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服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J523.5
一、辛亥革命前的服饰改革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人注意到了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服饰也有自己的特点。但当时的人们还是抱着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去看待西方服饰的。例如，当时思想最先进的林则徐就说：“夷服太觉不类。”（注：《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维新变法派康有为、 宋恕等人十分看重服饰改革。“王者改制，必易服色”，“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注：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盖欲化满汉文武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水火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注：宋恕：《上合肥傅相书》，《万国公报》第101册。）但是， 他们的服饰改革也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烟消云散。
20世纪初，中国服饰变化的新趋势，说明剪发易服已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女子服饰为例，女子崇尚西式服式。“庚子以后，风气弥开，男女皆尚高领窄袖，……凡西洋服饰若花边细钮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第57页。）中国大地上渐渐兴起一股崇洋风，从洋楼洋油洋车到洋布洋绉洋帽洋装，全成了时髦的东西，真是“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注：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上。）女学生装也出现了。据不完全统计，到1909年全国有各式女学堂308所，女学生14万多人， 其中还不包括为数不少的教会女校学生。当时的新式学堂，其章程多模仿日本或欧美，大都明确提出了不缠足和衣饰整洁的要求。
清政府为了经武振军，不得不用西法操练新军，在军戎服制上也不得不模仿日本欧美等国。练兵处的大臣们“参酌成规，体察时势”，（注：《练兵处奏定陆军服制折》，《东方杂志》第3期第110页。）厘订了衣章帽章。除朝觐公谒大礼服仍遵旧制，军礼服仍戴翎顶貂纬帽外，余分军礼服、军常服、操帽各项，区以三等分为九级。衣服都用开襟式结以钮扣，其长齐两胯之圆轴骨为度。“凡制造各衣裤，必须舒展合体，于操作运动，务求利便，裁做宜酌采西式缝纫，务求坚实。”（注：《练兵处奏定陆军服制折》，《东方杂志》第3期第110页。）
陆军军服的改制，首先给外交官服饰的改革带来了一点希望。光绪三十四年初，驻德公使孙宝琦电奏外务部，请代奏外交官改着洋服事。他的条陈说：“各国外交官均有一定服式，如大礼服半礼服当服，中国于勤时向以蟒袍为礼服，如遇吊唁蟒袍殊觉不合行装，又觉不恭，且以衣服异且令人讪笑，一举一动，辄招指目，尚何密事可探……现在陆军衣服既改，可否饬下外务部参酌各国外交官服制，按照官级一律改更，回华后仍不准穿用。”（注：《申报》光绪34年2月18 日四版“专电”。）这个条陈没有得到清廷的批准，外交官仍以蟒袍为礼服。
陆军服的改制，带动了巡警服的改制。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民政部大臣们“参酌陆军服章成案，并旁采东西警制，甄辨异同，量为损益，拟订巡警服章。”（注：民政部《奏参照陆军成案酌拟巡警服章折》。）
军警服制的改革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注意。1906年7月30日， 《大公报》以“剪发易服议”为题，发出征文广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早就应该剪发易服。“中国早就该断然剪发易服，剪发短服”，（注：于天泽：《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20 日“言论”。）“幸哉幸哉，我国军人竟易服也；惜哉惜哉，我国之易服竟只行于军人也；怪哉怪哉，我国军人竟将发辫盘于头顶之上也”。（注：效灵：《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10月11日“言论”。）“……吾国之所以未能与世界帝国相平等者，……实以剪发易服未断行。……当英破吴淞攻塘沽联兵烧我圆明园，此已宜除成见、振作奋发、剪发易服以图自强”。（注：于天泽：《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20日“言论”。）
其次，从关系个人卫生、经济、尚武精神，关系国家兴衰强弱等角度，论述了剪发易服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易服的方向。
断发短装已为全球所公认，大彼得仿之于前，明治行之于后……（注：王采五：《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30日“言论”。 ）
不剪易之害；一碍于卫生，一妨于实业……一阻于尚武。（注：于天泽：《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20日“言论”。）
发长面多污毁衣服特甚，且常劳梳治，弊一。最易藏垢，……不宜于公共之卫生，弊二。……发长且多，脑受其赘累，不宜个人卫生，弊三。学生之体操，军人之练武，工商之勤勉，游人之旅行，皆非长服长发所宜，不便于动作，弊四。长衣与短衣相移，则多需一倍之材料，致人人皆多耗一倍赘疣之费，弊五。（注：效灵：《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10月11日“言论”。）
与此相反，剪发易服则有许多好处。
改革后之益数端：一曰有裨于尚武精神也。……二曰有益于经济问题也。……三曰增国民之活动也。……四曰耸列国之观瞻也。（注：效灵：《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10月11日“言论”。）
所谓剪易之利：一振国民之精神。……一息列邦之窥伺……（注：于天泽：《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20日“言论”。）
今请言剪发易服之便，一便于振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也。……一便于环球各国之交涉也。……一便于全国人民之生计也。（注：张兆荫：《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9月1日“言论”。）
……故欲行大同主义，中国之发不可独存；欲行军国主义，中国之服不可不易。 （注：张濬源：《剪发易服议》， 《大公报》1906年9月4日“言论”。）
所有主张剪发易服的人，都强调“皆取以欧美衣服而著之中人之体”。（注：效灵：《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10月11日“言论”。）欧美服饰在当时人的眼里是文明的化身，是尽善尽美的，便于动作，利于卫生，适于气候。
男子服饰必须改革，女子服饰要不要改革呢？1906年8月18日， 《大公报》又发出征文广告，“中国女学生服制议”。展开这场讨论的目的是打破阻力，推动中国女子服饰的改革。
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把女学生服制改革与男女平权、兴女学、兴国家联系起来，深刻地论证了女学生服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坚决要求中国女学生服制应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
剪发易服之宜速痛切改良，既无有欧之活动力，足为顽固保守者之护身符矣。然二万万之男子，使之焕然日新得匹夫于世界帝国之国民，而二万万之女子，仍其腐败之故辙，不睹不闻，不更不变，拘之束之，奴之隶之，……古今中外，断无此公理。（注：于天泽：《中国女学生服制议》，《大公报》1906年9月23日“言论”。）
而我国女学虽云发达，而女学生尚武之精神，仍未活泼，然则女学生之服制，亦国家竞争于世界上之一大问题。（注：于天泽：《中国女学生服制议》，《大公报》1906年9月23日“言论”。）
夫国家之强，必以兴女学为要领，而女学之盛，则以改服制为嚆矢，若然则女学生服制之议，固今日谋国者之主要问题也。（注：刘仲元：《中国女学生服制议》，《大公报》1906年9月7日“言论”。）
通过这两次讨论，基本上解决了剪发易服的原因与方向问题，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注：壮者：《扫迷帚》第一回，《绣像小说》第43期。）
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极力阻挠服制改革，借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等级制度及封建礼教， 并把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1905年10月，政务处会议改定服制，本拟一律变易，然而两宫召见军机时，某大臣奏称改换服制，武职取其训操，文官则无所取益，请准勿用改换，以存体制，两宫颇为许可。
正当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日趋高涨的时候，清廷却于1907年7月11 日命设礼乐馆，制定学礼，军礼，宾礼，并厘正民间丧祭冠婚、器物舆服。目的是“俾人人共纳于轨物之中，庶期经正民兴，用副朝廷备预立宪之至意。”（注：《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690页。）
在服制改革的道路上，昏庸的清廷再也不敢往前挪动半步了，只是坚守祖训，谕曰：“国家制度，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注：转引自王维堤：《衣冠古国·中国服饰文化》第234页。）
总之，服制改革同政治改革一样，腐朽的清王朝不灭亡是得不到彻底解决的。
二、辛亥革命后的服饰改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终使清王朝土崩瓦解，绵亘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随之结束；同样地，清王朝服饰制度的灭亡，也使绵亘数千年的封建的服饰方面的典章制度随之灭亡。在这中间，资产阶级革命派起了巨大的作用。
1.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断发易服最坚定的倡导者和实行者。
资产阶级革命派断发易服的主张最坚决最彻底。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满清王朝的服饰是封建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重要标志之一，满清服饰制度是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以改革。
早在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事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逃亡日本。孙中山抵横滨后断发改装，以示与清廷决绝和革命到底的决心。他说：“满虏窃国，易于（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注：《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章太炎也说：“余年三十三矣，……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注：《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7 月初版。 ）1911年12月27日，孙中山会见各省代表会议代表时指出：“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01页。）
从林家有等人主编的历史图片集《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后在国内外的革命志士基本上都穿西服或学生装。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至第8卷各书前面的插页：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与同盟会会员合影，30多人都穿西服；在新加坡与同盟会华侨会员合影，14人均着西服或学生装。孙中山与底特律同盟会会员合影，14人均着西服。孙中山与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同志合影，18人均穿西服。1905年，孙中山在比利时与中国留学生合影，12人均着西服。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是彻底的断发易服者。在他们的影响下，武昌起义后湖北、四川、江西等地的革命志士、汉族人民便纷纷断发易服。“当时为了恢复汉族衣冠，许多人奇装异服了。有的绾结成道装，有的束发为绺，有的披头散发，有的剪长辫为短发。”（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 次印刷，第220页。）
2.政府和社会关于民国新服饰的几点共识。
第一，民国新服饰的服式应取大同主义、平等主义，学习西方的简便方式，要用西式。
如前所述，在海内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穿西服的最先进最坚决的代表。由于革命的胜利，他们便成了影响民国新服饰的最重要力量。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基本上都把西服当作文明服装加以肯定和赞扬，这在前文所述的1905年《大公报》组织的关于剪发易服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内特别是上海武汉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穿用西方服饰的潮流。“迩来剪辫西装者日益多。”（注：《申报》1911年10月23日“自由谈”。）“试一游都市，触于吾人之眼帘者，簇簇然几于无一不头戴洋帽……”（注：《申报》1912年4月15日“事件栏”。）“报载社会党员万钧等调查，武昌各处，因改西装衣履冠服，输出金钱已逾二千余万。又报载海关调查津埠进口之洋服洋帽二项，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两。一埠如是，上海各处可知。春季如是，去冬今夏可知。”（注：《田骏丰等建议咨请政府速定服制服色振兴呢业案》， 《申报》1912年6月4日。）上海冠华、惠罗等各大衣帽公司争着在《申报》上发广告，以西式服饰用品招引顾客。这些公司的老板们“盱衡世变，冠服一端，倾向大同……”（注：《申报》1912年3月24日“广告栏”。 ）大量进口西式衣帽服饰用品。兴丰服装公司也在《申报》上发广告说：“本号向办洋装衣着，早经驰名中外，民国军光复大汉以来，各省热心志士，无不纷纷改装……本主人有鉴于此，特向各国名厂定造应时各色纯色呢绒哔叽衣料及改装应需各种杂货……”（注：《申报》1911年10月5日，兴丰服装公司广告。）
1912年1月19日， 上海商务总长致沪军都督书云：“中央政府成立而冠服尚无定制，现担任行政职务者与外宾交接仅服旧时章，殊不庄重，拟请转陈大总统早日宣布，凡须于外宾晋接者之冠服期于中外一律，以表大同。”（注：《申报》1912年1月19日，第6版。）汉口国货维持会也表示：“窃谓礼服宜取大同。”（注：《申报》1912年5月19日，第6版。）“方今世界大势，既日趋于大同，则西式礼服自在不祧之列……”（注：《论服制》，《申报》1912年6月27日。 ）“迩时一般人民纷纷剪辫。凡剪辫者，必需更易西服……”（注：《申报》辛亥年10月15日“自由谈”。）
当然，也有剪辫不易服或剪辫易华服的主张，但这终究挡不住学习西方服式的潮流。所以，民国政府在颁布的服制中贯彻了服式取“大同主义”的思想，承认了服式上学习西方的合理合法。
民国建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于1912年1月5日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的西方化现代化的陆军服制——《军士服制》。它规定：“军衣军帽，无分阶级，一律黄色；惟肩章领章及袖口，则按照阶级，分为五色……”（注：《军士服制》。）服式上完全学习西方的军服。
民国元年6月22 日《申报》登出民国新服制草案：“国务院现已将民国服制议定，大别为三：（一）西式礼服，（二）公服，（三）常服。礼服纯仿美制；公服专以中国货料仿西式制用；“礼帽也是西式的。
第二，民国新服饰的用料应以保存国货为要义，用国产衣料。
辛亥起义后，革命人民掀起的断发易服热潮，使得西式服饰及其用料呢绒等向中国的进口猛增，这就引起了全社会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关注。
上海商务部长在致沪军都督书中除了首先肯定在外交场合取大同主义要穿西服外，又说，“……如遇庆贺典礼或不须晋接外宾者，仍用绸缎冠服，亦须规定制度，庶照郑重。至于平时服式，似可悉随其便。此系保全国货起见……”（注：《申报》1912年1月19日。）
1912年1月12日，《大公报》上登文《易服以保存国货为要义》， 它说：“易服不易料。……我国人民半恃丝绸以为生活存也，安可弃其料而不用哉？”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给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复函中说：“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此为一定办法，可无疑虑。但人民屈服于专制淫威之下，疾首痛心，故乘此时机，欲尽去其旧染之污习。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一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竟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极其流弊，诚有如来书所云者。”（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1981年版。）他认为西服做民国礼服“尚有未尽合者”，故希望中华国货维持会创作或博采西制加以改良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服式来，“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武汉人民对于服制改革用料最为关心，态度也最为激烈。
汉口绅商学界发起组织汉口国货维持会。“凡入会者，以不着外国衣履帽为第一义务。其余如日用玩好等品亦不得购用舶来品，须经会中审查视为必要者，方准购用。”（注：《申报》1912年5月19日，第6版。）成立之后，入会者颇多。该会电京师部院云：“北京大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诸公均鉴：参议院成立在即，提议服制自不容缓，窃谓礼服宜取大同而原料必用国货，常服无须更易，为国货留一地步，即民间少一漏卮，毋任仰望之至……”（注：《申报》1912年5月19日，第6版。）
汉口救国会为宣传爱国买国货的主张，竟有人断指血书，场面十分悲壮：“武汉共和党……开救国成立大会，到会者一千余人……嗣随县程君玉佩以极沈挚之态度登台演说外洋衣帽畅销全国之害，说毕，即抽刀断指大书请用国货四字，鲜血淋漓，张挂门外，一时鼓掌之声如雷。继又有一青年学生未及冠亦上台演说，语尤激烈，竟痛骂到会诸人之着外国服装者，说毕，亦抽刀断其一指，血书用外货不用国货亡国奴也十一字。”（注：《申报》1912年5月31日，第6版。）
在爱国主义情绪极端高涨的情况下，保存国货的思想必然会贯彻在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服制中。
1912年10月3日，“男女礼服服制”公布，它规定：“第一章， 男子礼服。第一条，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常礼服二种。第二条，大礼服式如第一图，料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第三条，常礼服二种。一、甲种式，……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棉丝品或麻织品，色用黑。二、乙种式，褂袍式如第三图。（引者注，此种服式为中国旧有，料自然是本国的丝织品。）……第十二条，关于大礼服及常礼服之用料，如本国有相当之毛织品时，得适用之。”（注：《东方杂志》第九卷第5号， 中国大事记，第30页。）
1913年3月15日公布的《地方行政官公服令》，1913年1月6 日公布的《推事检察官律师书记官服制》，1913年1月17 日公布的《承发吏庭丁服制》，1915年6月14 日政事堂礼制呈准的《监狱官服制》等等都规定衣料要用本国丝织品或毛织品。
第三，民国新服饰要打破等级制度，以简便实用为上，以职业分工为标志制订服制。
“民主”、“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追求的理想，这种理想也贯彻在民国服饰改革过程中。
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军戎服制改革已把简便实用放在首要位置上了。康有为、汤寿潜等人也都是请皇上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的。社会舆论强烈地揭露了中国传统的宽博之衣的劣根性，使晚清王朝感到“已不能以剃发不易服治其四境之内”。（注：无妄：《服色问题》，《大公报》1911年1月9日，“言论”。）
辛亥革命后，人们深知中国传统服饰那种明等级决尊卑的政治作用，他们在讨论民国新服制时理所当然地要表达自己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愿望。不打破在服饰上存在的象征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封建等级观念及制度，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块招牌就是形同虚设，中国人民至少在服饰上没有解放，中国仍然是没有生机。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时对南京参议院议员们说：“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始能与世界各国竞争。 ”（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页。）在他看来， 风俗（服饰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的改良进步也是中国侪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他在1912年4月11日提出当时的八大政纲， 其中第四条便是“绘制服图”。
1911年至1922年间，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和袁世凯及其以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服制。这些服制除了少数几个还留有一点封建等级主义的遗毒之外，大多数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而以职业分工作为制定的标准。
结论
传统的服饰文化是封建文化的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组成部分。清朝的服饰文化在几千年封建服饰文化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清朝的冠服制度，对于上至皇帝、下到官员及庶人的冠服形制、用料、颜色、纹饰、穿着使用等，都有等级森严的规定。清朝服饰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分等级，定尊卑”的工具。“传统服饰的核心是以朝廷冕服为主体的等级标志和文化象征”。（注：张法：《中国服饰：从传统向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 期第65页。）到了近代，封建服饰文化同封建专制政治一样，已经到了非革命不可的程度了。
武昌起义后，帝制倾覆，共和告成，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剪发易服之说已深入人心。人民可以自由着装自由讨论服制问题。服饰的变化是民初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显著方面。许多象征着封建特权以及民族压迫的衣冠饰物，多被弃如敝屣，以往服饰上的那种古板、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景象所取代。以式样论，“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注：《大公报》1912年9月8日（二）“闲评”。）以色彩论，“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注：《梦游民国》，《大公报》1912年9月14日“自由谈”。 ）人们在选择衣式发型时，不再视身份贵贱，而以简便实用或美观新奇为尚。这是中华服饰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开始。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服饰文化，改革封建落后的清朝服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和侵略压迫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斗争，是保种强国。服饰改革，最强调有利于“尚武”和保存国货，是在一种面临亡国灭种的背景和极端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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