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复理学活动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赵复是蒙元初期重要的文化人物。在中国理学史、教育史等著作中，无不把赵复当作元代理学、教育的开山之祖，专门加以介绍，但又由于掌握的资料太少而语焉不详。侯外庐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对赵复生卒年的考辨还出现了不小的错误。笔者在对有关资料作了力所能及的搜集、整理之后，试图对赵复的经历，特别是他在北方理学的活动作出接近事实的描述。
一、北上之前
现存有关赵复的所有材料，都从公元1235年蒙宋德安之役开始，所以他在南宋的前半生已难以知晓。只是，他在1246年作《杨紫阳文集序》时曾自署“前乡贡进士”，这倒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点线索。
宋代，“进士”是科举考试科目之一，而不单指会试合格者。《宋史·选举志》云：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单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
初试进士者当于《论语》、《春秋》或《礼记》三经用力最多。然而五经中，唯《春秋》科在北宋废立无常。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又复《春秋》为科举正经出题，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作《贡举私议》，除四书外视《春秋》为最高，“其议虽未上，天下诵之”。之后，《春秋》地位越来越高，致使宁宗嘉泰元年（1201）起居舍人章良能陈主司三弊，其二即曰“假借《春秋》太过，诸处解榜，多置首选”。这才稍加抑制。因此，赵复在北方传播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安国的特别强调华夷之辨、提倡尊王攘夷的《春秋胡氏传》，除了表现其政治态度外，也与南宋形势、社会思想及其平素所致力者有关。
宋代科举考生来源有两种：一曰生徒（即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方州、县学馆的学生）。二曰乡贡。依制，试进士者先由诸州考试，合格者再取其乡里推举及考生相互担保，发解到礼部应试，即为乡贡。因此，“乡贡进士”实质上是指在诸州考试合格后由乡里推举、担保到礼部参加省试的试进士科者。“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1〕可作旁证。《开元礼》为诸科之一。而无论被乡贡试何科，都可称“举人”。赵复自称“乡贡进士”，大概曾试进士科未中，却又举数不够，未能获特奏名恩例的照顾；同时，“乡贡”二字表明自己非州、县学馆学生。
今有台湾学者确指赵复为真德秀弟子〔2〕，则不知何据。真德秀乃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曾历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隆兴府、潭州、福州等地方官（朝官不计）。江东即江南东路，包括今江、浙、皖、赣部分地区，泉州、福州属福建路，隆兴府（今南昌市）属江南西路，潭州（今治长沙）属荆湖南路，而赵复是荆湖北路德安府云梦县人，一般说来，赵复不大可能与真德秀有接触。如果真有接触的话，可能是赵复曾游学到隆兴、潭州，因为以上诸地只有此二者离德安最近。据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真德秀知隆兴是在宁宗嘉定十二年至十三年（1219—1220），知潭州是在嘉定十五年至十七年（1222—1224），那么赵复也应当是在此期间到这两个地方。而在隆兴、潭州中，赵复到隆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赵复被俘北上时有《寄皇甫庭》诗云“寄语江南皇甫庭，此行无虑隔平生。眼前漫有千行泪，水自东流月自明”〔3〕。皇甫庭为江南人不言而喻，而隆兴正是属于江南西路。皇甫庭无考，有可能是赵复游隆兴时所结识者。
另外一种可能是赵复参加了真德秀知贡举时的省试。赵复《自遣》诗云：“乘云曾到玉皇家，彩笔云笺赋落霞。老去空山春寂寞，自锄明月种梅花。”〔4〕前两句即指赴京师参加省试事。通常，举子称主考为“座师”，而自称为“门生”。据《宋史·真德秀传》、魏了翁《真公神道碑》〔5〕等，真德秀曾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正月己未受差知礼部贡举，“二月癸已，以竣事复命。”
尽管如此，赵复还是未中进士。真氏卒后，王迈等十七位门生为文祭真氏，特别指出“时朝士之为门人者十又有七人”〔6〕。大致有甄别真伪、嫡庶之用意。但并未发现赵复自称为真德秀门生，因此真、赵关系尚属悬案。
如果仍假定赵复参加了端平二年省试的话，那么二月放榜后他自然要回家乡。从《元史·太宗本纪》、《杨惟中传》、《姚枢传》等可知，蒙古军于十月攻陷枣阳，之后再克德安等。那么赵复是在落第返乡后被俘的，而这次参加科举对他的影响有二：（一）此时理学受尊崇，又是真德秀主考，赵复治程朱之学不足为奇，后来能“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7〕也顺理成章；（二）除家恨国恨外，落第而归的痛若成为赵复被俘北上时欲投水自尽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姚枢能以承传儒学流绪的劝语打动他，使他同意继续北上，恐怕也有以传道一展抱负、不负所学的想法。
以上是关于赵复在北上前情况的推测性考辨，它的正确与否也许要等到新的资料出现才能证明。
二、被俘北上
公元1235年春，蒙古以南宋“端平入洛”为借口，窝阔台汗在发动第二次西征的同时，遣皇子阔端、曲出帅师攻宋，蒙宋战争全面爆发。窝阔台汗以杨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又诏姚枢从杨惟中随军搜求儒、释、道、医、卜、酒工、乐人等人，“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8〕。这年冬天，蒙军相继攻克枣阳、光化军及均州、邓州、德安府等，陷德安时，姚枢得赵复。姚枢侄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一文对当时情形有记载：
岁乙未，王师徇地汉上。军法：凡城域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尝逆战，其斩刈首馘，动以十亿计。先公受诏：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东汉先生。见公戎服而髯，不以南人士子遇之。至帐中，见琴书，愕然曰：“北人亦知事此耶？”公为之一莞。与之言，信奇士，即出所为文若干篇。以九族殚残，不欲北，因与公诀，蕲死，公止共宿，实羁戒之。既觉，月色谰然，惟寝衣留故所。公遽鞍马，周号于积尸间，无有也。行及水裔，见已披发脱履，仰天而祝。盖少须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君与，众已同祸。爰其全之，则上承上百年之统，而下垂千百世之洪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除君（“除君”二字疑有误）而北，无他也。”
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经学实赖鸣之。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材其间〔9〕
然而同出一手的《姚文献公神道碑》记述姚枢劝语却有不同：“公晓以：‘徒死无益，汝存，则子孙或可传绪百世，保吾而北，无他也。’”〔10〕《元史·赵复传》和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内容与此相同。清魏源《元史新编》则这样记载：“枢晓以：‘布衣未仕，徒死无益，不如随吾而北，可以传学教化。’”在“传学”、“传宗”说外又增加“求仕”一说，不知魏源是另有所据还是主观臆造？魏源被今人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思想较为开放，而且自身当着满清朝迁的官，自然觉得赵复也不妨当当元朝的官，可以起到许衡那样的作用。不过，从赵复的政治思想、民族思想来看，姚枢以仕蒙为劝诱肯定无效；但却有可能触动赵复曾省试落第的隐痛，从而激发他萌生以传学教化不负所学的心愿，因此《元史新编》之说仍有一定的合理性。后来赵复也并未禁止他儿子赵卿月当元朝的官。
至于“传学”与“传宗”的说法，我看是二者皆有，赵复到燕京后又娶妻生子，足以证明他确有传衍宗脉的想法。但若仅仅着眼于传衍宗脉，那么可说是没有真正理解赵复。从大的方面说，自韩愈倡道统之说以来，道统观念已在一般儒士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如何在乱世中存儒学之一脉，赵复不会不加以考虑，在这点上南北方士人是一致的。这也就是姚枢能使赵复从赴死的冲动中冷静下来的原因之一。而正因为赵复看到了德安的屠城，同时他也无法预料后来元灭江南时杀戮较轻、破坏较小的情形，所以他的责任感促使他接受了姚枢的劝说。从个人方面说，虽“儒同出者乎千数”〔11〕，赵复确实是杨惟中、姚枢此行所救获的儒学人才中最出众的一位。杨、姚“凡得名士数十人”〔12〕，其中知名者还有宋儒砚弥坚、金儒窦默、杨弘道等（次年杨惟中又招致王粹、王磬等）。窦默后虽仕至高位，但当时只是在德安府孝感令谢宪子处刚刚接触到理学，砚、杨等在理学造诣及后来影响上都显然不及赵复。当时姚枢初见赵复，交谈之下，即惊为“奇士”（后来元好问亦推许赵复为“江表奇士”），因此特别留意赵复，才有上面所引的月夜寻赵复一幕。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表明姚枢心迹：
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诏，出之军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职；且儒同出者乎千数，才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没无闻，非崇其道。此公所惧而必生之也。
姚枢对赵复的特别关照和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他的责任感。所以尽管受保护的儒者以千计，名士也有好几十，但北上后绝大多数都默默无闻，知名者仅仅几人，而在传播理学方面做出这样成绩的只有赵复一人。
尽管赵复同意北上，但心情依旧是沉痛、迷惘的。鲜于枢《困学斋杂录》载：“仁甫赵先生复初被虏时，有《寄皇甫庭》诗：‘寄语江南皇甫庭，此行无虑隔平生。眼前漫有千行泪，水自东流月自明。’”这既是给故人的告别诗，也是对故乡、故国的告别诗。途中，赵复又写下《锦瑟词》一首：“歌珠檀板楚王宫，半醉花间拾落红。铁马北来人事改，不知随水定随风。”〔14〕表现了对于前途把握不定的忧虑。
三、讲学燕京
1236年，赵复到达燕京，以传授理学为事，“学子从者百余人”〔14〕。这些士大夫中首先就有杨惟中、姚枢等人，赵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15〕大致一直到庚子（1240）、辛丑（1241）间太极书院出现之前，都以这种民间方式传播理学。这期间，赵复于太宗九年（1236）初次结识从东平到燕京晋谒耶律楚材的杨奂〔16〕，并与全真教宗师尹志平、马志希交往。
1240年至1241年间，杨惟中、姚枢筹建太极书院。郝经《太极书院记》对建立书院的时间、目的有如下记载：
庚子、辛丑间，中令杨公当国，议所以传继道学之绪，必求人而为之师，聚书以求其学，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住相与讲明，庶乎其可，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楚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17〕
太极书院的出现，使赵复得以以半官方性质公开传授程朱理学（当时蒙古国仍属草创阶段，许多制度都有待于建立、完善，朝廷正在用武之际，无暇顾及文治，所以太极书院并未得到蒙古统治者的任何支持。然而当时杨惟中、姚枢都是官方人员，而且他们也有意于把太极书院建成传道讲学的榜样，蒙古朝廷亦未见干涉，所以太极书院也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在以后几年中，书院主要得到杨惟中的扶持。杨于太宗末年继耶律楚材为中书令〔18〕，在乃马真氏称制期间（1242—1246），“以一相负任天下。”〔19〕姚枢虽于辛丑年（1241）出任燕中行台郎中，但因与行台长官牙鲁瓦赤不合，于当年十月弃官隐于苏门山。〔20〕可以说，是杨惟中帮助赵复扩大了理学在北方儒士中的影响。郝经推许杨惟中：“恢张规模，维系纲纪，诛锄凶渠，爱养黎献，整领衣冠，收藏典籍。斯民得以迓续遗命，吾道赖以不亡，天下复见中国治，繄公之力焉！”〔21〕
然而，不知是因为工程过大还是经费缺乏，太极书院直到1243年还在建设中。郝经《哀王子正》诗云：“鹿去中州道不行，先生今日死犹生。长鲸万里朔风急，独鹤一天秋月明。拟见斯文还太极（时方作太极书院未毕），遽收浩气反元精。世无程邵知音少，云黯燕山恨不平。”〔22〕“子正”是王粹的字，筹建太极书院时，王粹被选作赵复的助手。王粹于癸卯年（1243）九月去世，年四十余，括号中文字为郝经自注，可知直到1243年9月，书院尚未完全建成。那么，从1240至1243 这四年间，赵复是继续居家传道还是在部分建成的书院里讲授理学，惜无确切材料证明。不过，从现存的记载来看，王粹去世前已正式到位开展工作了，那么可以肯定，赵复最迟到1243年也已在太极书院讲学了，直到1247年载经南游为止。
太极书院作为蒙元时出现的第一所书院，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此之前，燕京有蒙古人下令举办的学校出现。但此时的燕京国子学主要被道士所把持，蒙古子弟所学的只是最基本的汉语言文字，实用目的十分突出。蒙古统治者不很清楚儒、道的差别，因此对儒学也当然不了解，还把太极书院称为太极道院。
在这前后，北方其它地区也陆续以兴学为事。在东平，学校之兴始于严实，而成于严忠济。乙酉年（1225），宋子贞“率众归东平行台严实。实素闻其名，招置幕府，用为详议官，兼提举学校。”〔23〕甲午年（1234），严实“朝于和林，授东平路行军万户”〔24〕“先相（指严实）崇进开府之日，首以设学为事，行视故基，有兴复之渐。”〔25〕壬子年（1252）六月，东平府筑新府学，乙卯年（1255）六月落成，文化事业更为兴盛。〔26〕在东平兴学的影响下，同属东平辖区内的冠氏、博州等地也相继重修庙学，兴起斯文。在顺天，丁亥年（1227）张柔镇守此地时就曾“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27〕在真定，癸卯年（1243），真定路工匠总管赵振玉主持修复赵州庙学；〔28〕己酉年（1249），在忽必烈的直接关注下，史天泽、赵振玉、张德辉等合力修复久废于兵的真定府庙学，“八月落成，弦诵洋洋，日就问学。”〔29〕在冀宁路，自壬寅（1242）至甲辰（1244），寿阳县（今山西寿阳）从事李通、李天民等“偕令佐暨县豪杰诸人经度之（指县学），盖三年而后成。”〔30〕等等，各地的私人讲学如平阳麻革、曹之廉，魏县许衡等等就不说了。但总的说来，主持讲学的都是亡金儒士，所讲授的是传统的注疏记诵之学。东平兴学是最为突出的，兴学校外，还行科举、制礼乐，但东平文士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与太极书院的办学宗旨很不相同。而且，今天许多学者认为东平兴学的背后可能有更大的政治打算。
因此，太极书院的出现在当时确实是一件新生事物。它标志着理学在北方大规模传播的开始。为了配合教学，赵复亲自编定了《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和《希贤录》四本书，将程朱理学的学派源流和典籍、学术宗旨、学派概貌以及修养方法介绍给北方学者，为他们指出一条进学途径，打消接触理学著作时“弗得其传，未免临深以为高”的困惑和畏惧心理。〔31〕实践证明，这四本启蒙教材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太极书院的学生梁枢“得复所书《希贤录》读之，叹曰：‘伊尹、颜回，心同道同，希之当在我也。’久之，辞归，从学者众。”〔32〕
在太极书院之后，“由于政令不举，人民困弊，书院之修建不复听闻。直到蒙哥登基，忽必烈受令经营漠南，才又出现了新的书院，如京兆宣扶司参议杨奂倡立的乾州紫阳书院，金进士李冶‘拮据尽力’方始修复的真定路元氏县封龙书院等。”〔33〕蒙古国时期以及中统、至元前期，由于战乱和财政紧迫，书院的发展缓慢。在统一全国之后，元代书院发展很快，分部地区也较宋、金代有了很大的扩展。有人统计，元人已知名号的书院共408所，已知新建、再建大致年份的有193所，拥有书院数量的地区次序是：江浙行省、江西行省、中书省、湖广行省、河南行省、四川行省和陕西行省。〔34〕在这些书院中，大部分是由民间出资修建的，属于民办性质。南宋灭亡后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和赵复一样不仕元朝，而专事著书治学，在民办书院中传道授学。因此，太极书院与这些民办书院在主持人的精神世界上有极相似的地方，而它以程朱理学为传授内容的特点也被后来的官办书院所继承，所以太极书院的开创之功是值得充分重视的。
在讲学燕京期间，赵复与元好问的交往也值得注意。据清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癸卯年（1243）秋元好问由秀容出雁门，游龙山、北岳，至宏州而入燕，由原金朝监察御史高嶷介绍与赵复结识，冬回赵州。缪铖《年谱》则云：“癸卯年先生五十四岁。家居秀容，八月在燕京，旋南下，过庆源，九月游黄华山水帘及谷。复北归，道出藁城，拜王若虚墓。冬，复应耶律楚材之请至燕京，枉道弘州视曹珏。冬季还乡，经范阳庆源。”庆源即赵州。则两至燕京，两下赵州。二谱有异，但都肯定八月元好问在燕。元好问有七律《赠答赵仁甫》诗，表达了元、赵二人之间的真挚友情。
杂言《赠答赵仁甫》
（仁甫名复，云梦人。江表奇士也。）
我友高御史，爱君旷以真。昨朝识君面，所见胜所闻。江南辞客多，玉骨无泥尘。轩昂见野鹤，过眼无鸡群。想君夜醉浔阳时，明月对影成三人。
散作紫绮裘，草裹乌纱巾。浩歌鱼龙舞，水伯不敢嗔。何意醉梦间，失脚堕燕秦。万世一旦暮，万里犹比邻。世无鲁连子，黑头万
徒纷纷。
君居南海我北海，握手一怀情更亲。老来诗笔不复神，因君两诗发兴新。都门回道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35〕
然而，由于南北学风的不同影响，他们之间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元史·赵复传》云：“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不过，据清凌廷堪《年谱》云，元好问对赵复的理学家口吻是不以为然的。缪钺《年谱》则引元好问《赠答刘御史云卿》诗：“我观唐以还，斯文有伊周。开云揭日月，不独程张俦。圣途同一归，论功果谁优？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并下按语云：“可见先生推挹韩欧，以为其有功圣道，不让程张。赵复为理学家，宜其与先生不深相契合也。”北方儒士仍然习惯于致力文章词赋，较早接触理学的徐之纲、王磐等或受怀疑或受嘲笑。〔36〕可知，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不可能一帆风顺，要达到普遍被接受的地步尚需假以时日，并且需要扩大传播范围以及更多的人加入传播行列。
四、载经南游
1247年，赵复刻印所著书《伊洛发挥》，携数百本南游，南游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杨惟中的离去。本来，太极书院主要依靠杨惟中的支持，而杨的离去无疑使书院难以为继，因此赵复只得离开书院。二是通过与亡金儒士的接触，赵复深感有扩大传播范围的必要。所以他带上这数百本书，还特意到亡金儒士聚集最多的东平府去。
南游具体启程时间已不可考。他行经白沟，于十一月到达保定，宿于郝经家。这是南方理学家与北方有理学传统的郝氏家庭成员的一次相会。清王汝楫等《郝文忠公年谱》载郝经从癸卯（1243）至庚戍（1250）馆于顺天左副元帅贾辅家中万卷楼之中和堂，教授贾辅诸子。1247年，郝经年二十五，“江汉赵先生爱公文笔雄赡，练达性理，谓之曰：‘江左为学读书如伯常（经字）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气立于天地之间者，盖亦鲜矣。’自是而名重焉”〔37〕赵复离开保定时，郝经作《听角行》待和《送汉上赵先生序》文赠行。郝经《后听角行序》云：“丁未冬十有一月，汉上赵先生仁甫宿于余家之蜩壳庵。霜清月冷，角声寥亮，乃作《听角行》以赠其行。”丁未即定宗二年（1247）。在《听角行》中，郝经把赵复与苏武相比，对他流落异国他乡的遭遇表示同情。《送汉上赵先生序》言“穷先生者此行也，达先生者亦此行也”，从穷达问题入手，赞杨了赵复在北方传学的功绩：“昔之所学者，富一身而已，今也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指吾民心术之迂，开吾民耳目之蔽，削芜漫，断邪枉，破昏塞，俾六经之义、圣人之道焕如日星，沛如河海，巍如泰华，充溢旁魄，大放于北方。如是，则先生之道非穷也，达也。”又云：“仲尼穷于行而达于圣，孟轲穷于行而达于贤，史迁穷于行而达于史，杜甫穷于行而达于诗，韩愈穷于行而达于文，果穷也邪？此行也，人视先生以为大穷，经则以为大达。先生可纵轨扬辔，沛胸中浩浩，鹜通逵之坦坦，劲行而无虑矣。”〔38〕以此为赵复关行。
赵复继续南游，经赵州、魏县、东平，于1248年11月达到济南，赠书与杨弘道。赵复离开济南时，杨弘道作《送赵仁甫序》赠行，内云：
德安赵君仁甫，承学之士也，士有穷达，其穷数也，其达学也，征之赵君，信然。旃蒙协洽（即乙未年，1235），君始北徒，羁穷于燕，已而燕之士大夫闻其议论证据，翕然尊师之，执经北面者二毛半焉。乃撰其所闻为书刻之，目曰《伊洛发挥》，印数百本，载之南游，达其道于赵魏东平，遂达于四方，著雍涒滩（即戊申年，1248），十有一月至于济南。愚虽敬受其书，而所居僻陋，不足以馆君；因病止酒，又不能与君对酌，但日相从游听其谈辨而已。于其行也，先原仁甫之所学，次祝以敬慎威仪，尊其所学，视兼金之赆则有愧，其于送人以言则无甚愧焉耳。〔39〕
杨弘道是金元之际的著名诗人，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称“其穷虽极，其以诗为业者不变也。”〔40〕他与赵复的友谊是在1235年一同被俘北归时结下的，所以，尽管他秉承的是金朝学风，他还是能尊崇赵复的学问，同时，这可能与他曾于金亡入宋任襄阳府学教谕有关，从《送赵仁甫序》来看，他肯定在入宋后接触过理学。然而，从《小亨集》来看，杨弘道的诗文没有理学气味。回顾赵复载经南游所经之地，顺天府、真定府、东平府都是人文荟萃之地，然而除了郝经外，得到的反响并不很大，尤其是东平的文士们，可以说，赵复此行扩大了理学的影响，但距离被北方学者接受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在济南，与赵复交往者还有解飞卿（生平、事迹均不详）。杨弘道《吊解飞卿》诗云：“一昔传君逝，闻之久怆然。孤儿几灭性，孀姊巳华颠。与客谒茶去（原注“‘客’谓安陆赵仁甫”），点酥尝自煎。如何从此别，谁识是终天。”〔41〕看来此人与杨弘道一样潦倒济南。
五、返回燕京
赵复从济南返燕京，大致于1249年再次经过保定，与郝经相见。郝经有《送仁甫文还燕》一诗送行：
一鞭天地起孤愁，高戴南冠赋远游。
济渎醉探窥海眼，岱宗阔步望吴头。
唐虞问学传千古，伊洛波澜浸九州。
七十余君皆不遇，却携汉月渡卢沟。〔42〕
离开保定，赵复经白沟（河名，在今河北定兴县南）返燕。白沟河从前是宋与辽的分界线，所以金元时许多人经过此地都感慨万千。赵复亦作《再渡白沟》一诗记慨：
瘦马柴车出白沟，河山依旧绕神州。
都将百万生灵户，换作将军定远侯。〔43〕
表示了他反对战争的态度，寄寓了受害者的悲愤之情。
赵复具体是1249年还是1250年回到燕京家中的，已不可考。1251年杨奂入燕京辞官时，赵复已在燕京，并应杨奂之请为其母程夫人作碑铭。
自1252年起，赵复去向不明，是否仍在燕京亦不可考。只是1257年当忽必烈在潜邸接见李冶，向他访问人才时，李冶举了儒士魏璠等七人，其中有赵复的名字。〔44〕据《元史·赵复传》，赵复也曾经被招至忽必烈潜邸：
世祖在潜邸，尝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
只不知是在李冶之前还是之后？从忽必烈1259年召宋子贞、李昶时主要问以伐宋方略来看，赵复被召很可能也在这年。《宋元学案补遗》第九十称赵复为“隐君”，有可能后来离开燕京隐居起来了。不管怎么样，《析津志》将赵复列入“名宦”目显然不准确，清人李道平《选儒赵子祠堂记》明确指出赵复“未仕宋亦不仕元。”然而侯外庐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说赵复隐于真定，则不可何据。赵复有一子名赵卿月，清光绪十五年刊本《德安府志》卷十四“人物二·儒林”于“赵复”目下云：
子卿月克绍家学，与许衡、刘因友善，尝拜宪司职，未久谢去，屡征不起。然而《鲁斋遗书》、《静修文集》只字未提赵复父子，不知何故。赵卿月与姚燧有过两次交往（见《序江汉先生死生》），从姚燧称赵卿月“尝以好兄余”来看，赵卿月可能是赵复北上至燕后所生。虽说赵复乃宋元之际理学北传的关键性人物，在传播理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而他在元代的地位却远不及直接、间接受学于他的姚枢、许衡等。《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十“鲁斋私淑·陈先生仁本”下云：
陈仁本，天台人。以魏国许文正之学播于海隅，至正二年即庆元府治之东构祠塑像，列于学宫，将于春秋专祀于公。而又以姚赵二公合食于堂，终岁设教养士。三年逾淅右，泛二江，游金陵，以需成□（元朱德润《鲁斋书院三先生记》中作“于”）台端。
更多的时候是建书院纪念姚、许等，并立祠祭祀，而不及赵复。许衡积极与元朝统治者合用，利用他曾为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之职，在普及、推广理学及提拨人才上贡献很大，所以许衡在皇庆二年（1313）就有诏从祀孔庙，而赵复直到清雍正二年（1724）才从祀孔庙，被当做名儒看待。明代有人对于赵复自元至明未受到应有重视深感不平，容城举人孙奇逢作《元儒赵江汉太极书院考》为赵复大鸣不平。不过，此文虽云“考”，却未考出什么结果来，反而将燕京的太极书院误搬至辉州苏门山。但是，它却真实地道出了赵复死后泯灭无闻的事实，仍有价值。
赵复于清雍正二年有诏从祀孔庙后，德安府诸儒有憾于明嘉靖时所建赵子祠久废不知故址，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再建赵子祠，然而咸丰时又毁于战火。清光绪十五年刊本《德安府志》卷五载之：
先儒赵子祠，道光十七年邑人李道平倡建，门下士黄梦熊捐沈隆旗屯田一石八斗、陈七旗地一石三斗为岁修及祭费。自咸丰兵燹，祠址成瓦砾场，仅壁上存“先儒赵子祠”五字。其下附录李道平《先儒赵子祠堂记》载道光十七年郧邑修祠设祭盛况。尽管赵复是在入燕以后才作出如此贡献，但清人一般都把他看作宋人，雍正二年从祀孔庙，赵复与文天祥、金履祥、陈澔等一同受祀于大成殿东庑，称先儒，清雍正后所修地方志皆载之。
赵复现存文三篇，诗九首。文长不录，除上面提及的《杨紫阳文集序》、《程夫人墓碑》外，还有一篇《燕京创建玉清观碑》（由《道藏辑要》翼集三之《甘水仙源录》收录，清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节录）。诗除了上面已引的《寄皇甫庭》、《自遗》、《赋关尹篇献清和大宗师言归楼观》、《锦瑟词》、《再渡白沟》外，还有《覃怀春日》、《蓟门杂兴》、《蓟门闻笛》、《山峡图》〔45〕。后四首诗除《山峡图》看不出创作时期外，另三首都作于赵复被俘北上之后，然无法考定具体创作年月。
注释：
〔1〕《宋史·选举志》
〔2〕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元、明篇）等。
〔3〕元·鲜于枢《困学斋杂录》/21下。
〔4〕鲜于枢《困学斋杂录》/21下。
〔5〕《鹤山集》卷69。
〔6〕王迈《诸门生祭真大参西山先生文》，《月翟轩集》11/9。
〔7〕〔8〕《元史·赵复传》。
〔9〕《牧庵集》卷4。
〔10〕《牧庵集》卷15。
〔11〕《序江汉先生死生》。
〔12〕《元史·杨惟中传》。
〔13〕席世臣《元诗选癸集》。
〔14〕〔15〕《元史·赵复传》。
〔16〕《元史·杨奂传》、元好问《杨公神道碑》、赵复《程夫人墓碑》等皆载杨奂戊戌（1238）年入燕京事，后十二年一直在洛阳，可知赵、杨友谊是在此时结下的。
〔17〕《陵川集》卷26。
〔18〕〔19〕见《元史·杨惟中传》及郝经《陵川集》卷35《故中书令……杨公神道碑铭》。
〔20〕《元史·姚枢传》及《续资治通鉴》卷170。
〔21〕郝经《杨公神道碑》。
〔22〕《陵川集》卷13。
〔23〕《元史·宋子贞传》。
〔24〕《元史·严实传》。
〔25〕〔26〕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遗山集》卷32。台湾孙克宽先生认为东平兴学大致在己丑（1229）以后，而要等到金亡以后，徐世隆入幕，元好问北渡，亡金文士闻风而至时才大具规模，见《元代汉文化之活动》第118—119页。
〔27〕《元史·张柔传》。
〔28〕元好问《赵州学记》，《遗山集》卷32。
〔29〕元好问《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同上。
〔30〕元好问《寿阳县学记》，同上。
〔31〕郝经《太极书院记》。
〔32〕雍正《畿辅通志》卷78。
〔33〕〔34〕王廷页《元代书院考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 1期。
〔35〕《遗山集》卷5。
〔36〕《宋元学案补遗》卷16及王恽《玉堂嘉话》。
〔37〕《宋元学案补遗》卷90。
〔38〕《陵川集》卷30。
〔39〕《小亨集》卷6。
〔40〕《遗山集》卷36。
〔41〕《小亨集》卷3。
〔42〕《陵川集》卷13。
〔43〕《元诗选·癸集》。
〔44〕《元朝名臣事略》。
〔45〕四首诗俱见《元诗选·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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