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期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以中国共产党14届4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中期”，
也许可以说，这一时期改革的成败得失对我中华民族之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改革中期”有什么特点？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何在？
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各种社会思潮将怎样影响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请看专家评说：
中国社会进入“改革中期”
1978——1991年，是中国改革第一阶段，历史学家萧功秦称之为“改革前期”。以1994年中共14届4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改革进入中期阶段。其主要特点是：
——改革前期是中国改革的启动期，中国政治矛盾的焦点在于政策创新所引起的意识形态争论，理论、方法、中央政策和社会价值概念，在改革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中期是改革的利益分化与结构转型期，以利益分化与整合的不平衡而引发的社会性矛盾冲突突出起来，与原来的意识形态冲突结合，利益关系成为左右中国改革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没有利益分化的、内外封闭的社会，改革目标是建立平等竞争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改革的导向必然是市场经济导向，而改革初期首先要解决计划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渐进改革下，这是通过行政分权和发展体制外经济而实现的。进入改革中期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多元化利益主体，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改革的主要目标转向规范市场、建立公平竞争的民主与法制制度，以正确解决社会控制问题。
——改革的基本动力，从“上层推动”变为各个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具有了不可逆转的、“自发发展”的性质。就是说，无论中央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否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都会进行下去。所区别的只是：如果中央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支持和规范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顺利发展，反之，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扭曲变形，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使经济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改革成本提高甚至出现多次反复，中国人将为市场经济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经济改革超前而社会与政治改革滞后的条件下，在改革中期会出现“社会分化与整合的不平衡”，即拥有稀缺资源的社会阶层，在改革引起的社会分化中占有绝对优势，并希望独占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向社会转嫁，出现软政权化、贫富两极分化、分利集团化。
——改革中期我国经济存在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持续20—30年保持在8—10%的水平上。同时， 我国又处于人均国民收入600—1700美元的“痛苦的阵痛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 消费结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将出现迅速的变化，高速增长的经济面临日益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如果控制失效，经济与社会危机难以避免，甚至使得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逆转，破坏经济发展的正常环境。这是改革中期的主要危险。
多元化利益主体——改革中期的社会基础
改革初期以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形成而告结束。目前中国社会已经由单一政府利益主体，演变为五种利益主体：
第一，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制订长远规划、基础建设、环境保护、宏观测控、保护债权、产权和安全立法以规范市场。在中国，中央政府还有制订产业政策，指导产业结构转换的功能。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下放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权力，中央财政比重降低，总体经济能力降低，在许多方面，使得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受到了影响。
第二，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分为省、地、县三级，在改革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直接介入经济，成为改革以来很大的受益者。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一方面繁荣了地方经济，一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重复建设，投资膨胀，地方封锁，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中央产业政策的贯彻。各地方以投资膨胀为手段争抢资源，力争本地区的高速度，高收入，而把通货膨胀转移给其他地区。1994年实行了新的分税制度，旨在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三，经济主管部门。
中央政府的各个经济主管部门，原来只是计划经济下的一个执行部门，在实行全行业承包以后，许多部门如铁道部、石油部、物资部等，都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举办了大量的公司。新增的利润留成部分，其所有权不属于中央政府，而属于中央政府的“某个部门”，中央计划管理的国家垄断资本正在变为部门垄断资本。部门利益在中国经济中也起着相当的作用，比如对外经济贸易部为了出口的利益，年年鼓动人民币贬值，许多经济主管部门成立“行业协会”，垄断部门经济的利益，制订垄断价格等等，助长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第四，企业。
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法人。这里特别要分析国有企业利益的独立化问题。
十年承包制的实行，使得国营企业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培养了一个新兴的经营者阶层。但是企业承包制没有解决“只负盈不负亏”的问题，而且没有超出部门主管的管理。目前以股份制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和产权转让在实际上的展开，背景是经济结构转换所要求的企业兼并，因此改革将超出“增量改革”的阶段，向“存量改革”深入，这就会打破部门主管的限制，使部门垄断资本向混合型的资本形态过渡。所有者的界限将更加模糊不清，真正的变化是经营者之间的互相控制和兼并。
企业改革的结果，实质上将使国营企业大部分转化成为市场和利润而生产，从而丧失“国营”的性质。真正的“国营企业”将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非竞争性的基础设施领域，二是国家经营用于调控市场，比如中央银行对于外汇、国库券市场的调控所进行的公开市场买卖，国营房地产公司，粮食公司对于市场供求和价格的调节，目标并不是利润，而是调控市场。
第五，个人。
居民个人作为经济主体对于经济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居民在择业方面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居民行为在接受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居民个人行为对于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变化，金融资产的选择和对于市场的监督等方面。
利益分化与社会整合的不平衡：改革中期的隐患
改革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在改革初期，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再分配迅速进行，使得中国社会获得了巨大的改革收益，比经济繁荣更为重要的是，个人有了经济自由，整个社会有了发展的动力，但是中国的利益分化过程也存在隐患。
第一，利益主体行为缺乏规范。
各个利益主体对于利益的追求，没有采取“公开博弈”的民主化、法制化的形式，而是采取了非规范化的、不正当的方式，除了“寻租”，向政府寻求特殊保护和优惠之外，还有：垄断、欺诈以牟取暴利、膨胀投资、集团消费、地区封锁、走私、逃税、转移成本、侵蚀国有资产、损害消费者利益、股票、金融投机等等。双重体制长期并存，腐败成为联系新旧体制的纽带。在非规范化的利益转移中，“官”与“商”相结合的部分，获得了主要的改革收益，形成了改革中期的“既得利益集团”。
第二，中央政府已无力承担改革成本。
在改革初期，各个社会集团或多或少部分享受到改革的利益，这不仅是由于改革收益十分巨大，也是由于中央政府承担了改革成本：先吃计划经济的老本，再砍未来的投资；先欠1000亿美元外债，再借数千亿人民币内债。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相应付出的是农业、环境、资源、教育、道德和安全的代价。当中央政府再也无力承担改革成本，就只有向社会转嫁。这是改革中期一个重要的特点。
第三，利益整合存在制度障碍。
中国社会各个利益集团，能否公平分配改革收益，共同承担改革成本，将是改革中期政府调整的重大内容。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政治社会改革，造就公开化、法制化的利益整合机制，使得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能够遵循公平原则，按照其在改革中的收益，承担改革成本，那么中国的改革将健康发展。具体方法是：整顿税收，精简机构，打击腐败，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等。但是的确存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独占改革成本，向全社会转嫁改革收益的危险。如果政府不能通过行政改革解决自身的失效问题，不能通过财政手段（主要是通过向富人收税）承担改革成本，而是被动承受改革成本，将其通过货币政策向社会转嫁，那么将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计划经济的复归。在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会出现经济的绝对下降和失业问题的总爆发，中国改革的成本将无限增大而超过改革收益。此时中国的改革将在中期遭受重大的挫折和反复。
第四，利益分化不均并有可能继续发展。
在改革中期如果出现少数利益集团独占改革收益，而向全社会转嫁改革成本的问题，那么在改革初期已经出现的利益分化不公平的问题，将会恶性膨胀起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中西部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工人、农民、离退休人员和工薪收入者三个社会阶层，构成改革中期可能受到绝对损失的阶层。
企业家将继续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发展起来。当然这种发展是在国内外激烈的竞争和兼并之中实现的。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企业家一方面由于其代表社会新生的生产方式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一方面由于其经营方式、生活方式的特殊性，特别是部分暴富者的腐化行为，而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
与工农方面由于利益受损而可能出现的激进态度相反，知识分子趋于保守化。在改革初期他们从先进的价值观念出发，要求改革开放。在改革中期，他们宁肯进入各个既得利益集团而去发财致富。
可以看出，改革中期政策调整的关键是限制“管商结合”的既得利益，而保障工农的基本利益。
改革中期社会思潮
目前关于中国改革的第三次论战已经开始。
第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争论，第三次开始于1992年以来的政策争议，并将在九十年代全面展开。争论从政策层面开始，主要涉及199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农业、投机资本、涉外经济、企业改革、腐败等问题，进而涉及改革的指导思想与方针：
国营与民营，计划与市场，先富与共富特别是致富手段，集权与分权，民主与权威，开放与民族主义等等；
进而涉及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率。
第三次论战的特点在于，各种思潮与观点与改革的收益分配与成本负担密切结合，学者直接与利益集团结合，中国将出现一个以利益争夺与调整为背景的“百家争鸣”时期，可能出现四种社会思潮。
第一，温和右翼：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代表中小企业家，科技经济法律部门的知识分子，中上层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富裕农民与市民，实权单位的政府公务员的利益。主张平等竞争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地方分权与民主政治。以现代主流经济学为指导思想，以效率为基本价值取向。
第二，温和左翼：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但是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主张在改革中维护落后地区与劳动者利益，适当强化计划与中央集权。代表大部分工人、农民、人文知识分子和中下层知识分子、市民、公务员的利益。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
第三，激进右翼：专制政治与垄断经济。代表“官商洋结合”、投机资本、实权部门与企业界上层的利益，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为基本纲领，以“腐败、通货膨胀、两极分化、投机合理论”为主要内容，以“代价论”、“经济决定论”为支柱。在危机深化时，其基本主张将由分权变为集权，由开放变为民族主义。
第四，激进左翼：专制政治与计划经济。代表丧失了权力的原计划官僚，没有实际权力的党和政府部门。其社会基础是“游离态”的社会阶层，即从传统体制游离出来，又不能被新的体制所吸收，包括8000万潜在失业工人及其家属，8000万农村过剩人口。其理论包括传统计划经济和民粹主义。作为与工业化、现代化相对立的思潮，激进左翼掌权时，会造成经济灾难，但是作为“在野思潮”，则可以制约市场经济弊病。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思潮组合。改革前期，激进左翼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受到前三种思潮联合反对。
改革中期，主要危险来自激进右翼。其标志是1992年以来，以国家信用为总担保，以房地产、期货、股票、外汇投机为内容，对于国营资产以至居民存款的瓜分浪潮，腐败现象空前升级，通货膨胀与腐败预期严重。
目前，出现了温和右翼思潮被激进右翼利用的情况。原因是：“经济决定论”将系统论的改革理论变为经济学的改革理论，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市场均衡、自由竞争、效率至上等一系列理论超越了经济范围，成为整个改革的指导思想，在客观上使人们迷信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掩盖利益分化，纵容危机的形成。
中国改革的福音，在于温和右翼与温和左翼的联盟，在坚持市场经济导向时，要注意政治社会的改革和对于社会的控制；在坚持对外开放时，要注意民族利益的保护；在强调提高效率时，要注意公平原则。
不幸的是，中国总是振荡于极左与极右之间。当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时，社会出现严重的腐败与失控，酿成严重的危机，使激进的左翼或右翼占了上风。如果说拉美国家依赖美国，实行极右路线，还可以维护市场经济导向的话，那么中国更可能出现向计划经济的复归。因为中国有10亿农民，有参加过国有资产原始积累的两代人，无法容忍严重的两极分化、腐败和对于国有资产的瓜分。
当历史进入新阶段以后，人们的思想往往停留在旧阶段，沉醉于它的成就，出现出卖整体和未来利益、鼓吹虚假繁荣的“张伯伦式思潮”，而人民真正认识到丘吉尔的正确，是在危机爆发以后。当然，危机总会被克服，只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的问题。我对于中华民族具有信心，不是因为它目前沉醉于纸醉金迷，而是因为它在危机关头，会出现新的凝聚力量，能够清除自身的腐败，走向真正建设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