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鲁论文,经济危机论文,自由市场论文,金融危机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以其在融合贸易模式与经济活动区位方面的研究成就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美国怎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及《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为我国读者所熟悉。
关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奇迹”被广为宣传的时候，克鲁格曼于1994年发表《亚洲奇迹的神化》一文，预言有可能爆发亚洲金融危机。1996年，在《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他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这一预言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所证实。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克鲁格曼撰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应对措施，分析了中国没有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意义，指出了俄罗斯私有化的严重后果和陷入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预言了经济衰退和萧条经济学回归的必然性。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克鲁格曼通过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接受采访、做学术报告等多种方式，不断地就这场危机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很多西方经济学家不同，克鲁格曼对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有自己的特殊视角和独到见解。
一、克鲁格曼对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判断
克鲁格曼曾就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会给经济带来巨大风险提出过警告，但他后来自责，虽然这场金融危机令人“极为惊骇”，但他“没有事先了解到这种金融骨牌效应会到这个地步”[1]，没有预见到由此引起的金融危机会如此严重。
西方有些学者把当前金融危机仅仅看成是次贷领域的局部性问题，与此不同，克鲁格曼多少意识到美国金融系统本身已经包含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他认为：“我们创造的这个金融系统，规模基本上已超越20世纪30年代设立的用以抵挡金融危机的防卫机制。我们应该事先就料想到……可能会出现另一个危机。”[2]
克鲁格曼没有孤立地看待源于美国的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而是把这场危机看做是最近30年来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继续和发展。“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再到墨西哥。泰国，印尼，再到阿根廷。现在，轮到美国了。这个故事在过去30年间已经上演好多次了”。[3]克鲁格曼认为，当前这场危机与1994-1995年拉美的危机颇为相似。而且，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显露出“令人不安的先兆”[4](PⅥ)，是“目前正在上演的全球危机的某种预演”。[5](PⅫ)
克鲁格曼还把当前这场危机看做是美国国内几次危机的继续和发展。他认为，目前美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是1990年和2001年两次危机的结合：一方面，房地产泡沫破裂与2001年网络泡沫破裂所起的作用相同；另一方面，次贷造成的信贷危机，使人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那次危机造成了1990年的衰退。[6]
克鲁格曼认为当前这场金融危机有可能发展成为全球性经济危机。他在2008年10月1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会上预言：全球经济可能步入衰退。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中，他写道：“美国和全世界将遭遇一场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7](P170)后来一些国家和组织陆续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很快发展为经济危机，并迅速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一些西方学者把当前这场危机看做是信贷危机，认为危机起因于信贷，也将终结于信贷，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克鲁格曼则认为，这场危机不只是信贷危机，即使恢复了信贷市场，也不能阻止经济衰退的到来。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孕育了巨大的下行势头，即使我们打开了信贷市场，仍可能迎来痛苦的衰退。”[8]“就算对金融体系的救助最终使信贷市场复苏，我们仍然面临一场步步紧逼的全球性衰退。”[9](P177)
关于经济前景，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已经看见了“希望的曙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表示看到了“复苏的萌芽”，但克鲁格曼却认为前景不容乐观。在他看来，危机尚未结束，考验还在后头。2009年4月2日，他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简言之，经济危机还没有见底，事情正在悄然快速地变得愈加糟糕。看一下最近糟糕的雇用数据报告，就会发现失业问题正在美国和欧洲加速蔓延，情势真的不容乐观。此外，国际贸易还在持续加速萎缩，接下来的6个月甚至更久，情况会更加严重。”
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强调当前这场经济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不同，认为2009年上半年，最晚下半年就会复苏。克鲁格曼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与‘大萧条’颇为相似”，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大萧条’更为相似”[10](PⅥ)，全球经济复苏可能要经过较长的困难时期。说当前危机与“大萧条”相似，并不意味着“大萧条”在当前危机中完全再现。关于经济复苏，克鲁格曼认为：“很多信号显示经济衰退有所缓和，但我还没看到经济复苏的任何迹象。”克鲁格曼忧虑的“不是出现第二次大萧条，而是可能出现日本的情况，使全球的经济都会面临像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长期萧条”。[11]
二、克鲁格曼对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原因的认识
关于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克鲁格曼认为，一方面在于政府对传统银行放松了监管。“大萧条”让美国人总结经验教训，建立了一个保障机制大大增强的体系。《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银行分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划分经营范围，并对商业银行进行严格监管。这样建立的银行体系比较安全。但是，该法于1999年被废除，对传统银行的监管遭到削弱，商业银行也涉足风险较大的投资银行业务，这就必然会出现危机。[12]另一方面在于“影子银行系统”逃避了监管，没有被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危机的核心。所谓影子银行系统，是指那些作为“非银行”运营的金融机构和融资安排。具有很大风险的影子银行系统本应与传统银行系统一样受到监管，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都反对监管。这样，在不受任何监管的情况下，影子银行系统不断扩张，它的重要性赶上甚至超过了传统银行。这种影子银行系统造成了很大危害，严重到接近崩溃的边缘。
克鲁格曼指出，美国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危机和本世纪初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本应被看做是更大危机的可怕前兆[13]，但由于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小布什政府都反对监管，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监管则是坏事。[14]“市场的灵活性和公开的竞争”是“抵御累积的经济失败的最为可靠的保护措施”[15]，因此，政府不但没有扩大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反而为“金融创新”和“自由市场的奇迹”大唱赞歌。格林斯潘称：“不仅单个金融机构能抵挡潜在风险因素带来的冲击，整个金融体系也变得更有弹性了。”[16](P154)这样，美国银行家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引领着世界寻找复杂的方法，通过隐藏风险和愚弄投资者来为自己创造财富”[17]，结果是“美国金融体系与整个经济遭遇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而这些风险或被置之不理，或被视为杞人忧天。于是，危机爆发了”。[18](P15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讨论危机原因时，克鲁格曼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断言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批评中国外汇储备过多，认为：“美国财政部每次说到中国没有操纵汇率的时候都是在撒谎。中国的盈余并非市场化的结果，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并且保持一个相对弱币的地位，通过大量外币来维持，这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将来中国的盈余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贸易紧张，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盈余了。”[19]
这里不是我们同克鲁格曼具体讨论应不应实行金融自由化、汇率自由化等问题的地方。下面只要引用克鲁格曼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有关中国应不应该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言论，就足以反驳同一个克鲁格曼在当前金融危机中有关中国同一个问题所说的话。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克鲁格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在许多西方国家的鼓励下，中国曾经探讨过如何实行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可是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包括IMF在内的每个国家，都庆幸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在中国，由于货币不可自由兑换，这种高速衍生的金融危机当然不可能发生。”“这个人口大国对危机的免疫力，是亚洲危机没有演变成彻底悲剧的重要原因。”但愿克鲁格曼没有健忘，而是清楚地记得自己所说的这一番话。我们不希望克鲁格曼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他自己所批评的“论证左支右绌”、“有违背学术诚实之嫌”的那一类人。
三、克鲁格曼关于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政策主张
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问题，克鲁格曼提出了近期措施和长期措施。近期措施有：政府迅速向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放松信贷；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手段，恢复实体经济。长期措施是：改革金融体系，预防危机再次爆发。
(一)近期内救助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政策主张
克鲁格曼认为，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等几大银行已经接近危险的边缘，要不是投资者预计政府在必要时会加以救助，它们就已经倒闭了。政府对银行必须加以救助。要记住雷曼兄弟公司的垮台几乎破坏整个金融系统的教训，决不能冒险让花旗集团、美国银行这些更大的金融机构垮台。克鲁格曼提出，尽管银行必须得到救助，但是美国政府在财政上和政治上都不能让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从中获利。[20]他提出的银行救助方案是：像上世纪90年代初的瑞典那样，对金融业实行政府干预，向银行提供资金，换取对银行的部分控股权，即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如果政府仅向金融机构注资，却不将它们国有化，救助计划就将成为一笔单向赌注：如果资产价格上涨，获利的是投资者；如果资产价格下跌，埋单的是纳税人。他主张建立一个能够自负盈亏的金融系统，通往这个系统的道路是国有化。[21]克鲁格曼解释说：“银行国有化的问题不是政府要剥夺私人财产，而是市场认为金融行业特别是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的生存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所以人们认为政府需要相应的所有权。”[22]与此不同，美国政府计划采取的银行救助办法是将不良资产从私人银行转移到公共性质的“坏账银行”，坏账银行按“公平价格”购买这些资产。[23]克鲁格曼强烈反对这种救助办法，指出这种办法是纳税人承担风险，持股人享受收益。所谓的“公平价格”，不过是打算动用纳税人的钱将有毒资产的价格推高至“合理的”水平，这对银行股东来说是“一份大礼”。[24]
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的保尔森方案是让政府直接买下银行的有毒资产，奥巴马政府的盖特纳方案则是让政府借钱给私人投资者，由他们用这些钱来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因此，盖特纳方案“只不过是用一种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方式来为有毒资产的购买进行补贴”，实际上是保尔森方案的翻版。[25]政府之所以一再出台类似的计划，是因为决策者无法接受只有暂时接管主要金融机构才能使其偿付能力得到实质性恢复的事实，以为只要有详尽的金融规范就可以挽救那些破产的银行，暂时的国有化仍被看做是不可想象的。[26]克鲁格曼分析了美国政府害怕国有、偏爱私有的后果，认为这种对私人控制方式的偏爱，会使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严重扭曲，总是出台完全没用的救市措施。如果仅仅为了保住“私人所有”的幻觉，而把大笔的钱塞进银行以及高管们的腰包，将会付出我们无力承受的巨大代价。[27]
针对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的收购银行不良资产的新计划，克鲁格曼指出，这项计划将使金融系统内的“获利私有化”、“损失社会化”，会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我担心当这一计划失败的时候——它几乎肯定会失败——政府将没有任何退路，因为它将不能再为另外一个可以真正起作用的计划跑回去找国会。那将非常糟糕。”[28]为此，他敦促奥巴马政府尽快对那些需要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别再浪费时间，别再挥霍自己的政治资本。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尽一切办法放松信贷，不要被意识形态的死结束缚住手脚。如果仅仅因为担心救助金融体系的行动有一点所谓的“社会主义”色彩，便不采取必要的行动，那将是滑天下之大稽。[29](P176)
(二)近期内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主张
针对实体经济衰退，克鲁格曼为美国政府开出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药方，即扩大财政支出，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具体办法是：更加重视失业者的利益，向州与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建设公共工程，修建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他相信，财政刺激会产生“乘数效应”：除了直接效应，如投资于基础设施扩大需求，还会产生间接效应，如高收入推动消费者高支出。[30]
有人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从而会降低经济长期增长率。克鲁格曼指出，这种担心是不能成立的。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是基于政府赤字会推高利率的假设，而现在美联储已将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并且除非经济有过热的迹象，美联储将保持这种政策不变。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反而会强化人们对经济持续低迷的预期，从而减少而不是增加私人投资。这不是一个假设的结论，而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的事实。例如，1937年，罗斯福试图平衡预算，过早地减少政府开支和减税，结果导致私人投资的骤降，差点葬送了“新政”。[31]又例如，1997年，主张财政责任的声音占了上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削减了政府支出并增加税收，以降低预算赤字，结果私人支出也减少了，日本经济很快就陷入了衰退。[32](P62)
人们担心增加政府支出会增大财政赤字，但克鲁格曼认为，目前增加政府支出正是一剂良药，不要过分担忧预算赤字。[33]他说，平常时期，担心预算赤字是对的，对财政负责是良好品德，但在经济萧条时期，这种美德就变成缺德。[34]
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失败的原因是将减税送给了最不需要的富人，而且，布什政府拒绝考虑减税以外的任何措施，这导致财政刺激规模过小，投放的目标也不够准确。[35]克鲁格曼还指出，经济刺激计划的目标是增加总支出。如果政府支出没有被花掉，而只是增加了人们的账户存款或被用来还债，这种刺激计划就失败了。那些收入高、就业有保障的富人会按照自己的长期收入水平而不是短期收入水平来决定支出。如果对他们减税，他们只会把钱存在银行里。如果对正在受苦的穷人减税，扩大失业保险和食品券发放，就会具有双重作用：既减轻了这些人的痛苦，又刺激了消费。[36]克鲁格曼揭露说，布什政府对富人减税的承诺，妨碍了对穷困家庭的援助，结果没有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因而对扭转经济形势无效。[37]
克鲁格曼还分析了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他认为，奥巴马尽管充分认识到经济衰退的严重性，认识到“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应对经济衰退”，而且必须“大刀阔斧，立即采取行动”，但他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却有些令人失望。第一，该计划力度不足，规模太小，远不足以弥补未来三年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高达2.9万亿美元的缺口。第二，减税规模过度。企业的税收减免对刺激消费没有多大实际作用。[38]如果放弃减税，所得的资金可以为美国人在困难时期提供更长远的保护，比如加强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障等。[39]第三，投资主要集中于短期项目，而美国更需要长期投资项目计划。[40]另外，克鲁格曼也对那些阻碍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人提出批评，指出这些人是在用国家的未来冒险。[41]
(三)长期内改革金融体系的政策主张
克鲁格曼主张，在救助银行和财政刺激的近期措施有效实施之后，就应当转向长期的预防性措施：改革金融体系，重建金融系统，用一套新的规则和条款确保金融安全。他力主扩大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全部金融机构。基本规则是：任何像银行一样经营的机构，任何在危机爆发时需要得到像银行一样救助的机构，都必须被当成银行来监管。[42](P154)
克鲁格曼提出，必须努力思考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他说：“毫无疑问的是，金融全球化的危险超出了我们的意料。”[43](P180)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危机再次降临，但现在看来，这个策略没起到作用。
克鲁格曼担心美国，更担心欧洲不能有效地应对经济危机。他认为，欧洲各国的经济联系紧密得像美国各州一样，大部分欧洲国家还使用同一种货币。但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却是不同的，没有一个能覆盖全欧洲的政治制度来应对危机。再者，欧洲央行不仅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得到政府支持，还必须对欧元区内经常吵架的16国政府负责。因此，在危机面前，欧洲显得很软弱。[44]克鲁格曼呼吁欧洲各国加强合作，出台大规模、泛欧洲的财政刺激计划。他指出，欧洲一国政府单方面作出的减税和公共工程计划，很可能使经济刺激的益处流向其他国家，而本国债务增长，就业却没有增长多少。如果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这种“漏出”就会小得多。每个国家都依赖邻国与它共同努力，会比单独行动能更好地复兴欧洲。[45]
克鲁格曼尖锐地批评德国政府在利用财政刺激方面的不作为与不合作，认为这将加剧世界经济下滑的趋势。克鲁格曼说，世界经济急剧下滑的现象到处可见。在此情况下合作至关重要，但德国却极力反对通过增加国家支出振兴经济的计划。如果德国这一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不参与，整个欧洲就无法实施协调的财政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和重振经济。
四、克鲁格曼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
克鲁格曼将新自由主义称作新保守主义，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新自由主义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以及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高级官员。
首先受到批判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领袖和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克鲁格曼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新保守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由于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引者)的本质使然，经济学家有滑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然倾向。”[46](P88)克鲁格曼回顾了美国国家干预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取代的历史，指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惨痛经历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都明白了市场失灵。因此，“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当时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步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但是，“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克鲁格曼叙述了弗里德曼回归旧信仰和反对政府干预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弗里德曼等人就反对特定领域的监管。50年代，他们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和监管大加挞伐。60年代初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47](P88、89)，甚至认为对食品和药品安全的监管也无理无据。弗里德曼曾经承认是凯恩斯主义者，现在则变为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的领袖。对弗里德曼理论上的“论证”和学术上的不诚实行为，克鲁格曼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诚实之嫌。但一位大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这件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48](P89)克鲁格曼揭示了使弗里德曼受到“强大诱惑”的两个动因：一是在政治上“主动”与保守派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二是在经济上“说服了富人和公司领导人”向他们的智库“输入资金”。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强大诱惑”下，也就顾不得“有违学术诚实之嫌”，玩弄起从凯恩斯主义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变戏法”的把戏。
受到克鲁格曼批判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还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代表人物卢卡斯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
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宣称：“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伯南克也持与卢卡斯相似的观点：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解决了经济周期问题。克鲁格曼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批判卢卡斯、伯南克等人的错误观点，指出：“短短几年之后，一场惨烈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便笼罩了世界大片地区，令人恍若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头看，上述乐观的宣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夸夸其谈。”再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类似“大萧条”的经济问题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重演的事实，“卢卡斯和伯南克的乐观情绪就更加令人奇怪了”。[49](P2)
克鲁格曼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政府对金融业解除监管的政策直接导致了金融系统的危机。他批评政府当局忽视了不少人发出的美国金融系统存在很大危险的警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扩大监管。相反，当时的流行思潮以及小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都是十分反对监管的”。[50](P154)
迷信新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他自然也在克鲁格曼批判的范围之内。克鲁格曼说：在这场金融危机降临时，格林斯潘已不是美联储主席了，但他的继任者不得不处理格林斯潘留下的“烂摊子”。格林斯潘只承认“一些地方性房地产市场上可能有些‘小泡泡’，但不存在全国性的泡沫”，宣称房价的任何大跌都是“极不可能的”。[51](P140)然而，事实证明，“格林斯潘说错了，而且这个泡沫在2006年开始破裂”。他“创下了一个历任央行行长绝无仅有的纪录：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市场上发生了两场大规模的资产泡沫：先是股市泡沫，后是房市泡沫”。当前这场危机正是房市泡沫破裂的惨重后果。克鲁格曼称格林斯潘的新自由主义为“格林斯潘主义”，并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有所估计。他认为“‘格林斯潘主义’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52](P140)，当“格林斯潘泡沫”破裂时，美联储和小布什政府仍然相信房市崩溃的影响是可以控制的。
克鲁格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追溯到供给学派经济学。当年里根总统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深信不疑。所谓里根经济学，实际上就是供给学派经济学。克鲁格曼十分藐视供给学派经济学，认为“所谓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只不过是一些愚蠢的想法，自称‘供给学派’而已。这种荒谬的信条要不是迎合了媒体编辑和富人的偏见，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力”。[53](P172)
五、关于克鲁格曼观点的几点评论
克鲁格曼对于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提出了不少超越西方经济学家的独到见解，受到多方人士的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影响，克鲁格曼在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认知上仍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1)克鲁格曼在自己的特殊视野下觉察出并预言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觉察出并预言了本世纪初这场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克鲁格曼的预言表明他在这方面的观察力和预见力明显高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他的为事实所证实的预言展现出他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令人注目的地位。近年来，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首领、美国政府经济高官和美联储主席等几乎都认为，经济衰退即经济危机已经成为历史，经济周期已经不复存在，声称他们已经找到并掌握了成功预防经济衰退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手段。在这种背景下，克鲁格曼坚持认为存在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他还把源于美国的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看做是近30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多次危机的继续和发展。像克鲁格曼这样认识到并预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可能性的学者，在西方经济学界是屈指可数的。
(2)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界主流，而且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克鲁格曼尖锐地批判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即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存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克鲁格曼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对他所称的新保守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无论就尖锐性还是就深刻性来说，都达到了其他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难以超越的高度。
(3)与关于危机可能性的预言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相一致，克鲁格曼不止一次地预言西方萧条经济学回归的必然性。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方面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克鲁格曼关于萧条经济学回归的预言，是建立在经济衰退必然会发生这一信念基础上的。既然经济衰退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西方萧条经济学也就必然会回归。这一预言在当前正经历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西方国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4)在讨论当前危机原因时，克鲁格曼明确认识到这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但他对这场危机的原因的认识仅限于此。虽然在亚洲和拉美地区金融危机期间，当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分别用不同国家不同因素说明危机原因时，克鲁格曼则高出一筹，指出“最近一连串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但是，作为西方经济学家，他不可能更深入地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本身、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来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克鲁格曼虽然也曾揭露过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现象，但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而只认为是美国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克鲁格曼视野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至于企图把中国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说成是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就更暴露出克鲁格曼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客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美国式偏见。
(5)克鲁格曼批评了美国布什政府面对危机的救助计划。他较为深刻地指出，由政府购买银行有毒资产的保尔森方案的实质是使“获利私有化”和“损失社会化”。从国家干预主义出发，克鲁格曼提出自己的近期政策主张：通过银行国有化政策应对金融危机，通过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他以为，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就能克服当前危机，并能预防未来的危机。克鲁格曼熟知新自由主义的错误，但不了解凯恩斯主义的局限。他不懂得，可能也不愿意懂得，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作用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加深了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加深了生产能力盲目扩大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从而全面加深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促进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作用，充其量只能是暂时缓解或减轻经济危机，而不可能根治经济危机；只能暂时推迟经济危机的到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经济危机。
(6)克鲁格曼意识到，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各国自行救助，作用有限；多国联合救助，效果就会显著。这一认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国家干预主义。但是，克鲁格曼对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缺乏认识，特别是对美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缺乏认识，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更是缺乏认识，因而不了解多国甚至全球联合救助的理想在现阶段难以成为现实的根源。克鲁格曼虽然提出过改革金融体系的政策主张，但他避而不谈现存国际金融体系是有利于美国的金融体系的，避而不谈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美国所要求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其他发达国家所要求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展中国家所要求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三者存在着原则性区别，这正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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