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中国国家利益
郎 平
摘 要： 中国是网络空间的后来者，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发展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平台上的参与程度和话语权也还不尽如人意。结合当下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目标是为中国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塑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而言，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是基本目标，发展利益是终极目标，国际贡献则是重要的任务。考虑到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应明确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的排序，特别要着重解决对中国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造成根本性威胁的、较为紧迫的事态。
关键词： 网络空间治理；国家利益；互联网治理；中美关系
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战略的基础和出发点。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和路径选择，都应由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然而，由于各方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判断没有统一的标准，致使很难在实际的政策制定中形成一致意见，决策者往往很难判断哪种政策建议更符合国家利益。当务之急，我们应首先明确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所处的位置，结合当前的外部和内部环境，确定自身的利益目标，按照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其进行排序，以此作为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实践的决策依据。
一、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实践
回顾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进程有助于对当前的国家利益得失做更好的判断。中国于1994年全面接入互联网，其后逐渐开始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中国积极参与了各主要治理平台上的标准和规则制定工作。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是互联网世界的后来者，也是受益者。一方面，我们在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发展上仍然落后于欧美，在一些治理平台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和综合实力的提高又需要中国能够在国际治理平台上提升自己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以便更好的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个现实也是明确中国国家利益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互联网＋”时代，虽然带来了便利，但也应该进一步重视财务的安全管理，传统过程中采用手工账目进行应用，不容易将数据外传，也不容易出现丢失，但“互联网＋”时代技术的应用，由于数据存储网络数据库和终端服务器中，因此带来了相应的安全隐患，虽然给工作带来了便利，但是黑客也随之出现，对电脑中的数据进行盗取，不利于企业核心数据的保密，并且若数据不备份，计算机损坏会影响正常的工作。一些企业对“互联网＋”的技术缺乏认识与了解，虽然进行了应用，但不知道其中存在的风险，因此在今后的应用过程中更加无从谈起对网络黑客的防御，严重情况下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损失。
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工作主要集中在I*、地区互联网组织以及联合国等三类平台，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中国社群融入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从进程来看，中国参与时间最久也是最为活跃的是与信息通信产业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私营企业、行业组织以及科研机构，他们深度参与了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逐渐从国际规则制定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空间的不断扩展，网络安全议题逐渐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相关安全、外交部门以及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参与到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进程中来。
从领域来看，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技术、社会公共政策、经济和军事领域。如果将参与国际治理的目标设定为提升国际话语权、① 这里的国际话语权是狭义的概念，指“发言的权力”。由于中国相对于欧美国家是网络空间的后来者，早期的很多国际治理机制中并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因而参与并入选到治理机制的关键岗位上，争取到合法发声的话语权是第一步。 议题设置权和规则制定权三个层级的话，中国在不同领域治理平台上的影响力分别处于不同的层级水平，而这与中国自身的综合实力构成直接相关。
客观上看，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国家利益诉求可以笼统地归结为三类：一是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二是谋求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三是发挥大国作用，承担大国责任，为国际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在IGF、WSIS等有关社会公共政策的全球性治理平台上，治理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目标也是如何更好地让信息技术的发展造福于人类。在这个层面的治理平台上，中国把握住了先发优势，是最早开始参与平台治理讨论的国家之一，在首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也积极的发出了中国声音。此后，由于议题性质所限，IGF成为一个论坛性质的治理平台，未能有效输出集体行动。因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已经实现了“发出中国声音”的话语权初始目标，有待于今后在议程塑造和规则制定上取得更大的影响力。
再次，在数字经济领域，与互联网相关的规则制定主要集中于传统的主权国家间政府平台，例如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近年来，中国非常重视这些多边治理机制的作用，更是成功担任了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会议的主席国。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地区平台上，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有了很大提升；在区域平台上，中国在议程塑造和规则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已经非常显著，但在全球平台上，围绕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关键议题的规则制定，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最后，在网络安全领域，相关的国际治理平台较为分散，既有双边合作框架，也有北约、上合组织这样的区域平台，在全球层面则是联合国框架。中国积极推动并参与了不同平台上的相关合作，特别是一贯坚持联合国应成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平台，联合国应在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反对网络军备竞赛以及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安全规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经济领域的治理相比，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国际治理平台上，影响力范围较为有限，未来还应着重在议程塑造和规则制定方面寻求更大的影响力。
由此看来，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实践既有收获，也有不足。收获是中国已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平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以及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得到重视，要求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和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呼声也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不足也很明显，中国在相关领域（例如互联网技术、国际问题、国际法）的人才储备和建设还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治理领域，网络空间治理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需要内外兼顾、整体统筹，而中国在制定相关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利益诉求不清晰，特别是缺少对不同时期利益目标的系统规划；不同利益目标交织，对利益目标的排序问题缺少客观判断；在一些重要且敏感的问题上，部门利益未能与国家利益有效对接，导致国内组织工作规划不足，策略缺乏统一协调。
二、制定国家利益目标的基本依据
尽管利益目标的制定是一个主观的过程，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利益可以随意认定。通常来说，判断国家利益的基本依据主要包括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对外战略；其中国际环境、国内环境是客观存在，对外战略则是主观认识的表现，这也符合国家利益概念中内容客观性与认识主观性的双重特性。判断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国家利益，不能仅仅考虑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和对外战略，更要着眼于中国整体上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和对外战略。只有这样，国家利益目标的制定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中国发展的大局。
国家利益的内容是十分宽泛和复杂的，对于决策者来说，不仅要明确国家利益有哪些，更需要判断哪些国家利益更重要，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一种政策选择都会产生机会成本，有利有弊。例如内容管制，它在维护了政治安全的同时会牺牲公民网上言论的自由度；又如限制数据流动，在增强了国家安全的同时会限制一些企业的商业利益。这时候，决策者只能根据自身的利益权衡，来选择更重要的利益，放弃或牺牲小的利益。固然决策者对利益的取舍会受到很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从客观而言，利益的判断仍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国际环境
国际环境是制定国家利益目标的重要条件，其核心是国际格局以及一国在该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从客观上来说，国家在国际格局中所处的位置直接决定了其国家利益的定位和大小。具体而言，国际环境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事上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大小；二是政治上在国际社会中获得的支持；三是经济上对外经济关系受到的制约。②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7页。 在较长的时期内，国际格局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它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也相对稳定；一旦量变引起质变，在格局的转换期，国家利益也会因此而出现变化和调整。
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利益目标有两个层次：一是要推进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建立公正、合理的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在国际治理平台上实现应有的国际话语权、议程设定权和政策制定权；二是它应该服务于中国整体的发展和对外战略，塑造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成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空间同样不能脱离现实空间的大国互动逻辑。随着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逐渐步入深水区，大国间的利益博弈更加复杂多变。自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空间治理逐渐从最初的技术层面向社会公共政策、经济和安全层面扩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互联网治理和网络安全问题已经上升至国家的战略层面，网络空间也成为大国利益博弈的主战场，关注的焦点包括域名和根服务器的设置和管理、互联网治理的模式、数据的跨境流动、隐私保护、网络恐怖主义、网络军备等。目前，几乎所有的大国均制定了本国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关注的利益目标和优先排序的差异也使得大国间的网络冲突出现了上升的态势；特别是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高度融合，网络空间的大国间博弈将会在发展和安全两个层面上围绕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而展开。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国家利益范围更广，目标也更加多元化，内在的不一致性和平衡需要也更为突出。一是来自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显著加大，关键基础设施、政权和社会稳定、领土主权都会面临新的安全威胁；二是非传统安全层面的对外经济活动遇到了新的挑战，诸如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数字产品贸易规则的制定等；三是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如何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而且与治理理念和价值观紧密相关。整体来看，当下的国际环境对中国而言利弊共存：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为提升，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新的空间；另一方面，作为互联网世界的后来者，中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和不足也使得中国维护网络安全的能力暂处于弱势，而大国崛起所加剧的大国间冲突更是使中国在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规则的制定中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二）国力评估
综合国力的大小决定了一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利益诉求。在这里，国力的概念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实力概念，而是与他国相比的相对概念。一般来说，国家的综合国力（这里是指硬实力）有三个构成要素：资源禀赋、经济规模以及军事实力；其中，资源禀赋对一国来说是较为固定不变的，因而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的变化则尤为重要。综合国力对一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是战略性的，国力强大的国家要比较弱的国家有着更为广泛的国家利益，而不同的实力内容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也有不一样的表现，经济实力决定了海外经济利益的内容和范围，军事实力则是决定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依据。
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显著的成就，也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大基础和力量源泉。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已经深入展开。国力的提升不仅意味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会更接近中心，而且也意味着大国间的冲突会以新的方式出现，特别是中美关系。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智能应用工具。随着各种智能化、人性化手机软件的开发，智能手机已经实现智能查询、导航、交互、支付等多种功能，并在向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而在大学生群体中，智能手机更是必备的应用工具。据相关调查发现，目前高校大学生几乎人人使用手机。除了生活中的应用外，智能手机以其便于携带、支持多媒体播放、实现信息互动的特性，使得高校学生在学习中也会普遍使用其上网查找学习资源，阅读电子书籍，开展个性化的自主学习，与老师、同学交流互动等。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显著缩小。从经济规模来看，早在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升至世界第二，而据2017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估算，2017年中国GDP按当年市场汇率计算已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5～10年都将比美国高出3～4个百分点。④ 张宇燕：《2017：未来历史学家可能浓墨重彩书写的年份》，《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方面，中国也在奋起直追，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2017年，我国的ICT总产值突破20万亿，同比增长14.5%，产值增速显著高于GDP增速。⑤ 中国信通院：《2018ICT深度观察》白皮书，2017年12月14日，北京。 在军事能力方面，2016年中国的军费开支达到225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但仍与美国6062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有较大的差距。⑥ 斯德哥尔摩国和平研究所数据库，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2017年9月20日访问。
具体到实践层面，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所谋求的利益目标是全方位的。从领域划分，它涉及到科技利益（如信息技术发展）、社会利益（如公民权益保护）、经济利益（如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以及军事利益（如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网络反恐、避免网络战）；从主体划分，它包含了私营企业的运行安全和发展利益，政府的管辖权、电子政务等主权和安全利益，公民的信息和隐私保护、个人金融安全等利益；从时间维度划分，它既包括永久的利益目标（如维护网络主权和安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包括中长期的利益目标（在国际平台上更大的话语权、信息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互联网标准的研发、治理能力建设、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民主化等）和近期的利益目标（关键职位的中国候选人、混合型人才培养、数据流动规则的制定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分类是相对的，在实践中往往并不具有清晰、严格的界限，因而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邓小平时代，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或发展为中心的前提下，处理好国家的安全利益问题，既是为了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是为了确保维护安全利益的行为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⑧ 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8页。 一个重大的转变发生在2013年前后，随着中国已经从一个发展中大国走向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对外战略也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目标已经从创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转向塑造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利益在中国外交中已经不是首要的、压倒性的利益考虑，我们的首要利益是从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角度来考虑制定外交政策，处理我国和国际社会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关系。⑨ 阎学通：《外交转型、利益排序与大国崛起》，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 中国的国家利益目标已经从21世纪初的“实现经济发展并融入国际社会”向如今的“实现网络强国并发挥大国作用”转变，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也同样如此。
1.2.2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分别在基线及治疗12个月，禁食12 h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5 mL，2 h内以3 500转速分离血清，于本院检验科行生化全套及PSA等检查，检测总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
（三）对外战略
对外战略体现了国家决策层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识，决定了国家在对外实践中所制定的利益目标。具体而言，决策者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决定了国家利益的目标制定，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则会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重要性排序的判断，主观认识与客观情况吻合的程度越高，对外战略对国家利益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在对外战略的构成要素中，国家利益是第一要素，它决定了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并且决定了国家的基本需求和具体的国家目标。⑦ 李少军：《国际战略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国家目标是一国参与国际互动所要达成的目的，既包括已经拥有但需要保卫的东西，也包括并不拥有但需要努力获取的东西，而这些目标就构成了国家利益由客观存在向实操性政策转换的重要媒介。
国力的提升改变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中国也因此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也导致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国家利益目标和需求会发生显著的变化。首先，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走出国门，海外利益逐渐向全球拓展，维护企业的海外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国际机制的本质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新时代的中国应有与之地位相称的权力与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意味着在制度性的权力分配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意味着中国应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担负起更大的全球责任。网络空间治理符合同样的逻辑，只有如此，中国的大国外交以及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2017年中国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系统阐释了中国开展网络空间对外工作的基本原则、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有六项战略目标：维护主权与安全、构建国际规则体系、促进互联网公平治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数字经济合作、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平台；提出了和平、主权、共治和普惠四项基本原则以及九项行动计划。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来看，维护主权与安全是安全利益的范畴；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数字经济合作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平台更偏向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利益；促进互联网公平治理则更多体现了大国的责任。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和国际利益已经构成了中国当前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三大重要利益。
光电池是一种直接把光能转换成电能的半导体器件。其特点是：光生电动势在光照为2000 lx时趋向饱和，即强光不敏感；作为测控元件使用时其特性随温度而变化，温度漂移较大，需采取温度补偿措施或保持温度恒定，设计相对复杂[3]。
三、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中国国家利益
中国的崛起不仅为中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带来了更加广泛的利益目标，也带来了更多的责任。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是为了谋求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在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时应同样遵循发展的逻辑，即以谋求自身的发展为最终目标，对安全利益的维护应服务于发展的大局。同时，中国还应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构建网络空间合作共赢关系为主要任务，妥善处理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或全球利益之间的关系。与权力政治的逻辑不同，中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不同层次上国际治理机制的活动，不是为了权力的争夺，而是通过国际合作与制度建设，实现各方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减贫事业逐渐兴起：1990年，国际发展委员会确立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第一项就明确提出到2015年前，使生活在绝对贫困中（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口数量减半；1995年，联合国召开“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全球消除贫困、社会融洽和促进发展”问题。[16]这意味着全球贫困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同年7月，世界银行与中国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最贫困的35个贫困县合作实施“扶贫贷款项目”，树立了国际合作扶贫的典范。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目标
十九大报告对当前中国外部环境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相互联系和依赖日益加强，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从国际格局来看，冷战以来的“一超多强”格局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首先，美国仍然是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但其与“多强”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其对全球事务的掌控能力相对有所下降，国际格局的多中心化趋势正在加强；其次，“多强”的座次也正在此消彼长，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民族欧洲等老牌发达国家内外交困，综合实力有所下滑。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回归世界舞台中央，使得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质变期，双方博弈的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③ 张宇燕：《2017：未来历史学家可能浓墨重彩书写的年份》，《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可以说，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格局的变动也导致大国关系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
首先，在ICANN、IETF等技术平台上，治理的主要内容是标准和协议的制定以及域名和数字地址的管理。在这个层面的治理中，由于中国进入时间晚于欧美国家，中国最初处于相对劣势，在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方面明显不够；但这个层面也恰恰是中国参与时间最久的一个领域。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也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利益相关方（政府、企业、社群和专家）目前十分活跃，多年的参与和付出也得到了回报，不仅直接参与了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而且入选了多个重要机构的关键职位。但总的来说，中国在技术层面治理平台上，特别是ICANN中的后发劣势并未根本扭转，下一步还应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第一，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是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基本目标。对网络事务行使主权和防范网络空间对国家政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本需求，任何损害这些国家利益的行为都必须坚决反对。这里，安全利益不仅仅是指传统的军事安全，也包括非传统的网络安全，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确保现实空间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利益不会受到来自网络空间的侵犯，例如打击网络犯罪、网络窃密、网络恐怖主义等，而且要维护本国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利益，例如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军事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等。维护和确保本国的安全利益是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但也应看到，虽然中国目前在信息技术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否认，在很多核心技术领域中国在硬件、人才、算法等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技术上的短板使得中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构成中处于相对的劣势。尽快弥补技术上的差距，是中国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迫切任务。
第二，谋求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是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终极目标。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构成中，经济实力的比重最大，巨大的经济规模和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重要推动力。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转型势在必行，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是中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能否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而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则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网络强国建设有四大目标：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这同样也是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发展利益。为此，中国必须要在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中大力推动本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分享数字经济革命的红利，增强自身的人才和知识储备，以开放促改革，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三，发挥大国作用和承担大国责任是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重要任务。作为一个步入世界舞台中央的全球性大国，中国一方面要寻求应有的国际话语权、议程设定权和政策制定权，另一方面也要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国际利益和全球利益；换言之，中国所寻求的并不是狭隘的民族利益，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只有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大国地位才会被国际社会认可。然而，考虑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压力，特别是中美关系全面竞争的态势，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为此，中国一方面应积极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变革，对推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民主化和共享共治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与国际社会一道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对遇到的压力和阻力做出充分的准备，制定全方位的预案来应对最坏的情况，既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也要大胆合纵连横，尽可能扩大统一战线，以实际行动构建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
患者发现做为防治措施就是用现代的、临床的、实验室的以及其他检查方法,及时地将不断发生的肺结核病人从外表健康人群中筛选或发现出来,患者发现的目的就是把未发现的病人发现出来,及时治疗,切断结核菌的传播。所以患者发现不仅限于发现患者,发现患者仅仅是手段,而且要达到治愈患者的目的。因此,患者发现、治疗两者又是密切结合的,不可分割的。早在1936年间接摄影问世后,病人发现就已经与病人隔离同时提出来。但做为一项防治措施,广泛地用于结核病控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有效化疗出现以后开始的[2-4]。
本实验以多台 Ubuntu 12.04，3.40GHz CPU，8GB RAM的台式机模拟服务器，以一台Windows7，2.20GHz CPU，8GB RAM的台式机模拟查询端。实验数据集采用的是skyline查询经典数据集Core和NBA。其中数据集Core含有68K条9维数据记录，共有1533个skyline点。数据集NBA含有21K条8维数据记录，共有1195个skyline点，数据集的相关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利益目标分类举例
（二）国家利益的排序
全面化针对性护理干预组微量泵注入胰岛素治疗的依从性、复常血糖的时间、住院治疗时间更有优势（P＜0.05），见表 3。
如此复杂而丰富的实践，给鲁迅先生带来的激励、磨练，超乎想象了。鲁迅杂文的识见高、味儿浓，单用“腹有诗书气自华”来解释，一定简单了、片面了、肤浅了——“三杂”，尤其是阅历杂，造就了不可复制的鲁迅先生，成就了鲁迅先生三个伟大！
判断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通常取决于利益性质和利益量两个要素。一般来说，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排序是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益。只有当前面的利益得到基本满足，一个国家才会追求后面的利益。例如，凡是威胁到民族生存和政权稳定的重大事态都属于核心利益，是要不计一切代价去维护的，只有在不危及民族存亡的前提下，国家才会去追求重大利益，例如经贸利益、安全利益或者世界贡献。当然，对于核心利益往往比较容易判断，但对于重大利益的判断标准很可能因人而异、因部门而异，这时就需要参考利益量的大小。例如，2016年，ICANN通过决议释放二级域的所有两字母域名注册，一些国家认为以本国名称缩写为代码的二级域将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利益。一旦实施，政府将会耗费相当的人力财力去率先注册这些二级域，如果坚决反对，可能会和ICANN把关系搞僵，为今后带来更多不可预期的麻烦。那么，在可预期的额外成本与良好关系之间，后者的利益量显然超过了前者。
紧迫性是国家利益排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些利益重要但是不紧迫，有些利益紧迫但是不重要。在同等重要的情况下，人们在现实中会倾向于选择优先维护具有紧迫性的利益，而未来的难题留给今后去解决。例如，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外国企业的活动，就是优先选择了当前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而承担了未来会被以牙还牙的风险，面临本国企业走出去难度更大的局面。
尽管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排序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基于对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综合实力要素以及对外战略的分析，就目前来看，在国家整体层次上，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核心利益是确保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领土完整和统一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免受根本性的威胁，需要不计一切代价去维护；重大利益主要体现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需要尽全力去维护，例如，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保障网络空间的普遍安全，提升我在核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在国际治理平台上发挥大国作用；一般国家利益通常是指不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的需求，维护的方式也可以更加灵活，例如建立网络空间伙伴关系，推动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借鉴学习国际经验等。
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国家利益始终包含了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和国际利益三个维度，利益的重要性排序会在较长的战略期内保持相对稳定，而紧迫性排序则会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考虑到紧迫性和时间尺度，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应有不同的侧重。近期目标，中国应着重解决具有对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造成根本性威胁的、较为紧迫的事态，在国际合作中谋划中长期的安全和发展布局；中期目标，实现中国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良性促进，在关键治理平台上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包括议程塑造和规则制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长期目标，可以跻身网络空间的第一梯队，核心技术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网络空间安全保障到位，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实现良性互动，建成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四、中美网络关系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中美关系既是现实空间也是网络空间中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在现实空间的博弈同样会延伸到网络空间，成为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形成的一个重要变量。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将中国定性为竞争对手，其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转向，由此前的接触转变为“规锁”，即用规则规范中国的行为，锁定中国的发展方向。可以预见，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博弈态势也会出现新的变化。
回顾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历史交锋，可以看到中美在各个层面存在不同的竞争态势。在关键资源和社会公共政策领域，中美更多表现为价值观的冲突，中方希望能尽可能提升政府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强调网络主权，主张多边与多方并存的治理模式，美方则凭借其先发的绝对优势要将政府排除在外，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反对政府过多介入和干预；在数字经济层面，美方提出了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数字经贸规则，中方则主张数据存储本地化，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跨境流动；在网络安全领域，美方奉行网络威慑战略，主张将原有的国际法“武装冲突法”适用于网络空间，中方则持反对态度，立场的对立直接导致了2017年UNGGE谈判的破裂。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后，中美在网络窃密问题上的冲突有所缓和，建立了执法与网络安全高级别对话机制，以推动两国在联合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对华战略出现重要调整。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任期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第一”的目标和对中国“全面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同样加剧了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2018年9月18日，美国国防部发布《2018年网络战略》摘要，阐明了如何在网络空间、通过网络空间落实《国防战略》的优先事项，认为美国正处于来自中俄等国的长期战略竞争的安全威胁，需通过提高网络空间作战能力、前摄性制止有关恶意网络活动、加强跨部门及跨国合作等加以应对。⑩ DOD，“Summary Department of Defense Cyber Strategy 2018，”https：//media.defense.gov/2018/Sep/18/2002041658/-1/-1/1/CYBER_STRATEGY_SUMMARY_FINAL.PDF 在传统的军事领域之外，美国在技术和经济层面对中国的打压将更多的以组合拳方式出现。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对根据1974年贸易法地301条进行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中国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进行调查的结果（简称301调查报告）》，美方再度指责中国政府对美国公司的计算机网络进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盗窃，威胁对中国进行关税报复。《报告》承认，虽然2015年习奥会之后来自中国的网络窃密数量有明显好转，但美方仍然认为“中国政府继续指导并支持着对美国公司的网络入侵行为”。⑪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Policies，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March 22，2018. 《报告》还将矛头指向中国的《网络安全法》，认为其对IT产品和服务建立安全审查、对跨境数据流动施加限制、要求某些缔约方数据本地化等规定或对美国企业带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由此可见，中美网络空间的博弈今后将会在技术、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展开，以确保美国在各领域的绝对优势。
总之，到了东晋，儒家文化早已全方位地渗透到全社会，且其已为东晋全社会各界人士所认同。而儒学中的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尤其道德伦理观念，也已活生生地存在、流动于东晋的政治、社会现实生活中。特别在中下层士人、儒家学者日常生活中，儒家经传中的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在东晋渐已践行、内化为其重要的生活方式，并已深入人心。从上述江左政坛、士大夫尤其门阀士族的社会生活与中下层士人、儒者乃至民间不同人士在不同场合对儒家经传及其道德伦理的落实、践行与高度认同，可看出儒学的宗主地位在东晋时期，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兴复乃至强固。
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博弈可能会出现一些重要的新动向：第一，价值观的博弈会在中美网络关系中有所降温，美方会转向更加务实的打压政策，限制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以确保其在该领域绝对的领先优势；第二，美方会借机在各个领域重塑当前的国际秩序，既可能推动现有多边机制的改革，例如WTO、联合国，也有可能建立新的多边机制，围绕网络空间制度平台选择的博弈将会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中美关系的全面竞争态势可能会对中美之间的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带来较大的压力，不排除越来越多的网络安全和互联网政策议题进入经贸摩擦的谈判议程。中美关系的紧张会直接影响到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构建，在两国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之前，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构建难度会持续增加。
因此，中国应明确中美网络关系中的核心国家利益，在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间做出权衡。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性会有所上升，美国会在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国际规则谈判中更加咄咄逼人，甚至可能联合欧盟、印度等国家孤立中国，限制中国谋求区域层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是，中美在国际层面的合作空间仍然存在，美国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锁定在多边国际规则中，因而任何国际层面的规则制定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此形势下，中国应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一方面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尽快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实力，夯实中国对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塑造的实力基础，另一方面也应在外交中灵活应变，按照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排序权衡政策目标的取舍，为中国网络空间的能力建设以及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结论
网络空间是一个以技术为基础而人为建构的空间，技术水平和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网络空间力量格局中的位置。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及网络空间的实力最强的国家，它的利益诉求是确保其在技术、经济、军事等各个治理层面的绝对优势；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重点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确保其地缘政治利益，体现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则是要颠覆现有的治理体系，为其地缘政治利益服务。中国虽然在综合国力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在网络空间核心技术上与美国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权力。在当前美国对中国全面围堵的大背景下，网络空间成为大国权力博弈的交汇点和重要战场，信息通信领域更是美国打压中国的着力点和冲突焦点。中国只有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才能更好的保障网络安全，才能提升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才能实现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因此，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仍然是谋求发展。
作者简介： 郎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构建全球化互联网治理体系研究”资助，（项目批准号17JZD032）。感谢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论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标签：网络空间治理论文; 国家利益论文; 互联网治理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