师》)。勘破了生死关的这些大宗师,其行为是多么与众不同。那么,庄子路见骷髅而与之对话,然后晚上枕着它睡觉(《至乐》)也就不难理解了。但这些人物的行为毕竟是超离人的常情常态而构成了行为变形。

《庄子》将人物行为变形,有时是为了表现人物精神的畸变,比如《外物》所写的“儒以《诗》、《礼》发冢”。言必称仁礼的儒者干起了盗墓的勾当,而且手法娴熟,掏出尸身口中之珠时,先接其鬓,压其,接着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终于完好无损地得到口中之珠;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着尸身用《诗经》里的诗句:“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道貌岸然地劝诫一番。

其四,人物心理的变形。

《庄子》人物心理变形主要表现为思想变形、态度变形。《大宗师》里的子舆病得极重,以致身体严重病变:曲偻发背,颐稳于脐,肩高于顶。但是他“心闲而无事”,因为他想“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鹗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生命垂危之际,却不乏风趣,大有“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的达观和超逸。这属于思想变形。

态度变形最典型的是《德充符》中的一则寓言:拐脚,驼背、无唇的“闉跂支离无脉”去游说卫灵公,灵公很欣悦, 以致看健全人反而觉得有缺陷:“其痘肩肩”;长着瓮大瘤子的“瓮大瘿”去游说齐桓公,桓公很欣悦,以致看健全人反而有缺陷:“其脰肩肩”。这就是人物因心理变形而带来的美丑观念的转化。

《庄子》变形很普遍,所谓“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正如前人所说,《庄子》“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黄氏日钞》)。

庄子颇具诗人气质,又长于哲学思辨,因此,《庄子》的变形不仅打通了物与物的疆界,还打开了心灵与实物的通道,还拨弄历史,搓捏现实,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与理念性。先秦诸子中,极少变形,间或有之也都仅在夸张或拟人而已,而《庄子》则做出了前无古人、独步时代的大胆尝试,表现出独特的变形艺术。《庄子》变形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理念变形的诗化。

恩斯特·卡西尔说:“把哲学诗歌化,把诗歌哲学化——这就是一切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最高目标。”〔4〕庄子作为浪漫主义思想家, 追求、并实现了这一目标。庄子的哲学诗歌化,主要在于他借助变形将理念具象化,并浸润进诗一般的激情。

“一个人,如果对于他感性世界变成了赤裸裸的观念,那么他就会反过来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他想象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5〕庄子以诗人般的想象力,凭着莲花妙笔,赋予理念以形态、生命。作为哲学家,庄子这样告诉我们:“神人无功”(《逍遥游》);作为文学家,庄子这样告诉我们: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也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 孰肯以物为事!

——《逍遥游》

正是借助变形,我们才能如此直观地、饶有兴味地体会“神人无功”的理念。又比如《说剑》中庄子为劝止赵文王好斗剑而杜撰了天子剑、诸侯剑和庶人剑,并运事擒物,描述得若有其事:“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卫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勃海,带以常山……”把闻所未闻的概念变形成了很有实物感的物象,借助天子剑这一载体述说了天子的声威。

胡文英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极热放感慨无端。”〔6〕眼冷,是哲学家的理性;心肠热, 则是诗人的激情。庄子在理念形象化的同时,倾注了诗人般的激情。读过《则阳》,对触蛮之战都会有深刻印象: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作者以此阐明战争于道而言极为渺小的道理,同时表现出作者对战争的厌恶、嘲弄,其感情色彩并不逊于曹操的“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这样的诗句。再如《秋水》篇中的寓言:

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这则寓言是庄子用来讽刺惠子以为自己觊觎他的相位而派人搜查三天三夜的举动的,字里行间激荡着庄子对权位的憎恶,对功名的睥睨之情,这在哲理散文中并不多见,倒是在嵇康、陶渊明、李白的诗集中听到了呼应的声音。

其次,历史人物的虚拟化。

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感很强,总是谦卑地仰视历史,面对历史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但庄子却居高临下地审视历史,甚至以嬉戏的态度涂写历史。《庄子》中,历史人物成了他手中的木偶由他牵引,把历史人物当做他手中的面团由他随意揉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孔子也有以原形出现,但更多地方是变形了的,把孔子变成了道家信徒,有虚拟化倾向。

《庄子》中,孔子对道家学说推崇备至,有一次听说了兀者王骀,就敬仰不已地说:“将以为师”,“将引天下而与之”(《德充符》)。孔子经常问道,仅向老子问道就有八次,《天运》四次,《天地》、《田子方》、《天道》、《知北游》各一次。有一次向老子问道后,孔子对颜回说:“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其天地之大全也!”(《田子方》)。孔子对于道,惑则有所问,学则有所悟,有一次,他被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在听大公任的一番道理后,大有感悟,“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粟”(《山木》)。很显然,诸如此类的情节是庄子虚构的,而且,连孔子的性格逻辑、思想逻辑也悖离了。

更有甚者,孔子成了传道者,成了庄子的传声筒。《人间世》中,孔子对颜回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孔子此处的言论,可谓得老子真传,与儒家学说背道而驰。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在《庄子》中,向他的学生灌输的不是儒家学说,而是道家理论。当冉有请教他:“未有天地可知耶?”孔子循循善诱一番,最后说:“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知北游》)与庄子自己说的“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庚桑楚》)同出一辙。

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各个学派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他们都不是不真实的”;〔7〕中国古代各学派笔下的孔子也都各有所不同,但都有助于修正我们对孔子的认识,但例外的是,《庄子》笔下的孔子是变形了的,常常是道家化了的,很大程度是庄子的虚拟。除了孔子外,惠子、尧、舜、姜子牙、冉有、子路、颜回等也不同程度存在虚拟化的倾向,难怪司马迁说《庄子》大多“空语无事实”。〔8〕历史人物的虚拟化构成了《庄子》变形的重要特征,也构成了《庄子》与其他诸子散文的区分点之一。

第三,虚设人物的理念化。

《庄子》塑造人物形象,有两种特独方式:一种是将历史人物变形;一种是通过以义设名去虚构人物,这类人物形象,我们不妨称之为为虚设人物,因为它有姓名而不具人格。虚设人物往往会被斥为概念化,其实,这类人物形象是《庄子》哲理性与文学性的契合,反映了其变形的又一特性。

先看《天地》象罔得黄帝遗珠的寓言: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除了黄帝,其他人物都是以义定名的虚设人物,没有人格特征,只作为作者思想的载体。知,指智慧;离朱,指视、听知觉;喫诟,指语言功能;象罔,指无意状态。这些虚设人物,实质上象征了人获得万物的各种方式,如此,黄帝、玄珠分别成了人、道的象征,于是,这则寓言通过虚设人物阐明了人要得道不靠智慧,不靠知觉,也不靠语言,只要无心就能自然而然获悉道这一寓意,因此,虚设人物与其说概念化,不如说颇具思辩性,是理念化的。

《庄子》的虚设人物不仅阐明理念,也不乏理趣,如《知北游》中光曜问无有的寓言:

光曜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

这里,光曜、无有都是虚设人物,其中尤以无有最生动有趣。无有,当然是不存在的;但光曜却向无有发问,那么无有应该是存在的;问却不得其答,如此,无有又似不存在的;但光曜熟视其状貌,如此,无有又似存在的;可是,熟视的结果却是窅然空然,很显然,无有终究是不存在的。庄子借助“光曜”、“无有”这两个虚设人物阐述了“有无”“无无”这两个哲学观念。

《庄子》的虚设人物还有许多,如《应帝王》中的倏、忽、浑沌,《齐物论》中的罔两、景等。

丹纳说:“艺术品的本质在于把一个对象的基本特性,至少是重要的特征,表现得越占主导地位越好,越显明越好。”〔9〕《庄子》的虚设人物以义定名,其基本特征表现得很占主导地位、很显明,但我们不能说《庄子》虚设人物充分体现了艺术品的本质,因为丹纳的论述是建立在对象高度形象化的基础上的;然而,考虑到《庄子》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那么对其抽象化的倾向应持宽容一些的态度,何况这些虚设人物充分反映了庄子想象力与思辨力的融合。

黑格尔曾批评《伊索寓言》的作者,“他所想到的东西,只显出一些聪明劲儿,说不上精神的力量、见识的深度以及对实体的观点,他没有诗,也没有哲学。他的见解和教训很富于常识,很机警,但是终不免小题大做,没有凭自由的精神创造出自由形象”;〔10〕而《庄子》则避免了黑格尔所批评的《伊索寓言》式的缺陷:庸常、浮泛。《庄子》借助变形,凭他的自由的精神创造出自由的形象,不拘于历史,不执于实物,不囿于理念,不仅是哲学,也是诗,充分表现了《庄子》变形的创造性;而这,也是《庄子》寓言高于其他诸子寓言的关键性因素。

《庄子》的变形并不是为变形而变形,而是其作者主体意识的产物,具体而论:

第一,从哲学观念来看。庄子哲学的基本观念是“道”。道“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但又“无处不在”,“在蝼蚁”、“在梯稗”,“在屎溺”(《知北游》。)因为道无处不在,故“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而且“变化无常”(《天下》)。道的普遍性、可变性赋予了庄子形象塑造变形的充分的可能性。再者,“凡物无成与毁”,而“莛与楹,厉与西施”也没有区别,因为“道通为一”(《齐物论》)。道的同一性,决定了事物对立面的转化,“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于是,有所成则有所毁,有所用则有所害,而美丑、贤愚也见仁见智,这就为物的功用变形、人的心理变形奠定了哲学基础。

第二,从学派意识来看。《庄子》虽标举齐物论,但为了坚持他的道家学说,他“剽剥儒墨”,“诋訿孔子之徒”〔11〕因为道家与其他学说很难调和,尤其是儒家学说更是其对立面,正如孔子所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大宗师》)。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义,庄子则迎头痛击,认为仁义“乱人之性”(《天道》),是万恶之源。他讽刺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而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胠箧》)庄子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虎狼,仁也”。(《天运》)以此为突破口,庄子不遗余力地抨击孔子及其学说。也许有人会奇怪,既然如此,庄子为何经常把孔子写成道家信徒加以正面肯定?其实,这只不过是庄子的论辩技巧,把儒家宗师孔子写成了道家的降服者、归顺者,也就把儒家学说连根拔起,一脚踢倒。再者,孔子打着复古的旗号,言必称尧舜、文武,于是庄子连历史也加以嘲讽,历史人物到了他笔下绝非神圣不可侵犯,而是由他随心所欲地涂抹,于是尧、舜不复庄严,孔子也面目全非。

第三,从政治态度来看。庄子政治上主张“无为”,他说:“君于不得已而临莅天子,莫若无为”,只要“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则“天下治矣”(《在宥》)。但是,庄子所处的时代却是:“当今之世,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人间世》)政治现实的黑暗,以及他所代表的阶层在现实政治的失落感,使他对现实充满激愤情绪,正如叶适所说:“庄周者,不得志于当时而放意于狂言,湛浊一世而思以寄之,是以至此,其怨愤之切,所以异于屈原者鲜矣。”〔12〕怨愤情绪的激切,以致坐忘、心斋也无法消弭、平抑,于是,感情的热流在奔涌,突破了哲学理性的冷硬外壳,在万物众生的变幻中,倾注进作者的艳羡或憎厌、赞美或讥讽,从而实现了哲学的诗化。

第四,从创作心态来看,《庄子》有一个重要概念:“神”,在书中出现了不止百次。“神”的概念,虽然并不专指文艺创作与批评,但正如朱自清所说,“神的意念,影响后来的文学和艺术,创作和批评都极其重大”。〔13〕苏东坡的《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艺术地阐述了“神”的创作心态:“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惟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就庄子自身来说,他创作时如何进入“神”的状态呢?一是离形去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大宗师》),“仰天而嘘,嗒然似丧其耦”(《齐物论》);二是视听于形迹之外,与万物汇接,“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于是,“与万物接也”(《天地》),“与造物者游”(《天下》);三是万物随心而从,体察万物深而又神,“与万物接也”,于是,“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如此,则“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天地》)。在这样的心态下,“以天地为炉,以造化为冶”(《大宗师》),庄子什么形象不能创设?什么人物不能虚拟?什么理念不能蝉蜕?

当代学者余秋雨说过:“在传统的东方观念看来,客观事物对于主观心灵来说未必是一种坚硬的实在,那么主观心灵也就有权利……对于外在物象借用、搓捏、戏弄,使之处于‘似与不似之间’,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以变形的途径赞美和伸拓了物象。”〔14〕而庄子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主观心灵也不是确定的,“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正如卡尔·雅斯贝斯所指出的:“他(指庄子)对自己也不能确定”。正是“他对自己也不能确定,于是他向一切新的、无限的可能性而开放”。〔15〕开放的结果,是《庄子》那前无古人的变形意识,以及独步一代的变形艺术。

收稿日期:1995—05—02

注释:

〔1〕刘熙载:《艺概·文概》

〔2〕陈子龙:《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卷三《谭子庄骚二学序》

〔3〕郝懿行:《尔雅义疏·义疏》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198页

〔5〕马克思:《神圣家族》,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卷第235页

〔6〕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论略》

〔7〕同〔4〕,第228页

〔8〕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9〕丹纳:《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10〕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108页

〔11〕同〔8〕

〔12〕叶适:《水心列集》卷六

〔13〕《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129页

〔14〕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年版)第315页

〔15〕卡尔·雅斯贞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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