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金融合作的战略分析_金融论文

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金融合作的战略分析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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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00(2010)04-0037-07

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有助于促进区域内金融资本的优化配置,实现本地区经济和金融的平稳发展以及提升本地区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各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通过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来防范金融危机和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金融合作的紧迫性日益突出。因此,分析和探讨新形势下亚洲金融合作的状况以及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战略取向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金融合作的意义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正在逐渐淡化,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复苏过程,亚洲国家经济相对快速的反弹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体现了亚洲地区经济的活力和增长潜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格局将发生较大的变革,亚洲地区在这一进程中被寄予厚望。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深化亚洲金融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促进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

历次金融危机表明,超越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过度虚拟化和金融资产泡沫化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甚至引发实体经济的严重倒退。而如果平稳的金融发展和健康的金融体系能与实体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则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有助于提高本地区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特别是能够促进金融资本的跨国优化配置,从根本上有助于提高本地区金融的一体化程度。亚洲地区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无疑将进一步促进其他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得更加顺畅和区域内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加快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总之,循序渐进地推动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对本地区实体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应当是深化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首要目标。

(二)加强亚洲地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亚洲国家在两次危机之中经历了货币币值与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体系紊乱极大地抑制了亚洲国家经济的发展,甚至导致部分国家经济的倒退。历次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冲击,凸显了通过深化亚洲地区金融合作以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事实上,亚洲地区以往的金融合作模式也主要是出于对防范金融危机的考虑。

近年来,由于亚洲地区经济增速相对较快,亚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短期资本集中于该地区,短期资本的快进快出成为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风险源泉。根据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的统计,截至2010年3月3日,新兴市场国家连续三周出现了资金净流入,亚洲除日本外的新兴市场吸引资金尤为明显。国际短期资金追捧亚洲资产,其重要原因就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形势更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3月初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更好基本面带来的热钱涌入,加大了亚洲新兴经济体政策调整的难度。此外,许多亚洲国家采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这些国家并未完全实现利率、汇率等金融市场价格的市场化,这使得亚洲地区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一些国家的金融市场经常性地成为国际对冲基金炒作和操纵的对象。以上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加剧了亚洲地区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亚洲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客观上要求亚洲国家通过加快推进本地区的金融合作,不断提升本地区防范金融风险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三)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1]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诸多缺陷,亚洲国家深受其影响和制约,成为阻碍亚洲地区金融和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对亚洲国家的掣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亚洲国家积累的巨额美元资产。美国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不断攀升和美元币值的持续疲软使得亚洲国家的国际储备面临长期的贬值压力,加大了亚洲国家促进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调控难度,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币独大”,缺乏必要的制衡。二是国际金融机构对亚洲国家发生危机时救助的失当限制条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亚洲国家采取了救助行动,但同时附加了许多不合理的严格限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重了亚洲国家的经济倒退。归根结底,这与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沦为服务于发达国家战略利益的工具密切相关。

亚洲国家通过加强本地区的金融合作,可以逐渐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性,从流量角度来看,降低了各国积累巨额外汇储备的必要性,进而促进各国国际储备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提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而亚洲金融合作的深化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可以通过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降低国际金融机构等对亚洲国家的制约。

(四)提升亚洲地区的国际金融地位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密切相关,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已成为大势所趋。对于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人们对亚洲地区寄予了厚望,认为亚洲地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会有较大的提升,未来有可能形成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国际金融体系格局。

亚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作用的加强无疑有助于提升亚洲地区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而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又是最大化提升该地区国际金融地位的一个关键。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提升亚洲在国际金融体系地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亚洲国家要把握历史机遇,深化本地区的金融合作,在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同时,提升亚洲地区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促进亚洲地区国家在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五)深化金融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

对中国而言,深化亚洲金融合作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亚洲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亚洲地区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亚洲,应以亚洲为战略依托:首先,亚洲地区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能够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可争取更多的地缘经济空间;其次,中国在亚洲的事务中已经占据了较为主导的地位,亚洲在全球经济政治领域的地位的提升会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发展;再次,本轮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的进程加快,这一过程的推进会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及亚洲地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之中话语权的提升,中国理应在其中有所作为。最后,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也必然要求和促进中国国内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因此,深化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是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亚洲金融合作的现状与阻碍因素

(一)亚洲金融合作的现状[2]

如前所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本轮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冲击使亚洲各国认识到开展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同时,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也要求不断深化的亚洲金融合作。正是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亚洲金融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亚洲现有的金融合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签订清迈协议

在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后,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10+3)于2000年签署了以双边性的货币互换安排为主要内容的《清迈协议》,旨在通过危机时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相互提供流动性来应对金融危机。2001年5月,清迈协议正式启动,标志着亚洲金融合作的真正起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年8月,又将原来只有2亿美元的互换额度提高到10亿美元。然而,清迈协议启动之后的运作并不理想,至今在协议的框架内,成员国还未进行过互换基金,实际上清迈协议没能发挥其预想的作用。

2.创立亚洲债券基金

为推动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逐渐改变亚洲地区“重商业银行、轻金融市场”的金融体系格局,拓展亚洲一些国家高额外汇储备的使用途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先后于2003年和2005年推出了两期的亚洲债券基金,基金规模为30亿美元。尽管成立亚洲基金的初衷很好,也标志着亚洲金融合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由于基金规模相对较小,并且在投资方向上有较多的限制,亚洲债券基金在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收效甚微。2005年之后,也再没有继续推出新的亚洲债券基金。

3.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

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凸显了加快亚洲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于2009年5月在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出资方式、出资比例等方面达成一致,并将原先设计的800亿美元的规模提高到1200亿美元,以促进清迈协议的多边化,增强本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断降低亚洲国家对IMF的依赖性。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区域外汇储备库在2009年末正式成立,使这项始于2003年的动议得以实现,也标志着清迈协议多边化的进程开始启动。尽管如此,目前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具体运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能否真正发挥其预想的作用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4.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尽管自由贸易区事实上并不属于区域金融合作的范畴,但其对于以贸易和投资为纽带深化中国与东盟各国的金融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规模会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增加。在亚洲范围内,不断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是深化本地区金融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次,贸易区内投资和贸易规模的不断增大,客观上要求并有助于促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机构设置、服务和人才等方面的相互渗透,这也是亚洲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再次,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的倡议,首期基金10亿美元预计年内可开始投资活动,未来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将更为便利,区域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会进一步夯实亚洲金融合作的基础。

综上所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模式正在由以应对金融危机为主的模式向更加多样化的模式转变。但是,当前亚洲金融合作的程度依然相对较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亚洲金融合作的主要障碍

后金融危机时代,深化亚洲金融合作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从总体看来,亚洲金融合作仍然存在较多的障碍,抑制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3]

1.金融合作依赖的经济基础比较脆弱

区域金融合作或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这已为欧盟国家的金融合作所证明。近年来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区域内跨国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不断攀升,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还相对较低,严重制约着亚洲金融合作的深化。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或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既有经济高度发达国家,如日本,又有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等;既有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和印度,也有经济规模较小但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如泰国和印尼等。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尽管亚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奉行“出口导向”模式,但出口产品的结构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主要出口纺织品和家电等相对低端的制造品;日本和韩国主要出口相对高端电子产品和汽车;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出口产品则集中于生产原材料等。此外,亚洲地区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还很高,区域内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难度较大。

2.推动金融合作的政治意愿相对较低

推进区域金融合作,经济基础固然重要,但政治意愿因素也不可忽视,欧元的推出就与欧盟各国的共同意愿以及法国、德国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尽管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各国进行金融合作的意愿得到提高,但这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推进亚洲金融合作的深化。不同于欧盟国家,目前亚洲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无疑是区域金融合作的一大障碍。过去,日本在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相对积极,但却难免有以此服务其国家利益之嫌,并未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更加缺乏领导亚洲金融合作的经济基础。当前,人们对中国引领亚洲金融合作的期望较高,但毕竟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发展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中国近期不可能独领亚洲的金融合作。除中国和日本以外,亚洲其他国家也都无力领导亚洲金融合作的进程。此外,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部分亚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微妙,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边界领土争端又导致部分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这些因素无疑也都是深化亚洲金融合作的政治障碍。

3.亚洲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相对失衡

健全而有效的金融体系客观要求商业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均衡发展,并且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总体上看来,亚洲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不平衡,其主要特征就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间接融资比重过高,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直接融资面临较多的管制致使直接融资比重较低。因此,金融体系的不平衡一方面使得亚洲金融体系蕴藏着巨大的不稳定性,极易受到外部的冲击;另外,不平衡的金融体系也阻碍了亚洲各国金融效率的不断提升,使得实现区域内部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难度较大,这也进一步制约着亚洲金融合作的深化。

4.亚洲金融合作面临较多的外界阻力

亚洲金融合作会提升亚洲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进而会相对削弱欧美国家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既得利益,显然这是欧美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其自然而然会阻碍亚洲金融合作的进程。例如,1997年日本在IMF年会上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就被欧美国家所控制IMF断然否定。姑且不去评论日本倡议的合理性,但是欧美国家限制亚洲国家金融合作的真实意图却昭然若揭。2010年初,素有“日元先生”之称的日本前财务省官员神原英资旧事重提,再次强调了亚洲货币基金的重要性。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重新开始具体的规划与操作,欧美国家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仍旧会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阻挠。此外,被认为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当中应当扮演重要作用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也不尽合理。目前美国拥有亚洲开发银行12.76%的投票权,美国将亚洲开发银行作为服务其国家利益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金融合作中作用的发挥。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金融合作的战略选择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地区国家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不断深化地区金融合作已成为大势所趋,金融合作模式将进一步向多样化转变、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将不断扩大。深化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是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需要重视和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

货币互换安排的推进有助于解决成员国流动性匮乏、应对金融危机和缓解积累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绕开清迈协议,签署了一系列双边的货币互换安排,这也表明清迈协议存在着缺陷。因此,需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

1.进一步完善清迈协议

首先,为协议框架内的货币互换安排规模的扩大铺平道路,清迈协议存在的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互换资金启动的条件性,即在清迈协议下80%的资金启用须与IMF资金救助的条件性相挂钩,严格的条件性成为了清迈协议发挥作用的重要的限制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寻求独立于IMF的资金运用监测机制,逐渐降低与IMF条件性的挂钩比例,为清迈协议作用的发挥扫清制度上的障碍。其次,初始协议中基金规模较小加之货币互换的双边性,造成成员国所能获得的流动性救助的规模较小,也极大阻碍了清迈协议功能的发挥,因此迫切需要在扩大协议基金规模的同时应尽快促进清迈协议的多边化。

2.鼓励清迈协议框架外的货币互换安排

尽管人们寄希望于清迈协议的完善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其互换资金独立监测机制的建立和条件性的降低以及互换多边化的推进仍需时日,框架以外的货币互换可能更加灵活、及时和有效,因而可以很好地补充基于清迈协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安排的不足之处。因此,加强亚洲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建立有关货币互换合作的长效机制就至关重要,同时也需逐步推动成员国本币之间的货币互换安排的发展。

(二)改善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

亚洲开发银行是覆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现有67个成员国。中国于1986年加入亚洲开发银行。长期以来,理论界认为亚洲开发银行应当在亚洲金融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协调成员国采取某些共同的行动方面更是如此。然而,由于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突出表现为投票权分配不合理,制约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如前所述,目前美国和日本分别占有12.76%的投票权(并列第一),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其投票权却仅为5.44%,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的投票权也只有5.35%。此外,一些非本地区成员国拥有的投票权却大幅超过了本地区成员国的投票权,例如,加拿大持有的投票权高达4.47%,远高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持有的投票权。

显而易见,要有效发挥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不断优化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首先,可考虑在现有治理结构基础上,成立亚洲事务小组,在涉及亚洲地区内部经济和金融事务的问题时,逐渐降低并最终取消非亚洲成员国的投票权比例,真正实现“亚洲的事情亚洲办”的根本原则;其次,未来在通过增加普通资金充实亚洲开发银行资金实力的过程中,可赋予那些投票权被明显低估的国家一定的优先认购权,从而逐渐提升这些国家的投票权;再次,亚洲开发银行高管人员的选择上,也不应为日本所垄断,总裁人选、理事会和董事会人选均应注重成员国的代表性;最后,在成员国投票权比例的设定的方法上也不应该单纯地考虑出资比例,还应考虑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影响力等其他方面的因素。

(三)完善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机制

首先,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资金补充机制。长期动态的资金补充机制对持续发挥区域外汇储备库的流动性救助作用极为重要,一方面需要建立基于外汇储备库资金的供需缺口预测、出资比例与成员国经济总量、外汇储备规模相挂钩的储备资金的定期补充机制;另一方面也需建立在金融风险严重积聚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等特殊时期的临时性资金补充机制。此外,随着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运作不断成熟,可允许部分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本币币值稳定的成员国以本币出资,逐步提高区域外汇储备库资金来源的多样性与稳定性。

其次,完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监督机制。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规范运行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监督机制予以保证。为此,可考虑在“10+3”财长会议已同意成立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基础上,可成立区域外汇储备库秘书处,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制定区域外汇储备库运行的相关原则和制度,而秘书处负责具体的操作和执行。在专家咨询委员会与秘书处合理分工、密切配合的基础上,还需与亚洲开发银行一起共同履行监测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和完善有关区域外汇储备库资金运用的决策等诸多职能。同时,在专家委员会和秘书处成员的组成方面,应尽可能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四)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

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具有众多的积极效应:一是可逐步改变亚洲地区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现状,逐步降低和缓解金融系统的风险,促进本地区大量的储蓄向投资转化,实现区域内资金通过金融市场的优化配置;二是可拓宽各国外汇储备在本地区的使用渠道,降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性;三是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清迈协议和区域外汇储备库的作用的发挥,进而促进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四是发展债券市场可从整体上提升亚洲地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需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1.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亚洲地区各国需要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开合作。一是构建多样化的债券担保体系,可尝试通过亚洲开发银行设立专门的担保基金,以及成员国之间建立区域性担保基金为成员国发行政府债券提供担保;可引导商业性的担保基金为私人债券的发行进行担保,必要时公司所在国政府也可予以相应的补充担保。二是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督和引导,促进熟悉亚洲情况、专注于亚洲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彻底摒弃被评级人付费和评级附带咨询的评级模式,以保证评级的客观性和公允性。三是各国在亚洲债券市场上应逐步统一会计准则和发行程序等法律规定,最大限度地降低债券发行的相关成本。四是加强亚洲债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各国可通过制定有关信息披露的公约,加大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2.发挥亚洲债券基金的作用

亚洲债券基金作为亚洲债券市场的需求方,在市场中具有很好的引导示范作用,而现有3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规模,显然无法有效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因此,需要探索长效的扩容机制,如创立新的基金,逐渐扩大亚洲债券基金的发行规模,又如可进一步扩大债券基金的投资范围,允许债券基金部分投向于信用状况良好的公司债券,而不单纯局限于主权债或准主权债等。

3.扩大亚洲债券市场的本币债券发行

可考虑允许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在亚洲国家发行以东道国本币计价和交易的债券。此举有助于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提升亚洲国家参与这一市场的积极性。在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亚洲区域内非美元结算的规模不断增加,各国对其他国家货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本币债券的发行对于提高亚洲债券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逐步扩大亚洲债券市场的规模。

(五)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汇率合作[4]

由于亚洲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执政理念等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亚洲地区现在还缺乏货币统一所必要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显然亚洲统一货币(亚元)将是一个长期的努力方向,而汇率合作则是深化亚洲地区货币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1.汇率合作具有多重意义

亚洲国家汇率合作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一是通过汇率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可以显著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汇兑风险,有助于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完善,加快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二是保持各国汇率的相对稳定性,有助于增加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多样性,逐步消除采用单一货币计价和结算带来的不稳定性。三是欧美国家历来对亚洲国家的汇率制度颇有微词,在汇率问题上,通过各种方式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亚洲国家如能加强在汇率方面的合作,则无疑会增加本地区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回旋余地。四是亚洲国家在汇率方面展开合作,对扩大亚洲国家的货币互换规模、促进区域外汇储备库的有效运行和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2.汇率合作的具体措施

亚洲国家汇率合作的范围应首先可界定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或更大范围的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随着条件的完善,再逐步扩大合作覆盖国家的范围。亚洲各国在汇率合作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可设定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浮动的合理范围,一旦汇率波动超出这一范围,可通过中央银行联合入市操作和发挥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调节作用等途径予以干预。此外,还需加强汇率合作对各方的约束力,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所导致的“囚徒”困境。

(六)切实履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定

从总体上看来,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上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有助于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近年内,随着中国同东盟各国双边的贸易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处于逆差地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为了避免自由贸易区成立对部分国家某些产业的造成巨大冲击,自由贸易区也已经设定了过渡期内双边或多边关税税率的渐进降低等相关的缓释条款。但是,正当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被寄予厚望之时,一些成员国家却表现出了推迟执行部分协议的意向,这显然有违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初衷,也给深化亚洲金融合作带来了阻力。对此,中国和东盟各国均应严格履行相关协议,恪守既有的承诺,根据协议设定的时间表,按时削减相关产品的税率,通过区域经济更好的发展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深化。

(七)扩大亚洲金融合作的地域覆盖范围

目前亚洲国家之间金融合作的主要平台是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所组成的“10+3”的多边协调机制,而包括中亚、西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并没有深入参与到亚洲金融合作的进程之中。因此,当前亚洲金融合作还是一种相对狭义的区域性金融合作。造成亚洲金融合作覆盖范围相对较小有许多客观原因,包括地理障碍、文化差异和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等。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亚洲地区其他国家同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包括提升在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地位和要求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币值稳定等方面的共同诉求。因此,当前已存在扩大亚洲地区金融合作范围的基础和需要。毫无疑问,将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所组成的“10+3”的多边协调机制作为促进亚洲金融合作深化的核心平台,在促进亚洲地区金融合作模式深化的同时,不断扩大亚洲地区金融合作覆盖的地域范围已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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