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科学学建构与发展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学论文,理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友]A [文章编号]1003- 4145[ 2000]02-0068-03
一、引言
当今中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深入人心，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良好风尚正在全社会形成。自然科学的社会功能经过党、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尤其是（自然）科学学、科学社会学、自然辩证法等理论界的论证和呼吁，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自然科学家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待遇。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科学却逊色得多，“社会科学在我国当代受到冷落”，其处境“却显得尴尬。”（注：尹玉吉：《论社会科学的历史命运及其使命》，《东岳论丛》1996年第1 期）这非常不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利于调动社会科学家的科研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科学功能的实现，甚至造成社会科学人才的流失和浪费。基于这一现状，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界近年来有不少人撰文呼吁人们要重视社会科学。而笔者认为，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尽快建立社会科学学，以社会科学为研究对象，对社会科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全面揭示社会科学的内在结构、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等内容，为全社会重视社会科学，为党和政府运用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做些工作，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二、建构和发展社会科学学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和功能实现的客观需要
社会科学以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知识体系，主要研究内容有：社会发生、发展的规律；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结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及其二者的关系；人及其活动、发展、地位；人类社会的阶级、民族、集团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等。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已经积累了有关社会历史事实的大量资料，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学说，对个别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了描述和阐释。但是，由于生产的狭小、剥削阶级的偏见、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多样性和多变性，当时的社会科学学说未能对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作出全面而系统的说明，“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注：《列宁选集》第2卷 第586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为建构完整系统的社会科学体系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系统的、完整的和最伟大的社会科学理论，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注：《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8页；第32卷
第110～111页。）而从19世纪末至今，是社会科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新方法，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运用的结果，使社会科学理论更加精确化、系统化；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综合的大趋势。在此分化、综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多功能的社会科学体系。
伴随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使它与其他科学理论一样显示出内在的两个基本功能——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注：刘冠军：《论社会科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功能》，《晋阳学刊》1997年第4期。 ）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内在固有这两个基本功能，是由于，一方面，就社会科学理论自身而言，社会科学理论是对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系统化反映，它已经将大量社会事实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内在规律性包含在其中了，另一方面，从社会科学理论的创立来看，它的创立必须符合“外部证实”和“内在完备”两个标准。“外部证实”要求创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与外部社会中的客观事实相一致，社会科学理论只有通过实践检验是与社会事实相一致的，它才能成立。“内在完备”要求创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符合严格的逻辑形式。社会科学理论只有通过严格的逻辑规则和机制得以证明之后才是真正的系统化的理论，它如果内在地具有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一社会科学理论也不能成立，最多只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社会科学假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检验必须辅之以逻辑证明”。符合这两个标准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内在地包含着与社会事实的一致性特征，也必然逻辑地固有对新社会事实的预见能力。
社会科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功能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化为巨大的社会功能。
首先，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功能能够显化为巨大的社会功能。1、 社会科学理论被用来考察过去的历史事实时，能够对这些历史事实作出客观、合理、公正的说明和评价。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对“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实作出了合理、科学、客观的评价。2、社会科学理论被用来解释现存的社会事实时， 能够从中发现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前提。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发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左”的指导思想这一上层建筑和“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状况越来越不适应的问题，为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由浅入深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战略性课题。
其次，社会科学理论的预见功能亦能显化为巨大的社会功能。1、 社会科学理论通过科学预见来指导先进政党和先进阶级，为他们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是运用他们创立的最伟大的社会科学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预见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和总趋势，得出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的真知灼见。这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指出了方向和道路。2、 社会科学理论通过科学预见能够指导政府制定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决策。列宁非常重视这一点，他曾多次指示，没有社会科学专家的预见和“专家的结论，没有他们的经常参加，不得实施任何一项重大措施”（注：《列宁全集》第20卷 第198页；第32卷 第110～111页。）。 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次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案和重大外交政策的制定出台，都凝结着在党领导下的大量社会科学专家的集体智慧，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邓小平理论——现时代最伟大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完成的。汝信先生曾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南海的决策高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许多重大决策，都有社会科学专家的参与，他们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智囊”角色。（注：参见林汉川：《社会科学功不可没》，《半月谈》1994年第10期。）
最后，社会科学理论的社会功能或社会意义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客观上，社会科学理论应处于指导地位， 在革命和改革时期尤为重要。2、社会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理论内涵， 它的功能的实现能够提高人们对社会现象和规律的解释和预见能力，从而使他们的精神文明程度提高。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理论越发达，人们掌握它的程度越高，其功能的实现程度越高，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就越高。3、社会科学理论功能的实现， 能为全社会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后盾（注：尹玉吉：《论社会科学的历史命运及其使命》，《东岳论丛》1996年第1期），它在提高人们的社会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同时， 能够自觉地按照社会规律办事，自觉地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的秩序，自觉地理顺或改革生产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改革上层建筑，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从而大大推动全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
总之，正是因为社会科学的自身发展及其巨大理论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实现，客观上要求人们对社会科学本身进行系统研究并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创立和发展社会科学学。
三、社会科学学的构建与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处境该得到应有重视和改观的社会要求
目前，与自然科学相比，中国的社会科学之处境显得相当尴尬，处于不太景气的状态，远不如自然科学那样倍受青睐，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近年来尽管社会科学界有人专门撰文为此鸣不平，甚至有许多人试图通过论证“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在此文中暂不讨论这一命题是否成立）来唤起人们对社会科学的重视，但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因为造成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处境尴尬的现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注：刘冠军：《论社会科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功能》，《晋阳学刊》1997年第4期。）。
第一，中国国民的社会科学素养较低，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根基不够深厚。尽管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科学是近代以来去国外“留洋”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欧美或从日本“引进”的，以前中国盛行的是“四书”、“五经”、“子言”、“诗曰”、等传统文化，尽管其中不乏社会科学知识，但称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而且那种表述形式难以被大众所接受，这与国外相比较悬殊太大。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在西欧国家的传播时曾讲：“《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报酬。”（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由此可见，在我们现在看来，还是那样深奥难懂的《资本论》，在马克思生活时代已经在西方社会中较为流行了，甚至广大范围内的工人阶级都能够“理解”它。
第二，近代的中国，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但是由于内忧外患不断，在生存权难以保障的形势下更是难以大规模地引进、研究、推广和普及现代社会科学，并且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及劳苦大众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已久，形成了“尊已卑人”的心理，这在某种程度上排斥、反对外来的现代社会科学。在此心态的作用下，当时的社会科学的引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中学为本”的前提下为“用”而引进西方社会科学，“师夷之技以制夷”；再进一步讲，历代反动政府实行文化专制，遏制社会科学的繁荣，因为社会科学要研究阶级、阶层、个人的利益关系，这又是些极敏感的问题，研究者和传播者常常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这些因素决定了真正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近代中国不可能得到广泛的研究、普及，更谈不上科学地运用了。
第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引进、研究、普及现代社会科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党中央于1953年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马列主义的全部著作，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但是，这一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封锁，严重地妨碍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引进和发展。十年动乱，不仅严重阻塞了向外国学习社会科学成就的有限渠道，而且连已经取得的社会科学成就也被严重地破坏了。
正是以上种种社会历史原因，造成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的曲解和误解，造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遭受“冷落”的尴尬局面，这极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要消除人们的误解而使人们重视社会科学就必须从理论上让人们了解社会科学本身，因此时代呼唤社会科学学的建构与发展。
令人欣喜的是，“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重视社会科学，各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这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社会科学界拨乱反正，为大批社会科学家平反昭雪，这无疑是给社会科学界以强有力的推动；1978年10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我国的社会科学得以复苏，社会科学的研究普及工作开始走向正轨，但要真正摆脱社会科学受冷落的局面，党和政府对社会科学的关心和重视是其重要方面，而另一方面还需要社会科学工作的努力，尽快建构、创立社会科学学，从理论上为党、政府和全社会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普及和应用做些工作，奠定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