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织形态的复杂性演化与主体的发生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形态论文,主体论文,发生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组织理论试图解决有序与无序相互转化的机制与条件问题。该理论有可能成为理解宇宙演化中天体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和意识起源等所谓四大起源的钥匙。而关于主体和主体性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哲学和文化等人文领域：一方面，传统的思维方式将主体囿于人和人类社会，而根本无视人类以外的“自我主体”（从原子到天体）和“自为主体”（生命-生物）的存在及其主体性的涌现，更无暇顾及由自我主体到自为主体再到自觉主体发生发展的演化进程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导致了今天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从高扬人的主体性已经走到了“主体性的黄昏”。本文试图在复杂性范式的平台上实现自组织研究与主体性研究的新的综合：自组织即自主性的涌现及主体的发生；自组织形态的演化即主体形态的发展变化；自组织复杂性程度的增加即主体及其主体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产生。通过对三种自组织形态发生发展机制的考察，本文构建了一个发生主体论的图式，即把主体视为由自我主体到自为主体再到自觉主体的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和网络系统。
一、自组织演化的第一种形态与自我主体的发生发展
自组织作为一种过程演化的概念，包含三类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非组织到组织，即从混沌到有序，它意味着组织的起源；第二个过程是由组织程度低到组织程度高的过程，即组织层次上升跃迁的过程，是有序程度得到提升的过程，即从原子到分子、从分子到细胞、从细胞到生命有机体、从生命有机体到人类、从人类到社会有机体等；第三个过程是在相同层次上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如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体系、从低等哺乳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等。当然，在现实过程中，这三个过程又呈现出交互作用的状态。（陈其荣，第141页）
传统的观点认为，自组织是相对于他组织而言的。而科学前沿的“复杂性研究”和“文化研究”则认为，只有自组织而没有他组织。自组织是一切事物的基本过程。一方面，“复杂性研究”强调自然的创造力，从而将我们以前认为是智人独有的特性延伸到全部自然。埃德加·莫兰曾经形象地把人造机器这种“他组织”比喻为人类社会自组织身上的“一颗假牙”。因为孤立地看人造机便会遮掩一个关键问题，即创新的问题（人造机仅仅是复制性的）和生成的问题（人造机不可能繁殖和再生）。当然，人造机并非完全不求新和不生成，只是它的创新性和生成性来自人类社会组织。除了人造机，所有我们见过的（物理的、生物的、社会的）机器（动态组织）都具有内部的生成和再生机制，即它们自我生成、自我组织、自我重组；它们的求新首先就是它们对自身的经常性生产。即使是漩涡这个纯野性的动力机，它也在不断地生产着组织着自身的存在。这样，“我们便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在人造机方面还闻所未闻的观点：人造机有存在但没有自我，自我诞生于对自身存在的经常性的组织和生产。我们又发现从深谷中涌现出一批新概念，它们是创新、生成、反馈循环、自我生产、自我”（莫兰，2002年a，第184页）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在强调社会语境问题，认为所有的文本、信息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才能产生和接收。现在有可能对社会现实研究进行合理的重建，这种重建是了解时间之矢提供创造之可能性的一种重建；从而有了将关于真的知识和关于善的知识重新合为一体的可能性。总之，“复杂性研究”与“文化研究”都谋求将知识领域向新的可能性开放，而19世纪的科学和哲学的分裂则导致了对这种可能性的排除。（沃勒斯坦等，第206-207页）
普里戈金（也译“普利高津”）认为，复杂性诞生于物理-化学系统的自组织，而耗散结构则是具有“最低限度复杂性”的第一种自组织形态。（参见普里戈金等，第4页）莫兰则从哲学的层面上系统论述了这种具有“最低限度复杂性”的第一种自组织形态。
首先，自组织即系统自主性的涌现。宇宙发生学中存在着有序、无序和组织化的大博弈。宇宙诞生在事件中，并孕育出一系列一波三折的事件：从四种力的互动到原子、分子的构建，最后构成千变万化的生命奇观。莫兰还具体考察了构成我们宇宙中的自我主体的两极：原子和太阳的生成过程。原子是构建组织化宇宙的“砖”。因为基本粒子在逻辑上还没有确定的身份，它在物质实体和事件经过、有序与无序之间摇摆不定。当然，原子也不是将浑沌一劳永逸地转化为组织和秩序的结果，它处在永无休止的发生之中，仿佛其内部的互动没完没了，它在这一游戏中不停地自我组织和自我生成。恒星由轻原子构成，其它的原子在恒星内部形成。恒星创造重原子，即更加复杂的原子。太阳系中所有生成更多有序和组织的东西，都把太阳当作生命之源。总之，宇宙并不是建立在可分单位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复杂系统之上。我们所说的自然，就是这些叠床架屋、相互纠缠、难分难舍、紧密相连的系统。而作为自我主体的物质是演化的。物质的这种演变其实就是组织的演变，它在活细胞之后还将继续下去，演变出机体、社会，最后终于诞生出组织的精神形式：思想。组织在复杂化过程中失去的是凝聚力和僵化，得到的却是灵性和再生能力，与事件-干扰-偶然性周旋的本领。（莫兰，2002年a，第134-135页）
其次，反馈回环是自我主体（动态组织）的发生发展机制。控制论的反馈概念由于与线性因果性的决裂而实现了一个概念上的革命：我们看到出现了环形因果性：一个自我形成的系统造成了它的自我因果性，从而造成了它的自主性。（同上，2001年，第226页）回环联系着开放与封闭：开放养育着回环，回环进行封闭。在漩涡反复旋转的过程中，已经涌现出了一个极脆弱的自我；这样一环套一环，最后达到了最封闭也是最开放的回环：意识。（同上，2002年a，第220页）
再次，在自我主体的生成过程中，正反馈功不可没。正反馈是一个施于自身过程的强化、扩大和加速。拒绝一切无序作用的古典科学范式乃至控制论都把正反馈打入冷宫。然而，我们发现宇宙的发生是在正反馈的形式下进行的。正反馈是潜在力量分化的创造者，是世界的能源。如果把生命等同于机体，那么生命就是内环境稳定、负反馈和调控符号下的东西；但如果把生命看作再生产，那么活组织就是一个无限增多的繁殖过程，即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反馈。所以，我们应该把自我调控和生命的狂潮统一成一个概念，把两类反馈的游戏联系在一起。因为单独的负反馈是缺乏进化的组织活动；单独的正反馈是失控和离散。但是，哪里有演化和进化，哪里就有正负反馈之间对立互补的双向逻辑关系。宇宙发生、生物进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在长满了异常的正反馈荆棘的原野上进行的：这荆棘中包含着离散与破坏，但有时也隐藏着创造与翻新。这样，“正反馈组织内部最可怕的无序形式，变成了革命的冲击波和进化不可或缺的酵母”。（同上，第234页）
综上，宇宙本身就是由一系列事件组成的大事件。事件有粒子涌现，有原子生成，有太阳燃烧，有星星死亡，有生命诞生。现在我们知道，牛顿和拉普拉斯的庄严秩序也需要在众多恒星大熔炉的参与下不断地生成和再生成。而一切发生的、生成的、创新的事物都离不开无序。宇宙与其说是牛顿式的还不如说是莎士比亚式的，其中上演着无名氏的滑稽剧、仙女的童话、催人泪下的悲剧，我们无法知道哪一出是它的主脚本。（莫兰，2002年a，第398-399页）
二、自组织演化的第二种形态与自为主体的发生发展
莫兰认为，反馈回环是一个自然过程或物理-化学过程，还不是一个信息过程。只有发展到生物身上，这一理化回环才通过信息传递来进行。所以，回环在“家谱”上先于信息。为此，他区分了“自为”(autos)与“自我”(soi)这两个概念，认为自为包含自我，比自我更丰富更复杂。“自为”涌现了生物特有的自主性，即包含着基因型和表现型这二元一体的复杂性。“在这里，表现了仅仅是物理（恒星、漩涡、原子）的自我组织过程与自为组织之间的区别，后者在仍是物理过程的同时变成了生物过程。自我组织不存在先天遗传-后天表现的二重性，也不拥有具备运算机构的通讯信息的。组织，它们自发地形成和维持。而在先天遗传-后天表现的自为组织中，‘普利高津式’的自发过程由运算／信息／通讯的组织发动、控制和监督”。（同上，2001年，第255页）如果说普利高津式的自我组织及其相应的自我主体代表了自组织演化的第一种形态，那么莫兰式的自为组织及其相应的自为主体则代表了自组织演化的第二种形态。
作为自为主体的生命-生物的发生机制是超循环反应。艾根的“超循环论”揭示了在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阶段与生物学进化阶段之间有一个生物大分子的自组织阶段，即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进化阶段。这一自组织过程就是“超循环组织形式”，即由反应循环、催化循环到超循环构成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循环网络。在这个进化的循环网络中，低级的反应循环已经是自维生或自再生的，高一级的催化循环具有了自复制能力，而超循环则具备了进行选择的能力。艾根指出：“达尔文选择的基础是自复制，这是一种线性的自催化。……超循环是自催化系统等级结构中更高的层次。它是由自催化或复制循环所构成的，那些复制循环是被循环的催化联系起来的，即被另外的重叠的自催化联系起来。所以，超循环是以（二级或更高级的）非线性自催化为基础的。”（艾根，第6页）艾根还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指出：“较高级的生命形式尤其是‘智慧的’控制形式的进化，还将要求进一步考虑一些其他原理。所以，我们这里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分子生物学的领域，即限制在分子水平上的自组织过程”。（同上，第364页）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脑的进化乃至人类意识和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生命自组织（自为组织）的主体性涌现，最典型的是发生在高等动物的表现上：一是哺乳动物机体中免疫系统的产生；二是动物行为模式和行为策略的进化。
免疫系统作为哺乳动物生命有机体的一个防卫系统，进行着“自我”和“非我”在分子水平上的“识别”。莫兰将免疫系统称之为主体本征的第一个原则：免疫系统进行着“自我”与“非自我”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没有个体身份证的分子被拒绝、驱逐、打垮，而具有身份证的将被接受、认出和保护。（莫兰，2004年，第217页）可见，免疫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的反馈网络。
动物行为可分为先天的本能行为和后天的策略行为。先天的本能行为是一个物种与环境确立的一种稳定联系，并内化为生物的遗传记忆、外显为生物的合目的性行为和生活习性。而后天的策略行为则是动物物种的先天遗传形式与个体后天的经验形式的整合，表现为条件反射行为。在动物的本能活动中，作为调节机制的原初信息是约束性信息，即生物机体的遗传信息。以约束信息为主的调节是负反馈，它维持生命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但是，这对发展动物的活动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与负反馈不同，根据正反馈原则控制时，每次都根据具体情景重新确立目的。如果说在负反馈中生物目的是恒定的，那么正反馈则是依据外界条件的变化不断地修正当前目的，以期达到较长远的目的。条件反射与无条件反射的区别在于，作为调节机制的信息结构发生了变化，即由约束性信息变为主动条件刺激，直至为人类自觉目的的形成奠定心理学前提。（夏甄陶主编，第275-277页）
生物自为主体的发展动力是非零和博弈。“正是非零和的持续成长和持续实践，在从原始生物发源到今天互联网络的过程中，决定了生命历史的方向”。（赖特，第289页）诚然，无论在生物进化还是文化进化中，非零和动力始终面临两大障碍，即沟通障碍和信任障碍。但是，它们都被生物进化和文化发展的高超技术所克服，从而使得自为的生物主体向自觉的人类主体的飞跃成为可能。
生态自然观主张把人类主体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变为该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而哈贝马斯则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主体通性”(Inter-subjektivitaet)的重要概念和思想。他指出：“我们不把自然当作可以用技术来支配的对象，而是把它作为能够（同我们）相互作用的一方。我们不把自然当作开采对象，而试图把它看作（生存）伙伴。在主体通性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动物、植物，甚至石头具有主观性，并且可以同自然界进行交往，在交往中断的情况下，不能对它进行单纯的改造。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可以说至少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在人们的相互交往尚未摆脱统治之前，自然界的那种仍被束缚着的主观性就不会得到解放。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往，并且每个人都能在别人身上来认识自己的时候，人类方能把自然当作另外一个主体来认识。”（哈贝马斯，第45页）哈贝马斯关于主体通性的思想是深刻而富有远见的，它可以成为人类主体在未来发展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自觉性和自由度的核心价值观，更应该成为人类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方针。
综上，作为自为主体的生物进化没有简单的图式，而是某种不同等级的复杂性演化和稳定化策略，它们是从前生物进化到生态学进化的自组织过程中形成的，最终是具有人的学习策略的文化进化，即涌现出了第三种自组织形态。
三、自组织演化的第三种形态与自觉主体的发生发展
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研究文化的发生机制就是研究人的主体性的涌现机制。如果说动物对其生存环境的反映和适应是对自身生存价值的关系建构，是一种自然进化过程，那么人类生存价值的关系建构则是一个文化进化过程。文化-哲学人类学提出了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产物的思想，这应该说是研究人与文化关系的正确思路。但是，所有的文化哲学似乎还缺少类似于超循环理论那样的学说，即“文化超循环论”。文化超循环论应该揭示作为社会遗传方式的文化发生发展的具体机制和循环网络。本文试图在复杂性范式的视野下把文化视为人类实践创造的自组织形态，对文化的超循环自组织机制作一些探讨。
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线路进展，追求着不同的目的。但是，哲学的综合所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是一个人类行为规范系统。在共时态上，文化是以物质文化（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规范）为表层、以制度文化（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交往规范）为中介、以精神文化（协调观念、思想关系的思维规范）为内核的一个同心圆。在历时态上，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超循环自组织过程。
第一，物质文化中技术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迈耶(F.Meyer)断言，生物进化以技术进化的形式在人类中延续着。技术使物体被改造成身体器官形式的一种延伸。今天，人类技术的影响不仅遍及整个地球，而且进入到太空之中。所以有生物学家认为，人实际上不应该被划分为一个单独的生物种类，人构成了像他使用的工具类型那样多的种类。今天甚至人自身的中枢神经系统也外化到了现代技术中。（皮尔森，第123-129页）如果说，机器技术和能源技术还主要是人的肌肉功能的外在化，那么，信息技术则和人的精神（意识、观念、思想）外化的各种调控过程密切联系。在这三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标志着文化的进化已经接替了遗传的进化。信息技术凸显的是人的组织能力和自我组织能力。邬焜从信息哲学的视角对传统的生产概念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物质生产所改变的并不是物质的质量和能量，而仅仅是相关质量或能量的结构方式或活动状态。与人类的生产不可能是物质生产、而只能是信息生产的理由相一致，人类的社会生产力也不可能是物质生产力，而只能是信息生产力。（邬焜，第1-15页）应该说，邬焜关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力是信息生产和信息生产力的规定是深邃而有创意的：一方面，它揭示了信息技术的本质；另一方面，它又展现了人类文化的整体性和复杂的自组织过程。在21世纪，计算机技术和遗传技术正融合为一体，创造着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技术系统。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福祉；另一方面，“遗传污染”将和石油化学品污染一样，成为对地球环境的一大威胁。但是，生物技术世纪终将属于系统思维者，他们将自然界视为由无数共生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组成的网络，网络中每一部分的健康都依赖于整个系统的健康与幸福（里夫金，第236-240页）。正如美国学者李克特·摩里斯指出的那样，随着技术复杂性的增加，我们进入了一个不能十分看清前面道路的领域：尖端技术的日益增加使我们遭受到问题和解决之间强有力的反馈，最终将每一相继而来的解决方法改变为新问题的发生器。这些反馈效应以问题领域的增长效率不断超越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方式而发挥作用。（转引自秦书生，第11页）因此，把当代的技术系统视为复杂性技术生态系统是明智的，它凸显了人类主体的新觉醒。
第二，制度文化中管理范式的自组织演化。诺斯把制度视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并将制度区分为非正式制度（道德、禁忌、习惯、传统等非正式约束）和正式制度（宪法、法令、产权等正式约束）。柯武刚和史漫飞则认为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并将制度的构成区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认为制度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之间的区分与制度的起源有关；而制度的非正式性和正式性的区分与实施惩罚的方式有关，即与惩罚究竟是自发地发生还是有组织地发生有关。（柯武刚、史漫飞，第127页）外在制度永远是正式的，因为外在制度总是隐含着某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制，而内在制度则是被横向地运用于平等的主体之间。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具有互补性：一方面，政治权力的运用只能以法律（外在制度）为基础并处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另一方面，，法律必须在整体上不与共同体的内在制度及基本价值相冲突，以便人们能够并愿意服从法律。仅仅拘泥于法律的文字（法律实证主义）和正当程序的正规性，但违背社会上广泛持有的基本价值和伦理规则，是建立不起法治的。所以，法治是社会秩序与人类价值的统一。将制度区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较好地解释了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规则系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相互关系上，产权制度最为典型。因为产权不仅能附着于有形资产，也能附着于可识别的知识上。现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精良的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在货币-金融制度和管理制度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凸显了制度文化与精神（观念）文化的反馈循环关系。货币是一种大幅度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一个社会一旦将一种广泛接受的交易中介手段即货币导入易货系统，信息成本、储藏成本及其他交易成本都会降低。而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完备信息世界里，如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无需存在货币，人人都了解所有可能的交易伙伴。因此，完全是因为知识的不完备性才使得货币成为一项在促进劳动分工上有用的、实际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制度。同样，如果存在完备信息，就无需管理。（同上，第327页）如果说泰罗的科学管理是管理思想史上的第一个范式，是典型的科层制的他组织范式，那么人本主义范式则强调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因为人的潜能是管理所能开发的最重要的资源或资本。随着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传统企业严格的等级观念、机械的规章制以及无所不在的控制，从根本上扼杀了组织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企业难以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今天，由于电子信息技术、互联网的发展和知识的专门化，所有传统企业都正在或将被网络组织所替代。网络组织是一种既不是市场组织又不是科层组织的自组织形式。Business一词既可以表示“企业”，也可以表示“商务”。在知识经济时代，Business正同时向两个方向演化：一方面，组织的“商务”将变得越来越大，大到任何一个企业都无力独自承担，只能以战略联盟的形式来完成；另一方面，“企业”将变得越来越小，小到只需要突出其以隐性知识和无形资产为支撑的核心竞争能力就可以在市场上立足。这就是管理学家们所说的“模块化时代”的来临。模块化组织是一种具有自我生存、自我演化和自我进化能力的经济实体（自组织形式）。一方面，组织内部产生的隐性知识本身具有一种创造新知识的能力，这种新知识推动了组织功能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模块化组织内部的要素构成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机制是各子系统通过自组织形成超循环(Hypercycle)，并实现内在的价值选择。业务、能力要素的模块化实质上是一种“基因重组”，目的是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如品牌、研发能力和市场能力）的资本化，同时把其它的非核心业务外包给那些在该领域中做得最好的专业化组织。组织只有在两种公司层面的战略中进行选择：或者是将组织中的核心竞争能力培育和发挥到最好，或者是使本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能够更好地整合其他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形成“战略联盟”。总之，模块化组织的自组织机制是对传统科层制他组织机制的扬弃。传统的组织理论范式注重解决的是组织的纵向复杂性和横向复杂性问题；而组织理论的新范式注重解决的是关系复杂性问题、生成复杂性问题和演进复杂性问题。这是由于存在大量的中间组织-网络组织形态所引起的复杂性问题。正如汤姆·丁·彼德斯所指出的那样，现有的“牛顿组织”必将为“混沌型组织”所取代，未来的管理将从控制走向混沌。人们将告别命令和控制的时代，迎来了一个以“好奇、创造力和发挥想象力为特征的新时代”（周珉，第200-201页）。最近30多年来，人类在获取、转移、创造和处理信息方面的能力大约增加了五亿倍；因此如何在组织、协调、沟通、合作方面与之相匹配，是摆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紧迫任务。
第三，精神文化中观念形态的自组织演化。一方面，文化活在人的精神中；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又活在文化中。认识的生产和认识的产物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循环统一性。人类文化生产了象征、观念、神话，即创造了一个供我们精神居住的宇宙：从人类文明的黎明起，我们就生活在象征的森林里，并且再也走不出这个森林。几千年来观念的魔鬼淹没了我们的意识，使我们变得无意识。现实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绝对的，现实只能是观念向我们指示为现实的东西。人类精神的不发达问题，包括科学精神的不发达问题，处在我们历史问题的中心。我们仍然处在野蛮观念的时代；科学理论没有审视自己的反思能力；科学理论遮蔽或压抑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所以它没有思考自己的能力。如果说，人类已经能够把握生物多样性的统一性，那么精神圈的众多生命的统一性却还没有得到承认。从幻想到象征，从神话到观念，从美学形象到数学存在，从诗歌联想到逻辑联系，被无法相互沟通的学科弄得支离破碎。（莫兰，2002年b，第123页）为此，莫兰对观念领域进行了一番“观念生态学”的考察，揭示了“观念生态系统”的语言、逻辑、范式这三个组织的原则。他主张“建立一种复杂性思维”，展开整体和特殊、部分和全体、科学客观性和哲学反思性的对话。
首先，人类语言是以有生命的方式来组织的，这就使得“精神的生命”和“观念的生命”成为可能。（同上，第179页）生物自组织的核心是由两个不可分割的原理之间的对话构成的，一个是（基因的、种类的）生成原理，一个是（此时此地生命存在的）现象原理。我们可以把这种组织称为生成-现象组织。如果说结构主义语言学使人们能够在人类语言和基因“语言”之间建立起一座理论的桥梁，那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则在语言和生物界（以人的大脑为中介的生物界）之间建立起了第二个纽带。这样，人类语言就不只是有生命的，而且还是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和精神圈的组织中具有最彻底的生命性的东西。因此，语言组织像生物组织一样也是生成-现象组织；当然，语言组织有属于自己的方式和成分，有属于自己的模式和世界。自然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成员所共有的）共同语言和（适合日常各种用途的）普通语言。许多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自然语言是一种不充分的思想工具，有必要用形式化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但是，形式化语言的逻辑优势是以反思和创造方面的劣势为代价的。普通语言使我们能够在维持话语严谨性的同时避免僵硬性。它允许使用形式化语言所禁止的类比和隐喻，这些成分不仅是诗歌所必需的，也是思维本身所必需的。
综上，我们看到，语言处在生物→人类→社会→精神的环状关系中：一切都包含在语言中，而语言本身又包含在它所包含的整体中。我们创造语言，语言创造我们。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我们被词语所开启，又被封闭在语言中；我们向观念开放，又被封闭在观念中；我们向世界开放，又向世界封闭。我们看到了这个重要的认识论悖论：我们被开启我们的东西所封闭，被封闭我们的东西所开启。（莫兰，2002年b，第187页）语言、神话、观念乃至理性，一切人类精神文化的东西概莫能外。
其次，理性的理论都是一些观念系统，而逻辑则是一切观念系统的形式框架，即建立秩序和计算规则。（同上，第189页）本来，亚里士多德的古典逻辑的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是限制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关系中的。但是古典理性和古典科学把这些原理绝对化了，把带来发明和创造的东西都排斥在逻辑之外。但是，逻辑的最高权威反映的是某种范式的秩序，而不是世界的秩序。哥德尔在数学逻辑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造成了逻辑至高无上并且可以自足这一神话的崩溃。
现实和思想是丰富和复杂的：现实和思想既包含着逻辑，又超出逻辑；既遵守逻辑，又违背逻辑。“所以我们提出的对话法不是一种新逻辑，而是根据复杂性范式使用逻辑的新方式；对话思维的每一个片段操作都遵循古典逻辑，但其整体运动则不遵循古典逻辑”。（同上，第216页）我们要理解生活，就不得不把一些矛盾的概念用对话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哥德尔定理不仅呼唤逻辑学家的反思，而且要求主体再次出现。而反思性只能是对象化和主体化的循环。随着主体的再次出现，也再次出现了理论和逻辑的生产条件问题。最普遍的条件是生物-人类学条件，最直接的生态条件，则是文化方面的条件，也就是心理-历史-社会条件。构成我们可以理解现实的只是本质上不可判定现实的一个地带、一个地层、一个片断。认为任何经验领域都可以被理论化和科学化，任何理论都可以被形式化，这种想法属于合理化者的胡言乱语。“合理性是一个严密的观念系统与现实的对话机制，而合理化则阻碍观念系统与现实的对话”。（同上，第271页）希尔伯特形式主义的失败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失败是20世纪的认识论事件（其追随者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莫兰认为，真正的合理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开放的合理性，它要求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的逻辑。我们应该培育出新一代的理性系统，这些理性系统必将是开放的和复杂的。（同上，第232页）
再次，范式处在理论的核心地位，逻辑处在范式的控制下。（同上，第233页）莫兰说：“我将把范式这个概念不仅用于科学知识，也用于一切认识、一切思维和一切精神系统”。（同上，第235页）因为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依据范式来组织的。范式的定义同时是语义的（决定着可理解性）、逻辑的（决定着逻辑操作），和观念-逻辑的（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观念系统的组织。莫兰设想一种能动的环形结构，在这一环形结构中，社会文化组织维护着范式，范式又推动着社会文化组织。莫兰还具体考察了由笛卡尔提出的“西方大范式”。笛卡尔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其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另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精神分裂症使每个人至少过两种生活：一方面是存在和道德的生活（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互渗透）；另一方面是决定论、机械论解释的生活（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互分离）。这种范式执著地寻求客观性，但是又把达到真正的客观性混同于对观察者／构思者的盲化，混同于对客观性赖以凸显的文化、社会条件的无知。这种范式把现实复杂性的所有成分（主体、存在、随机、自主、品质等）从科学性中排除出去，即从“真”现实中排除出去。今天，我们进入了西方大范式分化和衰退的时代，因为由大范式规定的科学技术-政治领域的各种过程带来了太多的操纵、枯竭和威胁。这意味着一种新的范式正在形成。因为范式把认识的基本组织和社会的基本组织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循环。从而，这种新的范式意识的获得意味着一种复杂思维模式的突（涌）现；但这种复杂思维模式还没有作为范式扎根于文化中。“我们必须前进，尽管前面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莫兰，2002年b，第264页）人类如此需要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必然要求对那些支配逻辑、话语、概念、推理的范式有所意识。不仅是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且人类主体对自我主体和自为主体的理解，是人类主体能够生存下去的条件。莫兰希望通过“在观念的组织方式的复杂性阵地上”的革命，使人类精神走出他的史前时代。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性范式的开端，这并不是某个思想家个人的任务，而是各种思想汇集在一起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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