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友和长沙吴建说_钟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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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的真伪曾为一大公案,比之早一百多年的钟繇诸帖的真实性呢?《宣示表》为王羲之所临,《荐季直表》墨迹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自然是大迷团,这迷团的焦点,即在魏晋时期,中国书法史上是否是楷书成熟的时期。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钟繇》载:“后(李)傕胁天子,繇与尚书郎韩斌同策谋,天子得出长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迁待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汉献帝被李傕逼出长安是汉兴平二年。《荐季直表》所署款“东武亭侯”应来自此。

《通鉴纪事本末·汉献帝建安二年》:以侍中守尚书令荀或向曹操推荐钟繇:“侍中仆射钟繇有智谋,若属以西事,公无忧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特使不拘科制。”此与《三国志·魏书》合。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钟繇》:“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此应为汉建安十八年的事。此年封曹操魏公,加九锡,以冀州十郡为魏,置尚书,侍中、六卿。(见《三国志·魏书卷一》)钟繇此时受封于魏公曹操,为魏国丞相。到了汉献帝延康元年,亦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曹丕(魏文帝)代汉,以汉献帝为山阳公,追赠曹操为魏武帝,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参见《通鉴纪事本末卷四十七·黄初元年》)这当然是新皇帝削左右大臣权力之举。将应为大司徒的“相国”改为“司徒”,这是否是曹丕自己曾继父亲曹操为汉丞相而篡汉的殷鉴,而不愿将自己作为魏王尚任“相国”的钟繇直接转任为“丞相”不得而知。那么,钟繇在黄初二年八月所书《荐季直表》中署款“司徒”是没有错。

《三国志卷·魏书十三·钟繇》:“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战阼,改为廷尉,进封崇高乡侯,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此处记录了文帝代汉之后,钟繇的两次进爵。在此之前,钟繇仍是“东武亭侯”,此可以《贺捷表》为证。《贺捷表》又称为《戎路表》,《中国书法全集·魏晋南朝名家》取前者。其丰即署“建安廿四年闫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臣繇上。”此时离《荐季直表》之“黄初二年”仅仅一年多一点。至于进封“崇高乡侯”和“平阳乡侯”,《魏书》并没有确切记载为哪一年,或必然在黄初二年八月之前。

庄希祖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魏晋南朝名家》卷中,曾论证此帖为伪的可能性时,即依据这个“司徒东武亭侯”这一官一爵在黄初二年的错误。其实,在那样动乱的年代,这一年两年的差错即使在史书上记载,也只是“孤证”。包括庄先生所举疑点二“其时钟繇为廷尉,王朗为司空,华歆为司徒”也未详实。《三国志魏书卷十三·钟繇》中,“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句,是在“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文后,“廷尉”、“太尉”均是黄初二年所进,如果“改为廷尉”是钟繇任“司徒”之后,任“太尉”之前的事,庄文“其时钟繇为廷尉”亦错。虽然庄先生出于对钟书的偏爱,不忍断然一口定伪,然所引孙曠《书画跋》为之解嘈,亦可使人感觉到对作为书法家钟繇的真迹可靠性的很大怀疑。

“走出疑古时代!”当然这并不能只作为当今的一个学术口号。如果我们把重要的结论使用“二重证据”,即以地下的史料来证明文献的史料的方法考证一番,那就太幸运了。很巧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我最初看到的那一片刻,我已认为找到了钟繇的另一重证据,同时,也可以说为王羲之也找到了一重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这批书于吴大帝(孙权)嘉禾年间(即公元二三二—二三七年年)的简所用书体已为楷书,而且其楷书之法即极类钟繇楷书之法。我从本刊本期登载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与钟繇《荐季直表》(日本宇野季村藏宋刻拓本)选出了完全相同的十一个字,想必使许多人获得一种惊人的发现:这些距钟繇去世(魏太和四年,公元二三○年)不过三、五年时间所书写的各类文书,其书体、其书法何其相似乃尔。钟繇为一代名臣,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到魏太和四年,活跃于政治舞台四十来年,其书法必然影响一代。南朝羊欣(三七○—四四二)所著《采古来能书人名》称:“颖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东征。二子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会,镇西将军,绝能学父书,改易邓艾上事,皆莫有知者。”钟会乃名臣之子,亦为一代名将,完全学乃父书法,可见钟繇其时影响。与《荐季直表》几为同时所书《宣示表》,即是当时钟繇之书传到吴国的明证。这与七十七年(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三一一年)之后王导“衣带过江”“宣示帖》(参见南朝王僧虔《论书》),可谓一再证明钟繇书法从北到南的巨大影响。于此,我们对这批嘉禾年间的吴简雷同于《荐季直表》、《大观帖·钟繇宣示表》(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拓本),便不觉为怪了。

我们将《大观帖·钟繇宣示表》上一些部首相同的字剪下来,与《荐季直表》和三国吴简并列,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也证明王羲之所临钟繇《宣示表》的忠实原作精神的程度。

如果说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我把这最初整理出来的十几支木简中清晰的楷体字选了部份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楷书的完全确立。这里,我们可以“永字八法”来作一种检测,虽然这是魏晋以后的一种经验。

唐张怀瓘《玉堂禁经·用笔法》云:“八法起于隶(即今所说楷书)字之始,后汉崔子玉历钟,王已下,传授所用八体该于万字。”又云:“大凡笔法,点划八体,备于‘永’字。”试以“永字八法”分类之:

长沙吴简

“侧”(点):八、米、潘、六、典、庚、文;

“勒”(横):黄、庚、五、文、、百、六、曹、所;

“努”(竖):月、年、日、其、陈、斛、十、叩、都;

“趯”(竖钩):月、私、珠、栋、、劝、加、为;

“策”(挑点):潘、头、受、为、杂;

“掠”(撇):勳、为、都、加、吏、晹、农、文、受、史、五、者;

“啄”(撇点):八、黄、其、实、米、头、典、六;

“磔”(捺):吏、史、文、受、农、珠、被、钦。

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曾经为找不到从鱼到猴子,从猴子到人的中间过渡阶段的标本信物而为人非难。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是不是可以说找到了从钟繇到王羲之的过渡阶段的信物?我想,这批吴简出土,既然可以用来论证钟繇的真实存在,《荐季直表》、《宣示表》的真实性,当然也可以证明王羲之和他的《兰亭序》的真实性。王羲之从钟繇而来,王羲之的“新体”与钟繇的“旧体”既有血缘关系,也有它们的许许多多的不同点。这一点,走马楼吴简可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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