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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哲学的品性，简单地讲就是哲学的本性、特征、品格等等。哲学的品性是丰富多样的。最主要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具有艺术的灵性；二是哲学还具有科学的理性。艺术灵性与科学理性的统一，笔者谓之为哲学的双重品性。
哲学的品性，实际上反映的是哲学家对哲学的理想、要求和主张等等，表现为哲学家对哲学的定义。但是，对于哲学的定义，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然而，哲学家们似乎绝难跳出“固执己见”的樊篱，故而才有了绵延不绝的关于什么是哲学的争论。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哲学定义的开放性，它对哲学的生存、发展有有益的一面；问题在于这种“固执己见”的争论，事实上已经暗含着一个前提：亦即哲学的品性是单一的，定义也是单一的，这是不符合哲学发展历史的，因而对哲学的生存、发展又有不利的一面。
关于哲学品性的不同主张的争论，自古有之。但把这种争论引向尖锐化、推到极致当以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为典型代表。在前者看来，哲学应是一门“科学”。他们要求哲学应象科学一样“精确”，可“证实”；否则，就得保持“沉默”。如果不能“证实”又不愿意“沉默”，那就不是哲学；在后者看来，哲学又是一门“艺术”。他们要求哲学能够慰藉人的心灵，人为安身立命、腾达天地、自由联想营造诗意化的境界和底蕴。在他们眼里，那种概念堆砌、逻辑推演是根本违反哲学品性的，故而绝难称之为哲学。科学主义只是看到并夸大了哲学的科学理性的一面，否定了哲学艺术灵性的一面；人本主义则与科学主义反其道而行之，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哲学既可以说是科学的，但又不归结为科学；既可以说是艺术的，但也不归结为艺术。哲学是介乎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近似于艺术的科学和近似于科学的艺术。
二
哲学的双重品性，从形式上看，是因为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艺术思维之间，有着某些相似或一致的地方。
就哲学的科学理性的一面而言，哲学和科学都表现为理性思维，它们的思维及其活动都遵守一般的科学理性原则。其一，客观性原则。不管是科学思维，还是哲学思维，都要最大限度地驾驭客观事实，坚持活动对象的先在性，坚持思维活动的客观性；其二，证实性原则。不管是科学还是哲学，其命题、理论都要有一定的可证实性；其三，逻辑一致性原则。不管是哲学理论还是科学理论的建立，都要有严格的逻辑内在一致性。尽管如此，还必须看到，哲学与科学毕竟是有区别的。譬如，尽管都讲客观性，但科学思维是尽力排除主观性来坚持客观性，而哲学思维是联系主观性来追求客观性；尽管都强调证实性原则，但科学讲求直接的证实性，而哲学则是非直接的证实性；尽管二者都讲逻辑，但科学是严格的逻辑化，而哲学则是一种弱公理化的逻辑，等等。故而，哲学至多只能近似地称之为科学，或称之为近似的科学。
就哲学的艺术灵性一面而言，是因为哲学与艺术也有某些同一性。最主要地表现为：其一，艺术和哲学都追求比实在更为真实的超真实，它们都“克服”运用现成观点的通常意识，都在力求比较完整地、创造性地把握世界；其二，二者追求的目标都是找到现实最本质的一般特征、规律性，都要用尽量少的语言，最大限度地概括最丰富的思想感情，最本质的特征和规律；其三，二者都在运用比拟、类比和对比等机制，都要构成各种不同的“隐喻”，等等。同样，尽管艺术与哲学有某种同一性，但也有差别、区别。譬如，尽管二者都在完整把握世界，但是，在艺术中的普遍是通过特殊而标示出来的，而在哲学中，特殊则是普遍所标示的；尽管二者都对世界进行创造性的理解、解释，但艺术创造性的理解是形象，哲学创造性的理解则是概念；尽管二者都运用某些相似的机制，但彼此的比较、类比、区分和对比的实际事物的层次不同、范围不同和主观性大小不同，等等。因此，哲学最多只能近似地称之为艺术，或称之为近似的艺术。
但是，近似的科学也好，近似的艺术也罢，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还只是“半个”哲学，只有二者统一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哲学。
三
如果把人类精神文化划分为艺术和科学两大群类，那么哲学便是介乎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人类精神文化的灵魂。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始终表现着艺术的和科学的双重品性，只是由于时代条件、文化传统、认识水平等等的变化和不同，哲学双重品性的表现形式、侧重点不同而已。
从哲学的孕育过程来看，哲学与艺术、“科学”等孕育于同一母体——原始神话，从而使其之间有着难以割断的“血缘”关系。作为原始文化整体性的观念表现的神话，经历了一个道德化、宗教化、艺术化、“科学”化的缓慢进程，标志着原始文化的解体。它表现为升华和分化两个方面：升华的结果是哲学的逐步产生，分化的结果使艺术、宗教、“科学”等逐步获得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当希腊人泰勒斯断言：“水是世界的本原”时，哲学由此产生了，哲学的双重品性也自此显露出来。因为泰勒斯的“水”与神话把世界万物看成是“混沌之神”、“大地之神”等神秘繁殖物或创造物区别开来，这种以自然里的物质作为万物及其生灭变化的原因，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科学色彩，甚至本身就是科学。从这一方面看，这时的哲学更多地表现出科学理性的品性；同时，我们还需看到，这时的哲学家不仅同时是科学家，而且同时还是语言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从哲学家的思维方式看，既是依靠直观和经验，更主要地还是借助于丰富的想象来阐述哲学观点，尤其从哲学表述方式及其风格来看，这时的哲学又流动着艺术的灵性。
中世纪的西方，哲学与其说成了宗教神学的“婢女”，毋宁说是哲学向宗教神话的一次“回归”。中世纪哲学“回归”宗教神学虽然有悖于哲学的本性，但却是古代哲学、艺术、科学独立、分化及相互作用不充分的必然结果。宗教哲学，不仅滥用了哲学的科学理性，而且扭曲了哲学的艺术灵性。它从反面说明：哲学不能游离于或无视于科学、艺术的文化基础去活动，否则，就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就必然投进宗教神学的怀抱。
文艺复兴孕育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哲学反对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面向自然、面向现实，崇尚理性，因而解放了人的思想，给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民主空气，使科学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阶段。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哲学的变化和发展，一个最明显的影响，就是近代哲学更加突出了哲学的科学理性的品性。但它的进一步片面发展，却不可避免地走到了“科学之科学”的绝路。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才宣告了“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终结。
现代西方哲学当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家们，实际上把哲学双重品性的问题更加尖锐地却是以极端的形式再次凸现在人类面前。它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事实上，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在西方为一切科学提供真理标准，为一切文化提供观念和价值尺度。但从尼采开始的廿世纪哲学史的演进，规律性地展示了对这种理性的至上怀疑、批判乃至否定。于是，最终出现了一种消解哲学自身的哲学。这些哲学与诗学和艺术理论混为一体，本质上不分你我。
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完全突破了西方文化中的强大的传统对立：宗教、神话与科学艺术，直觉与理性，通俗与高雅，等等。由于没有一样东西要求在本体意义上高于另一些东西，任何智性和道德体系，任何感悟方式都不可能得到正式认可。他们之间只有进行相互交流的成效。哲学也因此不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的性质。它似乎应该被消解到文学艺术中去。只要我们透视这些哲学主张的背后，就不难发现：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实际上都触及到了哲学双重品性的一个方面，但都是极端的片面的，故而是相互对立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哲学的消解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相互对立的哲学主张的“宽容”、调和，因而不自觉地以极端的方式隐晦地表达了科学的双重品性的合理性与现实性。
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不同于西方哲学，但它以东方文化特有的方式、风格同样昭示了哲学应该拥有的双重品性。殷、周之时，伴随着原始宗教的衰落，中国思想界发生了第一次大变革。其主题是把“敬神”转变为“敬人”。中国哲学自此结胎，而且一开始就是以关心人类社会和人际伦理的人本主义为特征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展开了对传统神学的批判，最终使哲学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羁绊，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哲学演化的总格局。此间产生了儒、道、法三大哲学主流。儒家从教化立场出发探索了人性理论，道家从反思高度论证了人生至道，法家则综合了儒道人性理论和谋略思想，形成了高度完备的法哲学体系。自此，儒道二者相互影响成为中国人本主义哲学两座主峰。此后的经学、玄学、乃至理学运动，无一不是儒道文化矛盾的产物。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综合完成形态，正是在这个高度成熟的阶段。中国哲学开始自发地向西方传统哲学靠拢，出现了关心自然科学的倾向。然而，中国哲人关心自然科学的结果，竟是把人伦原则投身到自然科学领域。明清“实学”的兴起及其对宋学的批判，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和近代哲学的到来。近代中国哲学是西学的兴起，它使西方现代一切重要哲学思潮涌入中国。总体说来，中国传统哲学是文、史、哲不分家且与自然科学不甚相关、更看重教化的中国式的人本主义哲学，这与西方传统哲学总体上与科学密切相关是有明显差别的。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总体上讲是靠近科学，更多地体现了哲学的科学理性，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总体上讲则更靠近艺术，更多地体现了哲学的艺术灵性。
四
哲学的双重品性，归根到底反映了人的生命的双重存在及其双重需求。
人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既是理性的存在，又是情感的存在。因此，人既有物质的、实在的、功利的要求，又有精神的、空灵的、超功利的要求。人的这种双重存在和要求的发展和外化，便是对科学理性与艺术灵性的要求以及满足这种要求的科学和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然而，由于科学和艺术分别代表着人类精神文化的两极，它们在性质上是相互排斥、对立的，但对于人来讲又都是必需的。一般来说，人对物质的、实在的、功利的要求主要是依靠理性的力量，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求得满足。这种满足从其现实性上讲是有限的，但却是实在的。人对精神的、空灵的、超功能的要求，主要是借助于情感的力量，通过人文手段以求得到满足。这种满足是无限的，但却是空灵的非实在的。这样以来，科学对人的物质实在的有限满足是通过艺术对人精神的无限满足来加以弥补；而艺术对人精神无限满足的非实在性又由科学对人的实在性满足加以补偿。因此，科学和艺术从功能上讲又是互相补偿的，而且，通过这种相互补偿，艺术与科学在深层次上又是统一的。然而，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统一，不是也不可能通过它们自身中的任何一方自行达到或完成，这就需要哲学的协调和导引。只有通过哲学的协调和导引，才能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满足人的双重存在的双重需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就是人本身，哲学对艺术与科学的协调，实际上就是对人自身双重存在的双重需要的协调。哲学的双重品性只不过是人自身生存、发展的双重基本要求的抽象化而已。
五
哲学同时具备科学的理性与艺术的灵性，正是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之所以生生不息地发展，之所以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的灵魂的基本原因。在笔者看来，哲学从品性上讲是介乎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从其知识基础和文化背景来看，则是立足并扎根于“艺术与科学之中”的；从其功能作用讲，哲学又是超越“艺术与科学之上”的。因此，一方面，哲学与科学、艺术保持着某种亲密的关系，并从中不断汲取思想营养，捕捉灵感；另一方面，由于哲学是介乎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故而又与科学和艺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站立在科学与艺术的肩膀上，超越科学与艺术的局限。正是由于哲学与科学、艺术之间这种既亲近又疏远的特殊关系，才保证了哲学既热情又客观地谐调和导引科学与艺术之间相反相成、相互映照又相互独立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正是在这种谐调和导引中，才酿造了哲学的博大深邃和灵性飞动，进而使哲学具备了登上人类精神文化最高宝座的资格！
也许，哲学的双重品性的优越性，在某些人看来正是哲学的缺憾。譬如，哲学虽然具有科学的理性，但却不能象科学那样直接解决现实的具体问题；哲学虽有艺术的灵性，但却不能象艺术那样直接塑造出一个能慰藉人心灵的艺术情境。有的人责备说哲学离现实具体太远，有的人则指责哲学太具体，离现实太近。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哲学的误解。殊不知，有所“不能”，才能有所“能”。哲学的某种具体的“不能”，正是它有所“能”的先决条件。哲学并不也无法告诉科学与艺术具体干什么、怎么干。哲学只是从人类精神文化的大视野，谐调和引导科学与艺术通过对方认识自己，注意从大视野通过审视过去，展望未来，把握世界。哲学必须立足现实、又要超越现实。它必须与现实保持某种若即若离的张力，才能反思现实、引导现实。如果说哲学的力量在于思辩的力量，那么构成这种力量的是科学理性加上艺术的想象力；如果把哲学比作一只放飞的风筝，那么，送其上青天的离地力便是艺术的想象力，助其飞翔的推进力便是科学的理性力！
六
我们说哲学具有双重品性，并不等于说哲学已经完全获得了自己的双重品性。我们说哲学的双重品性就映现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也并不意味着哲学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自觉地意识到了哲学的双重品性。提出这个问题，恰恰因为哲学的双重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普遍的重视。哲学的双重品性的实现是一个具体的、由片面到全面、由偶然到必然的历史过程。它是要受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因此，要对哲学品性的历史发展予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以达到对实现哲学双重品性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
在哲学的初始阶段，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知识水平都极端低下，人的思维不发达，人类精神文化处于某种不太分化的“混沌”状态。故而，当时哲学的双重品性是“混沌”统一的。
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仍然限制着人的发展。人类与天地之间处于一种若敬若畏的状态。敬者，皆因靠天吃饭；畏者，天地自然不时制造天灾人祸，威胁人类。因此，人类只能与天地自然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关系。这种状态决定了人对物质生活占有不能有过高的欲求。农业社会人类这种满足于自然恩赐的状况，使人类更多地是把天地自然当做“审美”对象来看待，甚至把天地山水生命化、人格化。这样，就造就了农业社会人类的诗性思维、模糊思维，反映在哲学上，便是哲学的艺术灵性更为鲜明、强烈一些。
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采取了征服、榨取的态度（这当然是以科技、生产力发展为先决条件的）。天地自然不再主要是审美的对象，而主要成了获取功利的对象。在工业社会中，人类不再满足于大自然的恩赐，而是要“改天换地”。都市化、工业化的出现，证明了从而也更加膨胀了人类对自己科学理性能力的信心。这样，造就了工业社会人的理性思维、精确思维，反映到哲学上，便是其科学理性更为明显、强烈一些。
本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人类开始反思工业社会，重新检讨人类对待自然的粗暴态度，检讨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人们渴望真正实现物质、精神的双重满足和幸福，人们渴望协调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但是，人类的这种渴望和追求并没有真正自觉地提升到哲学上来。当代西方哲学虽然以极端片面的方式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但却不能说是自觉全面的；我国在具体实践中已制订并实施了“既要物质文明，又要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针政策，但在哲学理论上并没得到完全的真正的提升。因此，现在该是完整、全面展现哲学双重品性的时候了。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还因为展现哲学双重品性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