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丁玲的作品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早期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被消解甚至被异化。到了左翼文学时期，丁玲作品中的男性形象较之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但也和以往的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
关键词：丁玲；男权文化；审视；转变
丁玲是一位横跨现当代两个时期的杰出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都市到农村，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变，这一变化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为明显。1927年初登文坛的丁玲，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她的女权主义思想比较浓厚。所以，丁玲在她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主要刻画了一些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其作品主题都是女性的独立意识。她笔下的男性知识分子都是羸弱的、颓废的甚至比较女人气的形象。作品中描写的诸如路小二等男性农民，也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男性形象。总的来说，丁玲早期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女性的自由主义意识，男性始终处在被解构的位置。到了1930年左翼文学时期，丁玲的作品中对男性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一时期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阳光的，敢于为革命献出自己生命的男性形象。丁玲前后两个时期对于男性态度的转变也可以看出丁玲女性意识的逐渐减弱，对男性的认识也更加全面。
一、对男权文化审视转变的原因
丁玲对男权文化审视转变不仅有客观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和自身因素密切相关。如火如荼的左翼运动是其女性立场发生转变的重要因子。丁玲在延安时期接受的共产主义思想也让她明白文学应该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文学应该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也是她思想发生转变的自身因素。
(一）客观外因的促使
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左翼运动的兴起是引起丁玲创作观念转变的重要因素。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社会现象有所反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始，人们的革命热情异常高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丁玲不可能在写出像《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反映小我的作品。她必须响应时代的号召，正如作者所说：”作家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声音，他要把那个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光彩、时代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面充分地表达出来。“[1]丁玲就是这样一个紧跟时代步伐的作家，随着其写作内容的转变，对男性的态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另外，丁玲跟随胡也频来到上海后，正好赶上左翼文学运动的潮流，左联对作家创作有新的规定：在题材上，作家要“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人民，描写广大的贫民生活等等；在方法上，作家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创作；在形式，应该通俗易懂，要使工农群众能看懂”。丁玲作为左翼的一员，她生活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环境中，她自身也体会到女性要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环境中突围的艰难性，这也是她男权意识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这也使她在作品中开始转变自己的创作风格，并创作出了《韦护》等“革命加恋爱”的作品，其左转痕迹也愈加明显。
（二）自身内因的需求
丁玲在左翼文学时期，她的创作陷入了困境，她发现革命热情高涨的人们对于抒发苦闷情怀的自我意识作品关注的并不多，所以，她要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在1935年丁玲加入左翼联盟之后，丁玲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后来，胡也频遇害对丁玲的打击很大，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她人生观、世界观的变化，正如丁玲自己所说：“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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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了一名党员，这对她的创作观念有很大的影响，正如她自己所说：”放弃眼前的，苟安的优越环境，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的队伍里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新感情和新意识，才能准确的理解创作理论，才能搞好创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创作观念的改变，由此她对男权文化的审视也发生了转变。
从丁玲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发现，丁玲对于男权社会占据主导地位有清晰的认识，丁玲清楚的认识到她的作品想要获得和男性同等的话语权，她就必须和时代接轨，同男人做一样的事情，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丁玲必须改变他对男权文化的审视
二、对男性文化审视的逐步转变
当丁玲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很难突围的时候，丁玲积极融进了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她对于男权文化的审视也就随之改变。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也开始写工农大众，写男性革命知识分子。
（一）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模式
丁玲在1930年创作的小说《韦护》、《一九三O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都是以“恋爱+革命”的模式来写的，这些作品不再是只写爱情，也开始写革命青年。早期丁玲作品中的男性是为了衬托女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存在的，这群男性往往是虚伪的甚至女人气的男人。而在1930年以后的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大都是正面的，此时的男性已经摆脱了虚伪，空虚，他们都是阳光的，具有革命奉献精神的男性。
（二）男性集体力量的凸显
在丁玲加入共产党成为《北斗》的主编之后，她努力深入到工农的生活中去，其小说的风格和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此，她创作了《水》、《法网》、《奔》等多篇小说，这些小说中的男性不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形象，而是底层的工人群体，而且这些小说也打破了“革命+恋爱”的写作模式，她在作品中直接描写革命。此时的丁玲，对于男权的审视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作品《水》就是她这时期创作转型的重要代表作。《水》是丁玲自觉“向左转”的第一篇小说，“这一现实主义的高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性别叙述、个性叙述都已消除的结果。它气势博大，写出了一代劳苦人民的群像”。[2]这篇小说是在我国当时16省的重大水灾的背景下展开的，小说集中描绘了以男性为代表的农民大众与自然灾害斗争以及与反动统治的斗争的情景。
结语
从丁玲二三十年代对男性书写的不同，我们不难发现，丁玲对于男权文化审视的转变既有外部因素又有自身的因素。在她的这一转型过程中，她对男性的认识更加全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女性立场，她始终对男性都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丁玲对男性的书写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消解到重建的过程，从这一过程中，我们会体会到丁玲创作的女性形态。丁玲所探讨的关于男女平等的话题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走访丁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4．P171
[2]孟悦 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P125
[3]肖常纬.论丁玲 20 年代-40 年代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湖南师范大学硕士.2007.
[4]龚军辉.丁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7.
[5]肖常纬.传统文化因袭下的延安解放区男性—论丁玲延安前期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作家》.2008，12.
[6]苏桂艳.肯定与批判:对男性的再认识——论丁玲1940年代小说中的男性观[J]德州学院学报,2006,(06)
论文作者:郭婧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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