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史上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地位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发生过三次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飞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第三次飞跃的表现和标志。
一
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即通常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但更准确地说，应该说是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基础，或者说是把社会主义放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1〕即从此可以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索， 揭示其实质和演变规律，指出其命运和发展趋势，从而摆脱了过去空想社会主义者纯粹从人道主义和道德伦理层次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控诉和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想像和设计。对此，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把这些论断，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使其具体化，并且根据实践的结果予以补充修正和丰富发展，因此还只能是理论上的推论和一些一般的指导原则。对于这些论断，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3〕当然，今天看来， 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的恐怕还不只是细节。根据到目前为止的实践来看，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有些带有重要的原则性的论断，就是对于当时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都能立即付诸实行的。
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还曾认为，“社会主义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4〕因此，劳动者的报酬也不必通过商品或货币这种迂回的形式来实 现，而是“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5〕而且“到那时， 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所包含的、现在已经直接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6〕但几十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所必需的高度，各个生产部门和生产单位的劳动方式、劳动生产率还千差万别、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对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质和量进行比较准确、比较科学的计量和换算，也不可能比较准确、比较科学地计算出每件产品所包含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因此，不仅每个人的劳动不可能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其劳动产品和劳动报酬仍然必须通过商品或货币这种迂回的形式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行政机关规定的基本上按劳动个体的劳动时间确定的工资制度也不可能充分地准确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按劳分配就只能作为一个理想原则通过工资的极其有限的级别差异作象征性的体现。其实质是基本上单纯地按劳动个体的劳动时间来计算其劳动量和评价其劳动贡献，并据此付给报酬。这正是几十年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分配上尽管程度不同却都摆脱不了平均主义、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根源所在。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一个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到底是什么样的生产力？或者说社会主义究竟必须建立在什么样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多年来，我们一直说社会主义要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当然是对的。但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却一直没有达到自觉的认识，而是处在一种盲目的状态。这可以说是我们的许多政策措施产生“左”的失误的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原因。因此，在当前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深入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这是一个应当研究和解决的首要的关键性问题。其实，无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早就被我们所认识和提出来了。但事实是直到今天，当我们在实践中经过长期的和多次反复的曲折以后，才认识和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正说明人们的认识不可能从头脑中凭空产生，而必须从实践中产生，而且要经过长期的多次反复的实践，才能产生比较理性的认识。即使是事后看来一个很浅显明白的道理，也是这样。
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原理，即物质生产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而在物质生产中，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要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既然为生产力所决定的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各不相同，那么在决定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各个生产力之间，显然也必然有性质的不同。因为不能想象，相同性质的生产力却会产生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同样，既然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要同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那么这些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也必然要有性质的区别。因为同样不能想像，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会产生于相同性质的生产力。由此可以作出的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就是，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必然有不同性质的生产力，或者说，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必然建立在不同性质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作为不同于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独特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必然有其不同于以上诸种社会制度的具有独特性质的生产力；也只有这种具有独特性质的生产力，才能产生不同于以上诸种社会制度，并且将取资本主义而代之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力呢？从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趋势看，这样的生产力只能是以高速度、大容量、多功能的电子、光子和生物分子技术为核心的全面自动化和全面信息化的社会大生产。这就是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消除了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按计划组织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力。
这种生产力，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世界还不具备，就是当时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具备；不仅当时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具备，就是现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还不具备。现在只能说这样的生产力已露出端倪。但要使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成熟，并且普遍成为全社会和全世界的生产力，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根源就在这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多次预言，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就可以消除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是不符合实际的。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确曾在世界上此伏彼起，风起云涌。但现在可以看出，那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在生活极度穷困，几乎生存不下去的情况下，为争取生存不得不起而斗争，也就是所谓“逼上梁山”。但即使这种革命能够获得成功，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那时也不具备消除商品生产、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仍然需在要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以促进生产的快速发展，为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建立物质基础。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在当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条件下，在多数人还可以在不断有所改善的条件下生活下去的时候（尽管有的改善微乎其微），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谷也是必然的。因为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7〕
在十月革命后，实现了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第二次飞跃。这个时期，列宁不但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消除商品生产和市场贸易的思想，而且把这种思想付诸于实施。但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暴露出它不符合实际情况以后，列宁能坦白地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并果断地用符合实际的新措施取代它们，即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垄断制，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恢复市场贸易和商品买卖。但是甚至在已经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列宁仍然认为，“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8〕列宁甚至认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 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9〕因此， 当时俄国在工农之间进行的所谓“商品交换”，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产品交换，只不过不像余粮收集制那样无偿剥夺罢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把后来不得不进一步实行的市场贸易和商业买卖看作是比商品交换更大的退却。列宁说：“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10〕这就是说，在列宁的眼中，工农之间名为商品交换而实质上是一种产品交换的作法，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作法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作法，更遑论有私人参加的市场贸易和商业买卖。所以列宁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退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仍然不得不退却，以便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当时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我们通过商品交换就能比较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还需要通过商业走一条迂回的道路”。〔11〕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新经济政策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许多错误做法，也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探索，但并没有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创立建设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自觉尝试。
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更是很快就取消了新经济政策，而建立起一种不利于持续发展生产力的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
二
面对这种生产力发展缓慢，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情况，怎么办？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变，即改变原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加快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以消除部分群众的不满。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到六十年代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苏联的赫鲁晓夫、匈牙利纳吉、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等人及其改革政策的出现。我国在50—60年代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了大量的探索。如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平均主义分配，强调发展生产和遵守价值规律，要求做好综合平衡和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和主张，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其他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也都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主张的有长远价值和意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作了有益的探索。
当然从今天看来，所有这些在经济方面的探索都是非常初步的，仍然还没有突破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但在政治方面，情况就很不相同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出，实际上存在着两条路线或者说两个方向。一条路线或一个方向是以我党为代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共产主义性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或方向。另一条路线或另一个方向是以前苏联赫鲁晓夫等人为代表的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变共产党的性质、违背社会主义方向、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或方向。对于这一点，当时许多人看得并不清楚。因为事物本质的暴露需要一个过程。当时它表现得还不充分。但我党从其全面否定斯大林、宣扬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宣扬所谓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主张就已经看出问题所在。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全面否定斯大林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到全面否定苏联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而宣扬“全民党”、“全民国家”，宣扬所谓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则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向帝国主义屈膝乞降，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倾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赫鲁晓夫的这些主张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发展。而这些所谓“创造性”的主张和思维会导致什么后果，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已再清楚不过地作出了结论和证明。
另一方面，又正是赫鲁晓夫等人这种机会主义的主张和做法，使我们在和苏共的斗争中中断了原来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作的实事求是和富有成效的探索，走上了一条可以说与原来的探索截然相反的“左”的错误道路。这种情况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后已见端倪，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就说明了这一点，随后发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把体制上“一大二公”的“左”的追求和发展速度与规模上的急躁冒进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受到巨大损害。而先在农村、继在城市开展的“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使以阶级斗争为纲为特点的政治上的“左”倾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集中和顶点则是持续十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物极必反，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把“左”倾发展到了极端，使其错误彻底暴露了出来，证明了此路不通，才使我们猛醒，开始认真地反思我们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在我们现有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信息不全、反馈迟缓，经常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造成人人是主人、人人无法管、人人不关心，阻碍生产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名义上按劳分配，实际上平均主义分配，大锅饭、铁饭碗，使群众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降低，滋长懒汉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健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群众缺乏政治主动性，无法充分实现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也无法对领导人实行充分的监督，等等。对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这些重大问题的认真反思，终于使我们能够从对传统社会主义主张的修修补补的思维框架中跳出来，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的态度，从根本上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的国情到底是什么样？到底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正是针对这些情况和这些问题，我们全党全国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积极进行了新的大胆的实践，才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个伟大的探索中，最关键的是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最具关键性的一次伟大转折。其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恢复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我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在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开始全面认真地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为此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就是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和这些重大的战略决策，使我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使之上升为理论，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断发展和丰富，而且逐渐形成为一个初步完整的科学的体系。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次总结是：
一、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对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点归纳为十条。
二、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提出了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其核心要求即逐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标志着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自觉的认识，可以说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三、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题目就叫《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说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识更明确，自觉性也更高了。报告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报告还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并将这些观点归纳为十二条。这些观点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大体轮廓。
四、党的第十三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总结十多年来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出了全党取得的十二条共同认识或者说十二条主要原则。
五、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并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应当牢牢把握这些基本要求，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实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六、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同志在向大会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在我党历史上也是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并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从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和论述，并且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十几年来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实践中，探索、总结、丰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一个大体过程。我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新概括，使这一理论初步形成了系统，成为一个各方面有机联系的科学体系，从而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在这个理论中，作为指导思想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当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或者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在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作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对基本国情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正确地提出任务和规定目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和依据，找到了正确的出发点。正是在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具有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才会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这些认识和行动。而其中最具独创性也最关键的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
三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已将近150年， 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到现在也已经过去近80年，但迄今为止，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还没有达到建立充分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只是露出了端倪，更不用说广大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了。因此，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迅速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最终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一直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不断探索和非常关注的问题。但在我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这又是一个一直未能很好解决，因而使人不时会产生一些困惑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使我们终于突破了传统的仅仅从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出发来设想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找到了一条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成功地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为我们加速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找到了卓有成效的手段，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将使社会主义终于能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由劣势变为优势，并最终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其道理就在这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也在这里。
江泽民同志在向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还指出：“十四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更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就回答了某些人的一个疑问：既然生产力还没发展到实行充分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水平，那么，我们现在还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应该回到私有制去，等到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实行充分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水平，再来实行社会主义？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由哪个人或哪个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由于多种原因，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犯了不少错误，经过许多曲折，没有像我们原来希望的那样顺利、那样迅速、那样完美，但不能否认，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并且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解放前相比，可以说已经有了天渊之别。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虽然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我们还比不上某些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长期的压榨和剥削造成的。正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用较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保证了人民群众较高的生活质量。〔12〕不像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有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但由于实行的是私有制，贫富悬殊，仍然不能消除贫困，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较高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也回到私有制，即使经济发展了，也只能是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只会沦落到贫穷中去。何况这样一来就很难保证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稳定，很可能经济不仅发展不了，反而会倒退许多年，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大大下降。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私有化后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所有问题，不需要进一步探索、发展和完善了。事实上，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把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结合起来的问题。我们最大的贡献在这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在这里。因为，虽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有市场，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有计划。但从根本上说，毕竟私有制天然地和市场自由相联系，而不易于控制。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有计划，但仍然难于避免经济衰退、经济萧条的原因。相反，毕竟公有制天然地和计划控制相联系，而不易于自由。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有市场，但仍然难于搞活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原因。所以如何把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尽力发挥二者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是一个意义深远、关系重大而确实又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适应市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如何在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使市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对每个企业来说，也存在这样两方面的问题。比如对公有制企业，一方面是企业如何适应市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何保持其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问题，包括如何坚持和发挥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即工人作为公有制的主人如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问题。从我们党和政府的角度，或者说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也存在这样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或者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如何管理好市场经济，发挥其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性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坚持党的共产主义性质和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即共产党的革命性、纯洁性、战斗性的问题，如何保证人民政府的廉洁、高效，为人民服务的本质的问题，等等。
完全可以说，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着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将一往无前，无往不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会兴旺发达。如果解决不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很难顺利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就很难预料。但是，从我们改革以来十几年的实践以及目前所达到的认识和效果来看，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实践，善于总结，就完全可以解决好这个问题，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并开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然而，我们也不能骄傲自满，把这项本来十分艰巨的工作看得过于容易，因而轻率玩忽，或者以为我们现在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只需守成，不必再进行探索了，甚至抱住错误的东西不放。这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对于所应该抱的正确的态度，我们可以借用毛泽东同志关于《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的论述，略加改变，简述如下：人类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地发展的，社会主义也总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们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骄傲自满的论点，轻率玩忽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150 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8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更不符合十几年来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事实。
注释：
〔1〕〔3〕〔4〕〔5〕〔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3卷，第739页、第740页、第660页、第304页、第660页、第2卷，第33页。
〔2〕《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274至275页。
〔8〕〔9〕〔10〕〔11〕《列宁全集》，第41卷，第208 页、 第268页、第42卷，第228页、第228页和第234页。
〔12〕参看《管理世界》，1990年第3期，《中国40 年发展成就的国际比较》和《人民日报》，1990年7月9日，《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到底居世界多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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