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例的制定与实施——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宁国实施情况的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雍正论文,宁国论文,开豁论文,谕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承明制，律外制例，以例辅律，律例并行，使例成为有清一代重要的法律形式。（注：有学者把清代的例分为条例——辅助律的刑事法规、则例——独立的单行的行政法规、事例——以时间为序辅助全典、记录历年颁布的规定三类。参见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6页。本文所称之“例”仅一般意义上来适用的，它作为辅助律的行政法规而附入《大清律例·人户以籍为定》条中，又作为事例而写入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户口》名目下；同时，此例的形成是在援引圣谕和成案的基础上，由臣工奏成。）特别是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编成后，后世再未对律文进行实质性的变更，定期修律只是对附律之例进行增删改动。“律一成而不易，例因时以制宜，谳狱之道尽于斯二者而已。”（注：《驳案新编·序》据乾隆三十四年刻本。）从生成方式上看，清初之例多承袭明律例，（注：顺治三年《大清律》成时，律条458条，并将明代449条例文全文照录。）康雍朝以后，例多源于圣谕及臣工条奏，“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注：《清史稿·刑法志一》。）例所具有的针对性强、适用灵活的特性，使例在整个清代的法制，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实际支配断案的作用。
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清世宗就江南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普遍存在的世仆、伴
现象，专门颁发了一道“开豁谕旨”，对身处“贱民”阶层的世仆进行有条件的“开除贱籍，归入良民”。但谕旨在徽州实施过程中，受到各级地方官和世族大家的重要阻挠。此后，虽然此道谕旨正式定例入律，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未能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几成具文。有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开豁世仆”谕旨颁布的背景与实施过程及影响都有较为全面的研究。（注：参见陈柯云：《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实施的个案分析》（载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50页）。另见卞利：《清世宗开豁世仆令在安徽的实施》（载欧阳发等主编：《经济史踪》，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26页）。）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这一谕例的形成过程和实施情况，并以此为切入点，初步考察清代基层司法的运作实态。
一
清代上层社会，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到各级贵族、官僚、地方、豪绅、富户以及八旗官兵都拥有奴婢。这种蓄奴风气，既是我国封建剥削阶级历代蓄奴恶习的继续，又是满州贵族因受本族社会性质发展的影响，在入关后继续维护奴隶制残余的直接结果。在封建官府的支持下，对奴婢的拥有数量和占有程度成为社会上等级贵贱、门第高低、权力大小的重要标志。（注：韦庆远等编著：《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明清时期普遍存在于徽州各地的世仆制，正是这种蓄奴风气的直接反映。世仆属于贱民阶层，其法律地位与奴婢大体相同；世仆与主人之间有一种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其主仆名分尤极严肃而分别”（注：康熙《婺源县志》。）“役以世，即其家殷厚有资，终不得列于大姓。”（注：道光《徽州府志》。）“隶仆籍者，不与通婚，不得应考试。”（注：民国《歙县志》。）世仆依附于主家所提供的土地、庄屋和坟山，失去迁徙的自由和脱籍的权利。但世仆制又是一种封建租佃关系，世仆的人身并非全为主人占有，他们拥有少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拥有相对独立的家庭经济。（注：前引⑤卞利文。）
明中叶以后，随着徽商的崛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受明未农民大起义的影响，清初徽州各地皆爆发了大规模世仆争取人身解放的反抗斗争。如顺治年间的黟县万黑九、宋乞领导的细仆暴动；康熙年间，各地世仆“背主逃亡”以及抗役、抗租等事件频繁发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落后的世仆制，已不适应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同时，自康熙五十年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清政府为了能有效地控制丁口数量、增加国家赋税，自雍正元年起，“洞悉习俗，恃主仆之分，草菅人命之害”（注：《刑案汇览》卷39，《良贱相殴·奴婢殴家长》。）的清世宗陆续发布圣谕，对各地各类贱民进行开豁为良。如元年议准山西等省之乐户，“令其改业，得为良民”；覆准浙江绍兴府属的惰民“令削除其籍，改业自新”；五年圣谕江南徽州、宁国、池州三府之世仆、伴、“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七年上谕粤东之蛋户“与齐民一同编为甲户”；八年圣准江南苏州府之丐户“削除丐籍，同列编民”（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改正户籍》。）。其间，雍正三年清政府还专门下发规定，就开除贱籍者之丁册赋税的编制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如额征丁粮数内有开除者，即将各该省新增人丁补足额数至新增人丁”（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52，《户律·户役·人户以籍为定》。）。世仆的反抗、世仆制的落后性和增加国家赋税之动机，是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颁布的社会历史背景。
“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励廉耻而广风化也。近闻江南省中徽州府则有伴，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其籍业下贱，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譬如二姓相等丁口，村庄相对，而此姓乃系彼姓伴世仆。彼姓凡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执役，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皆得以加捶楚。迨究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非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习耳。此朕得诸传闻者，若果有此等之人，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致污贱终身，累及于后裔。着该抚查明定议具奏。特谕钦此。”（注：《清世宗实录》卷56。）
这道谕旨于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发。圣旨下到礼部，部批：“相应行文，该抚查明定议具奏可也。”（注：徽州文书《乾隆三十年诉讼文书》，转引自前引⑤陈柯云文，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旨转安徽巡抚部院，巡抚魏廷珍一方面将圣旨再批转到安徽布政使司，“仰司照牌，备咨事理，……该司务须确查妥议。”（注：徽州文书《乾隆三十年诉讼文书》，转引自前引⑤陈柯云文，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一方面按礼部批示，遵旨议奏：“江南徽宁等处，向有伴、世仆名色，请嗣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役使。即已续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者，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应照旗人开户之列，豁免为良，至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严禁。”（注：《清世宗实录》卷56。）礼部根据魏巡抚之议奏，作出答复，“应如所议，从之。”（注：《清世宗实录》卷56。）在上述题奏中，魏巡抚严格按照圣旨所确定的开豁原则，具体提出了开豁的条件，把谕令细化为可供实际操作的方案。与此同时，安徽布政使司又把圣谕下达到休宁县，“限文到三日，该县星差健役，会同各县妥议画一，具文专差详府，立等转详。”（注：徽州文书《乾隆三十年诉讼文书》，转引自前引⑤陈柯云文，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休宁县接到谕令，立即指示各都图乡约，“仰该乡约总在于各族确查，若有伴世仆，现在某户名下执役，将男子妇女名目、口数逐一开明呈报。如果图内若无伴世仆，该乡老出具结状，日后案出甘罪。”（注：徽州文书《乾隆三十年诉讼文书》，转引自前引⑤陈柯云文，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雍正五年六月，安徽巡抚部院为配合谕旨的实施，又刊行一则告示：“照得民家奴仆，必系真正价买之人，立有身契，恩养年久，配有妻室，方得以为奴仆例断。……如系祖价买之仆，现有身契之人，或从前略有名分，原无身契，另属自食日久者，尽行放出为良，立户当差，不许仍以奴仆视之。……如有真系价买豢养之仆，家主不令赎身，敢于持刀勒赎或捏词诳告，审实定以奴仆诬告家主律从重治罪。其豪族大户如有不遵示，仍行压良为贱，并结党打降等事，许受害人等立赴该府县控告申究。”（注：徽州文书《乾隆三十年诉讼文书》，转引自前引⑤陈柯云文，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这则告示中，巡抚院把当初“已赎身、无文契、不受主家豢养”的开豁条件，从反面又确定了三个不准开豁的条件，即“立有身契、恩养年久、配有妻室”，其他不管有无卖身契，只要“另居自食日久者”，则“尽行放出为良”。这样的规定使开豁条件较前有所放宽，因为世仆大都不与主家住在一起。但同时，伴随着开豁条件的放宽，主仆矛盾日益突出，“脱有稍紊主仆之分，始则一人争之，一族争之，并逋国之人争之，不值不已。”（注：康熙《徽州府志》。）一方面，世仆纷纷争取开豁，在不符合开豁的条件下，不惜以身试法；另一方面，亲族大户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不惜采用打降手段，限制开豁。这种矛盾促使地方官在是否开豁的问题格外小心，并从自身利益考虑而逐渐偏向世族大家一边，在开豁的条件下又作更为严格的限制。八月，徽州知府沈一葵在给布政使司的详文中提出：“凡绅衿士庶之家，主仆名分无论新旧，总以现在服役为准。”（注：徽州文书《乾隆三十年诉讼文书》，转引自前引⑤陈柯云文，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只有现在不为主家服役之仆，才可以开豁。而只要是仆，就要服役；能不服主家之役者毕竟少数。沈知府的详文经省上报礼部，并获皇帝“谕旨允行”，但这比四月的谕旨已是大大倒退了。不仅如此，雍正六年元月，休宁知县在给徽州知府的详文中又以“徽俗向来如此”为借口，提出新的开豁条件，即葬主山、住主屋、种主田，只要合此一条，除非“备价退田还业”，否则即不准开豁。这一条件获官府首肯而正式生效，至此清政府的开豁条件基本上成为定式。而这种苛刻的条件，对于世代附寄主家、葬主家坟山、佃主家田地、住主家房屋的世仆来讲，几近完全断决了开豁之路。
二
开豁为良之所以受到上至皇帝、各级官府，下至广大世仆的格外关注，其根源在于清代的户籍政策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注：《大清律例》卷8，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据道光六年本点校。）户籍不同，其相关的与身份有关的法律权利亦不同。所以，广大世仆对自身法律权利的追求并没有因清政府苛刻的开豁条件而退缩，以至在整个乾隆朝，事涉主仆名分、开豁为良的案例比比皆是。（注：参见王钰钦、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花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乾隆朝散件契约文书。）于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政府第三次专门批示地方官如何处理开豁问题。（注：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安徽按察使日景善“条奏佃户分别种田确据以定主仆名分”。转引自叶显恩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页。）条奏针对地方上的豪族大户欺压佃仆、不准开豁等问题，明确提出将“受豪强凌压所致”的世仆开豁为良，使“葬主山、住主屋、种主田”的条件有所松动。嘉庆初年的一个案例，最终使“开豁世仆”谕旨，最终奏定为例，并附入正式律文中。
宁国县柳姓输粟入太学，县民某谓其曾为世仆也，诉诸京。抚军董观桥先生命余同安庆姚太守（名鸣歧）讯之。问：“有自鬻者之质契乎？”曰：“无。”“其人服役在何年也？”曰：“不知。”“然则何据乎？”尔曰：“柳之远祖，在前明宣德时，曾附葬于我先莹。令甲有之曰：葬主之山、佃主之田、住主之屋者，皆世仆也。”复执柳问讯之，则曰：“两家同居斯土有年矣，先人事迹代远难征，惟曩与吾祖父居者，习未闻其说。今吾室小康，彼屡有乞求不遂，而以是诬，我不敢知曰昔之人无其事也，我亦不敢知曰昔之人有是事。”于是两造互相争执。余与太守商曰：“世仆名目由来之久，而徽、宁、池等郡尤多。第所谓世仆者，必其人自读，决有质剂，从未放赎者也；不然则或因世久无契，而其子孙尚在故处服役者也；不然则虽不服役，而仍与主家奴仆互联婚姻者也，其名分犹存，自当世供驱使。若均不在是，但藉曾经葬山、佃田、住屋，即强抑为世仆，辄以分别良贱，挠其上进，彼被讦之家，户族蕃衍，未必尽系当日为奴者之嫡系，不能悉甘污贱，势将案牍纷争，日相修怨，其流弊伊于胡底。今应为请大府奏明：嗣后世仆名分当以有无身契、是否服役为断；如未有身契与未列股役及不与奴仆为婚者，虽曾葬主之山、佃主之田、住主之屋，均应开豁为良。太守然之，白诸抚军，请于朝制。曰：“可。”（注：[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嘉庆初年，高廷瑶身授府通判，在皖谳局任职近十年，治狱以千计。参见《官箴书集成》第六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据同治十二年刊本。）
嘉庆十四年（1809年），董教增根据上述判案意见，上奏“远年世仆，请分别开豁一擢”，具文上呈礼部，并得到礼部的认可，认为其断案意见“立论甚为允当。”在此基础上，礼部正式奏准成例：“自国初以后，虽现在不与奴仆为婚，并未报官存案者，令地方官随案查明，以立案之日起限，俟三代后所生子孙，方准捐考。恐纷纷查办，胥吏从中掯勒，转滋流弊，著仍照董教增所奏：该处世仆名分，统以现在是否服役为断，以示限制。若年远文契无可考据，并非现在服役豢养者，虽曾葬田主之山、佃田主之田，著一律开豁为良，以清流口。”（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52，《户律·户役·人户以籍为定》。）刑部律例馆根据礼部的奏章，遵旨纂定条例，于嘉庆十五年修定律例时，附入大清律中，正式成为“人户以籍为定”律条之属例。（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40。）“徽州、宁国、池州三府民间世仆，如现在主家服役者，应俟放出三代后，所生子孙方准报捐考试。若早经放出，并非现在服役豢养，及现不与奴仆为婚者，虽曾葬田主之山、佃田主之田，均一体开豁为良。已历三代者，即准其报捐考试。”（注：《大清律例》卷8，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据道光六年本点校。）此例一出，开豁之门重新开放。“一时开豁数万人”。（注：[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嘉庆初年，高廷瑶身授府通判，在皖谳局任职近十年，治狱以千计。参见《官箴书集成》第六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据同治十二年刊本。）
从雍正五年开豁谕旨的原则性规定，经过雍、乾、嘉三朝近百年的反复实践，以及五级属部臣工（刑部、礼部及安徽各级地方政府）的具奏议准，通过对实际的案例处理，并经过法定的修律程序，纂定成例，最终将其修成正式例文，从而使之成为具有法律价值的律例。从形式上看，“开豁世仆”例是对“人户以籍为定”律条的补充。它从律条的基本精神出发，没有突破律条本身，只是对如何正确适用律条的内容部分作出限制，估且称之为“一般性补充”之例（注：参见前引①苏亦工书，第217-228页。）。它限定了律文、申明了律义、来自于司法实践、辅助律文的适用，把例的实用性发挥到极至。从内容上看，“开豁世仆”例是清政府针对徽州、宁国、池州三府独特的经济关系、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世仆制的具体情况，把反映某个地区特有的社会关系皆纳入到国家法律的调整轨道，以增强国家法的调控能力，充分体现了例的灵活性之特性。由此可见，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和统治经验的积累，国家在充分运用法律调控社会关系方面技术的成熟，同时也说明了有清一代国家法的完备形态：律的不足，以例补之；以例辅律、律例并行，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律例体系。
三
例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特点在“开豁世仆”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也说明了“律一成而不易，例因时以制宜”的律例关系。而这种关系，特别是那些因时、因地、因事而专成一例之例，又似乎把律条放到一个次要地位，尤其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一方面，断案的依据仅仅是律条的文本意义和内在精神的引申，抽象的概括性的律条尚不足以处理具体的生动的案件，具有强烈地域性色彩的案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例的本身既尊奉钦旨，又来源于成案，即把最高统治者的法律意图与基层司法官的法律追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结合是建立在对该例所赖以生成的特定地域内民风民俗的充分尊重基础上，这更增强了例的适用性。
关于“开豁世仆”例在基层司法中的运作实态，可从道光年间起“安徽省细民殴死大户分别拟罪”（注：《刑案汇览》卷39，《良贱相殴》；另见光绪十四年《大清例汇辑便览》卷27，道光三年安徽案内刑部咨议。）一案中窥其状况，现摘述于下：
“安抚题：周容法听从周成志殴伤李应芳身死、原谋监毙一案。缘周容法、周季受、周大毛、周立均籍隶祁门县，与李应芳同村居住。周姓远祖自前明附居李姓村旁，为李姓看坟、葬山、住屋。李姓之祖给田十六亩与周姓分种，收取租息。抵完粮赋，多余谷石，给周姓作为工食。周姓本系小户，不与大姓联姻，从不捐考，子孙学习吹手并抬轿生理。凡遇李姓婚丧祭祀，周姓吹手抬轿者轮流承值，不给工资，并非朝夕服役、常川豢养。因习业低微，不与大户平等相称、同坐共食，习俗相沿，称为‘细民’。其起自何时，始于何人，年远无从稽考，亦无卖身典身文契。详加考查，周姓与李姓素日虽不敢居于平等，其实并无主仆名分。嘉庆十四年奉例开豁，周姓因相沿已久，又恐周姓不依，仍照常供役。嗣周觉春之母，欲子另图生业，不令学习吹手。道光元年八月十八日，李应芳同堂弟李荣和前往溶口挑货，路经周姓门首，见周觉春站立门外，李应芳令其同赴溶口公祠学习吹手，周觉春不允，李应芳强行拉走，其母见而喊嚷。周觉春堂兄周成志问知情由，心生气忿，起意纠殴，欲将周觉春夺回，邀允堂弟周容法，……（殴打经过略去）李应芳伤重旋即殒命，验审解司。因周容法等罪名有关出入，咨请部示。嗣奉部覆以该犯等，既自甘污贱，与李姓平日起居不敢与同，饮食不敢与共，亦不敢而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自应酌量即照雇工殴死家长之例办理，行令确切。…（所引用的雍正五年谕旨、嘉庆十四年例文略去）是细民开豁为良，久经钦奉谕旨，即细田、葬坟之世仆定例，亦许复为良民，本不得以曾授微业同于奴仆。…至其素日不敢居于平等，由于习业低微之故。即嘉庆十四年定例，开豁之后，亦因沿于积习，未经改图。在周姓等，以各自为生，原来以李姓为家长，而李姓以始于前代遂视周姓为家奴，揆其当时，无契券可凭，亦并非常川豢养，实非世仆雇工可比，自应钦遵雍正五年谕旨并遵照定例，准其开豁为良，彼此相犯，应以凡人科断除罪，应拟流之，周成志在监病故毋庸议外，将周容法依例拟流等因，应如所题。周容法合依共殴案内，原谋到官以后未结之前，监毙在狱者，准其抵命，将下手应绞之人减等拟流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五年（1825年）安徽巡抚遵旨：“若无卖身契，又非朝夕服役受其豢养，虽佃大户之田，葬大户之山，住大户之屋，非实有主仆名分者，应请除其贱籍，一体开豁为良。”（注：光绪十四年《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27，道光三年安徽案内刑部咨议。）上述谕旨正是根据这一案件而做出的。在上述案件中，虽然根据嘉庆十四年开豁世仆例，保全了周容法的性命。但同时也可以发现，世仆制在徽州地方仍顽强地存在，而且皇帝圣旨、王朝法律皆不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改变这一现象。究其原因，民俗的坚韧、大户的欺凌、官府的有条件支持、细民在无法完全“为良”时的“自甘污贱”等，正是维持这一现状的渊源。在本案中，世仆甚至因主仆名分相沿已久，不敢据引“开豁世仆”例，向主家提出开豁的要求，担心受田主刁难，开豁未成反受其累，而且其层司法官在涉案之初就将此案定为先由世仆故意纠殴而起。可见基层司法官和世族大户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而对皇朝法律的蔑视，构成了“开豁世仆”谕旨和律例之实施的真正障碍。所以，尽管清政府先后五次下诏（雍正五年、六年、乾隆三十四年、嘉庆十四年、道光五年）将徽州世仆开豁为良，并逐渐明确放弃以“佃田、葬山、住屋”三者为勒压为仆的依据。据此世仆的人数理应越来越少，但实际上这些诏令收效甚微。（注：同前引(26)叶显恩书，第275页。）世仆不准应捐考试直到“光（绪）宣（统）间，科举制停，此风乃革。”（注：民国《歙县志》。）宣统元年，宪政编查馆还专就安徽省世仆提出一摺，“从前安徽省世仆早于嘉庆十四年奏明开豁为良，恐他省尚有昔有遗留之世仆未经开豁者，应酌量办理。拟请嗣后汉人世仆及其子孙概行开豁为良。如仍在主家服役者，俱以雇工论。其向系雇工及嗣后佣雇男女工人，无论满汉人家，均仍遵守主仆名分，不得违越。”（注：《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1，《新定专律》，宪政编查馆会奏汇案会议禁革买卖人口旧习酌拟办法摺，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旨：“著依议，钦此。”）至此，世仆人数仍没有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出发，专门颁发了《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但亦未得到全面的实施。因此，世仆的真正消失直到新中国成立之时。
需要说明的是，起自于明万历年间的律例合编体例，总结了我国封建各王朝的法制建设经验，到乾隆五年最终完成，并使修律规范化、法定化，以定时修律来弥补“三尺律令，未穷画一之道”的不足，充分体现了有清一代作为封建制度最成熟时期王朝法制的成熟和发达。但是，自乾隆朝以后的历代皇帝对修例皆不如顺、康、雍、乾四朝皇帝一样“务期求慎”，相反把修律当作贯彻乾隆十一年所定“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之修律原则例行公事式的行为，一概交由刑部经办，圣准颁行即可。上述案件，经刑部在道光五年奏题，定为成案，即“例无专条，援引比附，加减定拟之素。”（注：《刑案汇览·凡例》。）这也正印证了有关清代之例“因此例而彼例，…辗转纠纷，易滋高下”（注：《清史稿·刑法志一》。）的现实，修律几乎变成了刑部经办官员对条例的汇编。这也是我们从“开豁世仆”例的生成过程和实施情况中认识清代例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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