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综述及其简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年中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工作表现出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方面，更加注重采用国际通用的研究规范和技术方法，引用国外理论文献和采用定量性或经验实证分析的比例有所上升；二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促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更多地思考国家和地区性经济安全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监管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建设、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新型信贷关系、证券市场的监管与上市公司的规范化问题。
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始终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休戚相关。无论从理论研究所涉及的领域、范围及其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还是从研究的深入程度和采用的技术方法来看，1998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总体水平的确是在稳步上升的。这使得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如何浓缩这一年度经济理论研究文献的精华是一件极富主观色彩且难以讨好的挑战性工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勉为其难，从较有代表性的《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改革》这四种较具权威性的理论刊物在1998年内所发表的一大批有分量的论文中撷取具有一定特色和富有理论共性的论点，希望我们所选取的视角能够反映出大多数读者的研究和阅读兴趣。
我们注意到在这一年度中，经济理论研究所涉及的领域较上一年度更为宽泛，虽然我们力图将众多的研究主题归纳为几个相对集中的专题，但仍然会挂一漏万，不得不舍弃和遗漏相当一部分我们感觉十分难以割爱的、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研究主题及其内容。从几个主要专题所涉及的内容来看，有些是在1997年经济理论研究综述（见《1998年中国经济年鉴》）中就已经出现过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工作中的侧重点及其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阶段性和延续性。
一、所有制结构变动与产业经济质量分析
高尚全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文中指出：股份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的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是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有利于劳动者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国有经济应从战略上调整布局。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见《中国社会科学》98年第1期）。
二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这种变动在工业领域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并且对工业增长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和作用。郭克莎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揭示了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动的态势和特点，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变动对工业增长效益的作用和所有制结构变动中的工业资源总配置效应，并且提出在所有制结构变动中促进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见《管理世界》1998年第1期）。 王岳平在《十年来我国工业部门结构变动分析》一文中主要侧重于结构变动中的部门增长特征和投入与产出结构比较，提出轻工业表现为资本增密，重工业中的原料工业表现为劳动增密（见同一期《管理世界》）。
姚洋在“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一文中介绍了对技术效率进行测量的方法以及对技术效率的经验测量，随后分析了非国有经济成分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作者认为，外资带来的可能不是母国最先进的硬件技术，而是和中国比较优势相一致的适度技术。这些技术甚至可能不是中国最先进的，但却是有效的。效率在经济学中永远是相对的，即随着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适度的技术，没有最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外资带来了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因为管理技术是专门用来节约成本的（硬件技术却不一定）。管理技术虽然不容易在合同的层面得到转让，却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人员流动和媒体传播扩散到其它企业中去。我国大多数企业急需解决的可能是如何利用好国内现有技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引入外资可以在这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经济研究》98年第12期）。
张军在《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一文中（见《经济研究》1998年第6 期）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的亏损模式进行了理论研究和经验实证分析，发现80年代国有企业的亏损比重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他运用统计数据进一步测定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亏损指数”，发现1989年以后国有工业的亏损增长与所有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市场结构和工业部门中的规模效应变化的结果。他认为，90年代中国工业亏损的增长反映了工业改革和市场发展正在推动中国的产业组织不断优化。
张维迎和盛洪认为，虽然中国立法机关已于1993年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这部法律远不是一部《反垄断法》，它针对的是企业，而并没有把政府本身的垄断行为纳入反的范围。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也只是最近才开始讨论反垄断的问题。该文的主题是，中国当前反垄断的首要任务是反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和限制公平竞争的行为。政府和立法机关在起草《反垄断法》时，对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应予以足够注意。《反垄断法》不仅应约束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更应该约束政府行为。中国政府部门的反竞争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对本不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实行进入限制；对不同企业之间实行歧视性对待，特别是对私有企业和非直属企业实行歧视；由政府部门出面帮助企业进行卡特尔式定价；对公共资源实行垄断；用行政手段实行地区间的封锁。该文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电信业进行分析，以实际数据和案例增强了自己的论点（见《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改革》98年第2期）。
殷醒民在《上海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一文中提出，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和技术水平，以及仍然较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上海经济发展的主流不是建立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而是应该提升制造业的技术结构，并且发挥迅速深化制造业体系的比较优势，成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基地，不断向长江流域和全国扩散技术，成为制造业技术中心，从而为中国工业化的升级做出独特的贡献，并为建立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奠定稳固的基础。如果在中国人均低收入水平上追求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目标，不仅失去上海的比较优势，更主要的是作为中国制造业技术中心作用的削弱有可能减缓制造业体系升级的速度（《管理世界》98年第4期）。
二、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和交融了新制度经济学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从理论层面上探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继续成为1998年度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
刘芍佳和李骥在《超产权论与企业绩效》一文中介绍了九十年代末超产权论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指出超产权论强调竞争与企业治理机制对决定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进一步阐明了激励机制只有在竞争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驱动企业改善机制，提高效益。作者建立了一个超产权论的简单理论模型，用它来扼要说明产权、竞争、治理机制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最后，作者简要指出超产权论对产权论的发展及它对企业改革的某些应用涵义（见《经济研究》98年第8期）。
张维迎根据经验观察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公有制经济中的重复建设和兼并障碍来自控制权的不可有偿转让性（或曰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他把企业收益分解为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两部分。“在公有制下，一方面，控制权收益由在职经理或相关的政府官员占有，而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讲，货币收益归于‘全体人民’，尽管在职经理或相关的官员对货币收益拥有相当的事实上的占有权，但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只能通过控制权来实现，失去了控制权，就失去了一切，而不仅仅是控制权收益；另一方面，私有股份公司中存在的缓解经理抵抗兼并的赎买机制并不存在。即使兼并带来的货币收益非常大，‘全体人民’也不可能用‘赎买’的方式贿赂经理和官员，这不仅是因为贿赂是非法的，更主要的是因为人民太多，‘搭便车’行为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这样做。因此，只要从根本上改革产权制度，使得经理的个人收益与企业价值更为对应，或创造出有赎买积极性和能力的股东，才能更好地推进有效率的兼并的发生，同时避免无效率兼并的出现”（《经济研究》98年第7期）。
杨瑞龙和周业安在《相机治理与国有企业监控》一文中提出：完整的相机治理机制包含三个要素：相机治理主体、信号及相机治理程序。国有企业“失控”实际上是相机治理机制的“失灵”。该文设计了国有企业的相机治理机制，并分别就相机治理主体的确认、相机治理的程序设计、管理收购、破产程序的改进、相机治理各程序的协调、相机治理的信号系统的设计提出了具体构想（见《中国社会科学》98年第3期）。
郑红亮认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他在分析了两者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和不同点之后提出，“要真正发挥公司董事会等内部机构的作用，还需要在所有权多元化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减少国有股在公司股权中的比例，尤其是国有独资公司的设立要严格限制其范围。”另外，“当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到一定程度，其行为相对合理之后（近年来银行‘惜贷’现象就是其预算约束硬化和行为合理化的一种表现），允许其持有企业一定的股份应该是可行的。通过这种办法可以较好地发挥银行作为大机构投资者和信贷者监控企业的作用，并且可以减少股东与信贷者相分离时产生的利益冲突和代理成本。培养各种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可能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个可行的突破口”（《经济研究》98年第10期）。
王珺在“论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经理行为与治理途径”一文中提出的命题是，在我国现有的经理收入制度与组织制度不完善条件下，侵蚀所有者利益的国企经理行为必然会大量出现。由于以年薪制为特征的经理收入制度是以市场选聘经理的组织制度为前提的，所以当前对经理偏离行为的治理应从选聘经理的组织制度入手，而不是从调整经理的收入制度入手。该文以制度决定行为，行为影响绩效的方法逐层展开这方面的分析。作者认为在经济过渡时期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行为模式是由风险厌恶、风险爱好和以侵蚀所有者利益的偏离行为等三个方面构成的。此外还探讨了在引进年薪制与调整选聘经理制度中，哪一种途径对治理经理行为更有效（《经济研究》98年第9期）。
刘小玄和刘芍佳在《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兼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一文中，以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作为效率和市场均衡的参照系，构造了一个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中的企业行为，考察中国特有的产权结构和转轨过程中的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的作用及其结果。在该文中，他们主要依据中国经济改革时期的多数企业行为特征，分析了其中一种较为重要和典型的企业行为及其可能产生的宏观效应。作者认为，在竞争性市场上，政府既作为收税者，又作为所有者或投资者的双重身份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往往会使其投资行为倾向与税收最大化倾向结合起来，导致对经济合理运行的一系列重要的不良后果。同时，这也会形成对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种种限制，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效率。政府尽可能地退出竞争市场，让投资行为真正由企业来作出，让企业可支配收益转化为利润或接近于利润，是目前改革所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总之，从根源上，从企业行为及其微观基础的变革，来考虑和解决生产过剩和低效率并存的棘手问题，这对于宏观经济和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经济研究》98年第11期）。
冒天启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直接障碍是政企不分。要解决政企不分，企业就要在市场化改革中不断提高“挣脱”艺术，但当前最大的阻力是政府的行政机构。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机构改革也搞过几次，但改革——膨胀——再改革——再膨胀，成了恶性循环（《改革》98年第1期）。
周叔莲在“二十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2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先后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现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渐次深化的发展阶段，每次递进都顺应了改革实践的需要，而正确的理论和方针政策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该文总结了这一改革的主要经验教训，剖析了改革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有利条件，指出改革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深化的，只要我们善于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国有企业改革的既定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中国社会科学》98年第6期）。
三、失业问题与劳动力的再配置
蔡昉在“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一文中通过城市非国有部门的产生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阐释了在二元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就业体制转换的机理。他认为，无论在比较严重的失业现象出现之前还是之后，国有企业所依托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决定和就业吸纳的传统制度因素，都是这种体制转换的实质性障碍；而现行的以歧视性就业为特征的政府反失业政策，具有加强传统体制的效果。因此，放弃歧视性就业政策，开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就业体制转换的基本前提（见《中国社会科学》98年第2期）。
钱小英从政策选择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的失业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尤其侧重从存量变动看我国失业率的性质以及失业率变动的因素与类型分解，明确了我国经济波动与失业率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推及当将物价作为判断基准采取紧缩或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失业率就会受到影响并随之变动，而且与物价呈逆反关系（《经济研究》98年第10期）。苏剑通过建立一个微观经济模型，对于应当采取低利率还是高利率的政策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我国目前替代效应大于需求效应，从而降低利率政策实际上是不利于就业的。
胡鞍钢在《中国城镇失业状况分析》一文中侧重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失业与劳动利用不足，对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和失业率进行了估计，并对各类失业人员失业率的差异进行了分析。随后作者分析了城镇失业人口激增的背景和原因，提出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充分节约资本资源的工业化路线适合于中国国情。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与中国基本国情相悖，这是造成就业需求（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发展背景（《管理世界》98年第4期）。
陆铭、陈钊在《就业体制转轨中的渐进改革措施——国有企业二层次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改进》一文中主要考察了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特征，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政策对于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作者从转轨时期就业体制的角度出发为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低下的现象找到两方面原因：一是国有企业必须为下岗职工支付下岗工资，二是企业受到了来自政府的下岗职工规模和工资差距限制。在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就业体制在一定时期内还不能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二层次特征也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下去。作者提出几点逐渐实现就业体制市场化的过渡性改革措施（《经济研究》98年第11期）。
王红铃《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与实证分析》一文从生产函数入手，首先给出一个经济系统生产资源配置优化模型及能使该经济系统收入最大化的资金和劳动力配置均衡的必要条件，并以此为基础推导出一套关于剩余劳动力数量估算的新公式。作者还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了实际估计（约为1.17亿人）（《经济研究》98年第4期）。
四、收入分配与反贫困问题
改革以来的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李实、赵人伟、张平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收入分配》一文中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以及收入分配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了经验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中国收入分配的国际比较，最后对分配政策选择进行了富有启示性的思考（见《管理世界》98年第1期）。
郭熙保在“购买力平价与我国收入水平估计”一文中运用联合国比较项目的购买力平价以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美元数进行了估计，经过测算得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30.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6.6%之初步结果。 该文还对克拉维斯关于中国收入水平的估计结果作了简要的评论，认为克拉维斯的估计结果严重偏高了实际水平。倘若按照这一估算结果，上海、深圳等城市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与美国人相等，因此这些外推结果是没有实际数据意义的（见《管理世界》98年第4期）。
由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完成的《居民收入分配宏观分析方法和指标研究与运用》一文探讨了现行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方法和指标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方法和指标的设想。随后对居民收入差距分析方法和指标进行了分析并试图建立以比较为基础的居民收入差距分析方法体系（《管理世界》98年第4期）。
魏众、古斯塔夫森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贫困变动分析》一文中分析了8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及其分配状况的变化，该文采用了国际流行的贫困测量工具（即由福斯特、格里尔和瑟尔贝克提出的贫困率、贫困距和加权贫困距的指标FGT），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在1988和1995两个年度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状况调查的材料，同时还采用了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以及世界银行的一些相关数据。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两次入户调查数据覆盖了全国东中西部许多省份的城市和农村，样本量也比较大，可以认为代表了全国的情况（《经济研究》98年第11期）。
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改革以来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对地区发展差距：人均GDP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五、金融、汇率问题与宏观经济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和教训是1998年中国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俞乔在“亚洲金融危机与我国汇率政策”一文中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与经济活动、港币联系汇率前景、汇率体制与汇率政策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过去5年来， 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实际汇率已经明显地高估，其幅度为30%左右；而人民币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与地区货币的综合实际汇率则被高估了45%以上。这一货币价格变化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了国外商品在我国的价格优势，从而对我国的工业生产发展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关当局应在适当的时机调整人民币汇率，使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恢复到1994年初的水平（《经济研究》98年第10期）。
陈学彬在《国际收支平衡与货币贬值效应博奕分析》一文中分析了货币政策的经常项目平衡效应和资本自由流动时货币政策的国际收支平衡效应，在完全信息假定下，对平衡国际收支赤字的货币政策行为及其效应问题进行初步讨论。该文的分析说明：在不考虑资本项目的情况下，当经常项目出现赤字时，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贬值倾向。但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准确地预期到政府的行为，因而本币贬值只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而不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经济研究》98年第5期）。
李欣欣认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运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不良贷款比例过高；（2）资本充足率过低，资本严重不足；（3 ）资产流动性下降；（4）资产盈利性差；（5）经营成本过高；（6 ）资信评级低；（7）信贷增加额减少；（8）存差增大。该文还分析了国有独资银行资产运营质量下降的原因，从宏观管理体制方面看，主要是（1）计划经济体制下扩张型、粗放型经济的结果；（2）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的状况仍在延续；（3）国有银行的债权人权益缺乏法律、 政策保护；（4）金融资产形式过于单一。从企业方面来看，主要是（1）国有企业效益差，负债严重；（2）企业贷款行为不规范；（3）对国有银行的贷款减少。除此之外还有银行自身的原因（见《从东亚金融危机看我国的金融隐患——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产运营现状的分析》，《改革》98年第3期）。
李扬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一文中认为：（1）自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国内储蓄剩余和国外资本大规模流入同时并存的现象。这在世界上和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它是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2）不良资产的侵蚀以及资本外流， 可能是导致上述矛盾现象的主要因素；（3）不良资产占用国民储蓄， 是国民财富的净损失，它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极其深远；（4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杜绝资本外流。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做的事情，是创造吸引资本在本国驻留、生根的各种环境（《经济研究》98年第2期）。
樊纲在《论竞争力》一文中首先辨析了“竞争力”的概念，随后指出“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落后的优势”（也称“后发优势”）的价值所在。作者还对发展高新科技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了阐述，强调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存在得益于较低的劳动工资成本。如果劳动成本增长过快，也会对一国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该文的政策涵义是：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和记取东亚、东南亚国家在竞争力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发展水平还很低，教育水平和科技研究、开发、利用的能力还很差，与先进国家相比在国际上还很不具有竞争力。因此，在努力发展教育科研的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不得不主要依靠劳动成本这个比较优势，还要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支撑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在投资项目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引进外资等问题上，千万不可片面强调高新科技产业，把资源过多地配置到那些在相当长时间还形不成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去，导致资源消耗过大、发展成本过高，即不可过早地忽视以致歧视、偏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过早地丧失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管理世界》98年第3期）。
六、关于粮食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初是由粮食问题诱导出来的，粮食问题在今天又成为第二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卢锋在《粮食禁运风险与粮食贸易政策调整》一文中考察了国际粮食禁运的历史以及我国与西方国家粮食贸易关系的演变情况，作者认为，我国未来粮食贸易方针的调整拟应主要依据经济合理性原则来加以判断和选择，粮食禁运风险不足以成为制约有关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为了降低粮食禁运风险，应鼓励对粮食进口替置的粮田主要在农业生产范围内加以利用，以求在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储备粮食生产能力（《中国社会科学》98年第2期）。
张帆在《中国的粮食消费与需求》中分析了近年来粮食消费的趋势和水平、粮食零售的不同来源及其相对重要性。该文使用LES模型、 两阶段LES—AIDS模型对城市居民的完全需求系统进行了预测， 并对不同城市的价格和需求弹性进行了估算。作者设计和实施的600 户家计调查表明，到1995年大部分城市消费者是从自由市场而不是国有粮店购买粮食，这意味着对所有收入组的消费者进行的补贴既不起作用也不是有效的，政府应当把补贴缩小到低收入消费者（《管理世界》98年第4 期）。
七、其它经济问题
在1998年发表在权威刊物上的研究论文中，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比重上升了。对于中国的经济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进步。平新乔在《预算软约束新理论及其经济计量验证》一文中介绍了他对得瓦尔特里彭和马斯金模型（1995）理论假设的若干检验。作者首先介绍了以博弈论为分析框架的新“预算软约束”理论，随之展开对预算软约束理论的经济计量检验，该文以较短的篇幅反映出该领域九十年代的最新研究成果（《经济研究》98年第4期）。
谢识予在“航空保险市场的结构、秩序和效率”一文中分析了航空保险市场的结构特征，随之进行了均衡分析。作者认为，发展市场经济是要利用市场机制提高经济效率，但市场效率取决于市场的结构和秩序，当市场结构不合理或秩序混乱时，市场的效率会受很大影响（《经济研究》98年第2期）。
我们还注意到赖德胜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的资料对中国城镇1995年的私人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算，对中国私人教育收益率的形成给出一个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见《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98年第5 期）。
1998年在上述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经济理论文章，在注释、图表、数学模型、引用文献和参考文献索引的规范化方面也有一定的进步。在引用文献中，国外原文（主要是英文）文献的引用较前有所增加，他引和自引数目（主要指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或在较有影响的、具有某些学科群体优势的专业出版社出版的理论著作）也有所增加。有些文章已经开始突破问题分析、前期理论铺垫、对策研究的简单模式，就事论事的空泛议论也有所减少。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以及经济学范式的整合与重建，中国经济学界将会有更多能够较好地阐释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文献问世。同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功实践也将促使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取得长足的发展与进步，逐步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理论研究水准方面的巨大差距，并将有可能对世界经济科学的理论宝库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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