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区拓展中美金融服务合作的态势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态势论文,特区论文,金融服务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圳、珠海、厦门等特区及上海浦东新区率先展开了对中美金融服务合作领域的成功探索。中美金融服务合作是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之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以特区开发进程与美国跨国银行及国际金融财团的合作现状为实证材料，对两国金融服务合作的意义及利弊、以及在世纪之交具有现实操作可能的合作领域及项目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趋利避害、积极慎重地拓展特区中美金融服务合作，促进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健康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一、我国特区探索中美金融服务合作的态势及成效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是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有机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在金融服务领域中的合作逐步拓展，这一趋势在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特区开发进程之中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推进。
随着我国开发开放向纵深的不断推进，各经济特区成为我国金融保险领域对外开放度与市场准入度最大的地区，为开展中美金融服务合作创造了理想的环境及条件。如在外汇业务领域中美国美洲银行与中资银行携手，积极为各特区开发融通资金；在人民币业务领域中，美国花旗银行首批获准在上海浦东开展人民币业务试点；在保险业务领域中，美国国际集团(ALG)所属的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捷足先登、率先获准在我国境内开展批准领域内的保险业务；此外，全美前五位投资银行如摩根斯坦利、美林等都在深圳、珠海、厦门特区及上海浦东新区设立了代表处，通用电气金融财务（中国）有限公司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外商独资财务公司。
特区开发18年来的实践证明，中美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有利于在知识经济时代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开放水平与防范能力。在美国跨国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参与带动下，1997年末前来深圳开业的来自世界的外资银行、代表处及非银行金融机构52家，在浦东的分行级以上外资金融机构已达28家，其中银行22家、保险公司5家、财务公司1家。它们带来了知识经济时代国际金融服务领域的一系列最新金融产品及运作惯例，促进各特区对国际国内金融的宏观调控能力与对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水平的迅速提高。
中美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能够在确保我国金融与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更加有效地利用美国的资本市场及资金。美资银行及保险机构实力雄厚、经验丰富、信誉较高、网络健全、业务拓展较快。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一进特区，就凭借其高度的商业敏感和优良的服务手段与微电子、现代通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三资企业建立金融服务业务关系。还与特区中外资银行联手融通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开发。如1997年末以美资金融机构为主力的浦东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91.6亿美元，外汇存贷款总额达82.7亿美元，8家本币业务试点行人民币存贷总额达9.87亿美元，保险机构业务保费收入达6.16亿人民币。
中美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对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并能动地参与21世纪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创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各特区及浦东新区的金融保险产业“从零开始”跳跃发展。据国务院特区办统计表明，1997年中各特区金融产业增加值达165.8亿元，占各特区GDP比重由开发之初的0.7%上升到10.5%；其中外资行当年创造的增加值达17.2亿元，成为特区金融服务的新生长点之一。同时随着特区开发的快速推进及美国著名跨国公司与国际金融财团职能总部如花旗银行中国总部、国际商业机器、爱普森等公司区域总部与英特尔公司的亚太分拨中心等在深圳、浦东的设立，特区各中资金融机构努力在自身运行机制与业务规范上实现与国际接轨，先后在美国开拓业务建立代理网络，投资开展跨国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为增创我国金融服务新优势，创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然而在充分估计美国金融机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其争夺中国市场的战略目标及负面效应。1996年7月，由总统克林顿担任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在向国会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技术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全球竞争达到了空前激烈的水平。今天，我们不仅要与德日等先进工业化国家竟争，还要与中国、……以及前苏联各国竟争”。美国已经制定了开拓将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列在首位的21世纪世界十大新兴市场包括金融服务市场的计划。通过对华投资与金融服务，在与欧日争夺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中国金融服务市场份额就是其首要的战略目标。特区是我国与世界经济的“接口”，因而如不能在开展特区中美金融合作试点中坚持我方的主导地位，就会造成我国金融服务市场份额的丢失与对特区中资金融机构形成竟争等负面影响。
二、进一步拓展合作的潜在功能领域
依据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及中美两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近年在各特区及上海浦东新区内具有一定实际操作可行性的主要合作领域拟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1、跨世纪基础设施建设及项目融资
项目资金融通，是当代大规模筹集资金的有效金融手段。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历史性地肩负着促进“亚洲太平洋世纪”的重任。新一届政府提出了确保8%以上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九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将超过120000亿元，其中仅深圳、珠海特区及上海浦东新区新一轮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按现有设计就需要5100多亿元的投资。这一巨额的资金需求超出了我们自身积累所能达到的边际供给能力，必须积极有效地利用一部分国外资金。项目融资创新就是投资银行为将我国大规模能源环保项目与功能性基础设施项目采用新兴的项目贷款或银团贷款、BOT、BOR、ABS等新兴方式成功推向国际资本市场并取得最小融资成本所进行的创新。在这方面美国众多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中以其雄厚的资产和良好的信誉为依托，与特区中资金融机构并肩协助中方项目单位在全球范围内鉴别和选择贷款人并协助谈判协调项目建设进程直至项目建成还货结束。
2、投资基金及高技术风险投资
特区开发以来，通过我国科技人员的自主开发，以及从境外引起了一大批在相关领域内领先的高新技术成果，如亚微米超大规模集成芯片测试封装技术、系统集成与网络技术、基因工程技术、以及智能化柔性制造系统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等。然而这些成果在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并形成产业优势的效果却并非理想。再从宏观层面看，同期我国“863”计划获得的1200多项高科技研究成果的转化率亦不到1/3。这是因为高科技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特别是在企业发展之初，更需要创业资金的支持。现代科技突飞猛进，这些成果如不能迅速转化，就会被更新的科技发展所淘汰，导致大量科技开发投资的无形耗损，失去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创新机遇。在这方面可利用资产总额已达3.39万亿美元的美国投资基金及风险投资机制。由于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岿然不动，国民经济保持健康高速增长，一批世界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如美国技术基金风险投资公司、太平洋风险投资基金等都看好我国的高科技发展前景，纷纷表示愿意与特区中资风险投资公司及深圳华为、浦东创业等高科技开发企业携手合作。因此发起成立中外合资的风险投资基金可以有效弥补我方目前风险资本金总量欠缺的状况，借鉴美方合作伙伴在国际上进行风险投资的经验，有效缩短转化进程，使特区高新科技研究与引进所取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极大化，强化提高我国在21世纪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
3、保险及分保险再保险
现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保险业积聚和融通资金的能力仅次于银行业。如美国保险公司的业务运行量及投资量占其全国金融市场业务量的三分之一。现代保险业务的风险程度是与投保项目的承保金额及科技攻关的创新度成正比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特区高科技开发项目与风险开发企业投保数量的急速增加，以及国际国内经不断兼并后形成的大公司大集团投保而汇合而成的巨额风险的积累，各保险公司迫切需要将自身的风险加以分散与化解。以深圳平安浦东天安为龙头的特区保险业目前已与世界各国1000多家保险集团联网的区域性分保再保市场中心建立了业务往来，“九五”开局以来每年再保险分入、分出业务保险费流量达2亿多美元，但还远不能满足剧增的需求。高效低成本的跨国分保险再保险网络对于任何一个国际保险中心安全运转的重要性都与日俱增。在这方面可借助与美国保险机构的合作，在深圳与浦东率先构筑跨国承保及分保再保中心，使中资保险公司能便捷地进入国际分保再保网络，形成我国保险产业的良性循环。同时还可委托美国保险集团在国际市场上为特区中资保险公司发行保险债券，增强国际承保竞争力。
4、证券发行及投资银行业务
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的进程中，证券融资创新更具有特殊的作用。到国际证券市场上去进行直接融资，不仅可以融得不用以债务形式偿还的投资，而且还可以提升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知名度。证券的认购和发行又是一项“知识集约”的业务，不仅需要对融资主体公司的科技含量、市场潜力作出准确的预测，而且更应善于优选目标市场、精心包装宣传、大力发行促销。在这方面可利用美国美林、摩根斯坦利等知名国际投资银行及证券公司帮助策划我国国有龙头企业到境外直接上市，帮助已在深圳或上海证券市场上市的国有企业到境外作“第二上市”或发行红筹股H股，进而在开放度较大的伦敦股市作“全球存托凭证”上市，再借助美国144A法打进北美等。还可借鉴美国金融资产证券化的作法推进特区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借鉴美国NASTAK证券市场的运作经验，试点创建我国股市的高新科技第二版块及小型科技开发企业的股权细分柜台交易在特区地域内率先运行。
5、金融创新及风险防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下，国际金融风险的传递与防范均已超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调控力度范围而成为需要各国各地区加以联手协调的课题之一。中美双方的金融产业具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需求，在各自防范金融风险中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人民币汇率稳定，能有效抵御国际投机资金对本国的冲击，但对其他国家进行资金援助的实力仍然有限。美国的金融实力及美元的国际地位能对世界金融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其强大的私人金融机构可能成为导致国际金融动荡的风源。中美两国可通过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在加强知识经济时代国际金融运作机制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创新的同时，探索建立能有利于防范和瓦解国际金融风险特别是新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跨国机制，深圳特区及上海浦东新区可以作为“接口(INTERFACE)先行建立中美双方或多方互联反馈的“亚大地区国际金融风险防范预警系统”。
三、趋利避害推进特区中美金融服务合作的对策建议
依据世纪之交各特区开发的实际进展，谨提出以下推进特区中美金融服务合作的几点对策建议以供决策参考：
1、要结合我国国情，掌握中美金融服务合作的主导权
当前的重点是要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两国在事关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充分肯定中美金融服务合作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益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与我合作的根本动机是从它“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的”，对我国金融与经济的发展具有着一定的负面效应。建议结合我国国情，从战略高度上牢牢掌握合作主导权，强化对特区美资金融机构的引导和管理，以达到充分利用，趋利避害。
2、依据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及实践经验，确定开展中美金融服务合作的策略原则
当前阶段的策略原则拟可表述为“在确保我国国家利益与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将拓展特区对美金融服务合作的重点放到美国著名跨国银行及国际金融财团之上；更加有效地利用美国的资本市场及资金，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更加深入地借鉴美资金融机构的营运机制及经验推进特区银行的国际化；在强化对各特区美资金融机构的管理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创立；在强化对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中促进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3、各特区在国家主管部门领导下成立领导小组及工作班子统筹安排。
开展与美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是一项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全局的大事，也是一项涉及到特区开放方方面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组织上加以保证。建议由人行总行及国务院特区办牵头，吸收各有关职能主管部门、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国家级研究权威机构以及重点合作区参加，成立各特区对中美金融服务合作进行全方位管理的领导小组及工作班子，统筹安排各项对策举措的制定及实施反馈追踪。
4、完善拓展合作所必须的法制环境
要依据我国颁布的有关金融法规，并参照“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国际金融服务协议”等国际惯例，尽快制订促进与规范各特区合作实务的相应法规及试点管理条例，创造出公平有序的运作环境，确保中美金融服务合作的规范运作，同时能依照我国法律及“巴塞尔”条约的原则，加强对美资金融保险机构的全方位监管。
5、着力培育国际一流的金融服务创新人才
金融服务创新所实施的金额巨大，市场价值估测难度很高，交易程序手段复杂多样，是高度知识型的产业。建议充分利用美方合作伙伴，在各特区尽快开办包括中外合资类型在内的金融服务专业学院，并通过送出去请进来的各种途径强化对中资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现有从业人员的素质培训，尽快在各特区中培养出一大批国际一流的金融服务创新人才。
6、着力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跨国金融服务集团
各特区及上海浦东新区在拓展中美金融合作的进程中既要搭好台，又要唱好戏。要着力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跨国金融服务集团。既要按照国际惯例给予适度的减税让利，使他们在税负上能与美资金融保险机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更着重从试点经营领域、技术与人才引进、业务人员进出、海外兼并与上市等环节上给特区中资机构国际金融服务业务的开拓与飞跃创造较为理想的环境。
7、在全方位加强对美国战略投资管理的进程中，能动地参与对21世纪经济新秩序的倡导与制订。
在各特区率先拓展中美金融服务合作的过程就是我国逐步站到世界金融市场运作机制前列的过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依据各特区拓展合作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及解决的实例，积极倡导顺应历史潮流，建立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防范金融风险、鼓励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迎头赶上的国际金融与经济新秩序。
面向新的世纪，各特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对美资金融机构要引得进、管得住、用得好，并在消化融汇美方经验的基础上，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抢占21世纪国际金融服务制高点。1999年的世界500强会议与2001年的APEC会议将在我国召开，为各特区拓展合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性的机遇。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抓住机遇，力争在世纪之交将特区中美金融服务合作推上崭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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