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为了学术良心——访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家论文,一切都论文,良心论文,文艺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钱中文，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文学评论》主编。主要著作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文学发展论》等，还有《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等大量学术论文。主编了《文艺理论建设丛书》《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中译本《巴赫金全集》及多部论文集，此外还有《现代牧歌》等译作。
近20年来，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比较文学专家，钱中文先生为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自己扎实、严谨而求新的学术个性，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文艺理论方面，钱先生很有建树，而且目睹了当代文艺理论从萌芽到繁荣发展的全过程。为此，就当代文论和文化建设问题，我走访了钱先生。
与同年龄段的其他文艺理论家相比，钱先生的学术个性是非常突出的。钱先生也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钱先生不胜感慨。动荡的岁月耽搁了几代人的青春年华，钱先生也未能幸免。先是十年运动，尔后又被戴了反革命的黑帽。在文研所工作时，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就是从何其芳、蔡仪的学术著作中寻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观点，并结合指示与政策写批判文章，这样作无异于扼杀思想自由，结果只能是泯灭个性、更谈不上培养学术个性。只是到了1978年，他才能够静下心来作学问，这时他深切地体会到了极“左”思潮给自己带来的危害，要努力寻找学术上的自我。建立和发展学术个性，不仅要选择和吸收新知识，而且还要与长期受到影响作斗争，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正是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东西，不断清理过去的影响和执着的思考中，钱先生找回了学术上的自我，迎来了学术上的青春。他一方面和同行组织翻译了《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组织和主持了一些关于文学观念讨论的会议，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文学观念，《文学发展论》便是系统总结80年代文论成果，并予以超越的成果。进入90年代后，钱先生更是不辍劳作，不但根据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及时地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文艺理论研讨会，而且还针对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促进文化的健康发展而奔波。其主持的有关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吸收和融合西方文论等论题的会议，提出的新理性和文学理论现代性等观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将为文艺理论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作用。钱先生的一段文字曾深深地感动着我：“阅读与写作，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爱好与愉快，一种精神的遨游，这是我生命的最佳存在方式。”事实上，不仅仅如此，钱先生还把个人兴趣转化为推动文学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巨大热情和社会使命感，这正是钱先生能克服阻力，执着向前的动力！在学界浮躁之风日盛的今天，钱先生能沉下来潜心作学问，做实事，从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学术个性，而且还是禀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美德的人格魅力，这该是一种学术的良心吧！
谈到近年的文学创作状况时，钱先生有很深的感触。他认为，由朦胧诗引发的，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和“新现实主义”文学等流派为标志的现实主义文学是文学摆脱群体意识，向个体审美意识回归的现代审美意识的反映。近年来，现实主义流派得到了拓展、深化和丰富的发展，而且不断有力作问世，成为文学的主潮。此外，实验文学和大众文学也都是形成中的现代审美意识的表现。一方面，目前的文学作品满足了读者的各种需求，这是审美的解放、自由和民主的表现；另一方面，创作中出现的精神下滑现象和趋势也不容忽视。有些作品热衷于表现物欲、性欲、金钱欲、隐私和精神上的空虚，对英雄主义进行嘲讽，以投读者所好，这样使有意逢迎低级趣味，描绘感官刺激成了较普遍的现象，这又形成了另一种审美的群体意识，即追求粗俗、平庸、平面化、生活游戏、调侃和消解历史、拒绝深度和理性，热衷于官能享受和色情描写。由于丧失了对生活进行审美观照和提升的努力，也由于人文关怀和精神维度的缺席，意义、价值判断开始淡化，并不断被放逐、调侃、嘲讽和消解，甚至躲避和亵渎崇高。这样，写作丧失了审美活动的特质，成了不能导向任何意义的符号游戏和满足官能需要的自动写作。这些热衷于表现个人趣味的作品，能够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也许能为将来创作好的作品提供些材料，但它们常常是平庸的，或者有负价值的，并不能形成“大气候”。如果作家不关注人的生存境况，人的存在和命运，缺乏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人文关怀，那么他注定不能成为大家的。近年来，中国缺少很大气的作品，这与作家缺乏强烈的使命感和主体精神的警策力有很大关系。钱先生真诚地希望作家们增强主体意识，以文学参予文化现代性的建设，发挥文学应有的作用。
当我把话题转到文艺理论方面时，钱先生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和经验，谈了自己的感受。在研究方法上，钱先生倡导主导、多样和综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强调科学、逻辑、本体论、又注重历史观点，人的能动作用，这是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并构成了方法论的主导方面。”由于文学观念是个包含了多层次的整体，所以可以从各个角度出发，采用不同的方法予以研究，从而形成方法的多样性，再在此基础上形成有主导的综合观念。著名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便是其倡导的方法的具体运用。钱先生认为，要建立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也要求在思维上进行转换，新的思维“应该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进而他还提出了进行文论建设的具体思路：以“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为基础，充分吸收古文论和西方文论的资源，结合当代文学实践和文论研究的实际状况，以进行有益的探索。钱先生认为，文学理论现代性是文化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以独特的方式参予现代性的文化建设，这种现代性应该：“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的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这是他结合我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状况，总结了本世纪文论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的跨世纪文论发展的设想。在谈到目前国内文论研究现状时，钱先生认为，目前的研究正逐步摆脱80年代的浮躁和盲从，多元而活跃的局面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许多文学理论流派都从特定方面触及到了文学的本质，但以此来概括文学总体的本质时，便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要具体分析其适用范围，摆正其关系、位置后，站在一定的高度看待它们。我们应该在承认不同流派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展开有人文关怀的对话，多些宽容和理论建树，不要“捧杀”和“棒杀”，努力建立起学术规范，并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
文化建设是整个学术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当我问及钱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认为，目前的文化建设要处理好全球化的问题，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开发落后国家和地区时，加强了对它们的控制，它投下的资本会想办法成倍地收回；另一方面，科技和信息的发展也加强了各国的联系，为了实现资源共享，我们应顺应潮流，积极参予和合作，进而获得各种发展的机遇。同时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特殊性。一方面，要看到民族文化作为独立的民族传统对于维系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肯定、发扬和激活民族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另一方面，应该强调发展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对其它文化进行理性的选择、吸收和融合。反对一味地赶潮流，这样有可能沦为其它国家的附庸，永远落后下去，甚至可能被“化”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要靠继承和积累，民族精英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发展的凝聚力和动力，如果某个环节失灵，就会影响到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难以拯救。文化发展要靠精品，其文化属性要求通过文化实践和时间予以检验，而且其成果的转化也不是立竿见影，不能用唯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来对待它们。因此，要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人文科学和文化遗产，对它们要予以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同时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谨慎行事，不要随便进行行政干预，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重了，现在一定要通过相应的机制和政策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采访结束了，可我的心情却难以平静，历史曾给了他们太沉重的考验，但他们毕竟没有被击跨，而是认真努力展示了生命的张力。钱先生有他钟爱的学术事业，也有他要做的许多事情，他会执着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