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蕾[1]2014年在《我国零售业增长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零售业对国民经济的先导作用日益突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逐步增大，但是自2012年起，零售业的销售增幅开始低于10%，进入低速增长期，过去靠开店扩张、规模增大获得的粗放发展将被集约发展所替代，零售业的高增长时代即将结束。零售业开始转变发展方式，关键是要从过去追求量的提高到今后重视质的改善，要实现这一转变，提高零售业效率是根本，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将助推零售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方法，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研究框架下，理论和实证相结合，深入研究了我国零售业增长的效率问题，进而提出促进零售业增长和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论文首先系统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流通经济理论、零售理论，以及随机前沿模型（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两类效率与生产率测度方法，作为本研究一般性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工具。然后，从零售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两方面分析了1993—2012年我国零售业的增长现状。从总量方面看，零售业的增加值逐年递增，对GDP的贡献是稳中有升，企业数量和从业人数也稳步增加，且在吸纳社会就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结构方面看，城市零售市场的连锁率高于乡村，我国各地区连锁经营的发展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我国的零售业态主要有超市、百货、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购物中心、仓储会员店、网上商店等多种形式，多数零售企业采取多业态经营；所有制结构方面，外资零售企业的规模增速要高于内资零售企业，利用主成分分析零售业增长力时，发现我国零售业当前的发展还主要是靠规模取胜的，而在劳动力效益、外贸与物流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客观描述零售业增长现状基础上，论文对我国零售业增长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我国零售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检验区域零售业技术效率的收敛性。研究表明，第一，我国零售业平均技术效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没能充分发挥已有投入和从业人员的全部潜力。第二，技术效率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显着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各省份之间技术效率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第叁，当地的物流发展程度、居民消费能力、外商投资情况和人力资本是影响我国零售业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其次，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零售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面板回归分析了影响效率的微观因素，研究表明，第一，我国零售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的变化；第二，从区域层面看，东、中、西部的零售业发展很不均衡，各区的技术效率变化情况都高于技术进步的情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第叁，从业态层面看，60%以上的上市企业为百货超市类，业态比较单一；第四，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零售业上市公司的效率与无形资产率、股权集中度、存货周转率呈现显着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呈现显着的负相关。然后，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详细比较了内外资零售业的效率，并深刻剖析中外零售业效率差别的原因。研究表明，外资零售业TFP增长幅度较大，外资零售业技术进步明显高于内资零售业，成为推动零售业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剖析内外资零售业效率差异的原因主要以美国的零售业为参照，首先，美国的人均消费能力远远高于我国，直接影响了零售业的产出高低，在零售业投入一定的前提下，进而影响到零售业效率的高低；第二，美国的零售业处于产业发展的成熟期，这一时期零售企业各方面经营状况稳定，多业态并存繁荣发展，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和增长效率；而我国的零售业处于产业发展的成长期，各业态之间竞争激烈、经营分散无序、业内缺乏有实力的领袖企业，整体零售业的盈利能力和增长效率都较低；第叁，我国零售业的信息化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第四，我国零售企业总体规模普遍偏小，规模效率低下；其次，我国零售业的连锁化程度低，制约了零售企业的规模化、组织化发展；第六，我国大型超市之间经营的商品品种相似；最后，我国零售业从业人员的学历层次普遍较低。最后，选取线上和线下各一家有代表性的零售企业，1号店和永辉超市，对比其效率，并得出叁点发展建议供其他企业借鉴，一是培养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二是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叁是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我国零售业已经具有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双重驱动的增长特征，但是两者的增长都偏低，导致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在今后发展过程中，我国零售业不仅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提高对现有资源和技术的利用潜力，促进技术效率的改善；而且要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零售技术的持续升级。通过效率的改善和技术的提高，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更快增长。鉴于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提高零售业信息化水平；第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第叁，提高零售企业的组织化水平，促进零售业的规模化发展，提升企业品牌价值；第四，合理规划零售业的营业网点，减少恶性竞争，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第五，构建现代物流体系，促进物流业的发展壮大。
连莲[2]2017年在《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的产业经济增长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增长本身是没有对象限定的,根据增长主体不同,可划为国民经济增长、产业经济增长、企业经济增长和产品经济增长四类,且较高层次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相对较低层次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产业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石,中观层面的产业经济增长研究有助于更好分析宏观经济增长的结构、质量等问题。因此,以产业为增长主体,从系统角度出发看问题,形成产业经济增长的基本分析框架,建立产业经济增长系统动力模型,是研究经济增长的一个崭新视角。产业经济系统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科技进步、政策调整、社会进步等都将对产业经济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尤其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对产业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补充。本文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范式,按照"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现状描述—动因分析—模型与实证检验"的逻辑思路,运用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系统动力学等相关理论,从理论分析到实证分析,逐级递进的对产业经济增长展开研究。理论分析方面,本文从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化角度进行梳理。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从最初资本、劳动力、能源等基本投入要素基础模型的框架上,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将生产率、知识、人口、政府等因素内生化。然而,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系统,很多因素难以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因此,本文在对经济增长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对产业的产出进行分解,并通过对投入增长效应、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分析,对我国产业经济增长动力有初步分析与判断。随后,运用研究复杂问题的系统动力学作为工具,在对产业经济增长动力分析的基础上,从劳动力、能源、资本、技术、环境五方面构建就业人口子系统、能源子系统、物质资本子系统、技术创新子系统、环境子系统五个子系统,探讨各子系统的变化对产业经济增加值的影响,以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选择工业作为产业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实证研究对象,运用vensim系统对工业经济2005-2025年间的增长情况进行模拟,并通过调控部分参数,对工业经济在基准情景、投资拉动情景、技术改善情景、环境友好情景四种情景分析,得出工业经济增长路径的最佳选择及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一)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产业经济增长的趋势,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界定产业经济增长。(二)通过随机前沿分解产业经济的增长效应,得出投入增长效应由投入占比和要素投入增长率共同决定,且资本的投入增长率较高普遍存在,对各产业的投入增长效应影响显着;此外,全要素增长率变动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正在加大,可能主要来源于我国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加大,人力资本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共同促进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叁)工业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发展对环境的污染也有较大影响,通过对工业经济增长的系统动力学分析,并结合不同情景分析,确立了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案,即通过加强教育投入,改善劳动力结构和素质;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激发技术进步新动力;强化资源环境优胜劣汰效应,探索工业绿色发展新路径;深化体制改革,创建公平市场新秩序等政策打造中国工业经济"升级版",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一)构建产业经济增长分析的新视角。首先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对产业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解,得出不同效应对产业的影响程度;进而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增长模型,对产业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总体的分析;最后结合情景分析,模拟不同增长方式下的产业经济增长路径。(二)综合运用系统动力学、历史趋势推算法、回归分析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构建了产业经济增长的系统动力学模拟仿真模型,为实现产业经济、能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叁)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未来运行状况进行预测,对工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提出了政策建议,确立了工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佳方案,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赵明霏[3]2013年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工业化高度发展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是在当前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把日益专业化的知识要素和高素质劳动力投入引入到商品生产部门的载体,通过提供更专业化、更有效率的中间服务促进了分工进一步深化,提高了生产专业化程度,提升了交易活动效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提供知识产品或知识服务这种高级生产要素时还可以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是带动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有力地推动了科技、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无论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都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和不断创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目前正处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机遇期,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我国的发展不仅是服务业实现内部结构优化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带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手段,对于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角度看,国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服务创新关系进行研究,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形成与发展规律进行基础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国内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国外研究成果引进和吸收的起步阶段,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认识和研究仍很不足,尚未形成规范的研究框架和理论分析范式。因此本论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演变规律、知识创新和传播机制以及作为中间投入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力图从理论层面加强和拓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规律以及与国民经济发展内在联系的分析,为加快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首先,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概念进行界定。在对知识密集型服务活动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后,论文从产业层次角度界定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内涵。从投入特征、生产特征、需求特征、布局特征和环境特征这五个方面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并进一步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分类进行了研究,为论文的分析界定了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次,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演变机理的分析。从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出发,以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主线,揭示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演变机理,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形成是在经济不断服务化、信息化、知识化的背景下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演变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需求的角度看,知识需求的不断增加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从供给角度看,产业创新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随着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表现出融合发展、集聚发展和开放发展的趋势。此外,政府的导向性政策、人才政策、税收政策、开放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也将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准确把握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形成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认为产业结构的不断服务化和知识化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衰退和消亡,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以制造业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又可以带动制造业升级,两者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再次,通过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知识创新机制和知识传播机制进行分析,建立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知识溢出效应模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新知识的重要来源,通过参与服务业或制造业创新过程在整个创新网络中更多地发挥着“创新桥梁”的作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中介增进了国家创新体系内其他创新主体的联系,尤其是制造业企业与其他知识源之间的联系,构筑起了客户企业内部和外部知识之间的桥梁,帮助制造业企业整合了内外部的知识,加速了知识在不同机构之间的流速。正是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知识生产和传播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其他部门的中间投入品,在提供知识产品或知识服务这种高级生产要素时可以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附加值和创新能力,最终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最后,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如何对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发挥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通过对Baumol“非均衡增长模型”进行修正,论文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部门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构建了一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间投入模型,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发现：随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提供的中间投入品在制造业总投入中的份额不断扩大,整体经济生产率增长率将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的投入产出数据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行业去向、对整体经济以及对不同行业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虽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已经对我国整体经济的产出和生产率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根据分行业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带动力和辐射力主要表现在服务业内部而其对制造业发展的带动能力和辐射能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论文进一步对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通过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规律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系统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深化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基础理论研究；第二,通过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规律及其与制造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产业发展中的经济关系及其本质,探索了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演化规律,对于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叁,分析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知识创新机制、知识传播机制和知识溢出效应,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对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基于我国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针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加快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带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和制造业升级的功能,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综合竞争力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参考标准。
吴鹏[4]2001年在《信息技术与生产率——我国经济增长及企业增长方式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研究计算机等相关投入对经 济增长和多要素生产率（Multi－Factor Productivity）的贡献，在进行了实证 性的定量分析后得出了以下结论：l、信息技术对我国非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的贡 献尚微乎其微，但从发躺势看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快速提高，与 此相比其他资撇入和劳动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基本变化不大或略有下降。2、 信息技术对我国多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不明显，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增长的趋 势明显加快。以上两点结论即令人失望又给人希望。失望的是我国经济的高增 长并不是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生产率突破性提高的结果，而信息技术对我国经济 增长贡献率的逐步提高又使我们看到了赶上拔术革命浪潮和保持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的希望。 本文方法同样可以用于分析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机理。本文根据技术 进步对企业增长贡献的大小，通过估算索洛余值法意义下的多要素生产率、资 本投入增加和劳动投入增加对增长的贡献率，划分企业增长方式类型。
高詹[5]2015年在《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潜能逐渐释放完毕,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短缺、成本上涨、结构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未来经济运行将呈现“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特点。面临新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如何突破动力衰退的瓶颈,重构城市经济新的动力机制,实现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成为理论界和实践层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话题。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研究置于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差异的宏大背景下,通过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趋势和地域分异特征,总结归纳出不同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般性规律和差异化特点,分类考察了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路径。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①系统阐述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测度方法,揭示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的关系,构建出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模型,并对模型的特点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说明。②对我国281个城市2003-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深度揭示出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时空演化特征。③对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进行了空间维度分析,高度概括出长叁角、珠叁角、京津冀、辽中南和中原经济区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经济增长地域分异的特点,阐释了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空间组织的重要性。④实证分析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因素,运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混合效应回归分析以及夏普利值方法得出全国以及五大经济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揭示了不同区域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组织和运行的多样性。⑤在检讨现行城市经济增长模式缺陷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并进一步分类研究了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组织和运行。⑥从城市经济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增长过程叁个方面分析城市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一般路径。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全面分析论证,本文得出如下结论：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是多目标优化动态均衡的过程。本文从城市经济的投入和产出方面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模型,得到产出最大化的条件。这一结果说明城市集约经济增长是通过不同要素的效率改进,突破效率瓶颈,实现动态均衡的多目标决策过程。②城市集约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区域之间集约经济增长能力差异明显。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改进状态,但是改善幅度在逐年缩小,技术效率的水平效应削弱了技术变化的追赶效应,造成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的不稳定和不持续。区域之间经济集约增长能力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是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最为显着的地区,东部和其它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东北地区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最慢的地区。珠叁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明显优于其它地区,中原经济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京津冀和长叁角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幅比较平缓,辽中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特别是区域经济政策等外部影响对城市经济集约增长作用明显。③区域经济增长呈现“中心—外围”空间结构,城市之间经济集约增长空间联系有待加强。通过分析省域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分布,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我国东南沿海、长江流域、环渤海地区,形成大面积的效率显着改进集中区。效率显着改进的省份和效率改进一般的省份都呈现时间和区域的稳定性。在经济区内部,无论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的经济区都呈现经济增长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但是这种空间结构.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对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维度的分析表明区域单中心城市集约经济增长能力不强,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紧密。区域内双中心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增长空间结构的稳定性不强。④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科技投入和集聚经济的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研发活动是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动力短板。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差异化的动力来源,多要素协同驱动动力不足成为制约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瓶颈。运用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面板回归方法,得出政府科技投入、产业结构、集聚经济和研发活动四个影响因素在全国和五个经济区均呈现出良好的显着性,说明这四个方面是影响我国城市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改善的主要动力。其中产业结构和研发活动变量呈现显着性但个别区域参数为负,说明这两个因素是目前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改进的主要瓶颈。通过夏普利值的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贡献率进行了分析,得出政府科技投入、产业结构、集聚经济和研发活动是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因素。⑤政府规控、产业结构优化、知识能力提高和多样化驱动是我国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四种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运行和组织方式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发生的,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因素、制度政策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差异,具体城市关于集约型经济增长组织和运行方式的选择呈现多样性。⑥创新驱动、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是城市经济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城市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从失衡向均衡发展改进,城市经济增长结果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动力来源、增长过程和增长结果叁个方面指出了城市经济增长转型的必要性和一般路径。本文的创新之处：①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模型,形成了完整的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与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②实证指出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地域分异,并且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为我国城市选择合适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③概括得出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为我国城市经济增长转型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围绕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与城市经济集约增长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获得了一些创新性的结论,未来研究中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组织方式的多样化；同时需要进一步关注城市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过程中可能出现风险的预防和控制。
王薇[6]2016年在《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以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的速度增长,中国成功实现了由贫穷的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其显着的增长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奇迹背后,埋藏着诸多隐忧,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利益分配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失衡成为一种“常态”,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非经济性成本上升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瓶颈。这些因素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不协调,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显着滞后于数量扩张。本文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对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形成机制和实现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耦合理论视角构建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分析框架。首先,从叁者的内容和作用关系角度阐释耦合理论在分析叁者内在相互关系的适用性；其次,从耦合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及演进机制角度系统分析叁者耦合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从耦合目标、耦合影响因素、耦合动因、耦合机制等方面阐释叁者耦合的逻辑机理；最后,基于该理论框架,采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和耦合测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指数及其耦合性进行定量测度,归纳总结不同阶的特征以及叁者耦合度的变动规律,并作出分析和解释。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制约因素发生的变化,提出实现叁者相耦合的机制、路径和政策。本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通过对多种质量观及效益观的归纳和比较,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认为应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共同理解。其中,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是指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系统内部除经济总量以外的其他属性的刻画及其度量；而外延是指对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潜力四个核心属性的优劣程度的判断。经济增长效益的内涵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与自然物质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社会、生态整体系统的成果与耗费之间的关系；而外延是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叁个判断维度来反映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与社会目的需要间的契合度。其次,从纵向时序变动角度对我国1978-2014年间的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整体评价发现,经济增长数量总体上经历了“波动增长—稳定增长—指数型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呈波动上升态势,但经济结构维度指数的下降对其构成显着负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益也在微小波动中缓慢增长,但其主要是经济效益提升带动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维度的贡献显着降低。再次,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度测算结果来看,叁者的耦合性具有显着的阶段性特征。总体上,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表现为从低发展度下的“低水平耦合”经历“虚假耦合”状态跃迁至高发展度下的“系统相悖”状态。叁者的耦合状态是制度、要素及技术层面影响因素非线性迭加的结果。并且,不同阶段的主导影响因素不同,前一时期促进叁者协同耦合的因素在后一时期可能转化为制约因素。从具体的实证结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协同耦合度呈不稳定的剧烈波动状态；1992-2000年间,叁者的耦合趋于稳定,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时期叁者的耦合基本处于较良好的协同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叁者的协调度、发展度和耦合度出现加速分离态势,经济增长数量的超前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显着滞后导致系统协同耦合性降低。最后,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跨国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叁者的耦合程度普遍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低,尤其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叁者之间的不协调性更加突出。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较差的情况,但各个国家的严重程度不同,而中国属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益耦合严重较差的国家之一。作为与中国经济转型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其较低增长数量下的增长效益成绩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比较研究表明,经济数量增长迅速并不会自发实现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升,而经济数量增长缓慢也并非必然限制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在系统外部因素的正向作用下,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步入数量、质量和效益协同演进的轨道。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之间耦合较差是制度、要素、技术等多维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现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必须从创新驱动、人力资本积累、结构转化、福利分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多角度的机制入手,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动力及经济结构的多维转型,进而实现叁者的协同发展。
章韬[7]2012年在《经济地理、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差异》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无论是在规模、质量、社会参与水平还是改革程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也为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遇。中国区域发展历程为市场制度创新、理论思想创建、经验证据研究和经济政策建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实验”条件,是激动人心的30年。经济地理、产业集聚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地区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说经济地理环境影响并塑造了地方产业空间结构的话,产业集聚则是个体企业在既有生产环境下组织形态的自选择结果。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地区第一、第二自然禀赋,经济地理因素决定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需要考略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和生产组织方式,集聚经济水平和方式决定了地方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城市、行业和个体企业在时空上并非孤立存在,经济地理和产业集聚等生产外部环境时刻影响着经济体的生产绩效和行为决策。中国经济增长由区域带动,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空间因素贯穿了叁十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和历史沿革。中国改革开放史从空间上看更是一个经济地理版图演化史。我国经济地理版图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空间规模、市场范畴、行政治理区划,这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相比极为少见。空间划分不仅在制度上重塑并改变了要素配置的方向和方式,也在中央-地方治理关系、政策制定中隐含了差异化的市场环境。空间划分所隐含的市场结构和治理关系使得我国东部地区在过去叁十年中长期享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优惠政策,也极大的改变了我国经济地理的版图。本文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战略可以用：“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这十二个字来形容。从改革初期的在沿海地区设立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到现今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中央-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采取“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先发优势,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地理版图的渐进式改革,实现了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以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战略。这种利用空间纵深获得发展机遇的做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经济总量增长和技术进步水平。但是,空间上的政策倾斜加剧了国内市场分割和区域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发展是以牺牲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为代价的。随着资本、技术的积累,在近十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战略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无论是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展开,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所需的“资本、劳动和技术”叁要素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累积和储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间累积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发展的循环累积效应加强,更意味着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条件逐渐满足。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步扩大,市场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东部发展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日益显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逐步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发展战略转变,区域产业政策逐步从发展地方规模经济向发展地方优势产业转变。众多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地理或产业集聚现象开展了研究,如中国产业集聚和地方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集聚经济的来源和决定因素、产业集聚与地方收入差距、地方保护与区域专业化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解释了经济地理和产业集聚的特征和关系,但是同时考虑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对地方经济增长、行业间经济联系和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仍然很少。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在时空上存在巨大差异,本文的研究旨在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分析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单纯地从某一个空间层面或集聚经济特征来解释并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机机制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其研究结论存在空间上的适用性和分析对象上的可比性问题。综合且较为全面地分析我国经济地理外部性对地方生产绩效的影响是本文尝试解决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与传统意义上考察新经济地理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更为细化的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考察对象逐步细化,从经济地理到产业集聚,从经济增长到市场要素配置效率和企业行为绩效。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重点在于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和分解,观察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对地方生产技术进步、要素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简言之,本文研究集聚的效率问题。本文的第叁个研究重点在于对影响我国区域集聚经济水平和方式的微观机制进行考察,并在实证分析上提供基于地区、城市和企业水平数据的宏、微观证据。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于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于其要素投入方式、规模经济外部性以及空间经济联系等,而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率提升则受其所处空间的市场制度、经济地理、行业组织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根据以上研究重点,本研究设计可以总结为“一线、两维、叁步骤、四关系”。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条线”,本研究可以简要总结为不同类型生产外部性对生产绩效的影响研究。从研究对象看,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可以大致分为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无论是经济活动的地理范畴——全国、八大地区、省际、地级市、城市内还是经济活动的时间趋势维度——改革开放叁十年、城市增长二十年还是仅近十年来工业企业的产出增长趋势,它们均旨在揭示不同类型外部性对生产活动影响的范畴、方式和变动特征。“叁步骤”是指本研究所遵循的市场结构(Structure)-组织行为(Conduct)-个体绩效(Performance)(SCP)系统分析思想,分析不同层级外部性对宏观市场结构、城市生产绩效和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从而解释了经济个体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可能做出的战略调整及行为变化。四关系则是指针对生产外部性对行为绩效的影响采取逐步细化和深入分析过程：外部性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为严格外生、外生-内生影响同时存在,动态影响和外部性间存在交互影响且与生产行为互为因果。综上所述,本研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外部性对地方和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解释了不同生产外部性的来源和动力机制。本研究发现在不同地理层级、不同空间范畴、不同生产单元,不同集聚方式对生产行为的影响程度、方式和传递机制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因市场制度扭曲而更为显着。这种综合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外部性的研究思路避免了人为割裂二者间共有的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对地方生产行为的动态影响,是相关研究中更为综合化的研究视角创新,为政策建议提供了全面的宏、微观证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提出问题；第2章分类梳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已有文献,并在相应处给出必要的评论；第3章对从宏观层面考察中国改革以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四章从城市层面考察城市集.聚密度外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第五章探讨城市空间经济关联、要素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第六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回答了城市空间关联、城市内产业组织方式对城市和个体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第七章考虑我国现有市场制度扭曲对城市集聚经济水平、产业组织方式和个体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最后一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宋月明[8]2016年在《市场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叁十年的经验表明,市场化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经济转轨与体制改革过程中,市场化不仅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低效或无效问题,也解决了传统观念桎梏下的体制机制僵化问题,有效提高了资源整合与市场拓展的效率,实现了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但是,根据近几年经济整体的运行形势来看,我国GDP增速有所放缓,开始由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换挡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仍然较大,导致落后地区无法有效承接工业化转移或参与城镇化建设,难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区域回旋空间"。那么,市场化进程是否存在瓶颈,能否继续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力?本文试图通过探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市场化水平及其影响关系,为该问题提供一个初步的解答。首先,本文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进行全方位探讨,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质量显着提升,经济增长方式逐渐转变;然而,经济发展速度却明显放缓,这基本符合我国当前的主流判断。不同于区域经济发展"趋同论"与"趋异论"的简单划分,本文发现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阶段性特征,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成为重要拐点,前期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扩散特征,后期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收敛特征。但不可否认,西部及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显着的差异。可见,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均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种时空差异是否与市场化进程的时空差异存在一致性,对该问题的肯定回复是判定市场化进程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重要证据。因此,探索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时空差异显得尤为必要。其次,本文构建了以经济主体、生产要素、法治环境为核心维度的市场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1997年至2013年的市场化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市场化水平由1997年的4.40提高到2013年的7.37,总体保持稳定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增速呈现下滑趋势,这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进程基本吻合。在市场化指标体系的叁个维度中,市场化经济主体方面的发展水平最高;市场化法制环境方面的发展最为迟缓,低迷的状态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相契合,也从侧面验证了本文市场化指标体系设计基本可以较好反映当前的发展现实。而且,四大经济板块市场化总水平的历年排名基本保持不变,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我国市场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致性。由此可见,市场化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再次,通过实证测度市场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可以得知,市场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在整体样本的增长核算结果中,市场化总体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26.04%,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通过门槛面板模型的检验进一步发现,在我国各地区市场化建设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经历了两次转折,转折点分别为市场化相对水平值的3.640与5.417,在以此形成的相应叁个影响区间内,市场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程度呈现出随市场化水平区间递进而逐级增强的态势,市场化进程对于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随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继续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是应对新常态的有效之策。分析过程中也发现,市场化水平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推动力,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市场化水平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分布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市场化建设的推进,尤其在2008至2013年间,落后地区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相对影响程度开始逐渐高于发达地区,这是在地区分组样本中发现的新现象。最后,本文认为市场化建设的推进是我国实现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迈向均衡发展阶段的关键基础,是新常态背景下释放供给侧改革成效的重要制度保障。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市场化建设、提升市场化水平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也存在着一定的创新之处。首先,本文的市场化指标体系设计在反映市场化进程新特点、描述现实发展新形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任何指标的选取以及指标体系的构建都应该建立在尽可能反映社会经济运行现实的基础上,市场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应该与时俱进。本文基于近年来我国市场化建设的新特点以及数据可得性和连续可比性等考量对基础指标进行甄别和选取,特别针对历次经济指标统计口径的变更,采用数据分离、合并、近似替代等方法实现了指标口径的统一。在指标反映的市场化意义及重要性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本文通过对转变基础指标构造型式的尝试,实现在1997至2013年的时间跨度内我国地区市场化各级指数的长时间跨度下不同阶段、不同地区间的连续可比,在目前我国现有市场化指标体系和市场化指数的研究成果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其次,在市场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效应的模型构造、内在逻辑、作用机制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取得的共识并结合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以对区域社会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的持续性、非偶发性、重要性等方面为依据,识别并选取本文核心研究对象市场化水平以及科技进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开放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对区域经济发展能够发挥关键或主要作用的因素,构建起市场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应有的结论。总之,以市场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效应作为研究选题,属于区域经济的热点话题,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市场化指数的构建,以及深度挖掘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同阶段市场化水平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具有差距性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补充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经济转轨理论;通过对各地区市场化水平的量化与比较,验证推进市场化建设对于我国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核心动力作用,有助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化建设,高效率释放供给侧改革成效。
王笑笑[9]2017年在《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时期,经济生产效率较低、劳动供给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凸显,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提升经济生产效率、缓解人口红利消失隐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成为经济转型时期的现实需求。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也深化推进,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促进生产率提升与价值链地位提升,成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深化推进,是否能够有助于应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这一话题的探讨,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议题。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典型事实,进行了梳理与考量;然后在价值链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从微观企业层面,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剖析和实证检验,回答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是否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最后本文聚焦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增进路径。本文共有八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创新与局限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对本文涉及的出口贸易影响效应、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中国经济转型等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梳理和评述。第叁章从生产效率、劳动供求、收入分配等方面审视了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并从企业出口结构优化、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典型事实。第四章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需求切入,着重探讨了价值链地位提升和出口结构优化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第五章在考虑企业要素成本、出口规模、价值链地位等差异的基础之上,拓展了一个异质性企业模型,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就业需求的具体机制进行了理论剖析和经验检验。第六章基于对异质性企业模型的拓展,探讨了企业出口结构优化、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对工资差异的影响效应。第七章重点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对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探讨了如何增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效应,为应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寻求助力。第八章给出了本文主要结论与启示,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研究发现:(1)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在微观企业层面体现出的典型事实是,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2)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对生产率的影响显着为正,说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体现出的典型特征,能够促进出口企业生产率提升,有助于经济发展提质增效。(3)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对企业就业需求的影响显着为负,说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能够降低企业就业需求,有利于缓解中国劳动供给不足以及人口红利消失隐忧。(4)经验证据显示,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对企业工资水平影响为正,而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对企业工资水平影响为负;模拟结果显示,随着生产率提升、价值链地位提升和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出口企业的整体工资水平会增加,但工资方差会减小。说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能够起到提升工资水平、缩小工资差异的效果。(5)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同时能够通过研发、出口和外资参与活动间接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也能够促进企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因此,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能够产生积极影响,是增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可行路径。本文可能的创新有:(1)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探讨,考虑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着重剖析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对经济提质增效的影响,研究视角更加贴合转型时期特征。(2)将企业在要素成本、出口规模、价值链地位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引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对企业异质性内涵进行了丰富和拓展,搭建了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微观分析框架。(3)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微观企业层面,更加全面的剖析了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不仅给出了理论逻辑层面的作用机制,而且寻找到了现实数据层面的经验证据。
牛晓耕[10]2016年在《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世界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极具魅力的研究领域。伴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环境的复杂化,经济增长理论因循着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不断演化,至今,对于经济增长要素及动力源泉的研究依然不断拓展和深化,能源与环境因素也越来越多的被引入到增长分析框架中。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叁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可持续的发展空间中,资源与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且是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刚性约束。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附带的巨量能源消耗和高昂环境成本致使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失调,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反制效应逐渐强化,再加上传统经济增长驱动力的逐渐衰减、制造业技术溢出瓶颈凸显、第叁产业技术进步相对滞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难以为继。上述背景下,如何科学认识区域能源、经济、环境叁大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互动规律,如何定量解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内生关系并估算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反制效应,如何测度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贡献与变动趋势,如何准确把握不同省份经济增长源泉的构成与变迁,如何加快推动增长源泉动力转换、形成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的促进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这也正是文章的研究主旨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文章在对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状况、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进行详尽刻画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方法,经验分析与理论探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围绕关键问题展开研究。所做工作和主要结论如下：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失衡,系统间耦合协调度低。在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内生关系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别从时间、空间和部门维度解析了中国叁大系统的发展现状,构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和协调度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叁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结论表明：考察时序区间内,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整体耦合协调度均值低,处于严重不协调状态的边缘；能源-经济系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值相对较高,处于弱协调状态；环境-经济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均值极低,处于严重不协调状态。但是,“十二五”时期以来,各协调度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回升,初步判断,早期中国经济系统的快速发展并未顾及与环境系统的协调。中国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反制效应逐渐增强,转换经济增长源泉是逆转系统间负反馈作用的关键突破口。根据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互动内生机理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内生关系进行了定量检验与定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估算和解析了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反制效应。具体结论是：单位GDP能耗、能源加工转化率、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城市化水平、经济系统规模、环境系统污染因子的变动均会引起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年终从业人员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会引起经济系统规模的同方向变化,而环境污染因子变动会引致经济系统规模的反向变化；能源消费结构状态值、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的变动会引起环境污染因子的反向变化,而能源系统和经济系统规模的变动会引致环境污染因子同方向变动；GDP、能源消费总量持续高增长对环境系统产生的负面效应长期累积下来,环境系统对能源系统、经济系统的反制效应逐渐增大。传统要素投入的增长贡献度明显衰减,中国经济增长源泉正在发生结构性转换。在明确能源与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测度的建模思路、方法选择以及基准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从产出与投入两个层面将能源与环境因素纳入扩展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通过估计比较所设定的7类情景下各分两种情形的14个计量经济方程的适用性,筛定了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强调人力资本累积外溢效应的两类模型,对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类源泉的产出弹性、贡献度、构成与变迁进行了估计、测度和分解。结论表明：能源与环境问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日趋显着,能源环境约束下传统要素投入的增长贡献度持续衰减,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增长贡献度明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驱动因素构成正在转换等。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源泉结构差异较大,且阶段性波动明显。采用1990-2014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各省经济增长源泉进行测度与分解,并对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省际增长源泉的构成与变动进行了综合比较评价。结论表明：选定的30个样本省份增长源泉构成差距大,在1990-1996年、1997-2008年、2009-2014年叁个时段内各类增长源泉贡献度波动明显,物质资本积累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源泉,大部分省劳动投入贡献度下滑,环境投入、创新投入对增长的贡献度明显提升。在对研究过程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指出培育产业共生网络、形成节能减排与产业结构演进良性互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转换是中国经济突破能源与环境约束、实现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促进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根本路径。
参考文献：
[1]. 我国零售业增长效率研究[D]. 雷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4
[2]. 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的产业经济增长研究[D]. 连莲.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3].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研究[D]. 赵明霏. 南开大学. 2013
[4]. 信息技术与生产率——我国经济增长及企业增长方式的研究[D]. 吴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1
[5].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研究[D]. 高詹.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6].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D]. 王薇. 西北大学. 2016
[7]. 经济地理、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差异[D]. 章韬. 复旦大学. 2012
[8]. 市场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宋月明.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9]. 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D]. 王笑笑. 浙江大学. 2017
[10]. 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D]. 牛晓耕. 辽宁大学. 2016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外部性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外部性理论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产业集聚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信息技术的发展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生产效率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企业空间论文; 产业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