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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08)04-111-03
作为一个新的文学现象，当下热门的“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农民工书写”等话题往往具有相同的内涵。它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变化，塑造了一大批背井离乡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打工者形象，为日渐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培育了新的作者、读者和阅读市场。然而，阅读大量的打工文学作品，发现这种新的文学现象，在叙述模式上很大程度来自中国传统文学的承袭。
一、“恶有恶报”模式
打工文学中的人物主要是指一些由乡村进入城市并在城市领地处于弱势位置的个体。生活的艰难，消费的诱惑，让他们无法继续固守原来的土地与良知；市场欲望的推动，将他们一步步引向“恶”的一面。他们抛弃自身的文化身份，闯入城市的空间，寻找生存的根本与欲望的满足，根本的目的在于改变自己的“农”字身份。城市对他们而言，只是物质层面与肉体层面的诱惑与享受，而非文化精神的熏陶和浸染。物质层面的满足和攫取，促使他们不得不采用便捷的方式——以“恶”的行为来完成或体现。
刘庆邦的小说《神木》中，唐朝阳和宋金明二人为了能够获取一定的金钱，享受城市赋予的文化与欲望，不惜骗取年轻力壮、善良单纯的年轻人为“点子”，然后在矿井深处将其残忍地打死，以此讹取一笔高额的赔偿金。当发现年轻的“点子”元凤鸣正是前一个被害者的儿子时，唐朝阳出于良知的发现，竟然将另一个同伙打死，然后自己站在原本要取“点子”元凤鸣性命的假顶之下，一同走向死亡。民间传统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维模式，将读者聚焦于善恶行为本身，却没有延展到社会语境和人性深处的碰撞。
打工文学中，“包工头”是一个新的文学形象，又是一个传统的人物类型。《翻身农奴把歌唱》中的丁转运，一个从农村进城摆地摊的民工，由于偶然的机会，被房屋拆迁的领导看中。他领悟了工程承包的暗箱操作规则，学会了请领导按摩洗头，甚至不惜用自己年轻美丽的小姨子去换取项目工程的承包。正当他时来运转时，他亲爱的儿子被人投毒差点丧命，煞费苦心聚敛来的钱财也被骗去一空，最后还是“夹根带绳索的扁担走上大街”。丁转运的城市生活轨迹，正是承袭了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恶有恶报”，最终落得“南柯一梦”一场空的情节模式。
如果说，丁转运身上的“恶”只是一种城市的规则，而《变脸》中的陈太学则是为了聚敛钱财而丧失人性的根本。作为一个包工头，原本具有农民的纯朴和善良丧失殆尽，他想尽一切办法克扣、拖欠民工的工资，来填补主管领导的挥霍；利用各种卑鄙残忍手段侮辱民工的人格，填补自身的人格变态，最后落得还是“一个当狗的命”。
打工文学中，唐朝阳、宋金明、陈太学等人身上的“恶”，主要归功于金钱与欲望这个城市大染缸。促成这种恶的行为，则来自农村贫穷、残酷的社会现实，来自于改变这种现实状况的内在渴望，来自城市这个大染缸的浸染，更多的体现了底层民工的真实生活状态。他们由善至恶，到恶的自毁，都受到一种顽固的存在合理性的支配，体现了打工文学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恶的行为背后，充满着民间底层的无奈和无助，在爱与恨之间逼近真实的人性。
二、“逼良为娼”模式
男性民工往往因家境的贫穷而进入城市，然而城市并没有他们的栖息之地，他们的身份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同，因而深陷极度的迷茫和恐惧之中，甚至引向极端的仇恨。陈应松的《望粮山》中，处于极度贫困、又受到农村权力压抑的金贵，进入到城市打工。他受到保安的殴打和凌辱，出于义愤将保安打死，跑回自己的乡村。面对派出所所长紧紧追击，他跳下了悬崖，眼中出现一片金黄的麦浪。尤凤伟的《泥鳅》，围绕着农村青年“国瑞”在城市的生命轨迹而展开叙述。出生于革命烈士家庭的国瑞，迫于贫穷进入城市谋求生活的出路，却总是被辞退和欺骗。尤其目睹了同乡蔡毅江严重工伤之后，竟然无法找到承担责任的人，于是他开始走向恶的一面。女朋友陶凤差点遭到强奸，他疯狂报复对陶凤实施暴力的人；他心甘情愿被玉姐包养，进而被玉姐的丈夫等一帮人挟上一家非法公司的老总位置，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蔡毅江在身体不可能复原和案件败诉之后，心智失去常态，他让寇兰卖淫，以此换取自己起家的资本，最终成为黑帮老大。
打工对于女性而言，等待她们的是更低的待遇，遭受更多的歧视。身份的制约、负担的重压，逼使她们往往走向一条廉价出售肉体的不归路。刘庆邦的小说对女性民工予以了极大的关注。《麦子》中的建敏，本不愿意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但她不出来打工，家里的房子就没法翻盖，弟弟的学费也无法支付。《兄妹》中的“心”，为了减轻二哥的负担，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工。她被老板强暴，而后被迫做起卖淫的营生。当她的二哥来到城里来看她时，她在被人家包了一夜早上回来时，赶去商店买了几双袜子，撕去上面的商标，让二哥相信她在袜厂上班。她不想让自己的堕落玷污了心目中乡村的纯净。然而，当她来到二哥的房间时，才知道这一夜二哥在和一个女人鬼混。“心”失去生命中最后一片净土，失去了心中想象的美好世界。她只能在城市中漂泊。《家园何处》中的何香婷，父母相继过世，她成为4个兄弟之间多余的人。她寄居在三哥家里，处处努力以男性的身份承担各种重体力活，不至于成为家中的累赘。然而，三哥外出打工腿受伤了，她必须自立，帮三哥撑起一个家庭。于是她来到城里的包工队打工。面对领工张继生的诱惑，她无奈地接受给予的物质和金钱，并逐步在情感的失望中向物质的欲望深渊滑行。
与此不同的是，一部分女工的“逼良为娼”并非来自太多的生活窘迫和贫穷，而是一种自发追求城市欲望的满足和享受。她们将身体主动交付给城市，交付给欲望的满足和快感。《发廊》(刘玄)中的方圆，不愿在工厂里当一名工人，而重操开发廊这个职业。因为“当工人原来很没意思，还不如开发廊，替客人敲背比装搭好玩多了”。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中的米粒儿，不愿意呆在曹老师家中作保姆，认为：“我到这里是想脱离农村，过一过城市生活。城市是什么？就是一个孩子和家里的四堵墙吗？上午到院里转一圈儿，下午到院里转一圈儿，这也叫城市生活吗？你就是再给我涨工资，我也不干了。”她以她身上特有的清纯和美丽，一步步成为包养在高级别墅中的“金丝雀”。她有时感到失落，有时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满足。她的城市生活历程，是一个寻找土壤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生机的过程。她们二人主动“为娼”，本质上体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无形逼迫力量，其中不仅仅是社会因素，更多来自人性深处的东西。这些人物的“逼良为娼”，在貌似和谐的状态之下，传达出一种人性深层的隐痛。
无论是男性民工成为城市暴力的符码，还是女性充当城市道德沦丧的形象，其中都透出一种深深的不平而鸣的情绪。这种情绪既体现了当下社会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集体关注，直接呈现了当下主流文化的政策导向，也决定了农民工书写的妖魔化模式。他们的贫穷、暴力、毁灭，既构成了当下消费文学的元素，也承担了农民工书写的道德评判与情绪发泄，正好迎合了当下市场化写作的潜规则。
三、弃妇哀吟模式
在中国传统戏剧与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中，弃妇哀吟是应该重要的主题。内中的弃妇形象不仅是困在闺中的女性，更多隐喻了一些弱势个体，面对强势力量的无奈和无助。将这种模式引入到打工文学的分析中来，并非探讨打工人群中的女性形象，而是探讨一系列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生活状态。他们无力去作太多的争取，也无法实现绚丽的都市梦想。许多的农民工无法取得城市的名片，而乡村的身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没有太多的奢望，也只是在默默地用自己的力气来寻求生存的根本。这一类打工作品，虽然给读者没有太多的震撼，却能产生一种艰难时世的隐痛，犹如一股来自地壳深处的力量，虽不惊天动地，却蕴蓄无穷。
荆永鸣的《北京候鸟》中，“来泰”瘸着一条腿，带着难以填饱的肚皮来到北京。他先到饭馆打杂，带着一条瘸腿拉三轮车，最后盘下一家饭馆。他拉三轮车，被城里的保安殴打、敲诈；开饭馆，却中了别人的骗局。没开几个月的饭馆被强行拆迁，几万元的投入就这样泡汤了。来泰最后喝醉了，独自在雨中踯躅……
刘庆邦的《到城里去》，乍看是一声农村向城市进军的号角。然而，打开小说文本，读者感受到的却是农民无奈的哀叹。农村妇女“宋家银”，向往城里人的物质享受，不顾一切要嫁给一个工人。她上当受骗将自己的处子之身献给工人，为的是成为工人家属。她嫁给其貌不扬的杨成方，谋的是他的临时工身份。她为了显示自己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坚持要杨成方带手表，每天将自行车拉出来晾一晾(亮一亮)。她新婚不到半个月就逼丈夫去上班，当丈夫的厂倒闭之后，她又逼丈夫到郑州、北京去打工，拾垃圾。然而她发现，“你到城里打工，不管你受多少苦，出多大力量，也不管你在城里干多少年，城里也不承认你，不接纳你”，于是逼着儿子一心一意考大学。然而，儿子却在高考的前夜离家出走了。至此，宋家银一直艰苦卓绝地奋斗着的生存信念——“到城里去”——彻底坍塌。
城市始终作为一种高不可及的追求，而乡村却无法填补心中的欲望沟壑，农民工坚韧地生活在二者之间的夹缝中，心中不放弃，却屡屡被抛弃。他们的生活状态中，传达出缕缕不和谐的社会情绪。
四、“落魄书生”模式
“落魄书生”模式在中国传统戏剧和其他文学是一种最为常用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通过叙述一个贫贱交迫的书生，遭遇一个贤惠的女子或夫人的支持和帮助，体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文人视角，来看待外在的现实处境，并寄寓自己的文人梦。打工文学中，这种模式与广大打工作家有一种天然的密切关系，主要透过知识分子视角，寄寓作家一定的人文关怀和人性思考，也体现他们强烈渴望改变知识分子的底层生活状态。小说的主角大都是一些到城市里谋生的农村高中生和大学生，能够以悲悯的心态来看待自身和旁人的遭遇，文本传达出人性深处的丝丝隐痛的同时，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知识分子思考。
刘庆邦的《回家》中，农村大学生建明外出找工作被骗入传销团伙之后，凄凄惶惶逃回家中。然而，母亲不让建明出门，为的是要告诉别人，儿子正在外面上班。小说透过建明打工回家的感受，道出了乡村大学生出外找工作的艰难和回乡的尴尬，体现了作家对当下民工的生活状态、乡村的贫穷和窘境、母亲等村人的虚荣及当下大学生的就业困境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小说最后，建明从心底无奈地喊出：“我再也不回来了！死也不回来了！”破碎和尴尬是建明这样一些市场经济时代的“落魄书生”的生存写照。
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我”是一个考上大学却没钱就读的高中生，长达5年在外打工未曾回家。买好返乡的车票后，却让给了可怜的春妹。然而，过了春节之后，故乡连血带骨的妻儿的召唤，常年漂泊在外的孤独，打工环境的恶劣，促使“我”放弃继续打工的机会和几个月的工资，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和亲人身边。然而，故乡并没有让“我”的身心得到安宁，而是进一步加剧了心中的不安。妻子金花拖着瘦弱的病体，默默地支撑一个破败的家庭，尽力用自己的瘦弱之躯带给我一些温存。工友的惨死、春妹的被骗、工钱被恶意扣押、老板叫骂声中的下跪、一头牛也买不起的困窘、老婆的温良、女儿的可爱以及贫穷又偏狭的村人等等，温暖又煎熬着“我”，让“我”无法找到回家时的想象与期待。与传统戏剧与文学中截然不同的是，“落魄书生”并没有遭遇美女的相助而共同走向一个幸福的未来。相反，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既要摆脱贫穷又要力争为自己保留一点尊严。当他在城市中卖力打工时，城市逼迫他迈出返乡的脚步；当他回到农村后，贫困又催促他再回到城里打工挣钱。透过两难的境地，传达出一种传统现实主义的人道关怀。
小说借用“我”这个边缘知识分子的叙述视角，对作家铺开底层叙事无疑是相得益彰的。边缘知识分子同时具有知识理性和道德判断力，在精神上既没有脱离乡村的牵连，也没有彻底融入城市而让看待事物的目光和城市对齐，因此以边缘知识分子的视角展开叙述，自然就在文本中埋下了城乡文化的对比和冲撞，一方面为作品在心灵的贴近上构成了方便，另一方面又在人文观照的基础上筑起了知识的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小说便脱离了单纯的控诉和问题回避，而有了理解和积极的介入。“边缘知识分子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边缘视角既不被城市利益集团的目光遮蔽，也不随底层民工的目光而扭曲；既不冷漠地将变革时代底层人物的苦难视为必然，也不狭隘短视地由一些不公平现象而指责变革。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当下农民工的某种生存状态，更在于这些作品在当下人文关注普遍缺席的语境中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知识分子情怀。
五、“功成名就”的模式
“功成名就”模式，是一种寄寓人们理想的传统文学模式。这种模式大都追求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体现了中国民众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当民众越是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就越期待这种文学模式的出现。安子的系列报告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正是由这样一个个的打工小故事构成，每一个故事的叙述，总是伴随着人物坚韧的努力和不断的进步，最后圆了自己的都市寻梦。每一个寻梦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艰难历程，总伴随着一次次悲壮的人生选择，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打工女郎》中的康珍，从一个扛石头的建筑女工，不断把握住机会，勤奋学习电脑操作技术，到大学中坚持业余充电，最终成为一个成熟艳美的白领丽人。《罗湖的姑娘》中的罗玲，从一个贫穷的乡村进入一个电子厂打工，她爱上了一起打工的小伙子任洪辉，并捧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资助他开了一个快餐店。当生意红火时，任洪辉背弃了她，爱上了别的女人。于是，罗玲利用业余时间拜师学艺，最终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晚霞，在燃烧》中的川妹子于凤，一个中学毕业的女孩，从普通车位干起，到流水线去扎扎实实地学技术。于凤凭着强烈的好胜精神和过人的魄力，被老板升为中方厂长。从这些都市寻梦人的人生经历中，我们能读出青春无悔、人生无悔的悲壮与自豪。整个作品表现出鲜明的青春励志色彩。
功成名就的模式，造就了安子报告文学的一种固定模式：乡村民工处于逆境——经过不断刻苦努力和奋斗——最后成就了他们的都市梦。这种先抑后扬的情节模式，决定了作品无法太多地兼顾人物本身的心灵冲突，无法深入体会这些人物从乡村到城市的具体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作品重点在于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在于渲染人物打工经验成功的一面。一方面，这些打工作品直接和民众的心态结合起来，与民众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另一方面则直接暗合了当下官方意识形态的时代精神倡导，很容易给文学本身涂上一层绚丽的油脂，阻滞了人们进一步展开深层的思考。
可以说，打工文学是中国千百年来“悯农文学”精神的承袭，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模式的无意识继承。时尚的现代都市文化无法安置人们的灵魂，社会的生存状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与人们的想象产生了一定的差距，共同唤起了社会范围内关注底层的不平情绪。当作家带着这种情绪关注民间最为底层的生活状态时，自然带上了中国传统文学中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责任感，不自觉地承袭了传统的文学模式。强烈的倾向性情绪，注重文本的故事性与传奇性，决定了这类作品在不自觉地承袭中国传统文学的模式中，很自然地遵循了市场化、通俗化的运作方式。它们在迎合读者的审美习惯的同时，却无法真正走进农民工群体尴尬的生活世界，引发人们深层的思考。看来，保证打工文学既承袭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又打破模式化、情绪化的束缚，是当下文坛的首要命题，也是打工文学走出仅为市场“打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