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研究论文

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研究

张 艳1,姚欣悦2,孟 斌2,张景秋2,孙 蕊3,尹立娥4,王 婧4

(1.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学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 100197;3. 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 数据分析部,北京 100161; 4.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北京 100161)

[摘 要 ]“职住平衡”倡导通过实现区域尺度上就业与居住数量上的平衡,旨在从源头上治理大城市交通拥堵、长距离通勤等城市病。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15年人口1%抽样调查、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以及2014年11月中国移动用户的手机信令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市分街道乡镇的职住比进行定量测度与可视化分析,并从名义职住比和实际职住比两方面对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存在显著的职住不平衡问题,就业岗位向心集聚而人口向外围分布,集中体现在市中心就业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和外围居住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同时六环内外绝大部分区域在街道乡镇尺度上的实际职住比普遍较低,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职住不匹配。

[关键词 ]职住平衡;职住比;普查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北京市

0 引言

职住平衡的基本思想就是一种“平衡的或自己满足的通勤”。这种平衡的通勤意味着在某一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居民中就业者的数量和这个区域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数量大致相等[1]。职住平衡作为一种区域尺度上的混合土地利用方式,规划学者普遍呼吁将其作为减少高峰期交通出行、促进合理通勤、缓解交通拥堵与提高空气质量的重要手段。

根据环境变量时间序列有限样本点的数据特点及循环神经网络从简的设计原则,本文构建的基于LSTM的大棚环境变量预测模型整体框架图如图3所示,框架包括输入层、隐藏层、输出层、网络训练及网络预测五个部分。

然而,学术界对于职住平衡对交通出行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论。特定区域中即使就业岗位数量与居民就业者的数量基本持平,也并非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就近工作。西方城市市场化背景下,土地的功能分区导致了职住分离;此外,就业者家庭、本地学校质量等在家庭居住区位选择过程中有重要影响[2-3],使得现实中区域职住平衡往往难以实现。

交通出行研究关注区域职住平衡对于通勤出行中小汽车出行里程及小汽车出行时间的影响。基于旧金山湾地区2000年的出行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在距离居住地4英里的范围有充足的就业岗位会显著降低通勤出行的小汽车出行里程与出行时间[4]。此外,基于瑞典多个年度的出行OD数据的研究表明,职住平衡在不同年份中都起到了对职住距离和通勤时间的稳定的积极作用[5]。相反,Peng(1997)对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大都市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区域尺度上,职住比(the jobs-housing ratio)对车辆行驶里程的影响非常有限,仅当职住比在小于1.2或大于2.8时,车辆行驶里程才会随着职住比的变化而显著变化,而当职住比在1.2与2.8之间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弱,波特兰大都市区大多数区域的职住比在1.2与2.8之间,证明职住比对车辆行驶里程的影响并不大[6]。总之,职住平衡作为一项重要的建成环境要素会影响通勤出行时间和距离,这被多数研究证实[7]

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度解体、市场化转型、居住郊区化等带来了北京城市职住空间的剧烈重构,从职住平衡到职住分离、职住空间错位,导致了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增加、交通拥堵、资源能源消耗等严峻的城市问题[8-10]。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中提出“形成城乡职住用地合理比例,促进职住均衡发展”[11]。“职住平衡”首次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目标被提出:“到2020年,北京全市城乡职住用地比例由2015年的1∶1.3调整为1∶1.5以上,到2035年调整为1∶2以上,未来北京将注重引导就业岗位布局和居住人口布局合理分布。”[12]

职住比大于1.2、就业职能显著大于居住职能的街道乡镇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和中心地区,并且连片集中分布。在中心地区外围,海淀区的上地街道,石景山的苹果园、古城街道,朝阳区的大屯、酒仙桥,丰台区的东铁匠营、和义街道,以及在中心城区外围的昌平城南街道、顺义新城、平谷新城等,职住比也大于1.2。

1 数据与方法

1 .1 职住平衡的测度

名义职住比小于0.4代表居住人口数显著大于就业岗位数而形成的职住不平衡,主要分布在郊区地区,如延庆区、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等远郊区和顺义区、房山区、大兴亦庄和旧宫地区、通州的永顺地区、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北七家等;少量分布在中心城区的外围地区,如图3(d)。这些都是典型的郊区居住地区。

中心地区的外围,绝大部分街道乡镇都是名义职住比小于0.8的、常住人口数显著大于从业人口数的职住不平衡区域,其中位于远郊区的更多街道乡镇名义职住比小于0.4(图1)。

本文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北京市各个街道、乡镇的名义职住比:

拒绝执行礼貌策略是指沉默或该礼貌的时候没有执行礼貌的策略。Brown&Levinson认为“拒绝执行礼貌有威胁面子的蕴意:在交际中,在其他因素不改变的情况下,该礼貌时不礼貌可能会被理解为缺失礼貌的态度。”[7]

JHR =Ji /Hi 。

(1)

其中,JHR 为街道i 的职住比。对于普查数据而言,Ji 为街道i 的法人单位从业人数,Hi 为街道i 的常住人口数中的适龄就业人口数。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常住人口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就业需求,因此用常住人口作为分母计算出来的职住比都相对偏小。已有研究通常会对常住人口数或理想职住比的衡量标准做一些调整。例如,郑思齐用北京市劳动参与率(0.67)对北京市常住人口数进行折减[17]。张纯则在分析时考虑了被抚养人口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等因素,将北京理想的职住比指数推算为1.67,并以此来作为职住平衡的衡量标准[19]。因此,本研究采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与劳动参与率对常住人口数做折减处理。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人口调查数据中年龄在16~64岁之间的居民占总常住人口比例。2010年的劳动年龄比例通过计算2010年各个街道人口数据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总数比例获得。由于无法获取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各个街道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据,因此采用街道所在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作为该街道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数值,而各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数据从2016年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上获得。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1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别作为两个时期北京常住人口与就业岗位的数据来源,并基于此计算各街道乡镇的名义职住比[注] 人口普查年份和经济普查年份不一致,经济普查标准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截止,2008年和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可以代表2008年和2013年年末的情况。本文后续使用的手机信令数据也是源于2014年11月份。多源数据的时间节点不完全一致,但整体上可以代表2010年和2015年两个时期前后的变化情况。因此,为了便于后文分析,本文统称为2010年和2015年两个时期的职住平衡状况。 。2015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共2 133.076万,2013年从业人员总数为1 039.10万。

夜很静。尽管街道上有车,有人,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无声的。夏夜的凉风吹在我身上,这是我对外界的唯一感知。我很紧张。我即将去完成一件大事,生死攸关的大事。

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外围区,近郊区,远郊区名义职住比平均值由内向外依次减小(表1、图2)。中心城区名义职住比的平均值增加幅度远大于郊区,反映出中心城区就业岗位增加的程度明显大于居住人口增加的程度,间接表明就业岗位向中心城区尤其是中心城区的核心区集聚的趋势在2015年以前仍然在加剧。中心城区的外围区名义职住比的平均值略有增大,逐渐向职住平衡演变。在城市郊区存在显著的职住不平衡,两个年份的名义职住比均远小于0.8,虽然职住比有小幅提升,但仍未达到职住平衡水平。

2 北京市名义职住比的空间特征

2 .1 北京市名义职住比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将按照2015年名义职住比大于1.2、0.8~1.2之间、0.4~0.8之间、小于0.4的标准,将各街道、乡镇进行分组和对比分析。为进一步分析各街道、乡镇名义职住比的变化及其人口与就业变化的相对趋势,每组分析中同时给出各街道乡镇常住人口数、从业人员数及名义职住比变化率。对于大多数街道而言,名义职住比的变化趋势与就业岗位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图3)。

因此,正确认识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对于引导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与空间优化、缓解交通问题等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15年人口1%抽样调查、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以及2014年11月中国移动用户的手机信令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市分街道乡镇的职住比进行定量测度,并从名义职住比和实际职住比两方面分析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与问题。

较多的本地流动摊贩选择在游客量较多时在固定的摆摊点做生意而且一般平时生意收入并不太可观,一些店商家在旅客高峰期生意会有所好转,另一些靠近该小镇的学校依靠学生为长期客源生意情况平时才不至于亏损。

此外,实际职住比是指在本区域中居住的就业者中同时在本区域就业的比例[1, 17]。Cervero指出在城市尺度上名义职住比与实际职住比并不存在相关性,即使实现了较高的名义职住比,但仍然难以实现较高的实际职住比,因为区域内居住与就业的匹配程度还受到就业类别、房价、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15]。因此,对于测度区域职住平衡状况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检测区域实际的职住比,而非名义职住比。然而,由于我国城市现有公开的普查数据往往无法获得特定区域居住人口的就业空间分布或者就业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已有的实证研究往往基于交通出行或职住关系的专项调查来获得实际职住比[18-19]。此外,手机信令数据、公交刷卡等大数据也是实际职住比和通勤行为指标提取的重要数据来源[20-23]。值得注意的是,职住比的测度与研究地理单元的尺度密切相关,当计算的空间单元足够大,例如城市或者都市区的尺度,理论上测出的职住比都接近于1,而当计算空间单元非常小时,职住平衡则难以实现。

2 .2 北京市各区名义职住比的变化特征

职住比变化反映的是就业岗位变化与居住人口变化的不同步性。下文根据两个年份北京市名义职住比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2015年北京市平均的职住比相比于2010年整体有所提高,从0.66增加到0.91(表1)。与此同时,各街道/乡镇之间职住比的标准差却增大了,从0.82增加到1.17,意味着整体职住平衡的趋势下,各街道、乡镇之间名义职住比的分异程度也在增加(表1)。

本文将北京市的地域结构划分为中心城区、近郊区以及远郊区来进一步分析市域不同圈层的名义职住比变化特征。其中,中心城区范围是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以及石景山区等城6区范围,东城区和西城区为中心城区的核心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为中心城区的外围区。近郊区分别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房山区、大兴区以及门头沟区,远郊区分别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以及延庆区。

此外,本文还获得2014年11月中国移动用户的手机信令数据。通过对连续一个月用户位置信息的分析,提取居住人口及就业人口的空间分布,并将其汇总到街道乡镇尺度。本文对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居住人口认定标准为在一个月内至少有16天在晚21:00到次日6:00之间出现,如果存在多个,选择停留时间最长的;就业人口认定标准为,在一个月内至少有12天在早8:00到晚18:00之间出现,且停留时间大于4小时,如果存在多个,选择停留时间最长的。最终,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获得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 401.49万,就业人口为719.98万,分别占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和2013年从业人员数的65.70%和69.29%。

图2反映2010年、2015年北京市分区的名义职住比状况。除了丰台区以外,各区名义职住比均呈上升趋势,但增加的幅度有所差异。职住关系由不平衡向平衡明显变化的地区有朝阳区、石景山区和顺义区,其职住比增加到0.8~1.2区间内。核心区的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年份均处于职住比较高导致的职住不平衡的状态。城市中心外围区的海淀区和丰台区两个年份均职住相对均衡,但海淀区职住比有所上升,丰台区的职住比略有下降。近郊区与远郊区除了顺义区,其他各区职住比均有所上升但仍然处于职住比较低导致的职住不平衡状态。

图1 2015年北京市名义职住比的空间分布
Fig.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jobs-housing ratio in Beijing in 2015

结合各个区就业岗位数和人口数变化,具体分析北京市各区名义职住比的变化原因。首先,就业岗位数的增加与常住劳动参与人口数的降低同时发生,造成区域内职住比的上升,例如位于城市中心城区的东城区、西城区,位于城市远郊区的平谷区、延庆区,可能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人口的外移。其次,就业岗位数与常住劳动参与人口数同时增加,但就业岗位数增长率大于居住增长率造成区域内职住比上升的,如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顺义区其职住比增加并且职住平衡,再如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门头沟区、通州区、密云区和怀柔区等职住比虽然增加但仍然职住不平衡。最后是就业岗位数与常住劳动参与人口数同时增加,但就业岗位数增长率小于居住增长率造成区域内职住比降低的,这种情况只有丰台区。这反映出丰台区在两个时期住房开发与人口增长的趋势相比于就业岗位的增长更为显著。

2 .3 北京市各街道乡镇名义职住比变化特征

通常认为职住比在0.8~1.2范围内被认为基本达到职住平衡[19]。从空间分布来看,北京市职住平衡的街道乡镇相对集中分布。中心城区内主要分布在中心地区的西部与北部地区及丰台边缘集团(如卢沟桥街道、花乡地区和新村街道),海淀区的万寿路街道、八里庄街道,朝阳区的奥运村、北苑、望京、双井、和平街街道、安贞街道,东西城区的什刹海、交道口、广安门内、白纸坊、牛街、天坛、天桥、永定门外、体育馆路街道等。在郊区主要分布在昌平新城、房山新城、怀柔新城的部分地区,如昌平的沙河镇、房山新城内的东风和向阳街道、平谷的马坊镇,及延庆的八达岭镇和康庄镇,怀柔新城和密云新城等。

表1 北京市市域各圈层名义职住比的变化
Table 1 The jobs -housing ratio in different area in Beijing city

图2 北京市各区县名义职住比变化
Fig. 2 The changing of the jobs-housing ratio by district in Beijing City

据图3(a) 所示,职住比高于1.2,甚至高达15(建国门外街道)的街道主要集中在CBD及其周边地区(如建国门外、朝阳门外、建国门、呼家楼、朝阳门街道等)、金融街及其周边地区(如金融街街道、展览路、月坛街道等)、中关村及其周边地区(如中关村、海淀街道),三里屯、麦子店和酒仙桥街道,东西长安街沿线(如西长安街街道、羊坊店街道、前门街道、东华门街道等),以及上地街道、首都机场附近区域(如南法信街道、仁和地区、天竺地区)等,这些地区是就业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区域,是北京市主要的就业中心。绝大多数街道的名义职住比仍然显著增加,呈现出就业中心的功能持续加强。这主要是由于就业岗位数的增加引起的,其中就业岗位数增长特别显著的有和义街道、苹果园街道和北新桥街道,上地街道、南法信街道、仁和地区、朝阳门街道、大屯、中关村和紫竹院街道等。

(4)排水管道安装完后,按规定要求必须进行闭水试验。凡属隐蔽暗装管道必须按分项工序进行。卫生洁具及设备安装后,必须进行通水试验。且应在油漆粉刷最后一道工序前进行。粘接剂易挥发,使用后应随时封盖。冬季施工进行粘接时,粘接场所应通风良好,远离明火。

2.5专科护理。放射防护宣教 :嘱患者口服碘-131后不串门,不随地吐痰,在病房厕所大小便,家属可进行必要的探视,但接触距离尽量在1米之外,接触时间尽可能短,禁止孕妇婴幼儿探视。规定患者在指定区域活动,要遵守必要的防护,不能随便外出或彼此串门聚集玩耍。教会患者使用可视系统及与医护人员联系的方法,使患者感到医护人员24 h都在关注和帮助监督患者生活作息,并做好漱口护理与口腔护理,并指导其在指定的位置刷牙、漱口与用餐;告知患者减少与其他患者的接触等[5]。

名义职住比在0.8至1.2之间是职住比较平衡的。其中,由于就业岗位明显增加而导致的名义职住比增加、并且趋于职住平衡的街道在中心城区的有奥运村街道、望京街道,表明其职住平衡状况由于就业岗位增加而得到改善。如图3(b)。

名义职住比在0.4至0.8之间,代表居住人口数略大于就业岗位数而形成以居住为主导的职住不平衡,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外围地区及近郊区和少量远郊区的街道乡镇。如图3(c)。

图3 北京市各街道乡镇名义职住比变化特征
Fig.3 The changing of jobs-housing ratio by sub-district in Beijing

由于研究区域单元面积、数据可获得性和研究目标等不同,职住平衡的测度方法选择也不尽相同。在实证研究中,关于职住比通常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名义职住比,一种是实际职住比。实际职住比第一种测度指标为“工作-家庭比(Jobs-households ratio)”。这个比率是用一个区域总的工作岗位数和同一区域内总的家庭数相除得到的。第二种测度指标为“工作-住宅单元比(Jobs-housing units ratio)”。用住宅单位数量替代区域内总的家庭数量,该指标的主要缺陷是没有考虑住宅空置率的影响。一般认为“工作-住宅单元比”在0.75~1.25之间,Cervero认为上限应该在1.5[1]。该指标的接受阈值范围为1.3~1.5比较适宜[13-14]。第三种测度指标为“工作-就业人口比(Jobs-employed residents ratio)”。这个数值一般比上两个指标的值要高,其理想状态为本区域的一个职位对应本区域的一个就业人口,即1∶1。一般而言,该测度指标在0.8~1.25都是比较合理的[15]。基于数据可获得性限制,实际研究中常用一定区域中工作岗位与居住人数的比例来测度名义职住比[16]

3 北京市实际职住比的空间特征

图4 北京市实际职住比的空间分布特征
Fig.4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elf-containment rate in Beijing city

名义职住比只反映了区域内就业和居住的供给水平是否相对平衡,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匹配。实际职住比则测度了区域内居住和就业的真实匹配程度。本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在市域范围内、街道乡镇尺度上来测度实际职住比。

从实际职住比来看,在六环以内及六环附近的街道乡镇实际职住比都不高,存在大量的跨街道通勤。尤其整个中心城区及其周边地区实际职住比均比较低,绝大多数地区只有2%~8.6%的居民可以实现在本街道、乡镇内通勤。而六环以外的区域,街道乡镇尺度上的实际职住比明显增加,尤其是西部和北部的广大远郊区,街道乡镇尺度上的实际职住比普遍可以达到17.2%以上的水平,个别街道乡镇可以达到32.65%以上的水平(见图4)。

整体上,街道乡镇尺度上的实际职住比偏低,说明在北京街道乡镇尺度上难以满足实际的职住匹配,跨街道通勤现象普遍存在。对于名义职住比本身就不平衡并且居住大于就业数量的街道,以及名义职住比大于1.2、就业岗位数远大于居住人口数的街道而言,实际职住比较低可以理解,因为本身街道内部的就业岗位就不足或本街道是服务于更大范围的就业中心,但对于名义职住比比较平衡(在0.8~1.2之间)但实际职住比较低的街道乡镇则需要引起注意。本区域内就业供给数量相对平衡,但居民仍然普遍跨街道通勤,这些区域内职住不匹配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

公平是新时代全球公民的共同追求,各个国家也通过设置各种法律来维护、保证公平。而经济法就在经济体系的运行发展中相对提高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15年人口1%抽样调查、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以及2014年11月中国移动用户的手机信令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市分街道乡镇的职住比进行定量测度,并从名义职住比和实际职住比两方面分析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与问题。本研究发现北京市存在显著的职住不平衡,就业岗位向心集聚而人口向外围分布,集中体现在市中心就业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和外围居住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同时六环内外绝大部分区域在街道乡镇尺度上的实际职住比普遍较低,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职住不匹配。

首先,全市在不同地域圈层中名义职住比存在显著差异。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名义职住比高于1.2,体现出就业职能主导的职住不平衡,中心城区的外围地区名义职住比在0.8~1.2范围内,体现出就业与居住供给数量的平衡,郊区名义职住比普遍较低,呈现出居住职能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全市名义职住比整体上越来越趋于平衡,但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名义职住比大幅增加,就业功能越来越强。

其次,从实际职住比来看,在六环以内及六环附近的街道乡镇实际职住比都不高,存在大量的跨街道通勤。尤其整个中心城区及其周边地区实际职住比均比较低,绝大多数地区只有2%~8.6%的居民可以实现在本街道、乡镇内通勤。

乌司他丁联合比阿培南治疗老年重症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蔡 楠,蒋 敏,何 飞(4·308)

综上所述,北京市职住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当下亟需在新一轮功能疏解和空间结构优化战略中,重点鼓励就业岗位向交通区位和设施环境较好的周边地区转移,尤其是向20世纪90年代规划建设的10个边缘集团转移。在本文的分析中发现,10个边缘集团除了清河集团中的上地街道、酒仙桥集团中的麦子店街道、石景山集团和丰台集团外,大多数的边缘集团职住比都非常低,已成为不折不扣的郊区居住组团,并没有形成郊区就业反磁力中心,实现区域内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平衡。未来北京功能疏解和空间优化应重点通过更新规划、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等引导就业岗位向边缘集团的合理集聚。

此外,本研究由于无法获得包含个体居住与就业地信息的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以及个体企业数据,因此对于人口与就业、职住比的分析仅限于街道、乡镇尺度。而对于职住平衡而言,是否存在合理的空间尺度,或者在北京不同区域合理的空间尺度应该多大,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考虑。此外,名义职住比和实际职住比在不同尺度下的相关关系也应成为指导未来北京区域职住平衡规划的重要依据,需要开展相关研究。

随着社会各界对于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高校内部的教学资源库平台设计等方面越来越关注。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全面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对于教育教学资源库平台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因此,如何深入系统地分析出高校教学资源库平台的设计方案,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将其实现,成为了相关领域工作人员的工作重点之一。

5 致谢

对北方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张纯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城市科学系黄建毅博士、朱海勇老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春江同学,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城市科学系本科生孙源涵同学等在数据收集整理上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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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Jobs -housing Balance in Beijing

Zhang Yan1,Yao Xinyue2,Meng Bin2,Zhang Jingqiu2,Sun Rui3,Yin Lier4,Wang Jing4

(1. Institute of Beijing Studies,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2.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3. Data Analysis Department of Beijing Transporation In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100161, China;4.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and Service Centre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Transport, Beijing 100161, China)

Abstract : Jobs-housing Balance advocates the balancing of the number of employment and residents at regional scale. And 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means to tackle urban problmes such as traffic congestion and long-distance commuting in big cities by adjusting the land use pattern and decrease the travel demand from the sourse. Based on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in 2010, the second national economic census in 2008, the 1% sample survey of the population in 2015, the third national economic census data in 2013, and the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of Chinese mobile users in November 2014, this paper uses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to measure and visualize the jobs-housing ratio as well as self-containment rate at the sub-district or town level in Beijing.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mbalance between jobs and residents in Beijing, where the employments are centrally concentrated and the population is distributed to the periphery,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mployment-led imbalance in the city centre and the housing imbalance in the periphery. At the same time, the actual jobs-housing ratio of most area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ixth Ring Road is generally lower on the scale of sub-district and townships, which showing a very obvious job-housing mismatch.

Keywords : Jobs-housing balance; Jobs-housing ratio; Census data; Mobile signaling data; Beijing

[中图分类号 ]TU 984.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 0310(2019)01- 0031- 10

DOI :10 .16255 /j .cnki .ldxbz .2019 .01 .006

[收稿日期 ]2018-11-30

[基金项目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委托项目。

[作者简介 ]张艳(1984—),女,新疆库尔勒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与行为地理;姚欣悦(1997—),女,安徽淮南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学;孟斌(1971—),男,安徽肥东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职住空间、地理信息系统;张景秋(1967—),女,甘肃兰州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孙蕊(1979—),女,天津市人,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数据分析部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尹立娥(1982—),女,北京市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业务三部部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交通规划;王婧(1988—),女,山西太原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科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E-mail:yanzhang@buu.edu.cn

(责任编辑李亚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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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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