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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9.3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35X（2006）02—0027—05
一、引言
就业问题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各国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拉动就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繁荣稳定的重要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和学者都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较高关注。
已有研究主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对就业问题进行探讨。美国经济学家奥肯首先研究发现，当GDP的增长率在3％的水平上时，GDP增长速度每提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会下降1个百分点；反之，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上升1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定律的存在，因此通过GDP拉动就业成为发达国家宏观调控和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依据。但通过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分析显示，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而目前还不足当时的1／3。很显然，这一定律在中国并未得到充分验证。因此，从就业总量角度进行的研究转换到从就业结构角度来进行。国民经济有3个产业部门构成，各个产业的就业弹性存在较大差别。产业结构是否合理，3个产业比例是否协调成为能否顺利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一些研究对各产业就业弹性的计算结果表明，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远大于第一、二产业，加快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是调整就业结构、扩大就业总量的突破口。产业经济学中的配第克拉克定律从理论上揭示了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规律，认为尽管在一定发展阶段，劳动力就业结构会因国家的不同而呈现出较大差异，但基本趋势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等非农业部门转移，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由第二产业进一步向第三产业转移。库兹涅茨的多国统计和钱纳里的多国模型的实证研究证明了配第克拉克定律的存在。[1] 对应钱纳里的多国模型，[2] 我国处于准工业国家阶段。将我国的产业结构同该模型得出的“标准结构”进行对比发现（见表1），无论从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来看，我国三次产业比例都不合理，就业结构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
表1：钱纳里标准结构与中国现状的对比
产业 标准 钱纳里标准① 中国结构现状
第一产业占GDP份额 21.8～18.614.6
第二产业占GDP份额 29.0～31.452.3
第三产业占GDP份额 49.2～50.033.1
劳动力在第一产业比重 34.8～28.649.1
劳动力在第二产业比重 27.6～30.721.6
劳动力在第三产业比重 37.6～40.729.3
资料来源：刘世锦．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历史、现状和趋势[R].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中国统计年鉴。
表2：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产业结构比较
（2001年各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百分比／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百分比）
国别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低收入国家
印度 24／— 26／— 49／—
孟加拉国 24／— 26／— 50／—
中等收入国家
匈牙利4.3／6.2
31.2／34.7 64.5／58.9
墨西哥4.2／17.6 27.3／2668.6／56
高收入国家
美国 1.6／2.4
23／22.475／75.2
日本 1.3／4.9
31／30.568／63.9
中国 16／50 50／22.334／27.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表2进一步显示，我国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仅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
三次产业中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力低下，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下降，每年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的情况下劳动的需求量减小，发生了资本替代劳动。因此吸纳劳动力的重任落在了就业弹性最大的第三产业上。但表1表2显示：第三产业拉动就业的潜力还远没发挥出来。
本文仍然从就业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前期研究进行拓展，进一步引入汇率，将之作为调节就业的杠杆，对升值可能对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一国本币升值将对该国的贸易部门，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部门产生不利影响，但在长期却有利于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在分析中我们以第一、二产业来代表贸易部门，第三产业作为非贸易部门的代表。通过理论分析以及日中的实证比较发现，日本的实际汇率与其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的调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在中国，这种关系并不显著。本文在第四部分对这种区别产生的原因做出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从长期来讲，汇率升值具有资源配置作用，推动劳动力向非贸易部门转移，促进非贸易部门发展，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就业结构趋向合理化；而汇率的适度浮动，资源在部门间流动的壁垒减少是两个必要条件，只有当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汇率调节就业结构的杠杆作用才能得以发挥。
二、汇率升值影响就业的理论传导
汇率是宏观经济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汇率的变化，在短期内会影响一国贸易品的成本或价格，以改变其原有的竞争优势从而改变贸易商品的结构；从长期看，汇率水平变化将影响一国国内各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和盈利收益能力，进而影响投资在产业间的分布，使那些不适应在本国生产的产品实现国际间转移，迫使一国不断地将具有高附加值、高生产率的行业纳入到自己的产业结构中，汇率变化的这些作用落实到贸易部门则表现为增强贸易部门的非价格的竞争优势，落实到非贸易部门则体现为资本与劳动流入的增加。因此，升值对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一）汇率升值对贸易部门结构产生影响
本币汇率升值导致以本币表示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上升，从而导致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减弱，通常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引起这些部门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另一个就是扬长避短，增强和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新兴工业部门，使产业结构升级。在中国贸易部门的出口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因而出口在就业的增长中有较大的贡献。但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逐步上升（2003年达到92.1％），制造业从业人员却进入了逐年下降的趋势，与近年来新增就业主要产生在第三产业形成了鲜明对比。[3] 而另外一个被认为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近年来虽呈增加趋势，却也与我国新增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趋势并不一致。[4] 因此，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从总体上看为缓解我国的多就业压力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因我国未来就业的主渠道为第三产业，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显然对此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占主导地位[5]。进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汇率升值对我国的制造业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负面影响时，对就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占主导地位。
（二）汇率升值对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比重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巴萨效应对这个途径进行分析。首先来看巴萨效应的表达式：
(1)
等式左边代表实际汇率，等式右边的MPL[,T]和MPL[,N]分别表示本国的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而MPL[,T][*]和MPL[,N][*]分别表示外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α代表贸易部门在本国所占的比重（为简化讨论假设外国的这个比重与本国的相同）。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需长时间的积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需很长时间，在此情况下，依据巴萨效应，本币实际汇率升值必然要求本国贸易部门比重下降，即α降低，非贸易部门比重（以第三产业为代表）上升。
具体的传导途径如下：本币升值直接反映到贸易品价格上，出口价格上升，进口价格下降，进口替代效应使国内的贸易品价格下降。然而非贸易品价格受汇率变化的影响较小。其结果是二者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即非贸易品较之贸易品价格相对提高。[6] 这种价格变化也进而影响到利润的变化，即非贸易品部门较之贸易品部门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价格、利润的导向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比例，使资本和劳动更多地移向非贸易品部门，表现为第三产业较之第一、二产业的比重扩大，有利于发挥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最大的优势，进一步吸纳劳动力。
三、实际汇率与第三产业就业、产值比重的协整检验
在以上理论的指导下，本文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通过长期协整分析来探究汇率升值与本国产业结构及就业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我们选取了在80年代经历趋势性本币升值的日本的数据，同时选取了正在经历汇率体制改革、本币开始小幅升值的中国的数据，进行日中比较分析。前者在本币升值过程中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们期望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获取对中国就业结构调整有益的经验。
（一）数据选取及模型假设
分别选取两国从1975年至2003年（各29个时间序列）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总比重以及实际汇率，② 取自然对数。③ 以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实际汇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变量符号见表3），发现存在协整关系后，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假设协整方程的形式为：
（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单位根检验
根据协整分析步骤，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确定不平稳后再对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直至平稳。检验结果见表3：
2.日本与中国的协整检验结果
在引入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情况下，分别对日本与中国的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由表4看出，日中两国协整检验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3.日本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恩格尔·格兰杰二步检验法验证了日本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探讨各变量间相互作用关系（表现为弹性关系）。因此，日本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式为：
注：汇率为直接标价法（若干单位本币／美元）。ADF检验结果显示，各个变量均为1阶单整，符合使用恩格尔—格兰杰二步检验法（Engle-Granger 2 step method）的条件。因此采用EG二步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
注：括号内为相应系数的t-统计量。
依据恩格尔—格兰杰二步检验法，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变量进行回归后，再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不存在单位根，则可认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4显示，关于日本的协整检验中，ADF统计量＜ADF临界值，残差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可以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关于中国的协整检验中，ADF统计量＞ADF临界值，残差存在单位根，因此中国的各变量之间不存在类似日本的协整关系。
注：括号里为相应系数的t-统计量。
四、日中差异的原因分析
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元的升值、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5）式的符号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之间弹性为正，而与实际汇率（直接标价法）之间呈现出负的弹性关系。从长期看，汇率的升值有利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在日元从1971年到1995年的趋势性升值的过程中，日本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49％增长到63％，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48.5％增长到61％。日元升值通过改变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对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在日本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的配合下，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与日本的实证结果相对，中国各个变量之间并不协整，不存在类似的长期关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比追根溯源，进而提出切中要领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中日差异的主要的原因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日本采用浮动汇率制，汇率的波动反应市场供求，而我国的汇率基本上是盯住美元，无法依据市场自发调节，因而也就不能真实地反映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无法充当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7] 第二，汇率升值时，行业间资源进入退出存在壁垒，阻碍汇率发挥杠杆作用。[8] 日元升值时，日本产业政策中对衰退行业的退出或转产给予援助，并通过税收、价格、融资、奖励等方面的措施，鼓励民间投资者将资金投向优先发展的部门。[9] 在中国，第三产业中除国内商业、一般服务业以及公路运输部门之外，其它很多部门至今仍由国家垄断，资源流入难度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币升值造成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产生资源配置效应，劳动与资金由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从而促使就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日本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的优化是这一观点的良好佐证。而这一观点没有得到中国现实的验证则说明，以汇率作为杠杆调节就业结构是有条件的。依据市场供求适当浮动的汇率，资源在产业间流动的便利都是汇率杠杆发挥作用所不可或缺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对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增加汇率水平中所反映的市场信息。2005年7月26日，人民币以一揽子货币作为参考的新汇率制度代替盯住美元的旧制度，这是中国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的第一步，也是汇率杠杆作用得以发挥的开始。第二，在我国产业结构受汇率制度改变的影响开始发生变化的同时，我国将积极协调好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做好产业政策的配合。不妨借鉴日元升值时的成功经验，对退出企业适当援助，促进转产，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适当将民间投资引入第三产业，推动竞争机制的形成，降低劳动在产业间转移的壁垒，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对失业的吸纳作用。
收稿日期：2005—09—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宏观政策导向—贸易与非贸易部门变量的国际比较”。项目编号：70373075
注释：
① 在一些基本假设的基础上，从大量观察值中选取了10个基本经济过程来描述几乎所有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并用27个变量规定这10个经济过程。然后把收入水平和人口数据作为外生变量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一致的统计分析，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
② 汇率为直接标价法（若干单位本币／美元）。
③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整理得出。
④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5％显著水平，*为1％显著水平，以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