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神话与俄罗斯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_经济论文

经济全球化的神话与俄罗斯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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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的神话与矛盾

人类社会是带着不安和希望进入新千年的。近二三十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到产业资本的国际化,促使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导致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经济全球化是指国际经济发展中的这样一种趋势,即在生产不断发展,科技加速进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一国和地区的范围而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首先,这种变化给人们改善生存条件带来了新的机遇,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全球化的贸易能够优化资源的配置,使投入多元化以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得到规模经济的好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全球化的贸易能够加强竞争,降低商品的价格,还能够使消费者享受更加多样化的产品;另外,国际贸易投资会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国家间壁垒,使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经济全球化使得现代经济的制度基础正在发生变革,地区和民族经济正在逐步丧失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不断融入具有综合调控体系的、统一的全球经济有机体,有力地促进了本民族的经济进步。

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生活各方面新的问题和危险。最令人不安的是,现代经济提供的财富和以此为基础的全新的福利水平远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享用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只在少数发达国家获得了迅猛发展,高新技术市场被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所垄断,其他国家的进入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积累了绝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收益,拥有80%的高新技术贸易额,控制了90%以上的资本输出。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好处过多地流向了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制定游戏规则的是那些富裕国家。本来全球化应该是世界大同,但现实却是金融市场对一个个经济体的蹂躏,外国竞争对手挤跨本国企业。1996年德国出版的《全球的西方》一书指出,在国际分化的今天,其他国家的居民“……永远不可能达到这种毁灭性的福利水平”。西方主导的所谓经济全球化把许多国家纳入统一的全球体系,其实质是,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财富在世界市场的作用下,逐渐丧失自己的民族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统一的全球金融网络可以保障发达国家轻松地进入世界不同的金融交易系统,可以随时使其他国家陷入金融崩溃,损害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工业生产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巩固了少数发达国家的地位。有些发展中国家在刚刚过去的世纪里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还不能说他们也加入了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和新经济的进程,他们多数还没有迈进这一门槛,这一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仍将继续存在下去,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

二、俄罗斯融入西方经济的代价

20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次自愿的经济试验,激进的自由经济取代了极端的计划经济。第一次试验使俄罗斯在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竞争中遭到惨败,最终造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在经济全球化的感召下,90年代初获得独立的俄罗斯急于融入发达的西方经济体系,从1992年开始采取极端自由主义措施,匆忙发起了快马加鞭的经济试验。然而这一次试验像上一次一样没有经受住经济绩效的检验,1998年8月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标志着这场“伟大”试验的彻底失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10年前,前苏联集团的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过渡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大多数前苏联集团的国家经济大幅度下滑。其根源就在于西方以简单化的教科书模式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学派之间激烈的辩论。其中一派依据简单化的教科书模式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快速过渡。这种方法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它把重点放在快速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宏观经济稳定上。另一种方法,也就是循序渐进法,强调的是建立一种体制性基础:制定能保证合同执行、确保竞争和公司有效管理的法律,以及能控制自然垄断、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规章制度。不幸的是,当时快速改革者占了上见,少数寡头政治家控制了这个国家绝大部分财富,并导致这种过渡的失败。

现代经济制度不是亚当·斯密时代原始的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取决于“看不见的手”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现代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对于从中央集权管理经济模式向所谓现代市场经济转轨来说,经济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或许是必要的条件,但显然不是充分的条件。对价格自由化的迅速反应是生产的急剧衰退、庞大的通货膨胀和超过生产衰退速度的居民贫困化,造成了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瞬间把俄罗斯从一流国家抛向了二流甚至三流国家。俄罗斯经济危机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时间之长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已经不相信俄罗斯经济会发生奇迹。我们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来回答俄罗斯连续8年经济危机之后是否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摆脱危机这一问题。

1.在生产衰退的情况下,消费不会以同样的比例减少,比如生产与收入,因为随着收入的减少,储蓄比例便会下降,而消费比例会上升。这一规律是由人们倾向于保持习惯的消费水平决定的,政府对失业人员的物质支持政策也会促使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所以相对稳定的消费需求会制约危机的加深。在增长时期消费要比生产和收入增长得慢,储蓄会相应地增加,所以消费的稳定会制约经济上下波动的幅度。对俄罗斯经济来说,1992~1996年消费的下降不比生产少,目前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91年水平的40%,平均工资为30%,储蓄率没有降低反而急剧上升了(这主要是因为收入差距拉大,对未来失去信心),况且这些储蓄并没有转化为投资,这就更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所以消费的相对稳定性这一最重要的稳定因素没有起作用。

2.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投资的增加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与现期利率的关系,利率是一个保守的比较稳定的变量,它的波动受制于已经形成的社会习惯和观念。容易变化的是资本的边际效率,它相对较小的变动也会造成投资较小的变动。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投资的波动不会很大,且整个经济会相对稳定。对俄罗斯经济来说,1992~1998年利率经常发生跳跃性的变化,同时资本边际效率大幅度下降,对于利率稳定的社会观念和习惯还没有形成,几天之内利率就有可能上升或下降一倍,在利率水平和假设的大规模投资盈利率之间形成了难以克服的差距。这种情况下,投资的下降不是适度的、有节制的和可以逆转的,而是急剧的、不断加深的和持续的。换句话说,俄罗斯经济中不存在阻碍投资下降的机制,即相对稳定的利率水平和稳定的资本边际效率。

3.凯恩斯把货币工资的稳定性作为决定消费进而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因素。凯恩斯时代生产衰退伴随的不是物价上升而是下跌,所以货币工资的稳定性就等同于实际工资的稳定性。而俄罗斯名义工资的稳定性已失去了作为稳定因素的意义。

4.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资本边际效率与投资的变动呈相反的方向变化,如果投资下降,资本边际效率会上升,因为由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对盈利率高的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后,对盈利率较低项目的投资就成了不现实的。所以随着投资的不断减少会刺激未来投资,从而会在较短的时期内促进经济进入回升阶段。俄罗斯经济经历了由于初级资源价格变动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实际经济部门盈利率长期地和持续地下降,所以有理由认为,这一制约投资长期下降的因素在俄罗斯经济中由于实际经济部门盈利率下降的总趋势而失去了作用。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经济本身并没有形成摆脱危机的机制,也没有迅速形成适应这一机制的经济和心理上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危机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加强国家的投资和国家对利率以及投资收益率等的干预。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全社会收入和就业多倍的增加,这一乘数效应的原因在于,由于投资的增加,劳动者收入也增加,从而对消费品的需求会增加,进一步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新一轮投资的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把某一部门的增长与整个经济的增长联系起来,从而可以找到增长点,带动整个经济的回升。但是乘数效应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自动起作用的。凯恩斯研究了阻碍投资乘数发生作用的因素,例如,在战争等极端情况下,新投资可能不会伴随消费增长,而是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乘数的原则根本不会起作用,因为生产的追加投资不会造成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再者,在一般情况下初期投资的乘数效应也会由于利率的提高而受到削弱,从而使后期投资进而就业和收入的多倍增加受到影响。政府进行的初期投资对利率的影响取决于政府采取什么方法来保证投资的来源。如果政府通过在货币市场上大规模举债来保证投资来源的话,那么国家投资就会造成利率上升,这又会使投资乘数效应化为乌有。如果通过税收或低息借款的方法,政府投资的这一消极后果就可以避免。如果初期投资造成物价的大幅度上升,这也会造成名义利率的上升,从而制约后期投资。物价的上升可能是因为生产投资品或消费品的部门对需求的扩大没有来得及做出扩大生产的反应。凯恩斯认为,如果主要用进口来满足消费需求的话,会从根本上弱化就业和收入的多倍增长。对资本品的生产投资不会造成对本国生产者生产的消费品需求的真正增加,而初期投资的乘数效应反而会被外国商品生产者利用。

综上所述,阻碍投资乘数效应的因素有:随投资一起总体下降的消费(凯恩斯认为在和平时期这是不可能的);阻碍后期投资的利率上升或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同时过高的利率会造成政府在货币市场上大规模举债和物价上升;主要用进口来满足消费需求。很显然,这些阻碍投资乘数效应的因素在俄罗斯经济中几乎都存在。1992~1997年间虽然对一些经济部门(能源、石油开采、冶金)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由于消费水平的总体下降,这些投资并没有对整个经济中的收入和投资的增加产生乘数效应,高利率也阻碍了进一步的投资,消费需求的50%是由进口来满足的,而凯恩斯认为20%就足以严重削弱投资乘数效应。所以1993年和1995年某些工业部门的增长并没有带动整个经济的回升,连这点儿增长最终也被扼杀了。显然,通过寻找主要部门的增长点来推动俄罗斯经济的增长是不现实的,应当从消除制约投资乘数效应的因素出发,刺激工业各部门的大规模投资。

三、俄罗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的历时8年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使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倒退了几十年,其参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惨遭失败的沉痛教训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启示:

1.产权改革应当保证产权的流动,促进经济绩效的提高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俄罗斯经济改革方针中体现的一个主要神话是私有化,大部分国家财产加速转入私人手中被认为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要的或决定性条件。可以认为,这一目标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达到了,甚至没有转入私人手中的国家产权也已经实际丧失了,取消国家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为瓜分国库开了绿灯。国家财产遭受私有化和非私有化部门联合力量的盗窃,国家无力保护自己的财产。俄罗斯的私有化完成了摧毁中央集中管理的经济机制的任务,它赋予了少数私人毫无控制地通过产权转移和对股份制企业实际控制来支配巨额国民财富的权利。显然,这种性质的私有化不能保证建立私人经济主体的相互责任机制,来取代指令性管理经济中国有企业的行政责任机制。俄罗斯的私有化使每个居民得到一张私有化证券,看似社会公平,然而私有化证券的价格完全取决于它的主人是谁,有的可以换两辆或多辆的“伏尔加”,而有的则只能换一瓶“伏尔加”,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实际是一文不值。所有在第一阶段暴富的人都在廉价收购社会财富。俄罗斯私有化的自然结果就是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超级富豪手中,大部分居民属于无产阶级外在贫困线以下。因此,私有化只是加剧了价格自由化以后立即表现出来的消极趋势,对社会经济生活没有任何的积极贡献,经济主体也没有表现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的素质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这里存在一个理论误区,即产权关系的主要问题似乎是所有者的地位和物的所属关系,只有私有产权才是最有效率的。这种观念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世界上并没有给我们可信的例证能说明私有产权比其他产权形式更具优越性。至于现代经济所特有的大工业,国家所有制要比私人所有制更具优越性,私有产权只会阻碍其发展,对社会造成显而易见的损失。第一,许多个人为了保护其私有产权而必须支付相对更高的交易费用;第二,因人为垄断而造成占有者支付利息收入的负担。大家都知道交换价值符号垄断的事实,或者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货币经济职能的扩大,从而在货币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成为一般符号之后,国家对纸币发行实行垄断。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一过程和促使国家对产权进行垄断的因素之间划等号呢?要知道,随着产权的分散以及使用权和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彻底分离,所有权的经济内容会逐渐压缩到纯粹的符号职能。私有制的历史职能在于促进分化的社会经济体系中经济的自主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现在这一历史职能已经消失。公司作为现代私营、国营和国私共营的主要制度,其基础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公司这种形式多样化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内部的分离和分裂,所有权与使用权、支配权、委托管理权等相分离。这些权利获得了相互独立地发挥职能的可能性。未来则是将所有权掌握在公共政权手中的同时,其他权利在多元化的经济中不断地进行再分配。

2.经济自由化应当确保平等竞争,在国家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全面破坏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垄断是俄罗斯自由化私有化改革方针的主要内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之间展开竞争的新型经济。这一理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改革的实际进程也有力地证明了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自由理论是错误的。俄罗斯改革的实际进程直观地表明,经济的管理水平在下降,从而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和从上到下的经济可控程度之间的差异,国家干预的效果急剧下降。市场经济从上到下的可控能力受到制约,而从下到上的管理体制并没有相应地发展起来,没有这一点市场是不可能有效发挥职能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由于从下到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制度的职能的补偿,国家的干预职能在减弱。俄罗斯的经济中并不存在这种补偿,国家从上到下的控制力已严重丧失,即使在顺利的条件下,原则上也不可能从经济主体的自我管理来得到补偿,况且俄罗斯的这些条件至少到今天为止是极不顺利的,甚至成为阻碍市场制度发展的因素。

目前加强国家对本国企业扶持的呼声越来越高,以期经济出现转折。但是问题在于,在目前缺乏有利的投资环境的条件下,国家用于社会发展的大部分资金被腐败官员和投机商人串通攫取,最主要的是这些被“私有化”的资金没有留在国内经济中运作,而是被输出到境外。在结构改革的幌子下忽视这些因素,国家扶持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反而大大有利于瓜分国家“蛋糕”的利益集团,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游说使政府采纳自己“特别有效的”计划,为自己控制的企业谋利,排挤竞争对手,成为安详地附着在国家身上的寄生虫,如金融工业集团。

3.俄罗斯照搬西方的货币主义政策造成了罕见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迅速地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使俄罗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表现出货币不足,如工资、退休金、国防订货、支付债务、投资和科学技术研究等,使国家严重丧失生机和活力。其实,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由缺乏生产能力、原料和劳动力决定的。只不过是改革中新形成的经济机制不能的有效地组合现有资源,从而创造出最大量的产品和收益。企业技术设备严重落后,需要长期的大量投资和科技进步才能克服。

今天的货币信贷部门不是没有能力履行自己在这方面的职能,它完全能够保证有效地配置资源。货币市场上绝大多数的高息短期银行贷款完全是满足投机目的的,信贷体系大规模和多种形式地吞吃国家经济实力比进行生产投资带来更大的“回报”。这种状况与其说是在把银行体系纳入市场轨道的过程中的具体失误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俄罗斯经济改革模式的根本缺陷造成的。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抵押程序不健全,导致生产投资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整体经济不稳定,经常变化的通货膨胀预期也造成对长期投资效果错误的评价,同时国家在货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借款也导致利率的提高,从而形成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此外,政府的经济政策前后矛盾,降低通货膨胀和稳定卢布汇率反而加剧了投资危机,出口减少,国内需求萎缩,生产开工不足,特别是在运用货币和财政手段对经济的干预受到约束的条件下,紧缩政策本身也失去了贯彻下去的可能性。

4.指导经济改革的经济理论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吸收外来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和借用,而应将其根植于本国实践的土壤,必须对外国经济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选择,并考虑到它们同本国深厚的传统和民族意识的相容性,盲目模仿西方自由模式是不可取的。1991年年底俄罗斯政府简单地选择新自由货币主义作为其进行经济改革的理论指导。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推行全盘西化政策,恢复私有制,采用西方“休克疗法”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1996年俄美两国著名经济学家共同研讨了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终于认识到,经济改革失误的根本原因是改革方案不符合俄罗斯国情。

事实上,俄罗斯的激进经济改革是在国有制经济体系发生危机,国民经济发展滞缓,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生活富裕程度形成极大反差的情况下开始的。对旧经济模式的强烈不满及无法回避的外部压力,使俄罗斯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所谓“休克疗法”,采纳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把建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作为目标模式,希冀借助这一模式迅速推进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尽快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重振昔日雄风。可以说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要求不相符合,是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从而把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至今仍没有摆脱危机的迹象。1998年9月中旬欧洲国家首脑召开援俄会议,深刻检讨西方国家对俄经济政策,认为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犯了严重错误,“休克疗法”不适合俄罗斯国情,使俄罗斯陷入长达近十年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交织的深刻的危机之中,美国应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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