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人类语言的来源——析乔姆斯基与皮亚杰、普特南的哲学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姆斯论文,哲学论文,人类论文,来源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语言认识从何而来？这是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也是在哲学界曾经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多年来，许多哲人智者皓首穷经、潜心思索，试图回答人类语言的来源问题。笔者根据近几年来国外出版的材料，选择乔姆斯基、皮亚杰、普特南三位著名学者，比较、分析他们的哲学异同以及争论焦点。乔姆斯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语言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哲学家。他复兴了唯理论哲学，从而引起了西方哲学界广泛兴趣。皮亚杰是瑞士著名发生认识论心理学家，持建构主义观点。普特南是美国科学哲学界的知名人士，倾向于经验论。他的“科学实在论”观点已为国内学者所熟悉。他们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试图解释人类的认识，特别是人类语言的来源。所以他们的争论很具有典型性，反映了现代哲学三大潮流——唯理论、建构论、经验论之间的交锋。他们关于语言的哲学争论，对我们追寻人类语言的来源、探索语言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1.古老的争论
早在17世纪，笛卡尔以及后来的莱布尼兹就提出了“天赋观念”的唯理论思想。与此同时，洛克、休谟等人则针锋相对地坚持经验论。经验论与唯理论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分歧在于，经验论认为一切认识都起源于感觉经验，人心在获得感觉经验之前只是一块空无所有的“白板”；而唯理论认为，普遍必然的理性知识都不能来自感觉经验，它的某些原则乃是人心中固有的或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或“天赋原则”。
唯理论与经验论的激烈争论后来也渗透到语言学中。笛卡尔从他的天赋观念提出语言是一系列符号的总和，是比较完善的观念的代替物。观念是天赋的、内在的，语言是天赋能力的产物。观念是清楚明白的，具有普遍性，语言也是清楚明白的，具有普遍性。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语言”，与此相对应，还应存在着一种对各种语言都适用的“普遍的语法”。早期的一些语言学家，如安托万·阿尔诺、克诺德·朗斯洛以及洪堡特等人都倾向于支持唯理论。
然而，由于在17、18世纪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中，经验论坚决支持和保卫了科学，所以直到本世纪前期，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信奉经验论。三、四十年代，逻辑经验主义更是奠定了自己在哲学界的“正统”地位。当时，在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也是经验论。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认为，一切关于语言的知识都来自经验，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就如同培养动物的条件反射一样，是由习惯决定的。初生婴儿不断听到父母亲朋的言语，然后经过一再地巩固强化，最终逐渐学会日常用语。
2.乔姆斯基与皮亚杰
乔姆斯基复兴了语言学的唯理论观点。他从语言学研究出发，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唯理论者。
乔姆斯基的唯理论哲学表现在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方面：
(1)他承认笛卡尔所谓“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语言，与此相对应，还应存在着一种对各种语言都适用的“普遍语法”的观点。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中，一直被寻求语言的普遍性所吸引，不断深入研究，最终不仅完全承认笛卡尔所说的普遍语法，而且为这种普遍语法提供了具体的语言学描述（即“管辖与约束理论”）。
(2)他反对经验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认为存在着一种先天的语言学习机制(LAD)。他把语言的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演绎过程：儿童从先天的LAD中推导出母语的具体结构，并在语言环境中验证这些假设；那些证明与他们听到的语言相符合的假设被选作他们母语的语法。通过这样的演绎过程，儿童朝着语言能力的方向发展。
(3)他在语言学研究中坚持理性主义的方法论。乔姆斯基试图发动语言学的革命，使语言学具有自然科学的某些特征：通过一些普遍原则，可以用演绎法推导出具体的语法，就象从三大运动定律推导出整个牛顿力学体系一样。
总之，乔姆斯基从探索语言的普遍性出发，推测人类语言可能是先天赋予的，从而肯定了人类至少有一部分认识来自人类先天的生理结构。
乔姆斯基有关语言的理论，会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伟大的学者——瑞士儿童心理学家、日内瓦学派的创始人皮亚杰。他一生发表了500余篇论文和50多部专著，创立的发生认识论体系已成为当代儿童与发展心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他对儿童关于现实、因果、时空、几何、物质守恒概念的形成和心理运算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在语言学习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皮亚杰承认“有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明确地批判了斯金纳对学习的解释，并证明不可能存在象行为主义和联想主义者的模型那样的语言学习，他以此对心理学作出了一大贡献。”([1],p.62)但他认为语言的复杂结构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学习得来的，它是儿童当前认知机能与当前语言和非语言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具有发生性。这种观点也称为“认知相互作用论”。
在感知运动阶段（出生至1岁半或2岁），儿童通过自己的动作，通过动作与感知觉之间的协调，开始区分自我与他人、动作与客体，并逐渐得知动作与动作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客体之间的运动关系。正是由于儿童通过同化和顺应过程，区分了动因、动作和客体的心理范畴，才为将来区分主语、动词短语、名词短语等语法范畴铺平了道路。在感知运动阶段末期和前运算阶段早期（约2岁），儿童开始使用表征符号。它是认知发展的一种成熟状态，能在心理中保持并处理不在眼前的事物。符号功能的出现预示了真正语言的到来。这就是皮亚杰的语言学习理论。
1975年10月，皮亚杰与乔姆斯基在法国若约芒(Royaumont)曾经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皮亚杰认为他与乔姆斯基有三点共同之处：双方都同意语言是心智、理性的产物，而不是像行为主义心理学所主张的那样，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人类语言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他也赞成乔姆斯基语法的某些部分。他看不出他的心理学理论与乔姆斯基的理论有什么根本冲突。分歧在于，普遍的语言‘核心’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建构而来的。就人的知识而言，什么是先天存在的，什么是后天的部分，两者之间界限不清，也无绝对的对立。真正要解决的，是那先天的部分，最终是自然发育成熟的，还是经过了更为复杂的过程。”([2],p.88)
建构论者竭力想寻找与唯理论的共同点，但乔姆斯基却拒绝调和。乔姆斯基后来总结了他与皮亚杰的分歧，撰文予以批判。
他把皮亚杰对自己理论的异议归结为两点：“(1)假设只有人才有关于语言的先天结构，意味着人类进化有一种突变，这种突变在生物学上是无法解释的；(2)凡是先天结构能解释的语言现象，也能用智力的感官运动的建构结果来合理解释。”([3],p.393)
对第一个问题，乔姆斯基的回答比较简单。有机体的物理器官的进化发展在生物学上也还不能解释，因为我们只能说出这种进化可能怎样发生，但还不能提供一种理论来预测最终发生的是哪一种变异。所以我们尽管不知道人类怎样通过变异获得了先天的语言结构，但是我们同样不知道人的眼睛和大脑皮层是怎样突变而来的，我们却不说人的眼睛，大脑结构是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尽管需要这些相互作用使遗传变为现实，相互作用也会改变器官的某些特征）。所以如果坚持语言的先天结构在生物学上不能解释这点异议，那就必须承认人的其他生物特征在生物学上也是不能解释的。这当然是一个荒谬的结论。
乔姆斯基花了较大的篇幅来回答第二个问题。首先，他认为提出生物遗传的语言才能并不是诡辩。语言的先天结构是一个能够经受科学检验的假说，未来的研究会逐步证实和修正这一假说，当然也可能最终证伪它。皮亚杰的“智力的感官运动建构”概念，在理论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
其次，乔姆斯基很奇怪为什么科学家研究智力的认知结构完全不同于对人体物质结构的研究。他认为一个中立的科学家应该抛弃教条，象研究眼睛、心脏一样研究人类语言，寻找(1)它在个体中的特点；(2)它的一般性质；(3)它在这类结构中的地位；(4)在个体中成长的源泉；(5)这种成长发育的遗传学依据；(6)导致这种智力器官进化的因素。我们不会用皮亚杰的概念来解释人的眼睛和心脏，所以我们也没必要非得用皮亚杰的建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智力器官——语言。
第三，乔姆斯基对皮亚杰的学习理论也很表怀疑。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获得过程是从遗传的初始状态SO开始，然后经过一系列的S1,S2,……，最终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Ss。达到这一阶段的时间相对比较固定，大约在青春期或更早一些。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语言的经验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皮亚杰的学习理论，我们不妨称之为“人类在语言领域的学习理论”(the Learning Theory for Humans in the domain Language)简称LT(H,L)。那么对相应的其他认知领域，如“辨认面孔”(face-reco-gnition)，我们也能构造出相应的学习理论—“人类在辨认面孔领域的学习理论”LT(H,F)。如果进一步推广到有机体O和领域D，如鸟类学习飞行等，那么还能构造出“有机体O在D领域的学习理论”LT(O,D)。用这样的学习理论来解释语言习得，还不如干脆承认人类的语言能力和鸟类的飞行能力一样，是先天的。
最后，乔姆斯基专门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在英语中有陈述句和一般疑问句，如：
(1)The man will leave,（那个男人将要离开。）
Will the man leave?（那个男人将要离开吗）
我们假设有两种把陈述句改为一般疑问句的规则：
H1：把句子从头到尾（从左至右）逐词阅读，直到找到is,Will等词，把它放在最左边，就形成了一般疑问句。
H2：与H1相同，但选择的是第一个名词词组后的is或will。
一个没有学过英文的科学家看到例(1)以后，会很自然地选择规则H1，因为H1毕竟比H2简单得多。以此类推，一个学说话的孩子如果遵循皮亚杰的学习理论，也会倾向于选H1。但对于另一组句子(2)
(2)The man who is tall will leave,（那个高个男人将要离开。）
Will the man who is tall leave?（那个高个男人将要离开吗？）
我们知道应选用规则H2，规则H1所生成的句子(3)
(3)Is the man who tall will leave?
是不合语法的。
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会犯很多错误，但从来不会说出象(3)这样的句子。为什么一个孩子居然能够避开科学家所犯的错误呢？乔姆斯基认为只能用语言的先天能力来解释；人类语言的初始态SO是与结构有关的，而H1规则与结构无关，H2则是有结构的规则，所以儿童根本不会考虑与SO不相容的规则H1，而直接选用H2。以上例子虽然简单，甚至琐碎，但很形象地说明了语言的起源。
总之，皮亚杰与乔姆斯基在批判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他们也都承认语言具有一定的普遍结构。他们的不同在于皮亚杰认为语言普遍性是认知普遍性的一个子集，认知获得是逐步构造过程的结果，始于生物学胚胎遗传的演化，终于现代的科学观念，因此皮亚杰反对任何严格意义上的预成概念。而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普遍性是单独存在的，而且他相信这种普遍性可以最终归结为人类所独有的生理结构。
3.乔姆斯基与普特南
相比较而言，普特南对乔姆斯基的理论提出了更为审慎而有力的批判。
普特南是美国当代很有影响的逻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科学实在论的代表之一。普特南早年曾跟随著名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莱辛巴哈学习科学哲学，后来又在蒯因的门下学习逻辑学，所以普特南更倾向于经验论。可能由于普特南与乔姆斯基曾同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所以乔姆斯基说他们是老朋友，彼此十分熟悉，但他们之间的哲学争论却针锋相对，异常激烈。
普特南显然认真思考了乔姆斯基对皮亚杰的反驳，所以他针对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学例证，问了两个问题：(1)我们能否根据“普遍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而不是假设选H2不选H1是先天注定的，或像乔姆斯基所希望的那样假定有先天的人类语言，也能解释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为什么选择依靠结构的假设和概念？(2)我们能否专门解释为什么选H2不选H1，而不假设这样一种选择是先天的？([4],p.398)
在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普特南首先探讨“什么是语法？”。乔姆斯基认为，儿童听到成年人把句子分为合乎语法和不合语法，然后他们根据先天的语言能力从这些数据外推出形式简单的语法。普特南认为，人们并不能拒斥所有的并且仅仅拒斥不合语法的句子，人们所拒斥的是那些反常的语句，不论是句法上的反常，还是语义上的反常，人们都予以拒斥。所以，儿童从成人那里学到的不是句子是否符合语法，而是句子是否可以接受。如果儿童果真学到是哪些句子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而非哪些句子合乎语法，哪些不合语法，那么他们从混杂了语义、语法等多种规则的语言素材中抽象出语法，显然十分困难。所以普特南认为，语法是语言的属性，不是人类大脑的属性，乔姆斯基关于语法的定义不能成立。
接着，普特南通过命题运算的例子来说明语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义、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而不是大脑的结构。
他先设立了命题运算的三条语法规则：
(1)一个独立的命题变量是一个规范的表达式；
(2)如果A和B都是规范表达式，那么～A,(A&B),(AVB)和(A→B)为规范表达式；
(3)除(1)、(2)以外，其他表达式均为非法。
有些命题，如"P&～P"虽然符合上述语法规则，但由于在语义上非真，所以也被视作反常表达式。普特南认为，自然语言也是如此，有些句子虽然主谓完整，但通不过语义的检验。
此外，在命题运算中“真”的归纳定义与“合乎语法”的定义是一致的，所以以下合乎语义的命题运算也是合乎语法的。
①～A真，当且仅当A为假。
②(A&B)为真，当且仅为A和B都为真。
③(AVB)为真，当且仅当A和B至少有一个为真。
④除A为真B为假的情况外，(A→B)为真。
如果一个火星人作逻辑运算，他可能不会采用与人类相同的直观推断，但这并不意味火星人与地球人会运用不同的逻辑运算语法。语法就是定义真值的一系列最简单规则。所以普特南认为，语法是由语义学决定的，而不是由大脑结构决定的。
总之，普特南无疑持经验论观点。他把语法看作是语义、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等的共同产物，而且语法是语言的属性，不是大脑的属性。因此，如果说人类语言存在普遍性的语法，那无疑是人类语言本身的强制力使然，归根结底是由人类经验的普遍性决定的。人类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同生活，他们具有相同的劳动实践、休养生息，那么他们在语言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就不足为奇了。普特南的这些观点和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能力理论显然是不相容的。
普特南还通过猩猩学语言的实验来进一步说明人类学习语法必须依赖对语义的学习。
Washoe是两位科学家B.Gardner和R.A.Gardner饲养的一只雌猩猩，他们在它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反复教它学习手势语言。最终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Washoe学会至少四种主要的语言能力：
(1)它学会了一些名词，并且和相关的实物联系，如它能根据手势语言中的“葡萄”，把它与实际的葡萄相联系，把“香蕉”和实际的香蕉相联系。
(2)它还学会某些固定格式："----gives----(to)----"，如"Alan gives apple to Trixie"（Alan把苹果给Trixie）。
(3)它还会根据这个固定格式创造出一些新用法，如它学了“日期”(date)这个词后，会表示"----give date to----"
(4)它能用“和”(and)来联结句子，指出"P and q"和单独使用P、q的区别。
因为2、4是有结构的语法规则，所以普特南认为，Washoe尽管没有人类先天的语言能力，但也能学会有结构的语法规则。这和乔姆斯基的假设相违背（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能力，所以其他生物不可能真正学会人类语言）。
普特南认为，猩猩学语言的实验说明了语义学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他设立了两条语义规则：
（Ⅰ）如果X是一个Washoe使用的名词，并且B、C是人名，X是K类事物，b、c是相对B、C人名的具体个人，那么"B gives X (to) C"即b把K类东西给c。
(Ⅱ)如果p、q是Washoe的句子，"p and p"成立的条件即为p、q条件均成立。
Washoe当然不会对学习语法感兴趣，它更关心的是实验工作人员的奖惩与鼓励。但是当学习（Ⅰ）、（Ⅱ）语义规则时，它自动地同时学会了以下语法事实：①如果B、C是人名而X是一个名词，那么"B gives X (to)C"就是一个对Washoe成立的句子；②如果p、q是对Washoe成立的句子，那么"p and p"也是。所以washoe在学习语义规则的同时，不知不觉地也学会了语法。
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如此。由于语义规则都是有结构的，所以儿童在学习语义规则时学会了句子、名词、动词短语等有结构的抽象名词。正因为如此，儿童才会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很自然地选择H2规则，而拒斥H1规则，因为H1在语义学上是讲不通的。普特南用这种方式，成功解释了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学例证，然而拒斥了乔姆斯基的先天假设。
乔姆斯基提出LT(O,D)来批判皮亚杰的学习理论，在这点上普特南坚决为皮亚杰辩护。普特南认为，争论的关键在于乔姆斯基所说的领域究竟有多宽？如果他所说的领域很宽泛，指的是整个经验科学，人们无疑需要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学习，逐步掌握自然科学理论。普特南认为既然经验科学的知识是通过学习逐渐获得的，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怀疑学习在语言获得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乔姆斯基所说的领域概念范围比较狭窄，专指“辨认面孔”、“学习语言”这样一些领域，那么按照乔姆斯基的先天论，人类在几十万年以前就必然进化到能够掌握所有的技巧，而且有些方面的技能（如高等数学、核物理等）沉寂了几十万年以后才在最近被开发出来。再说人类只有有限的几个感官，原则上却有无限多的认知领域。所以普特南认为乔姆斯基把人类的学习过程比作动物器官的自然成熟，这样的类比是很不恰当的。
总而言之，普特南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上为皮亚杰辩护，批判乔姆斯基的唯理论哲学。他和乔姆斯基的区别是非常明确的：
(1)在语法的性质上，普特南认为语法包含语义、归纳逻辑、演绎逻辑等多项内容，或者说，语法是语义学减去语义谓语。([5],p.402)所以语法是由语言决定的而非由大脑的结构决定。乔姆斯基倾向于把语法和语义学截然分开，认为至少普遍语法是由人脑所决定的。
(2)在语法的来源上，普特南认为人类在学习语义规则的同时掌握了语法规则，而乔姆斯基认为具体的语法规则是人们在先天的普遍语法基础上，根据所提供的语言素材外推的结果。
(3)在对待先天因素的态度上普特南尽管承认一些先天因素，如人类左半脑所特有的发达的语言中枢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皮亚杰式的学习理论。而乔姆斯基比较强调先天的作用，认为人类的学习过程就像动物器官的自然成熟一样，虽然环境在其中起一定的作用，但归根到底是由先天决定的。
普特南与乔姆斯基的争论还没有结束，后来乔姆斯基专门撰文反驳普特南的批判。([5],p.411)
在此文中乔姆斯基认为：
(1)普特南提出了“普遍智力”和“多目标学习策略”(multipurp-ose learning strategies)，但未能运用这些概念详细地说明语言现象。
(2)普特南所说的语法概念是特定语言的具体语法，并不是乔姆斯基所说的普遍语法，所以普特南有关语法的论证并不能否证乔姆斯基理论。
(3)雌猩猩所学的一些短语规则并不是乔姆斯基所说的有结构的语法规则，至多是一些有限状态语法。只有猩猩能真正掌握乔姆斯基意义上的结构语法（如转换规则等）时，乔姆斯基才愿意承认语言并不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
(4)普特南所说的语义学并不能说明儿童在变陈述句为一般疑问句时会很自然地选H2而不选H1（乔姆斯基认为H1、H2规则在语义上是等价的）。
4.简评
皮亚杰与乔姆斯基辩论后没几年不幸谢世，乔姆斯基和普特南还在就许多哲学问题继续争论下去。乔姆斯基与皮亚杰在批判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简单的、行为主义的经验论已逐渐被人们所抛弃。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人脑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白板”，人的认识并不完全来自于外部世界。所以普特南尽管也持经验论的观点，但他承认人类的语言学习中存在着一些先天的因素。然而，皮亚杰、普特南与乔姆斯基的理论分歧也是比较明显的。皮亚杰强调语言的经验性内容，强调语言的获得是逐渐学习的结果；而乔姆斯基更偏重语言的形式研究，认为语言的普遍性是单独存在的，而且他相信这种普遍性可以最终归结为人类所独有的生理结构。
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笔者认为，从上述三位学者的辩论来看，虽然乔姆斯基向皮亚杰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但是普特南对乔姆斯基的批判更为审慎而有力。普特南不仅从理论上予以分析，而且借用科学实验的成果批判乔姆斯基理论的局限性。相形之下，一向雄辩的乔姆斯基对普特南的反击则较为勉强。这也说明乔姆斯基的唯理论哲学仍然是很不完备的。也许正如艾耶尔所认为的那样，“乔姆斯基观点的威力不在于他所肯定的东西，而在于他否定了什么东西。”([6],p.275)乔姆斯基只是一个问题的提出者，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先天的生理结构，对认识的来源问题进行反思。然而，他关于语言普遍性的探索并不能因此说明人类的认识来源于人类先天的生理结构。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归根结底是由人类经验的普遍性决定。人类的认识，是外部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类大脑的产物，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尽管人类的生理结构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否认人类认识的来源，最终仍然是客观物质世界。
不过，乔姆斯基、皮亚杰、普特南孰是孰非，我想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在科学哲学界，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反复较量持续了几个世纪，乔姆斯基把这一争论引入语言学界，而且希望通过语言学的最新成果来检验哲学争论，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乔姆斯基与皮亚杰以及普特南的争论丰富了科学哲学的内容，深化了我们对经验论、唯理论以及建构论的理解，激发了人们寻求人类认识来源的兴趣。他们的争论是我们将来从事哲学、科学研究时可以依赖的重要素材，也是人类在探索真理的漫长征途中所跨出的坚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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