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分析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乡村城市化与非农化、工业化的关系，乡村城市化的性质，以及乡村城市化的地域差异等方面的特征。
关键词：乡村城市化 珠江三角洲
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既指乡村人口城市化过程，又指乡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还指城市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向乡村地区的逐步渗透过程，包括人口、社会、经济、科技、生产、生活、环境乃至管理机构和思想观念等各种因素演变在内。乡村城市化实质上是乡村在城乡二元结构下逐步走向区域一体化的过程，它意味着乡村地区不断具备被认为只有城市才具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城乡之间的差异大为缩小，乡村人口的生活条件与城市日益接近。本文所说的乡村是除去城市市区部分的其它地区，包括县（县级市）、城镇及农村地区。珠江三角洲的乡村是指广州、江门、佛山、肇庆和惠州等五个城市的市区，以及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以外的广大地域（中山和东莞两市因无市区统计资料，故全划入乡村范围）。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伴随而来的乡村城市化进程也十分迅速，并成为整个城市化进程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分析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特征及形成机制对于总结我国城市化进程，研究新型城乡关系，建立我国城市化理论，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 珠江三角洲乡村发展与乡村城市化
珠江三角洲整体经济实力在1980—1994年期间突飞猛进，GDP以年均17.8%的速度增长，到1994年，达2983.6亿元，是1980年的25倍。对比珠江三角洲整体和乡村，乡村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各项指标明显低于珠江三角洲整体水平，但由于其快于珠江三角洲整体的增长速度，致使发展水平逐渐接近于整体水平。例如，1980—1994年，从非农业人口看，珠江三角洲整体年均增长4.1%，而乡村年均增长6.0%，高出前者1.9个百分点；从GDP和非农产值年均增长率看，乡村比整体分别高8.9和2.9个百分点。到1994年珠江三角洲乡村按市镇人口统计的城市化水平达40.8%，非农产值占GDP的比重达83.6%，工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达22.14%，这三个指标的珠江三角洲整体水平分别为65.6%、91.2%和25.76%。
珠江三角洲城镇经济实力较强，据统计，1994年整个珠江三角洲财政收入超千万元的镇136个，其中超5000万元的有25个，并且各城镇都有较完善、档次较高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其中许多镇、管理区的个别公共设施水平已与大中城市媲美。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乡村非农产业尤其是工业以快于城市的速度发展，不仅加快了珠江三角洲整体的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使乡村地区开始向城市地域和形态演进，乡村城市化开始显现，并在珠江三角洲迅速蔓延，成为整个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珠江三角洲乡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
2.1 乡村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快
从劳动力职业转变的角度考察，非农化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不断转化的过程。因而非农化同乡村城市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乡村城市化、现代城镇化的根本动力。衡量非农化的一个指标是乡村非农业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重。由于我国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着亦工亦农劳动力，而这部分劳动力在统计上属于农业劳动力，其数量难以统计，因此，实际非农业劳动力要比我们统计出的非农业劳动力多。很明显，用统计上的乡村非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乡村非农化水平和进程，实际非农化水平要比统计上的非农化水平高。由于现有统计年鉴均无乡村非农业劳动力的统计，笔者只能根据有关年鉴的数据，计算出珠江三角洲1985年和1991年的乡村农业劳动力数。
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非农劳动力从1985年的2672500人增加到1991年的3774855人，增加了1.4倍，平均每年递增5.9%，而同期劳动力总数增加了1.2倍，年均递增2.9%，比非农劳动力增长低3个百分点。其结果，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非农化水平从1985年的40%增至1991年的48%，6年间提高了8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21个县（市）非农化水平普遍提高，其中顺德、东莞、中山、新会、三水、四会6市超过50%，顺德和东莞超过60%。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的非农化水平尽管提高快，但多数县（市）仍低于50%，最低的从化县仅有28.77%。造成较低水平的一个原因是统计不完全所致，如前所述，这里的非农业劳动力并不包括亦工亦农劳动力，所以实际非农化水平应高于这个百分比。珠江三角洲乡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化过程中还有个显著特征：转移中注入了外来成份，即大量区外的农民工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1979—1990年，珠江三角洲已吸收了300万区外劳动力，致使大部分县市外来劳动力的数量大，比重高，甚至大大超过了本地劳动力的数量，在许多企业外来劳动力已成为职工队伍的主体。若将外来劳动力考虑在内，珠江三角洲的非农化水平还要高。
2.2 乡村劳动力非农化具空间分散性
从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历看，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在空间上往往表现为集中，即向城镇转移。而在珠江三角洲，虽然乡村地区非农劳动力增长十分迅速，但却表现出空间分散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在乡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以结构性转移而非地域性转移为主。
珠江三角洲因具有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动了外资驱动型工业化过程，乡村地区也不例外，以农业为主导的乡村产业结构迅速向以工业为主导转化。与我国其他许多地区相比，珠江三角洲乡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内部的转移过程比较微弱。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乡村的整体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农业劳动力就在本地直接转为从事非农产业，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转移特点。另一方面，海外投资者在亲缘关系、投资环境、投资效益等因素作用下，选择的投资地点具有很大的分散性，决定了珠江三角洲乡村工业化的分散性，进而导致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散性，呈现出“离土不离乡”的特点。但是这种分散性只具有相对意义。从大范围来讲，由于乡镇企业区位的分散性，乡村劳动力非农化也因此呈现出空间分散的特征，但若从小范围看，则表现为向小城镇、集镇，某些特定地点集中。因此严格地说，珠江三角洲乡村劳动力非农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应是分散与集中的结合。
3 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与非农化、工业化的关系
3.1 乡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从一般规律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过程中，其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发展和非农人口的增加应是大体一致的。但在我国城市化却相对滞后。从珠江三角洲的情况看，1980—1994年，乡村地区城市化水平（统计非农人口计）仅由14.63%提高到27.33%，在低水平上提高了近13个百分点；而工业化水平（第二产业GDP计）却从33.6%提高到50%，在较高水平上提高近17个百分点。1994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相差近25个百分点，乡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尽管如此，乡村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速度却大大快于工业化水平，1980—1994年，前者的年均增长率为6%，后者为2.9%，表明两个水平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如前所述，这一分析是建立在统计非农业人口基础上的，若按实际非农业人口计，城市化水平会高得多。很明显，乡村城市化水平直接与非农人口数量有关，并由其决定，所以乡村城市化速度的提高是乡村人口非农化速度加快的结果。另一方面，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直接产生对劳动力的强大吸引力，推动了乡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变，导致非农人口的增加，进而推动了乡村城市化的进程。
3.2 统计非农业人口与实际非农业人口
统计年鉴上的非农业人口是指户籍意义上的非农业人口，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以反映城市化水平。但实际上，珠江三角洲已有很大一部分户籍意义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活动或居住。这部分人口从理论上讲已经是非农业人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际非农人口数量已大大超过统计上的非农人口。用统计上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不能如实地反映城市化水平。而要如实地反映珠江三角洲的乡村城市化水平，就必须知道实际非农业人口数量，为此，我们用下列公式计算出实际非农业人口数。
Pn＝Ln×k
式中 Pn为实际非农人口，Ln为统计上的非农业劳动力，k为每一劳动力所负担的人口数。
从表1中可以看出，统计非农人口与实际非农人口的差距较大。1985年，实际非农人口数较统计非农人口数多2倍，致使实际城市化水平较统计上的城市化水平高20个百分点，达40%。到了1991年，实际和统计上的城市化水平之差进一步扩大，达25个百分点，该年实际城市化水平已达48%，为了更确切地反映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进程，我们用实际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乡村城市化水平。
3.3 乡村城市化与非农化、工业化的关系
这里引入IU比和NU比来分析乡村城市化与非农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IU比可以反映工业化同城市化的关系。I代表乡村工业化水平，用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I[，1]）和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I[，2]）来表示；U表示乡村城市化水平，用实际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IU比等于1，表示乡村工业劳动力在乡村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或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非农业人口在乡村总人口中比重相同，即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IU比小于1，表明大量工业化发生在乡村范围以外；IU比大于1，表明存在乡村工业化现象。
表1 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统计非农人口与实际非农人口比较
指标 1985年1991年
总人口 12621327 13726818
统计非农人口数量
25067713177636
占总人口（%） 20 23
统计上非农劳动力（Ln） 26725003774855
劳动力总数 66812477934325
每一劳动力负担的人口数（K）1.89 1.73
实际非农业人口数量（Pn） 50510006530499
占总人口（%）
40 48
实际与统计城市化水平之差（百分点） 20 25
注：1985年非农劳动力数是以该年广东省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40%来计算，可能与实际数有一定误差。
资料来源：据《珠江三角洲经济统计资料（1980—1991）》、《中国分县市农村经济统计概要》1991年计算。
NU比可以反映乡村非农化水平与乡村城市化水平的关系。N表示乡村非农化水平，即乡村非农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重，U表示乡村城市化水平，NU比大于1，表明乡村非农化存在，NU比小于1，表明城镇中存在着一定的农业人口。表2列出了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IU比和NU比的变化。
表2 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的IU比和NU比（1985—1991年）
资料来源：同表1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大都经历了IU比由小于1到大于1再到小于1的变化，分别对应着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低阶段，到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再到经济服务化、城市化水平高的阶段。这种趋势是工业升级换代、产业结构变化、小工业向大工业发展再向服务业发展的结果。
从表2可看出，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用工业劳动力反映的工业化水平不但很低，而且提高缓慢，1985—1991年，仅从3%提高到4%，造成这种低水平的原因主要是统计误差。由于工业劳动力仅包括了在城镇从事工业活动的国有集体和个体企业职工，而不包括在乡镇企业从事工业活动的劳动力，因此统计很不全面，用这部分工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不能代表乡村工业化水平，I[，1]U比也不能反映工业化同乡村城市化的关系。所以这里主要用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工业化水平，用I[，2]U比来分析工业化同城市化的关系。由于资料限制，这里只能用第二产业产值来代替工业总产值，因此计算得出的工业化水平（I[，2]）比实际水平略为偏高。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在1985年—1991年，无论是按统计非农业人口还是实际非农业人口计算，I[，2]U都大于1，表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乡村工业化的现象，且具有普遍性。同期，构成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的21个县（市）的I[，2]U比均大于1。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按实际非农业人口计算的I[，2]U比表现出降低的趋势，从1985年的2.4降至1991年的1.2，这表明，尽管I[，1]U比均大于1，即80年代中期以来，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处于工业化阶段，但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正在调整，经济服务化开始显现，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IU比变化所反映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但需要指出的是，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工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工业或手工业，大多规模小、档次低，加之分散分布，所以工业化只是在较低的层次上高速发展，由此带来的城市化也具有层次不高的特征。很明显，珠江三角洲要提高乡村城市化水平，就必须提高工业化的档次，应在工业升级换代方面下功夫。
从NU比的变化情况看，1985年NU比为1.9，表明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存在较明显的非农化，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从事非农产业，到1991年，NU比下降为1，表明非农化进程放慢，其原因主要是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发展，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的劳动力大多已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事非农活动，并出现劳动力短缺状况，因而招募了大量外来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因此，就本地劳动力而言，非农化进程明显放慢，并出现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相当的状况。
4 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性质和地域差异
4.1 乡村城市化的性质
珠江三角洲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工业化决定了其工业发展的投资主体主要来自地方，而不是来自中央和省政府。与以城市为基础的自上而下为主的城市化相比，珠江三角洲表现为以区域（乡村）为基础的乡镇企业促动的自下而上为主的乡村城市化。具体讲，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是以工业为主导的二、三产业，这些企业开办之初，均未得到国家建设投资，它们的资金来自外商投资或来自乡村集体积累，或靠农民个人集资或投资和依靠少量贷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决定了乡镇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包括了乡镇一级集体、村集体和个体企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合资企业。乡镇企业成为乡村非农就业的主体。投资主体的基层化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由此带来的乡村城市化进程也具有基层化即自下而上的特征。
4.2 乡村城市化的地域差异
为了分析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水平的地域差异，笔者建立了衡量乡村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把其相关指标划为五大类十四个指标（为便于比较分析，这里考虑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1）经济规模与工业职能指标，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万元／人）、人均工业总产值（元）、工业总产值密度（万元／km[2]）、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2）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包括百元固定资产原值提供税利（元）、百元资金提供利税（元）（3）生活水平指标，包括全部职工人均工资水平（元）、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元）、人均储蓄、人均公路通车里程（km／万人）；（4）社会基础设施指标，包括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张）、每万人拥有电话机数（部）、人均邮电业务总量（元）；（5）人口分布指标，包括人口密度（人／km[2]）。
通过建立综合指数对1994年上述指标进行处理：（1）建立数据矩阵，观察地域单元以及所涉及的珠江三角洲28个县市等单元与14个变量矩阵；（2）计算每一变量的Z分数，对数据进行标准化（Z＝（xi－x）／s）；（3）累积各考察单元的Z分数，综合得分为
。
根据得分高低，可以把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程度分下列四类：
城市化地区（总得分5分以上）：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江门六个城市，其中深圳、珠海、惠州、佛山的得分在10以上，深圳的得分更是高达26.8，成为高度城市化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工业职能占突出地位，社会基础设施也较完善，发展程度高。
准城市化地区：总得分低于城市化地区，但高于或接近三角洲地区得分的平均值－0.025。包括惠阳、东莞、中山、南海、顺德、肇庆等六个城市。该类地区的特征是：经济实力已达相当水平，工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居民生活方式已接近或达到大中城市水平，社会基础设施也向城市型地区过渡。内部某些单项指标却明显滞后，如商业、社会基础设施等。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大都是80年代以来随工业化迅猛发展而迅速崛起的城市，而其他某些职能则受时间、资金等因素限制，发展相对缓慢所致。
中间型地区（过渡型）：总得分在各类城市化地区之下，但高于－10分，它包括花都、从化、增城、恩平、鹤山、高明、三水、高要等15个市（县）。该类地区经济规模、非农职能、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基础设施指标等方面均低于城市化地区和准城市化地区，乡镇企业规模和发展水平不及城市化和准城市化地区，但相对于广东其它地区及全国范围来讲，其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已明显偏高，这类地区代表了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主流，从中也可反映出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在我国的地位。
农村型地区：总得分低于－10分，珠江三角洲只有四会属于该类地区，但其得分已接近－10分，正向中间型地区迈进。四会处于珠江三角洲边缘地带，紧靠广东省西北部落后区，又属丘陵地区，在80年代一直被划在珠江三角洲开放区之外，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不及三角洲核心区域，各项指标均低于珠江三角洲其它地区，但由于紧靠三角洲开放区，1995年又被划入三角洲经济区，所以其经济发展又受核心区域的辐射，近年来其经济发展也十分迅速。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从总体上看，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城市化水平离城市地区还有一定差距，乡村地区内部的城市化水平也有一定差距，但这些差距正在缩小。绝大部分乡村地区都摆脱了落后的农村型地域，正向着以非农职能占主导，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社会基础设施较完善，人口相对集中小城镇的新型城市地域转化，其中一些发达地区的乡村已演化为准城市化地区。
5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迅速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独特的城市化特征。这种独特性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由于乡村工业发展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尤其表现为投资主体基层化。毫无疑问，乡村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从我们对特征分析中可以看到，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分散城市化问题，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问题，城市化的地区差异问题，一方面，这些问题带来环境等问题，伴随不平衡发展等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因此，只有找到原因并加以分析和解决，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乡村城市化也才有可能健康发展。本文对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特征分析的目的即是希望同行们通过特征找问题，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收稿日期：1997-02-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经济人口集聚与扩散的机制和调控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