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王陵“六马之驾”发现的学术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周论文,王陵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78.8(261)LY=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910(2003)04-0013-04
2003年3月17日，中国新闻网报道了在河南洛阳发现东周时期王陵遗址的消息，一时间，媒体纷纷转载，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东周王陵的发现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考古学的重大成就。而对于确立这些重要遗存属于东周王室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六马之驾”（考古学者称为“天子驾六”）的发现。依笔者看，洛阳东周王陵“六马之驾”的发现，在学术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里无疑应当属于东周王室墓地。本来，洛阳市打算在这里建设一个大型广场，没想到，在开工前的例行勘探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五十年来人们不断寻觅的东周王陵居然惊现在世人面前！
据介绍，在对广场施工地段1.6万平方米的范围所进行的文物勘探发掘中，共发现了397座墓葬，其中包括2座带墓道的甲字型大型墓葬和20座中型墓以及17座车马坑，马坑和车马坑数量之多，超过洛阳市50多年来发掘出土车马坑的总和。据说，该广场尚有1.4万平方米的范围没有进行钻探，专家估计，整个广场的东周墓葬应当在600座以上，车马坑也应在30座左右。
内涵如此丰富的墓葬和车马坑，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种类之全，都证明它不同于一般的贵族墓地。以墓葬为例，既有带墓道的大型墓，也有中型墓，还有成群的小型墓，在大中型墓中还有东周时期墓葬中的特殊葬制——积石积炭墓。车马坑不仅有埋马的陪葬坑，还有车马俱有的陪葬坑。这都说明此地乃是一处王室家族墓地。
到目前为止，这种一辆车有6匹马拉着的考古遗存应当还是首次发现。这座最大的车马坑宽度为7.2米，长度达到42米，清理出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两排车马，规格尊隆，场面壮观，属于目前考古发现中罕见的大型车马坑。在发现时，这辆由6匹马驾驭的车乘，其车辕、车上的铜构件以及马的骨骼都清晰可见。附近的两座甲字形带墓道的大墓，其规模尤其显赫，种种迹象显示，这座墓应为东周时期的周天子之墓。
“六马之驾”的发现无疑是此次考古发现的翘楚，人们确定这座墓地为王室墓地，认定其中的两座大墓属于周王，所谓“天子驾六”都是十分关键的直接证据。墓地遗存与“天子之乘”相互印证，可以肯定地说，考古学者们的判断应当是正确的。
关于古代的车驾之制，我们现在知道汉晋之世天子有“驾六马”的制度。据《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七《王礼考十二》的叙述，周代，“致仕之老及后乘”安车；汉代，“乘舆、金根、安车、立车，是为德车。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所御驾六马，余皆驾四。皇太子、皇子、公、列侯，皆乘之。自汉以後，亦为副车。晋制因之。天子所御则驾六，其余并驾四。三公下至九卿，各一乘，公驾三，特进驾二，卿驾一。宋因之”。《文献通考》卷一百十六《王礼考十一》还详细描述了天子乘舆、金根、安车、立车的车制，描述了轮、毂、较、轼、盖等情况，说到“画日月升龙，驾六马”，又叙马的装束及有关情形，指出“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
《文献通考》还引述古代文献，谈到了以前的各种观点：
《古文尚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礼》四马为乘。《毛诗》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说皆云天子驾六。许慎以为天子驾六，诸侯及卿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史记》曰，秦始皇以水数制乘六马。郑元（玄）以为天子四马，《周礼》乘马有四圉，各养一马也。诸侯亦四马，《顾命》，时诸侯皆献乘黄朱，乘，亦四马也。今帝者驾六，此自汉制，与古异耳。
《文献通考》认为“帝者驾六”是汉代以后之制，与先秦不同。
其实，说汉代以前没有“六马之驾”制度是对文献的误解。关于周代及其以前的情况，文献记载简略，因而造成后人的不同理解。依我们看，周代以前礼制中确有“天子乘六马”的制度。
让我们来看古籍的记载及后人的争议：
首先，“古《逸礼》”明确记载古有“天子驾六马”之制。
“古《逸礼》”中的《王度记》明确说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据此，东汉许慎认为周代“天子驾六马”的说法没有问题。
按：“古《逸礼》”原有三十九篇，乃与《尚书》十六篇同出于孔子旧宅古壁。据《汉书·楚元王传》，刘歆曾要求将《逸礼》与《左氏春秋》、《毛诗》及《古文尚书》一起列于学官，且汉唐时期人们往往征引该书。因此，《逸礼》中关于古代车驾之制的叙述不宜轻置不理。许慎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他相信“古《逸礼》”之说，颇值得重视。传统观点认为，“古《毛诗》说”与“古《逸礼》说”同属古文说。那么，许慎反对前者而主张后者，也证明其有所别择。以前，学界普遍认为汉世经学有明显的今、古之分，两派之间壁垒森严，据研究，这种观念源自廖平。廖平《今古学考》说：“今、古二派，各自为家，如水火、阴阳，相妨相济。”这种看法至今仍有很大影响。谈到许慎，恐怕学者们都知其为古文经学家，大都以为许慎偏执古文。李学勤先生专门就此加以辨析，指出应当改变自《今古学考》以来普遍流行的今、古两派的观点，从而矫正了传统认识上的一个重要错误。[1](P422-429)
许慎《说文解字》序成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其始草当在章帝末年，《五经异义》所反映的是东汉中期的学术情况。《五经异义》久已亡佚，现有清嘉庆时陈寿祺的辑注本《五经异义疏证》，李学勤先生据此观察，发现《五经异义》乃历引群经各家学说，加以评论选择。廖平说《五经异义》是古非今，并不符合事实。《五经异义》采取廖氏所讲今文一派之说的地方很多，其中有具体例证，可以说明《五经异义》有的以《周礼》为非，有的否定古《尚书》说，有的驳斥《毛诗》说，有的反对《左氏》之说，这都属于是今非古，不像廖氏所说的“是古非今”。事实上，《五经异义》中采古说的固然较多，采今说的以及折衷、兼取古今的加在一起也与之相当。
第二，《古文尚书》明确说到天子“驭六马”。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训……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五子之歌》记夏王启的五个儿子、太康的五个兄弟所作之歌，其中所指“皇祖”自然应是大禹。对这句话，孔颖达《尚书正义》曰：“腐索驭六马，索绝马惊，马惊则逸，言危惧甚也。经传之文，惟此言‘六马’，汉世此经不传，余书多言驾四者。《春秋·公羊》说天子驾六，《毛诗》说天子至大夫皆驾四；许慎案《王度记》云天子驾六，郑玄以《周礼》校人养马，‘乘马一师四圉’，四马曰乘，《康王之诰》云‘皆布乘黄朱’，以为天子驾四。汉世天子驾六，非常法也。然则此言马多惧深，故举六以言之。”
《古文尚书》晚出，汉代未曾流传，其中关于“六马”之说自然无人知晓。孔颖达不同意“天子驾六马”之说，遂以“马多惧深”作解。其实不然。孔颖达的根据是“余书多言驾四”，尤其是“《毛诗》说天子至大夫皆驾四”。另外就是郑玄以《周礼》等的一些说法认定“天子驾四”。
“古《诗》说”的观点其实经不起推敲。“古《毛诗》说”云：“天子至大夫同驾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驾二也。《诗》云‘驷騵彭彭’，武王所乘；‘龙旂承祀，六辔耳耳’，鲁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大夫所乘。《书传》云‘士乘饰车两马，庶人单马木车’是也。”这里依据“驷騵彭彭”为“武王所乘”以证明天子不乘六马之驾就明显缺乏说服力。
按“驷騵彭彭”为《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中的篇章，该篇名曰《大明》，其中“驷騵彭彭”句描述的是武王灭商时的牧野之战中武王的驾乘。一者，当时处在战争之时，六马之驾固然可以标明地位的尊高，却未必利于战斗；二者，当时殷商未灭，周礼未定，此时虽有“天子六驾”之制，武王未必拘泥于此。后世一些经学家偏执经文，不解变通之旨，不为不失，郑玄的观点亦属此类。关于郑氏的此种看法，我们在谈论《周礼》记载的时候还要继续分析。
第三，《周易》说到天子“乘六龙以御天”。
《易经》的《彖辞》中说：“时乘六龙以御天。”《文言》解释时也说到：“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易经》所谓“乘六龙”，前人多不得其解，有的说“六龙”乃“六气”，乃“六位之气”，有的解为天地四时“六位之龙”。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说：“九家易曰：‘谓时之元气依王而行，履涉众爻，是乘六以御天也。’”，孙星衍《周易集解》引汉代孟喜曰“天子驾六”，又引庄氏曰：此乃“申明乾元乃统天之义，言乾之为德，以依时乘驾六爻之阳气，以控御于天体。六龙即六位之龙也，所以居上下言之，谓之六位也。阳气升降，谓之六龙也。……此名乘驾六龙，各分其事，故言以御天也。”
今人解释《周易》，多沿袭这些说法或有发挥。如有学者认为六龙即指六爻，因为乾卦六爻的爻辞都取用龙的功能，作为六爻变化的象征，“御天”即驾御天道运行的规律。所以，《彖辞》此句可译为“按时驾着六条龙拉的车子运行在天空中”，意思是犹如六条龙一样，接连着驾御天体运行的规律；《文言》比喻乾卦六爻的爻辞，说它像随时乘六条变化不测的龙，有规律地驾御着天地而不休息，将此句译为“乾德象按时乘着六龙驾的车子巡行天上”。[2]还有人将其作为“上古神话”进行解释，认为是“日乘着六条飞龙拉着的车子，以羲和为御，运行在天空”，即太阳驾驶着六条飞龙在空中有规律地运行。[3]
实际上，“龙”乃是指骏马。《周礼·夏官司马·庾人》曰：“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
，六尺以上为马。”郑玄注引及《尔雅》对“”的解释，又引《月令》中多次说到的天子“驾苍龙”。贾公彦疏以为：“引之者，证‘’是马色。先郑引《月令》者，谓春之三月，天子听朔及祀帝，皆驾苍龙，顺时色。引之，以证龙是马也。”“《公羊》说”也有与之相近的说法，曰：“天子马曰龙，高七尺以上；诸侯曰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驹，高五尺以上。”这样，“龙”应指天子所乘的高大的骏马。《周易》中的“乘六龙以御天”，其意应为天子乘六马之驾以统驭天下。据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许慎“《异义》言‘《公羊》说’引《易经》云‘时乘六龙，以驭天下也’，知天子驾六”。是其也认为“乘六龙”即乘六马之驾。孙星衍《周易集解》引汉代孟喜曰“天子驾六”，可以说意识到了其间的联系，看到了《易经》“乘六龙”的本义。联系到周初流传下来的《月令》等的记载，（注：《逸周书》中有《月令》等篇，《周书序》称其为周公所作，其说当不无根据。可参看杨朝明：《〈逸周书〉有关周公诸篇刍议》，见杨朝明著《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附篇六。）《易经》“乘六龙”确应是天子驾六马统驭天下的象喻。
《周易》原为卜筮之书，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带有“以神道设教”的特点。惟其如此，才使得《易经》可以曲畅旁通，灵活时变，不偏主一事一物，具有普时性或普适性特征。也正因这样，人们对《周易》的理解才有更大难度。孔子“晚而喜《易》”，[4]（《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以致“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是因为孔子看到《周易》中有“古之遗言”。（注：马王堆帛书《要》篇，其中“行则在橐”之‘橐”有的释为“囊”。）司马迁说得对：“《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4]（《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孔子实际正是这样为数不多的“通人达才”之一。对于《彖》辞，孔子就以“君德”作解。例如，孔子在《文言》中解释九二爻说：“《周易》曰：‘乾龙勿用，利见大人’，君德也。”《文言》对乾卦的解说都很明确，认为其中所讲都是“君子之德”，其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彖》辞在“时乘六龙以御天”之后接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以利天下。”其着眼点正是世间的政治。由此，《易经》所言应该不是什么驾驶飞龙在空中运行之类。从上面的资料分析中，可以发现三代时期已有“天子乘六马”的制度存在。后世天子乘六马，应该也是沿袭古制。
实际上，秦汉时期的礼仪制度虽有变易，但因循之处似乎更多，作为天子出行这样的重要制度或许就是来自周代。《史记·礼书》记曰：“至秦有天下，秦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在尊崇天子的一些制度上，秦朝依据了古代以来的制度。《礼书》又说：“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改。”叔孙通为“汉家儒宗”，汉代礼仪多出其手。按照《礼书》所说，他在礼仪的制订上有一定变更，但总体上还是“皆袭秦故”。叔孙通制订汉家礼仪的背景是刘邦面临混乱的朝仪不知所措，此时制礼，对于前代尊君之礼一定会“少有变改”。《史记》、《汉书》叔孙通的传记都说他“颇采古礼与秦仪”。看来，《逸礼·王度记》所说先秦“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应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对“天子驾六”应当如何理解，鄙意以为不可过于拘泥。正如孔子被后世奉为“文宣王”，祭祀孔子的庙堂里，门上可以有九枚门钉，以显示其“王”的规格，但不会每一道门上都要有九钉。同样的道理，如果不分场合，不区分具体情况，一概将“天子驾六马”看成周天子出行必乘六马之驾，显然是不适当的。同样的道理，洛阳东周王陵中的“天子之乘”也未必意味着那时的周天子出行时一定要有六马之乘。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但越是如此，越要强化周王的崇高地位，一方面，各国霸主仍以“尊王”号令天下，另一方面，周天子也会极力维护自己的这种地位。周人重礼，在时人的观念中，丧葬礼仪十分重要，尽管王室经济拮据，但周天子仍然要建造大型陵寝，随葬车马。“六马之驾”意味着周王地位的尊隆，非一般人可以比拟。联想到齐国景公的大型车马坑的发现，就不难理解东周天子为何要在墓葬中随葬“驾六马”的车驾了。
自郭店楚墓竹简被发现和公布以来，相继出现的重要考古和文物资料不断地震惊学术界。人们在欣喜阅读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上博竹书的时候，湖南里耶秦简、江苏九连敦战国古墓竹简、遂公盨、眉县系列青铜器、广西百色新石器时代大型石器加工场、济南大辛庄商代甲骨文等新发现接二连三地传来，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同这些发现一样，洛阳东周王陵“六马之驾”的发现，促使我们思考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随着洛阳东周王陵的进一步揭示，它将越发显示出对于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极其重要的价值。
收稿日期： 2003-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