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概念与马克思人类学思想--从马库什与克莱德的争论谈起_人类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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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然而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始终莫衷一是。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发表之前,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围绕着对人的本质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两个马克思”的争论;阿尔都塞又通过“认识论断裂”将“人的本质”贬低为青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阶段。但是,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发表以后,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评价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人类学理论再次激起了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讨论,以及人类学在马克思思想中居于何种地位的讨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深刻地影响了英、美、法等国的人类学研究,人的本质再次成为讨论的核心概念。值得一提的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乔治·马尔库什(Gyrgy Márkus)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针对“人的本质”问题的争论成为这一研究之中有代表性的理论事件。回顾他们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对于进一步理清马克思与人类学的关系以及思考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马尔库什与克拉德争论的背景与焦点

1965年,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马尔库什发表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部著作中,马尔库什分析了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尤其是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的本质”(human essence)这一术语的特殊内涵。他指出,马克思早期对这一哲学概念所阐述的思想贯穿了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研究。他反对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学的概念阐述割裂开来。在他看来,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忽视甚至完全否定了人的存在。同样,他也不能认同一些观念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解读为起源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精神和道德目标。他指出,马克思所表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对主客矛盾的一种历史的、实践的解决;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不仅是历史上必然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也将是道德和精神进入全新阶段的开始。因此,在该书中,他通过对“人的本质”这一概念的论述和分析,最终论证了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和一致性。他说:“虽然我们的分析首先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为基础,但是为了说明我们采用的阐释方法的合理性,我们必须在此就阐明我们的观点:这一人的本质的概念以及更广义的人与历史的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形成的哲学概念,但也呈现和延续在马克思晚期的‘成熟’作品中。晚期作品确实反对《手稿》对某些问题的具体论述,对最初的论述做出了具体的调整和更正,然而,如果不详细考察那些仅在青年马克思作品中细致讨论和形成的哲学观念,我们不可能全面和正确地理解晚期作品。”①

1972年,克拉德编纂的《卡尔·马克思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首次公开出版,克拉德将收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马克思原始手稿真迹进行了仔细的甄别、辨认,并按手稿原样予以全文发表,并为该版撰写了长篇导言和大量的注释。这些笔记包括: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和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该书出版后,很快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几年内连出三版,还接连出版了日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译本。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克拉德对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相似的学术背景和相近的研究兴趣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马克思“人的本质”问题展开争论提供了对话的平台。②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英文版出版之前,马尔库什将该著作的英文刊印稿寄送给克拉德,请他做出评价。克拉德读后即提出一个批评意见,即劳动、社会性和意识不能并列构成“人的本质”的要索。克拉德援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③,以及“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④。在克拉德看来,劳动、社会性对于意识而言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三者不能并列,并且,克拉德在整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过程中发现观念、道德、宗教等意识形式仍处于从属地位,是派生性要素,因而马尔库什对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不能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得到印证,这就在理论上给马尔库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通过对“人的本质”三要素的论述,马尔库什针对克拉德的质疑进行了解答。

二、马尔库什对“人的本质”的哲学人类学诠释

首先有必要简要地论述马尔库什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理解。

一方面,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时离不开人所具备的一些重要的特性。因此,他把人表述为“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社会性的自然存在物”、“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作为每个人类个体本质性的活动特性,“劳动”、“社会性”和“意识”成为把握和理解“人的本质”至关重要的因素。

对于劳动,马尔库什认为,它不仅是作为人类生活的必要前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而且同时意味着人形成、发展和占有自身能力的自由的自我活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通过全面的、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不仅生产自身而且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人类生活活动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因此,马尔库什指出,这种特别的人类生活活动就是广义的哲学意义上的劳动。

对于社会性,个人总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是群体和类的存在物,人总是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总是嵌入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的社会性就体现在人类活动之中。一个人必须与他人保持接触和交往,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同时,人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由前辈或同时代的其他人创造并对象化的能力、需要、行为方式、观念等等,因此人也是社会交往和历史的产物。

对于意识,它是每个人类个体、人类物种的每一个正常成员都拥有的属性。马尔库什指出,马克思在本体论意义上强调意识的实在性,把意识视为人类生活活动的一个本质方面: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意识逐渐分化为社会活动相对独立的形式,并通过语言、文字等文化表达的高级形式外在化。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三种要素不再是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内含。异化条件下的个人劳动,即雇佣劳动,是被迫的、外部强加的活动,因此不是人的本质的显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原子化和非人性化的存在,对社会整体的依赖并不意味着社会性的存在,他与别人的关系并不是社会基础上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作为交往异化的存在。这两个规定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直接依据。同样,自从劳动分工出现以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出现了分裂和对立,其结果是个人的经验性的日常意识从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类发展中日渐剥离出去,成为在被社会所决定的、渗透到事物的现存秩序中的、对现实的扭曲反映。

基于以上理解,马尔库什强调了理解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另一个方面: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类真实的历史存在的那些特性。具体说来,马尔库什并非将人的本质作为形而上学预设,在他看来,马克思不是将“劳动”、“社会性”和“意识”等当成一劳永逸地给定的人的本质要素,马克思也不同于传统哲学家或是在人所具备的所有特性的集合中寻找人的本质,或是强调人的某一特征的重要性,从而将其定义为人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从一种历史的、生成的视角理解人的本质。进而,人的本质上升为一种哲学解释原则。马尔库什认为,作为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物的人不过是一个前提。马克思并不关心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物种得以形成的人类起源过程。其兴趣点在于人的社会历史发展,而非人的自然发展。马尔库什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著名的论断来说明这一点:“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⑤因此,动物自身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于对象的主体而存在,动物没有意识。劳动必然以需要与对象的分离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为前提,也可以说,劳动预设并发展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人具有劳动规定性,所以人具有意识的特征。马尔库什认为,对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概念而言,关键的问题不是抽象地讨论人的劳动、社会性和意识等基本的规定性,而在于把这些特性置于人不断生成、不断发展的历史之中,永远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中的“人的本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统一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并归结为一个统一体,这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开放的统一体。在某种意义上,马尔库什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的钥匙。马克思用“人的本质”这个概念首先表示人类的真实的历史存在的那些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我们可以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具有发展趋势的连续统一过程。

三、马尔库什对克拉德质疑的回应

如前所述,克拉德质疑马尔库什的焦点问题就是“意识能否作为人的本质的要素与劳动、社会性并列?”马尔库什从几个方面对此作出了回应。

马尔库什首先指出,他并不否认马克思把人类劳动视为人类起源和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他把这一观点作为论述的理论基础。马尔库什引用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指出,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人类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生产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不仅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中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也通过物质—实践的转化奠定了历史得以延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劳动造就了人对自然的真正的历史关系,同时决定了人与人的基本关系”,“劳动构成了整个人类生活的基础”,“正是作为对象化的人的本质的劳动为历史创造了可能性”。⑥通过这些论述,马尔库什明确指出,从物质生产相对于精神生产的意义上来说,他承认物质生产和劳动是具有优先性的。

然而,马尔库什同时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不是立足于一般性的对“物质”与“意识”关系的本体论考察,而是立足于一个历史实践的前提,那就是人类要通过改变物质生活条件进而改变物质生产活动的特性,最终实现对现存社会的变革。因此,他从时间顺序、逻辑顺序以及本体论的实在方面对克拉德的质疑进行了反驳。

从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上,马尔库什反对把劳动界定为“第一性”,把意识界定为“第二性”。这一观点是马尔库什始终坚持的,在他日后的许多著述中都对这一问题展开过详细的论证。他指出,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提到过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同步性:“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也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⑦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说明作为精神领域的艺术的发展和变化并不一定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同步发展,它们之间在时间上并不并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还认同上层建筑领域先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甚至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他尤其强调经济基础的发展和上层建筑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这不仅意味着两者之间某些重要的‘时滞’(time-lag),同时还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在它们的内容上可能先期发生(anticipate),并因此促进‘基础’的发展。”⑧不仅如此,马尔库什指出,马克思对于精神领域中的法律研究也体现了类似的思想。马克思通过对罗马私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说明了,意识形态不但可以“先期发生”,而且某些意识元素甚至在限定它们的经济基础完全消失之后仍可能保留它们的社会重要性和有效性。既然经济基础的变化不能完全与上层建筑的发展同步进行,那么人类的劳动和社会性存在也很难保证在时间和逻辑上对意识具有优先性。由此,马尔库什反驳了克拉德关于“劳动和社会性对于意识具有第一性”的质疑。

从本体论方面,马尔库什也反对将意识贬抑为“第二性”的。为此,马尔库什引用了克拉德的老师柯尔施对马克思的诠释而进行了反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不是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前科学的、超科学的和科学的意识,不再超越于和对立与自然的和(首先是)社会历史的世界而存在。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⑨马尔库什认为,人通过生产活动所形成的类,如果脱离了同时出现的最早的社会生活形式、组织和意识,是不可想象的。随着人类意识的发展,语言、文字成为意识的高级外化表现形式,在人类的生产性活动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实现方式。因此,任何形式的物质生产活动,如果脱离了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行动的主体以及语言、文字等意识本身,也是不可能的。马尔库什将语言作为意识的原初构成要素,在语言的基础上,劳动、社会性和意识才具有同等的本体论意义。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马尔库什引证了马克思的重要论述。马克克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劳动的著名定义中特别强调了劳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性特性,以此作为区分人类物质活动与任何动物活动的特征。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另一处甚至更明确地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价值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互相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相同的、一般的劳动,在这个形式上就是社会的劳动。如同所有的人的思维一样,这是一种抽象,而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具有这种对可感觉的细节个别性和偶然性具有进行这种抽象的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⑩

由此,马尔库什对克拉德的批评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论证了劳动、社会性和意识是社会生活的所有历史形式中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元素和特性,在这种意义上三者是“人的本质”的相互平等的要素。

四、对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几点思考

围绕着对“人的本质”概述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一目了然:马尔库什与克拉德之间的争论焦点是“劳动”、“社会性”与“意识”能否成为“人的本质”概念中三个并列的要素。然而,如果将目光转向人类学视阈,这一争论背后的理论分歧和理论共识却更加耐人寻味。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尔库什与克拉德的争论并没有终结,它必将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追问:人类学研究到底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如何理解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内涵?对此,“人的本质”概念之争对于理解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内涵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方面,人类学视阈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从人类学视角来看,马克思思想是否前后连续一贯?对于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卢卡奇、柯尔施为代表的一贯论,另一种是以奥古斯特·科尔纽为代表的间断论。在这一的问题上,马尔库什与克拉德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而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马尔库什引证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晚年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论述了自己的根本观点:“在哲学—‘人类学’思想方面,青年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是一个统一体。”(11)克拉德则列举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相关人类学问题的一贯关注。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异化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通过劳动和社会关系生产人自身的问题在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中都有涉及。克拉德指出:“他在1841—1846年间所探讨的问题,同他在1857—1867年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各卷时所探讨的问题实质上是一致的。在1879—1882年他对人类学进行更系统研究的时期,他注意的焦点仍然是这些问题。”因此,克拉德认为:“马克思的民族学手稿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的论点的补充,同时又是对他在1843—1845年期间所持立场的发展。”(13)

不可否认,人类学视阈贯穿着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早在学生时期,马克思便受到了人类学思想的熏陶。在当时德国大学的法律系中,人类学被作为逻辑判断和法规的入门课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用人类学的方法批判了唯心主义对人的理解,恢复了人的现实性,并对人类社会的分工、生产、人的意识、语言、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后来的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在对商品、工资、资本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主产方式的研究中,对人的本质和劳动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人类学分析。因此,按照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是之前人类学研究和理论积累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一种范式转变。克拉德称之为从哲学人类学转向经验人类学。克拉德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是以哲学人类学家的身份发表著作,但是他非常关心对人的经验研究,在随后的40年间,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经验科学的发展。随着人类学越来越成为一门具体的经验科学,马克思也从一种抽象的哲学立场过渡到经验和实证的立场上,即将人及其本质不断具体化。凯利也认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路径受到第一代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的影响,恢复为一种实证的、科学的和真正带有普遍性的研究。著名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克更是指出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多领域、跨学科的特征:“事实上,他们两人所依据和重新解释的人类学仅是其广泛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研究早已超出学科之间严格的分界线,他们的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不存在障碍,他们的历史学、人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障碍。”(13)

对于马克思早期的哲学人类学与晚年人类学笔记所采用的研究范式上的差异,马尔库什并没有进行专门论述。这与他写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时,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还未公开具有直接关系。通观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发现,马克思早期对人的本质等问题的研究的确是一般性的、抽象的、哲学意义上的研究,这种研究没有将人放在具体的历史形态中,没有放在家庭、婚姻、政治制度和交往关系中做具体考察,这显然与当时资料的缺乏不无关系。而在晚年的人类学中,马克思在大量资料基础上研究得愈发具体,他通过实证性的资料分析,对国家、财产、婚姻、家庭、劳动、商业、信贷等范畴有了新的理解,对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演进机制进行了更具批判性的分析。然而,承认这种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并不能否认马克思晚年思想中同样具有的“哲学人类学”性质。随着经验人类学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也不能停留在其体的经验和实证层面,它仍需上升到哲学层面。因为,不可否认,转向经验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是马克思不断完善唯物史观的选择,为了适应现实形势的新变化,探寻无产阶级革命的多种道路,马克思要掌握更丰富的人类学资料以满足理论发展的需要。而且,即便是倚重大量文化人类学的经验事实,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始终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进行整体思考,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作总体性的哲学分析。由此,用一种整体的、辩证的、跨学科、多视阈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他人类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深层实质。

注释:

①[匈]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李斌玉、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②马尔库什与克拉德二人均有分析哲学和逻辑学的学术背景。马尔库什的博士论文是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分别跟随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塞勒斯(W.Sellars)和逻辑学家奎因(W.V.Quine)从事哲学研究。克拉德曾师从塔尔斯基学习数理逻辑和语言哲学,跟随卡尔纳普学习逻辑,后又跟随博厄斯研究人类学。此外二人分别师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和柯尔施学习马克思主义。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3页。

⑥[匈]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第11—1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1页。

⑧Gyorgy Markus "The End of a Metaphor:The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C.C.Gould-R.S.Cohen eds:Artifacts,Representations and Social Practice,Dordrecht,Kluwer,1994,p.420.

⑨[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63页。

(11)[匈]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第3页。

(12)[美]克拉德:《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第194、195—196页。

(13)[英]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冯利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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