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地理学与经济学的比较_地理学论文

产业集聚:地理学与经济学的比较_地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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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的相关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聚合。通常认为,产业集聚出现在产业革命以后,是工业化时期的典型现象。目前,世界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新技术革命影响的不断深入,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运输方式的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地理区位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理论家也提出了“地理学已死”等观点。然而,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就会发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大多倾向于某一特定地区群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引人关注的、具有活力的地区恰恰也是产业集聚的地区。因此,相当或相同产业的空间集聚仍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

自20世纪初期以来,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一直是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20世纪前叶,马歇尔(Marshall)、韦伯(Weber)等曾对产业集聚现象提出了经典的解释。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伴随着大企业和跨国公司遮经济活动中地位的日趋上升,人们开始关注大公司发展的内部空间结构问题,对空间集聚问题的研究有所松懈。70年代末期以来,伴随着“新产业区”研究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进展,地理学家迅速复兴了对空间集聚问题的研究兴趣。同时,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Krugman)、波特(Porter)等对经济地理在企业竞争和国际经济活动中重要性的发现,也使产业集聚再次成为经济学领域关注的核心。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学术界,就兴起了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它们均以企业的行为为基础,关注产业集聚的机制和路径依赖的作用。然而,地理学和经济学毕竟拥有不同的学科起源和研究传统,二者对产业集聚问题研究的复兴虽然均被称作“新经济地理学”,但它们对产业集聚的理论解释和研究方法却存在着较大差别。分析、比较二者的异同,加强相互间的沟通与学习,对促进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理论起源、产业集聚的成因、市场结构的性质、外部经济的类型、交易关系与根植性、产业集聚的机制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

2 理论起源

地理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又称“新工业与经济地理学”,它源于20世纪70、80年代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和有关后福特主义及“文化转型”的争论,侧重于对特定区域的产业空间组织进行具体分析,以案例或案例之间的经验比较和描述性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重点强调新产业区的成因、结构及空间组合状况,尤其关注产业集聚区复杂的社会相互关系、网络和知识转移过程的重要性,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是学习或知识形成的有效空间单元,因此特殊重视对产业地理集聚与地方环境的关系和区域发展中的学习创新问题的研究[1-5]。

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又称“地理经济学”,它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这种“新经济地理学”吸收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和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结合产业组织理论有关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模型的最新进展,试图构建“空间经济”的理论体系。它比较注重国际经济学与地理区位及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的关联,强调规范的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空间经济模型,以模拟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寻求产业集聚持续发展和多重均衡实现及被打破的条件,强调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历史和偶然事件、路径依赖等在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6-10]。

3 产业集聚的成因

3.1 地理学:柔性专业化和生产系统的垂直分离

20世纪70年代,美国、欧洲基于福特制大规模生产体系基础上的工业化过程和区域发展出现危机,而意大利北部的Emilio-Romagna以及美国的硅谷等基于柔性生产模式的区域,经济增长势头突出,成为“新的产业空间”或“柔性生产综合体”。因其与历史上马歇尔所描述过的产业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学者将其称为“新产业区”。基于第三意大利的研究,有的学者提出了柔性专业化的概念,强调柔性专业化作为后福主义的生产模式在“新产业区”形成中的重要性。柔性专业化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模式,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在新产业区内,单个企业总是集中于有限的产品和过程;另一方面,新产业区中的中小企业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作为一个集体,其生产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多样化[3,4]。

同时,美国学者斯考特(A.J.Scott)等人在案例中强调生产系统的垂直分离导致新产业区的出现[11]。由于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与易变性,使市场需求的稳定性大大下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再加上生产技术的快速变化,使生产系统垂直分离的趋势加强,分离后的专业化企业对地理集聚具有强烈要求,产生了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既竞争又合作的新产业区。

福特主义作为由生产驱动的标准化大批量产品的刚性生产方式,典型的组织模式是金字塔式的层级制和垂直一体化;而后福特主义则是由消费驱动的小批量定制产品的柔性生产方式,它以垂直分离为特征,大量生产者紧密结成网络。目前,当代资本主义是否真的实现了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学术界仍存在较大分歧。但在“新经济与工业地理学”看来,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兴起及其构成的区域经济,无疑构成了全球化过程中一种富有活力的区域发展新模式,并使区域而不是国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动态发展过程中的有效空间规模[12]。

3.2 经济学:历史与偶然因素、累积因果效应和路径依赖

克鲁格曼认为,某一特定产业的生产区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是由历史和偶然事件决定的,并以美国多尔顿的地毯制造为例进行说明。这种历史偶然性的观点认为,一个产业在哪里群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初的公司是在哪里干起的,如伦敦现在是国际金融中心是因为它过去就是,多尔顿的资源或成本方面并不比其他地方有优势,其唯一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是它有生产毛绒织物的历史[6]。

生产的最初的优势确定后,通过前后和后向关联,可产生累积效应。一旦区域专业化格局形成后,由于累积因果效应,这种格局会不断发展下去,形成产业集聚,并形成很强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是指一旦某种随机经济事件选择了某一路径,这种路径就可能被“锁定”(lock-in)在这一道路上,而不会选择更为合适或先进的道路。路径依赖之所以出现,是由于经济现象中存在着具有报酬递增作用的正反馈,通过自我增强机制,最终被“锁定”在某条道路上。因此,产业集聚是历史与偶然因素、累积因果效应和路径依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实世界中,由于路径依赖,自动向最优空间格局发展的趋势并不存在[6,7]。

4 市场结构的性质

4.1 地理学:倾向于完全竞争,但也承认不完全竞争的存在

新产业区理论的柔性专业化学派认为,新产业区是由服务于国内或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组成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柔性生产综合体,其市场结构倾向于完全竞争。当地竞争对手在相同的环境下经营,具有相近的劳动力成本和市场渠道,又从事相似的经营活动,再加上彼此的接近和了解,使企业之间的影响加强,竞争激烈,同时产业区内企业的活动又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彼此紧密合作,构成相互依赖的网络[13]。

当然,一些学者认为产业区不应只限于中小企业组合的区域,在许多产业区中,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并存,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联系密切,大企业在产业区持续增长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3]。还有的学者在其案例研究中发现有的产业区大小企业相邻布局,形成互为依赖的网络[14],因此市场结构也可能是不完全竞争的。

4.2 经济学:不完全竞争

新贸易理论和地理经济学强调内部规模收益递增,而内部规模收益递增只能在不完全市场结构条件下才能实现。由于经济学倾向于沿着一条尽量不抵制数学的方向发展,而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又难于模型化,因而在70年代以前,经济学中的贸易模型均是以完全竞争为基础的。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的飞速进展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竞争模型,并由此导致了80年代国际经济学对贸易理论和地理区位问题的再思考。因此,目前经济学对待产业集聚问题是以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基础的。

5 外部经济的类型

5.1 地理学: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

规模经济或收益递增是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按其来源,规模经济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规模经济,它用于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商的规模;一类是内部规模经济,它用于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规模而非行业规模。

经济地理学在新产业区研究中通过对中小企业集聚的关注,带来了对外部经济的重新审视,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内部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已被不断增加的市场不确定性和快速的市场变化所减缓[15]。因此,地理学十分强调外部规模经济对产业集聚的作用。

经济地理学认为,空间集聚经济是一种外部规模经济,主要包括地方化经济(localisation economies)和城市化经济(urbanisation economies)[16]。新产业区研究强调地方化经济,即类似的工厂或企业在同一空间范围内的集聚,其所带来的外部规模收益包括企业间联系与合作的加强,专业信息与技术快速传播,地方专门的熟练劳动力市场,地方共用的专业化设备,共同的区域形象等,其核心是技术、信息的扩散,即技术的外部性。而专业化、空间邻近性和社会文化的同质性则有利于创新和技术诀窍的传播。

另外,经济地理学的新产业区理论也强调外部范围经济的作用,认为对于外部范围经济的追求也是企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原因。外部范围经济是指企业因专业化分工深化而从区域事业领域或经营领域的多样化拓展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当社会分工高度发达,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企业不能有效获得内部范围经济时,生产系统就会出现水平分离。单个企业生产活动专业化,多个企业分工协作,形成地方生产系统,从相互集聚中实现外部范围经济。因此,这种集聚的范围经济主要来源于企业由交易活动联结起来的产业间的相乘效果以及经营领域广泛所带来的外部经济[17]。

5.2 经济学:内部规模经济与金融的外部规模经济

如前所述,经济学非常重视贸易和产业集聚中源于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内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但它并没有忽视外部规模经济的存在。外部经济最早由马歇尔做出经典分析,它有三个主要成因:劳动市场共享、专业化的投入品和服务、技术和知识外溢。前两者主要表现为金融的外部性,即通过市场规模效应和价格体系的变化而形成的外部经济,市场规模越大,源于外部经济的收益递增就越突出;后者主要表现为技术的外部经济,它与厂商生产函数的变化有关,而与价格体系和市场结构无关。

克鲁格曼运用模型分析和扩展了外部规模经济的有关观点,承认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但与国家尺度相比,更强调区域尺度上外部经济的重要性;在解释小尺度的工业区位和集聚时,更强调金融的外部规模经济,“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外部经济的重要性程度就更广泛一些,尤其是与市场规模效应变化有关的外部经济”[6]。对于技术的外部性,克鲁格曼认为它在某些产业尤其高技术产业是很重要的,但这种外部性很难进行模型化,且许多发生在国家或国家之间层次上,因而认为技术影响在小区域尺度上是十分有限的。

6 交易关系与根植性

6.1 地理学:本地网络与根植性

地理学在新产业区研究中,基于对柔性专业化的强调,认为本地网络与根植性是新产业区的两个根本特征[3,4]。本地网络是指区域行为主体之间正式合作以及它们在长期交往中所发生的相对稳定的非正式交流关系,这种网络关系既包括正式的纸面上的合同关系,又包括非正式但在长期交往如面对面接触、信息交流、频繁的人际交往的过程中结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企业之间是平等互惠的关系,而不是支配与依存的关系,物质联系与非物质联系并存,贸易联系与非贸易联系并存,同时网络内部还包括大学、科研机构、政府、贸易协会等多种组织和机构。

新产业区的另一个特征是根植性。根植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交易关系受区域特定的结构和制度文化的影响。经济行为和交易系统根植于由历史形成的网络和制度之中,而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具有文化意义的,企业活动需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制度环境中。地理学除强调产业集聚区内正式的市场交易关系以外,更加加强调导致制度能力形成的“软”因素的重要性,认为企业间非贸易的相互依存建立在互相信任的社会资本之上,公司、供应商、客户和各种服务组织有机结合,地理邻近,加强了个人接触与非正式的交流,增强了彼此的信任与合作,形成了密集的“机构密度与制度氛围”(institutional thickness)[18],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与传递,使企业、区域的学习、创新能力得到持续发展。

6.2 经济学:市场交易关系

克鲁格曼的研究,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强调企业间的市场交易联系,而忽略公司之间活动的非物质联系和非正式联系。他认为产业集聚空间格局的形成及锁定效应,是经济活动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相互作用的产物。他虽然也承认制度、文化、社会因素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重要性,但认为这些因素难于捉摸,并很难模型化,因而应把对它们的分析留给社会学家[6,7]。

7 产业集聚机制

7.1 地理学:交易成本机制和学习创新能力

地理学对产业区的早期研究,比较强调静态聚集经济的作用,近年来的研究则更多强调动态聚集经济的作用。聚集经济被认为是一定区域内的企业、制度、基础设施之间加强联系以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过程。当这些联系为参与地方交易的企业增加收益或降低成本时,聚集经济就会再现[1]。

地理学对产业集聚的传统研究是静态的,认为集聚的关键是通过公司与其贸易伙伴间联系距离的缩短以及发生在供应商与客户之间交流的快速性,它们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机制是结合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而提出的。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交易成本的大小取决于交易的内容、频率及交易面临的不确定性。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交易成本一般较高。斯考特认为,由于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和快速的技术变化,导致生产系统垂直分离,企业外部联系增加,外部交易增多,而外部联系具有空间依赖性。由于外部交易增多引起成本的提高会产生一种“空间拉力”,促进公司集聚以缩短彼此联系的距离,降低交易成本。与外部经济一样,交易成本机制是新产业区中产业聚集的主要动力[11],而空间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解释为地理邻近性与社会文化的同质性[19]。

动态的聚集经济是相关产业集聚现象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它增强了企业的学习能力,减少了创新的不确定性。近来的研究强调,在产业集聚区内,信息的交流,技术扩散,商业信息和技术决窍的交流等,会产生动态的聚集经济[2,20]。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区域、国家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静态的比较成本优势,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动态的创新能力,而区域动态的创新能力是与特定的地方环境以及该环境下的学习创新过程分不开的。产业活动的地理集聚与其说是为了从地方化的投入—产出联系中获益,不如说是为了追求一种特殊的地方环境以增强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2,5]。这种地方环境为企业的学习创新提供了共同语言、社会联系、规范价值和制度,既区域特定的“社会资本”。在产业区中,创新并不是R&D投入的线性函数,也不只是单个企业或机构的行为,它是特定创新环境中个人、企业、组织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特定创新环境下的产业集聚,通过地理邻近和便利的学习,来实现技术的创新、扩散和知识的积累,同时不断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经济地理学看来,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区域发动机,是“滑溜空间中的粘性地域”(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s),它出现在具有强大学习创新能量、交易密集和劳动密集的生产部门。

7.2 经济学:收益递增、运输成本与路径依赖

克鲁格曼将新贸易理论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与区位理论中的运输成本相结合,通过空间经济模型的构造和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分析,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中心—外围”空间组织的形成。

克鲁格曼认为,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是收益递增普遍存在的明证,这些收益递增使历史在决定实际经济的地理特征时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产业的地理集中依赖于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每个制造商就想在一个地方生产,为整个市场提供产品。为了最小化运输成本,它会选择当地需求大的地方。但当地需求大的地方也正是大多数制造商选择的地方,并且各制造商的需求之间能够产生强列的外部性,如劳动市场共享、专业化投入品和服务的形成、技术与知识的外溢等。因此,“有一种循环关系,使得一个制造带一旦被建立起来以后,就一直存在下去”[6,7]。

在克鲁格曼看来,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节约是产业集聚重要的“向心力”,并且这种“向心力”会在路径依赖和自我预期的作用下产生累积效应,从而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并强化这种区域的不均衡发展。但是,产业集聚也存在一些“离心力”,如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集聚的外部不经济(拥挤)、地租的巨大区域差异等。因此,产业集聚是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发展的。

8 结语

产业集聚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现象。地理学、经济学对此现象的解释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许多值得关注的差别。如果社会经济活动可区分为“形式经济”和“实质经济”,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产业集聚的“形式经济”,它试图以“实证主义”的方法模拟和揭示产业集聚形成的一般规律;而地理学不仅关注“形式经济”,更关注产业集聚的“实质经济”,它试图以“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方法揭示决定产业集聚“形式经济”形成发展的深层社会经济因素。显然,二者对产业集聚的理论解释,不是相互替代的,而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只有深化二者的研究并相互学习,才能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才能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提供新的政策和管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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