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的趋势变化和主要问题：教科文项目概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科文论文,移民论文,趋势论文,项目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境之内以及跨越国境的人口流动从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不管具体外流的原因是什么，外流都有明确而复杂的结果。虽然迁移只涉及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它对于迁出国和迁入国，对于社区和直接相关者如当事人及其家属，却有很大的影响。
1945年，尤其是 198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的数量和影响剧增。这些迁移运动有一重要特点：移民不仅从穷国到富国，而且还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世界的每个地区，大部分国家不是在输入移民就是在输出移民，或是二者并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二战之后和1950年代重建时期伊始，一直关注国际移民问题，投入大量精力从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权等不同角度，研究移民的两个不同却又相关的组成部分：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
本文全面回顾过去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的活动。该组织众多的出版物是各种大会、研讨会、专家会议的结果，这些出版物使我们看到国际移民在全世界社会转变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战后的移民：强调积极作用
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认为，紧随二战之后， 1945-1952年间，除大批难民运动之外，移民主要是从欧洲外流（移民总数为630万，其中450万人从欧洲迁出）。英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几大移民输出国。美国仍是接收移民最多（110万人）的国家，但已不是20世纪初的那种势头了。其他输入国包括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和以色列(Thomas,1961)。
随后，欧洲的生产能力在1952-1959年间突飞猛进，将大批技术人才吸引到欧洲迅速发展的工业中来。到50年代后半期，欧洲主要国家的人口外流开始逆转，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英国成为劳动力净进口国。而拉丁美洲的移民流入则逐渐减少(Thomas,196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49年就致力于促进国际移民中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研究。195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决议，规定总干事有以下职责：
……不断研究移民的社会、文化因素，以便与成员国、联合国和专门机构合作，制定或执行迁出或迁入移民计划，使两种迁移都能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且促进社会进步，丰富相关方面的文化，增进人民的相互了解。
195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社会学学会(ISA)、国际经济学会(IEA)联合在巴黎举办“移民的贡献”研讨会，奥斯卡·韩德林(Oscar Handlin)担任总报告人，布林利·托马斯是经济报告人。这是对移民的首次重要研究，研究对象包括主要的永久性移民迁入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成果发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系列丛书《人口与文化》。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移民对迁入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贡献，包括各个方面：社区和家庭生活，社会的政府、非政府以及行政结构，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社会矛盾、知识行业、教育和技术知识水平以及艺术发展的影响。经济方面的分析范围，是个体移民的影响，以及他们个人对发明、科学、工业和其他经济进步的贡献。
迁入移民对不同形态经济的确切影响，很难笼统地概括。但移民的良性作用却可以用几个通用的标准加以判定。他们影响劳动市场，使经济不致陷于僵化，使人力再分配更为有效。在科学技术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迁入移民，会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移民流入可使自然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新居民能促进革新和新技术的开发，提高企业质量(UNESCO,1955)。
迁入移民的社会贡献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产制度、艺术、科学，以及社会分化。然而个人的具体贡献与较含糊的移民社群的文化贡献是两码事。所有的迁入移民初来乍到时都想建立一种自主的文化生活，但他们究竟能产生怎样的文化影响，不是由他们自己的态度，而是由输入国的态度所决定的。
说到输入国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当移民群体被看作争端的一方时，的确可能引发强烈的敌对情绪，但实际上迁入移民既没有制造也没有消除矛盾。如果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结论是移民有积极作用。
输入国的情况大致可分三种：第一，虽然也有地区性差异，但后来者面对的是相对同质的社会，如英国。中央和地方都已有了历史悠久的制度，既有的文化生活方式有强大的同化力。
第二种情况可以美国为例。后来者看到的是一种松散的文化生活，各种源头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生活中的既定制度相对较少，几乎没有中心，政府也几乎不加干预。后来者的文化差异融入业已存在的地区、民族、种族和宗教派别的差异之中。第三种情况如巴西和阿根廷，迁入移民发现他们进入的还是以农业为主的殖民地社会，在文化和其他方面都依赖于欧洲。由于文化生活组织松散，大部分地区远离为数不多的中心城市，移民社群在乡村聚居区和外省城镇便相对容易自成一体(UNESCO,1955)。
这是最后一次把关于移民影响的讨论局限于“传统”输出国和输入国的范围内。这些传统输入国仍然是永久性移民的重要接收者，但也出现了新的输入国和迁移方式，从前的输出国转而成了输入国。
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哈瓦那召开“移民的文化整合”大会，17个国家参加了这次大会，讨论的都是一些实际问题：如何帮助移民熟悉和融入加拿大、智利、以色列、法国、巴西、比利时等国的社会，重建家园。会议强调对潜在的迁入移民应精心挑选和培养，输入国要保障其工作条件。文化整合的关键在于家庭作为一个单位所发挥的作用。协助整合的目标，应是鼓励家庭进行调整，而不破坏其基本结构(Borrieet al.,1959)。
大会就文化整合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做了如下结论：“输入国有效、自愿地接纳移民进入其文化框架，对双方同等重要，本次大会为探讨相关的具体问题打下了基础”(Borrie et al.,1959)。
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劳工迁移
接下来的20年中，1955年巴黎研讨会上分析的传统输入国，除阿根廷和巴西外，仍是永久性移民的重要接收者，移民运动的来源和构成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仍是接收大国，但迁入移民的特征和民族构成已大不一样了。
拉美原来从欧洲接收永久性移民，现在却向美国输送20%的永久性移民。同时，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民族构成由原来的欧洲人为主变成以亚洲人为主。到80年代，澳大利亚40%的永久性迁入移民来自亚洲。
大规模的劳工合同迁移始于70年代。大批移民从亚洲流入海湾国家，从亚洲和南美流入美国和加拿大。70年代中期油价一上涨，就有大量亚洲工人流向海湾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时机造成短期移民的一个重要事例。那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66%的劳动力是外国人(Appleyard,1988)。
艾泊雅德(Appleyard)在回顾70年代以来合同劳工的发展时指出，“劳动力短缺的国家越来越倾向于按小时购买人力，即购买不断更替的临时劳动力。这些劳工所需的社会支出、融入当地人口的可能性都是最小不过了”。海湾国家严格执行合同中规定的停留时间、具体工作和对相伴人员的限制，而欧洲的移民输入国没有这样做，于是在应对“客工”迁移的影响时遇到了不少麻烦。
国际移民数量日益庞大，已成为双边或地区关系争端的源头。移民的规模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和文化问题，其激烈和复杂令分析家和研究者束手无策。50年代的研究多强调移民对迁入社会的正负面影响，而今已逐渐为另一种方法取代。新方法更注重移民自身如何“适应”迁入社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0年代的活动主题是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教育和培训。这一阶段的思路是将移民视为短期现象。大多数研究注重的是移民的语言教学，包括其母语和迁入国语言，而一部分专家强调移民最终要返回自己的祖国，因此强调移民必须与自己的本源文化保持联系。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移民更应该通过教育、培训以及由此获得的社会升迁机会，努力融入迁入社会。这主要是针对法国、瑞士、瑞典和联邦德国而言。70年代中期，返回和再融入的话题还不断有人提起，但渐渐让位于教育的话题，教育的目的是进一步调整和适应迁入国社会。
移民最初仅作为劳工问题加以考虑，后来强调要全面认识其政治、人口、社会和文化意义。于是人们认为输入国应帮助移民加入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同时又要给他们保留不同文化的权利。
1980年代的趋势：流动的多样化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两卷本的《今日国际移民）(Appleyard,1988;Stahl,1988)。该书评价了移民运动对世界主要地区的影响，重点是非洲、亚太地区、阿拉伯国家、拉美、加勒比地区、西欧和北美历年的地区内和地区间流动。国际移民的方向和构成已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席卷全球。
这一阶段人们特别关注短期移民的发展和意义。短期移民有多种形式，如“客工”、“季节工”、“合同工”。这种移民能灵活、有效地解决劳动力暂时短缺的问题，因而颇得发达工业社会的青睐。人们从两个方面探讨短期移民对输出国的影响：一是对人口趋势的影响，二是他们的汇款对输出国国际收支平衡所产主的经济影响。
全世界移民总数增加了，向工业国家移民的特性也发生了变化。帕帕德米特利欧认为，在大部分劳动力引进国，劳工迁移最初是当作经济成功的试验，结果却日益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他认为劳工移民的流动与需求越来越脱节，越来越局限于当地工人不愿干的经济部门。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到输入国去团圆，当初的短期劳工实际上成了永久性劳工。只有输出国和输入国双双担负起共同的责任，移民的流动才可能得到控制。有效解决移民流动引发的各种问题，不能仅靠单方面的行动(Papademetriou,1988)。
然而劳工流动决非一时一地的问题，这在80年代就非常清楚了。原先以为是“短期”的迁移，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新式的永久性迁移。输入国认为短期迁移才是常态，于是不断制定各种限制性政策。海湾国家向来有限制性政策防止任何外来人口永久定居，但仍有移民留下来，在人口中占了一定比例。
教育、社会与法律问题
社会一文化适应问题总是与教育、语言培训、职业培训密切相关，对年轻移民或移民的后代尤其如此。以下几个问题历来被视为这方面的核心：语言培训，“文化间教育”还是“混合文化教育”或“多元文化教育”。
80年代曾两次提出这种社会—文化关联。1980年在巴黎召开的“城市人权研讨会”分析了来自非洲的移民人口以及他们获得社会权利时遇到的障碍。1983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欧洲的种族发展与种族灭绝研究”专家会议，更为广泛地探讨了不同文化的人群共同居住在拥挤的城市地区的问题。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来自加勒比地区的移民社群定居英国以后，在就业和整体社会地位方面明显地成为“劣等”民族。到了第二、第三代，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于是种族、肤色和族属便成为社会区别的重要依据和社会矛盾的重要起源。第二、第三代黑人中的少数总算适应得不错，在教育和就业方面也略有起色。但大多数人却发展出了一种另类的生存和抵抗文化。70年代的政府项目毫无章法，教育系统在有效融合移民儿童方面终于一败涂地。结果，第二、第三代黑人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便给戴上了犯奸坐科的帽子，加勒比社群的一部分人成为警察整天盯着的目标(Hall,1988)。
长期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2年出版的《欧洲的移民工人：对其法律地位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欧洲输入国中不断增加的长期移民的法律地位和相关问题。欧洲战后至60年代通行宽松的移民政策，60年代中期以来执法渐严。该书分析了这一转变过程。
60年代大批移民涌入欧洲，欧洲在立法上对此做出的反应是铺天盖地的防范措施，大多以法律手段或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出。这些实在都是一届届政府为解燃眉之急搞出来的权宜之计。对入境移民需要建立较为一贯的法律框架，不仅考虑输入国的经济需要，也得考虑移民的公民权和社会政治权利。
1990年代的新发展
90年代出现了新的移民潮，较之以往更为多样，移民种类也花样翻新，从高技能移民到寻求庇护者，还有非常规移民、短期移民和过境移民。有人认为这些类别之间其实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移民种类越来越难以区分了。
同时，迁移和定居模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西欧有庞大的已定居移民和少数族群人口（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南欧，最近又包括中东欧，其中半数左右为女性），包括他们的第二、第三代；除此之外，各种新移民仍源源不断：家属、非常规移民、季节工、寻求庇护者，以及那些以“国民”或“还乡者”身份获准入境的人。原先的输出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现在成了输入国，欧洲内部移民的影响于是也随之改变。
中东欧国家自1989年以来在结构、经济和政治上经历了剧变，以往一个国际流动极少的封闭、分散的体系，开始向尚未定型然而自由、“门户开放”的迁移政策过渡。90年代初期一些人担心的自东而西的大规模迁移并未发生，但中东欧内部以及出入中东欧的国际移民有了相当可观的增加。同时，新的独立国家出现，过去的国内移民流动于是转化为国际流动了。
最突出的变化是非常规移民的激增，包括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人，以及寻求庇护者和国内流民的激增。
迁入国内部的压力和不断流入的移民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否以及以什么条件接收新移民和／或寻求庇护者；第二，迁入移民可能成为也可能不成为迁入国的永久成员，如何解决他们的需求和权利。
有人认为，移民的这些新形式，与冷战后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变迁息息相关。全球化进程正是这种变迁的一种，经济、市场和文化日趋融合，国际移民将越来越多。除资本运动和贸易的全球化，地区性经济合作的出现也将对世界范围的国际移民产生影响，尽管我们目前还说不清这种影响究竟怎样，其间的关系也定然简单不了。
以整合墨、美、加经济为宗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建立共同市场的条约(MERCOSUR)，以及非洲的次地区经济集团，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可能使其中主要的富足国家成为吸引移民的磁场，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尼日利亚、加蓬、科特迪瓦，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南非和博茨瓦纳(UNESCO-MOST,1999)。
政治变迁可能产生移民，如中东欧出现的转型经济；也可能减少移民，如中美洲军事独裁的结束和政权的更换终止了许多难民流动。90年代，被迫迁移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问题一起，成为广义移民问题的一部分。
新的社会、文化问题
移民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产生的后果，对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管理具有重大意义。移民输入历史较长的国家发现，过去50年的移民给它们带来了巨大变化，新的移民输入国也开始有此同感。然而，对移民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认识，在移民政策中有时落后于其他方面。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0年代的活动仍以社会文化问题为中心，尤其注意对外国人的日益不宽容，表现为日益严重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社会矛盾以及少数民族的冲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0年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移民与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在澳大利亚帕斯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中心议题为文化认同、偏见和社会排斥、影响期望的教育政策、变化的生活方式，以及正规和非正规网络。
欧洲的变迁对一些较早的民族国家内部整合与多元文化概念提出了挑战。各种各样的跨国境交易越来越多，包括人员流动。而许多国家却越来越抵制外来人口，不打算让其他种族加入本国人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与沃维克(Warwick)大学研究与民族关系中心合作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其论文汇集成《替罪羊与社会行为人：西欧与东欧的少数民族整合》(Joly,1998)，探讨了少数民族及其90年代初在欧洲遭遇的种族主义问题。
例如，书中对1980-1990年代英国形成的一些认识提出了质疑。这些认识是多元文化概念的基础。约翰·莱克斯指出，最最要紧的是把对不同文化的承认与机会平等结合起来。多元文化包含两方面：公共领域内的政治文化，注重机会平等；社区领域内的“私人”文化，其基础是家庭内多种语言、宗教和文化的行为。这两方面存在着潜在的矛盾，正说明对多元文化的确切意义缺乏明晰的界定。在实践中，例如我们谈论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公共政策时，能在多大程度上分开这两个领域，很值得怀疑(Rex,1998)。
对多元文化的另一种批评是，它使人们纯粹以文化和认同界定族属，从而绕开了90年代许多社会面临的歧视问题。不妨把族属视为一个群体共同经历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共同起源，这样才更有建设性(Anthias,1998)。
以种族、民族、阶级、宗教和性别为理由的歧视和排斥有多种形式，其间的联系仍需再做分析。静态分类不足以解释迁入移民和少数族群的独特经历，那是所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一些人认为，欧洲的排外和歧视现在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借口，因此种族主义的特征也随之起了变化。当代的仇外、不宽容和斯托尔克所说的“文化原教旨主义”——排外的一种新建构，正在取代过去的伪科学的种族主义(Stolcke,1999)。殖民主义刚刚消亡的时候，人们的目光主要落在基于肤色的种族主义上——主要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歧视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国籍、族属、文化或宗教都可以成为歧视的理由(Eide,1998)。
艾德指出，西欧的民族主义排外表现为针对非欧洲人的“欧洲—民族主义”(Euro-nationalism)。而在东欧，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是较传统的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二者都可能导致实际的种族隔离。西方的做法是遣返移民及其后代，有些地方，如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则粗暴得多，企图以武力建立“纯粹的”、一族统治的疆域(Eide,1998)。
民族国家概念的变化产生了更大的问题，影响着一个国家对公民权的看法和移民社群的角色。关于地区整合对公民概念产主的多种影响，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即根据1993年11月实行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成立的欧盟(EU)。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在所有成员国都享有广泛的权利，但公民权的意义并没有在全欧洲统一起来，各成员国对于国籍、国籍的获得和双重国籍有各自的标准。因此，定居的移民群体可能在一国获准得到公民权，而在另一国就不行。欧洲的统一和欧盟内部的自由往来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即加强外部边界的限制。这尤其影响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寻求庇护者和移民(Bhabha,1999)。
国际迁移和定居过程导致了跨国社群，90年代末的几项研究使人们开始关注跨国社群的出现和意义。费斯特指出，已定居的移民与其源出国之间的跨国联系得到了加强，产生了“混合文化习俗”和文化融合，表现为“社会空间的跨国界延伸”。通讯新技术的发展、交通的进步和流动的增加，更助长了这种趋势(Faist,1999)。
国际移民与性别：作为社会行为人的女性移民
将性别视为所有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认识对移民研究产生了影响。女性迁移及其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已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尽管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很不深入。
到1990年为止，全世界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妇女，估计总共有5700万人，占国际移民总数的48%(Zlotnik,1998)。在1/4的移民输入国中，女性移民的人数实际超过男性移民，但是直到1980年代，女性移民的规模和她们遭遇的特殊问题才得到细致的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向——而且将继续——特别关注影响女性移民的具体社会、文化、教育和职业状况。1978年在海德堡召开题为“对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教育和培训的社会学分析”的研讨会，会上提出了女性移民的教育、培训和地位问题。当时的个案研究包括居住在法国的葡萄牙和阿拉伯女性移民，在德国的土耳其、西班牙和意大利女性移民，以及在瑞士的意大利女性移民。研究成果于1982年汇集出版，题为《活在两种文化中：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社会文化状况》(UNESCO,1982)。
早期的分析是以家庭为背景研究妇女，通常认为她们不参与移民运动的第一阶段，那个阶段以男性为主。80年代对德国、法国和瑞典的斯拉夫女性移民的研究，对某些观点提出了疑问。首先，在移民潮的第一波中就有妇女参与，她们有时甚至是迁移的发起者。她们的迁移动机，也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纯粹由于婚姻或家庭关系，或仅仅出于经济原因。有人指出，妇女迁移的动机也可视为一种主动行为，是对忍无可忍的环境的拒绝，或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Morokvasic,1988)。
关于妇女对迁入国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早期研究多以迁出国为参照，注重性别关系。最常见的套路是从“传统”到“现代”，认为移民妇女在迁入国找到有偿工作，受到的压迫就减轻了。然而有些专家认为，考虑阶级、族属和性别时，必须评价有偿工作的结果。一些研究表明，女性移民的外国人和移民工人身份，淡化了性别和阶级的作用。获得有偿工作可能使人在经济上独立于配偶，但也会使人依赖于压迫性的工作条件(Morokvasic,1988)。
另一些个案研究分别考察了女性移民适应新社会时的个人目标和成就，以及这些个人变化对她们所在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从个人角度看，迁移或许是为了求得个人的改善。女性完全能够适应迁入国的生活。不同移民群体的适应能力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本源文化，而且取决于雇用国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制度支持，如教育设施和社会服务，以及移民社群内部的社会文化支持(UNESCO,198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女性移民问题。这次与柏林技术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国际移民中的妇女：社会、文化和职业问题，特别关注第二代”国际研讨会，探讨了女性移民的经济贡献。会议认为，女性移民是“大多数社会里最脆弱、最不利的群体之一”。与会者呼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资料收集和信息交换，以便制定相关政策。他们特别强调对某些课题，如社会和代际变化、就业新趋势、家庭变化、家户模式、社会网络、第二代年轻妇女的态度，以及与文化认同相关的问题，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
柏林研讨会建议开设语言和介绍课程，为第二代年轻妇女制定培训计划，鼓励自助项目，扩大媒体报道，认为这些是打破对移民妇女的角色规定、改善她们生活质量的最佳举措。应在地方、国家和国际等不同层面鼓励、支持和创建女性移民网络、协会和联盟，使她们能够积极参与社区生活。
9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所扩大，方法也有所改变。这种变化在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欧洲社会科学研究和档案中心（维也纳中心）在巴赛罗纳联合举办的“1990年代的移民妇女：新趋势和新问题的跨文化视角”研讨会中得到了反映。移民妇女的不同经历，以及分析特定社会文化和民族背景的重要性，更显出考察性别、阶级、种族和民族排斥的交互作用的必要。
参与劳动市场和经济过程的妇女，大多数仍是正规与非正规（如保姆和裁缝）经济中的低层梯队，但也有个体经营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后一部分是移民输出国新流失的人才。研究表明，移民妇女传输民族认同的作用不小；弥合民族差异更具潜力。移民和少数民族人口在社会上形成（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种族”，因此成为种族骚扰和种族歧视的对象。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无疑又添了一层复杂性。
巴赛罗纳研讨会提出，建立和支持“研究网络”，促进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对性别和族属、移民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不同社会背景中移民妇女遭受的不同排斥、家户模式的变化以及混合婚姻、非正规部门中无证移民妇女的状况等课题，应进行跨文化研究。另一个需要调查的问题是，移民妇女在调整自我适应新环境时的社会心理，以及她们应对压力和边缘化的方法，包括偏见与社会排斥对幼儿个性发展的影响。这些方面一向受到忽视。
1998年《替罪羊与社会行为人》一书中收录的有关女性移民的文章，具体探讨了巴赛罗纳研讨会上提出来的性别与族属的交互作用和移民妇女的文化反应等问题。而书中的分析较前几十年涉及面更多，这既反映了研究的深入，也说明移民妇女的境况更多样化了。移民妇女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
●通过探亲而来。
●移民的女儿和孙女，即第二、第三代移民。
●为找工作而来，通常不和家庭其他成员在一起。
所有这些群体，都在不同程度因种族、民族、性别和阶级而受到歧视。有人认为性别分工是理解少数族群社会定位的核心。但性别关系不止一种：有少数族群中的性别关系，也有多数族群中的性别关系。故而，移民社群中的性别关系，与他们所进入社会中流行的性别关系发生互动，并受其影响。
这些关系还与阶级分化、种族和民族歧视发生联系，结果使不同移民妇女群体的机会和前程受到限制。要有效克服少数族群的社会不利地位，就不能分别处理各种不同形式的不利，而应该有一个广泛的社会政策，将少数族群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一并考虑进去(Anthias,1998)。
人口流动的性质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单纯为工作目的而主动迁移的妇女人数不断增加，有人将这种变化归因于移民过去主要进入工业部门，后来转而主要进入服务部门和非正规经济。国际上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了，而对传统上属于女性的工作（女佣、护理和招待）需求增加了。经济的非正规化、社会保障和“铁”饭碗的丧失，在劳动密集部门，主要是纺织和制衣行业，为移民妇女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Campani,1998)。
随着妨碍妇女到本社会之外去工作、生活的文化屏障逐渐倒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也开始迁移。迁移的妇女早已把自己视为独立的工作者。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移民妇女和当地妇女之间可能由于阶级和性别分工而造成新的社会分层。例如，亚洲的移民保姆就正在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妇女中形成新的跨国劳动分工。雇了保姆，越来越多的妇女便能够加入劳动力的行列，而把家务活交给移民女工(Cheng,1999)。
近期对意大利女性移民进行的研究，发现女性移民联合起来了，形成了非正式的自助网络和文化同盟，也有些是正式的组织，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这些组织是单民族的，有些则与迁入国的妇女合作，和当地其他组织一道，共同反抗种族主义和歧视。这说明这些组织所在的新移民社群正在重构性别关系。身为移民的妇女挣钱的能力提高了，她们在本国的家庭地位随之发生变化，她们的新组织已经不是直接由男子来统治了。然而在正式组织里，妇女的角色仍然受到阶级差别的影响，居于领导地位的通常是受过教育的移民妇女(Campani,1998)。
妇女在国际移民中发挥着不可忽视而且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近期关于女性移民的资料，看到的大多是消极面，如不论正常还是非正常女性移民，面对经济剥削和性剥削，都软弱无力。将来世界各地会有更多独立的女性移民，那时妇女迁移便会显露出积极的一面，如个人能力的提高和经济、政治的日益独立。
新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应
由于国际人口流动是全世界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一些重要地区组建网络，以探索研究和支持政策制定的新途径。这些网络将在许多国家设立“专业中心”，为政策制定者就移民的作用和民族文化多样性提供信息、优质研究和咨询服务。
地区网络将研究各地区移民流动的新趋势，并关注名家们在各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区会议提出的重点问题。组建这样的网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人文部下属社会转型管理项目(MOST)的活动之一。这个项目始于1994年，宗旨是促进对社会转型和全球性重要问题的政策研究，国际移民问题也是其中一部分。
亚太移民研究网络(APMRN)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研究公共政策，促进移民和民族方面的教育。该网络致力于积累实证知识，深化移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国家和国际政策制定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和选择。这是一系列网络中的第一个，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问题，如定居导致的社会服务需求、外迁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也研究一些较新的问题，如1997年经济危机对该地区移民模式的影响。
非洲移民研究网络(NOMRA)是1998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茨瓦纳哈伯罗内地区专家会议上成立的，主要研究人口流动的复杂原因，尤其是非洲的贫困和结构调整计划导致的迁移，以及作为生存策略的迁移。该组织探讨的问题包括地区整合与地区内劳动力流动、非正常劳动力迁移与遣返、高技能专业人员的迁移、整合回归移民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当代非洲妇女的迁移模式与后果，并致力于解决难民和国内流民问题(UNESCO-MOST,1999)。
中东欧移民研究网络(CEENOM)是1998年9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联邦莫斯科专家会议上成立的。由于移民流动已成为东欧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东欧移民研究网络致力于研究移民新动态。这些新运动引发了新问题，需要大力研究和交流信息，以便为政策反应提供基础。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被确定下来，如中东欧国家新移民趋势的复杂动因和后果，经济在向商业与劳工移民新模式过渡中的作用，非正规经济、非正常移民和过境移民，被迫迁移、难民与流民的影响，应对移民流动的增长和多样化的新政策和移民立法所需要的信息等等(UNESCO-MOST and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1999)。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移民研究网络(REMIALC)成立于1998年10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区研讨会上。该组织主要研究全球化对移民新趋势的影响，以及地区经济整合计划（如NAFTA和MERCOUR）的作用，尤其是它们与就业市场的性质变化、劳动市场灵活性的增加以及新型迁移的关系。其他的研究主题包括移民中的人权问题：移民与难民的关系；伦理在迁移中的必要性，以及建立机制，改善移民工人的人权，促进移民的社会整合的重要性；迁移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研究与公共政策的联系(UNDESCO-MOST and University of Chile,1999)。
移民政策普遍与现实脱节。许多国家缺乏关于移民的经验知识，没有足够的材料据以进行有效的分析和制定政策。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项目——移民研究网络的工作，在支持深入研究和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方面，将大有作为。
本期文章
本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的文章探讨国际移民的动态，从全球和地区的维度发表新见解。其中数篇文章还研究了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全球趋势和问题
头4篇文章各自从全球视角分析移民的动态和后果。斯蒂芬·卡斯尔斯探讨全球移民趋势，指出大部分政府对入境移民只有短期措施，这些措施常常不奏效。他认为国家之间应制定长期合作战略，以使迁移规范化，防止对移民的剥削，并使移民促进可持续发展。
华金·阿朗戈考察了近几十年来关于移民的主要理论方法和概念，探讨了它们在理解移民现象方面的短长。
乔治·弗提奥·塔皮诺斯在文中探讨全球化与各国日趋严格的移民政策对国际移民模式的影响，提出了经济自由化如何影响外迁决定等问题。
里瓦·卡斯托里亚诺指出，国际移民正在成为新的跨国社群的结构特征。
地区和地方视角
这一组文章讨论不同地区产生的具体迁移方式，影响移民流向和形式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接收移民的方式。
约翰·索尔特和詹姆斯对比了美国和欧洲的情况，美国的入境移民历来让人想到永久定居，而欧洲则强调短期迁移，尽管这种政策也时常造成长期定居的移民社区。作者指出，1990年代以来，美国和加拿大关于迁入移民的争论，已逐渐向欧洲靠拢了。
马雷克·奥科尔斯基探讨了1990年代移民政策开放以来中东欧(CEE)移民的主要趋势。该地区这一时期的国际流动空前频繁，人流从外界大批涌入，再向西运动。詹娜·扎扬科夫斯卡娅分析了苏维埃制度解体后独联体(CIS)的移民情况。解体使前苏联各地移民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阿赫梅特·伊斯杜伊古以土耳其为例，讨论前往西欧的过境移民问题，以及过境移民流动的发展方式。
在亚太地区，罗纳德·斯凯尔顿指出了全球化世界中的亚洲移民主要问题，并预测国际移民在21世纪将仍是该地区转型的一种主要力量。
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移民、难民潮和国内流民。阿德兰提·阿德泊鞠分析了非洲人口运动的多种成因、方面及后果。
阿德拉·佩勒格里诺分析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际移民的主流，指出了美国对该地区国际移民模式的影响。亚利山得罗·Ⅰ·卡那勒斯考察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内部劳动市场和移民流动两股力量的关系；经济整合如何影响从墨西哥流向美国的移民人数、成分和迁移方式。
社会研究与公共政策
本期最后一篇文章讨论社会科学如何为制定国际移民政策做更大的贡献。劳尔·乌尔苏亚指出，对政策影响最大的是经济理论，而影响迁移决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迁移过程本身，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他论述了建立多学科方法的努力，认为这样将对国际移民政策做出更有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