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量是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原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动力论文,事业发展论文,近现代论文,图书馆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167（2009）06－0042－05
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社会机构，是公民平等自由获取知识信息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公共知识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表征。西方图书馆从古代进入到近现代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出了完备的图书馆事业体系，即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私人图书馆等类型已经初步形成，并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发展过程来看，西方大学图书馆的出现要早于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但大量历史资料证明，无论哪种类型的图书馆，社会力量都是它们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或发动机。
1 知识精英推动了大学图书馆的产生
西方著名大学多是从中世纪修道院学校（主教座堂学校）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如被誉为欧洲大学源头和典范的巴黎大学，就是12世纪从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直接衍生出来的。当时的巴黎大学以其神学即人们所谓的“高深科学的夫人”（Madame la haute science）享誉欧洲[1]。欧洲中世纪大学早期并无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馆等，后来大学有图书馆主要得益于私人捐助，典型的例子是巴黎大学图书馆与牛津大学图书馆。
法国巴黎大学约建于12世纪末年。1250年教父索邦（Robert de Sorbonne,1201－1274）捐款建立了巴黎大学索邦学院并附带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及该馆的维持费用。之后，这所被冠以捐赠人姓名的索邦图书馆又得到了其他学者捐赠的图书，到1289年该馆藏书已超过了1000册[2]109。14世纪以后巴黎大学的其他学院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这些学院图书馆大多以私人捐赠的图书为基础，其中包括前任教职员的留赠。如今索邦图书馆的藏书已达300余万册，成为法国著名的图书馆。牛津大学著名的博德利图书馆的成立，最初也来自私人捐书。1439年格洛斯特的公爵汉弗莱（Humphrey,1391－1447）曾给牛津捐书280册，其中不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丁、薄迦丘、彼得拉克等人的作品。牛津为这批书专门建设了一座“汉弗莱公爵图书馆”。后来外交家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1545－1613）1598年向牛津大学图书馆捐赠了大量经费与图书。在博德利的倡导与游说下，汉弗莱公爵图书馆得到了很好的修建并吸引了许多社会贤达的捐书，1602年新馆开馆时藏书已达1700册，新馆从此被称博德利图书馆。如今，牛津大学现有图书馆104个，其中最大的图书馆就是博德利图书馆，它以600万藏书数量名列全英国第二位，仅次于大不列颠图书馆，但它1602年开放的时间，则比大不列颠图书馆早了150年[3]。
在北美大陆，当今最负盛名的哈佛大学图书馆是美国最古老的图书馆，拥有藏书达1000多万册（件），设有100多个分馆，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藏书最多、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有5位美国总统、30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曾在这里学习过。哈佛大学的捐建者是剑桥大学文学硕士约翰·哈佛（John Harvad,1607－1638），学校图书馆就是在他1638年病逝后，利用其捐出的一半遗产约780英镑中的资金和320卷藏书建设起来的[4]。最初几十年里，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主要依靠赠书，发展比较缓慢，到1723年仅收藏3500册图书。而现在学校的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而且还有各类专业图书馆。当然，这些分馆的发展也多与私人捐赠有关，如以富藏中日等东亚书籍有名的燕京图书馆，最初的汉文书籍就来源于在哈佛讲授汉语的中国学者戈鲲化（1838－1882）的捐赠。戈氏1879年来哈佛教书时，随身携带了包括他本人诗集《人寿堂诗钞》在内的一批中文图书，1882年他得肺炎病逝后，所带中文图书都捐归哈佛大学图书馆，成为后来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第一批中文图书。如今，戈鲲化身著清朝官服的全身照片，依然悬挂在燕京图书馆的门厅里，提醒每一位造访者饮水思源[5]。
中国与西方早期大学类似的形态是古代书院。书院兴起于宋元，沿袭于明清，它是高于蒙学教育的高等教育民间机构。与隋唐官学、私学不同，它不仅发挥科举进途的功能，还具有社会公共知识空间的功能，即通过社团组织讲学传道、教化地方人伦风俗。然而，书院这种公共知识空间功能的发挥，依赖的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丰富的藏书。所谓“书院”者，无藏书则不能具其名，所以中国古代书院多有图书馆（旧称书阁或书楼）。有学者研究书院藏书来源时指出，古代书院藏书来源于皇帝赐书、官府置备、社会捐助、书院自置（包括书院刊印）、建立图书基金五个方面，其中社会捐助以数量大、种类多、讲求实用而成为书院藏书最主要的来源[6]。如南宋嘉定三年（1210）曾任过资政殿学士的魏了翁徙个人藏书捐赠鹤山书院尊经阁（在今四川邛崃），其所作《书鹤山书院始末》称：“（讲）堂之后为阁，家故有书，某又得秘书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以附益而尊阁之。”[7]鹤山书院尊经阁聚书达10万卷，其宏富不仅居南宋各地书院之首，也是同时期西方大学图书馆难以望其项背的。
上述事实表明，中外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图书馆，初期都来源于社会知识精英的个人捐赠。因为这些献身于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意识到，有一个高质量的图书馆是实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素。这个意识早在西方中世纪就已经成为当时知识精英们的共识，因为当时曾流行这样一则格言：“一个没有图书馆的修道院就像一个没有军械库的城堡（claustrum sine armario est quasi castrum sine armamentario）。”[8]近代大学兴起之后，大学图书馆的功用也是大学创建者或主办者所特别重视的，1876年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Eliot）在年度报告中曾提到“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9]。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戴维·S·乔丹（David S.Jordan）也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图书馆是建立一所伟大的学府的必然要素。”[10]而具有这样伟大意识的人，恰恰最初不是校长而是那些拥有远见卓识的社会精英人物，因为他们的捐赠行为已经对此作了认真的诠释。
2 社会贤达的参助促进了国家图书馆发展
国家图书馆是一个国家的文献总库，其使命是保存国家的文化记忆，为公众提供各种知识参考。西方国家的国家图书馆，历史最为悠久的当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法国皇家图书馆。法国历代皇家图书馆的藏书的扩充主要来源以下几个渠道：合并其他图书馆馆藏、出资购买图书、接受呈缴本、来自私人捐赠或其他直接获取（如战争掳掠）。如17世纪初叶狄道（J.A.de Thou）任馆长时期所增置的一批约800卷的写本书籍，就是出自美第奇氏的搜集、转让。1792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国民评议会将原属于王室的皇家图书馆正式改名为法国图书馆。其时数以千计的逃亡贵族所遗藏书，还有从修道院、大教堂、主教座堂学校没收来的各种藏书，纷纷被收入国家图书馆。至1818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量已接近100万册。此后的一百多年中，捐赠书籍一直是国家图书馆藏书的重要来源渠道之一。据1967年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统计数据，当年呈缴本有20800册，购入图书有7373册，捐赠有13462册，国际交换9733册[11]。其中捐赠书籍占到该年入藏书籍的26％。如今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籍已经超过了1500万册，还有超过1200万的图片以及各种钱币与徽章古物等，至于缩微胶卷、数字化馆藏、各种音视频资料也十分丰富。法国探险家伯希和20世纪初从中国搜集的3万册图书（包括敦煌写卷）就捐赠给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并永久地收藏在那里。
19世纪以来，与法国国家图书馆齐名的还有英国国家图书馆即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没有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历史悠久，它不是从皇家图书馆演变而来的，而是由英国议会在1753年议决成立的。它的藏书基础来源于著名收藏家斯隆（Sloane）的4万册藏书与哈利（Harley）家族、柯顿（Cotton）家族的旧藏等三批珍贵书籍。在18世纪，大英博物馆经费不足，馆藏主要依靠赠献、呈缴本和图书交换。当时博物馆不仅收藏书籍，还收藏美术、文物等藏品。到了19世纪，英国称霸全球并从世界各地搜掠了众多书籍文物，大英博物馆的馆藏也迅速膨胀，其中有埃及的古纸莎草写本、两河流域的泥版书以及来自于中国的珍稀古籍等。此时期私人转让与捐赠也出现了高潮，如议会律师哈格雷夫近500件法律文献、神学博士柏尼的1.3万册藏书、乔治三世的8.4万册个人藏书、博物学家班克斯的1.6万册藏书等都先后进入了大英博物馆。至1828年，该馆藏书已超过20万册。其后政治家兼藏书家托马斯·格伦维尔（Thomas Grenville,1755－1846），临终前将退休后用干薪购买的2万多册书籍亦无偿捐献给博物馆，他说这些干薪购买的书籍理应归还国家[12]。1973年英国政府以大英博物馆藏书为基础，联合其他一些图书馆成立了新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即圣潘克拉斯新馆，1998年正式开放），目前各种藏品总计已经超过了1亿册（件）[13]。
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是美国国会图书馆。1800年，美国政府将首都迁至华盛顿并成立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起初它只为国会议员提供法律参考服务，藏书内容多属于法律方面且数量不多，1814年时也仅有3000册。而这一年英军攻陷华盛顿国会大厦把所有藏书付之一炬。1815年，已经退休的前总统杰斐逊为重振国会图书馆，将自己的6487册的私人藏书转让出来，这批书内容涉猎较广，包括伏尔泰、卢梭、约翰·洛克的著作，不仅扩大了国会图书馆的藏书范围，改变了图书馆的性质，也奠定了该馆以后的馆藏基础。此后，许多社会团体或社会知名人士慷慨解囊，向国会图书馆捐款捐书，如1866年斯密森学会将自己图书馆藏书（主要是科技资料）转赠给国会图书馆；1924年伊丽莎白·斯普拉格·库力奇提供了6万美元的赠款，用于建造图书馆礼堂，其后又再捐款成立了国会图书馆信托基金会，专门接受社会捐赠以为图书馆发展服务[14]。这些善举促进了国会图书馆的迅速发展。如今，国会图书馆以藏书超过1.3亿册（件）而富甲世界，难以计数的捐赠者的姓名衬写着它的历史，诉说着人们对国会图书馆的眷恋。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创立与发展也与社会贤达的捐赠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国家图书馆也不是从以往皇家图书馆沿袭下来的，它是宣统元年（1909）由掌管学部的张之洞表奏朝廷并由清政府下令成立的，初名京师图书馆（馆址在什刹海广化寺），后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北京图书馆（194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1999年），馆址也屡经变动。京师图书馆成立之初就大事宣传，鼓动社会各界捐款赠书，据该馆民国五年（1916）的馆务报告披露，当年该馆书籍报刊来源有三宗：本、分馆购备733册（张），公署发交103册（张），私人捐赠295册（张），其中私人捐赠占到了35％[15]。民国十八年（1929）至二十三年（1934），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发展缓慢，5年多书刊购入6112册（张）、受赠1253册（张）、教育部移送2020册（张），总计增加书刊9385册（张），其中受赠书刊占到总数的13％[16]。此时期还有许多名人将自己的藏书永久寄存在北平图书馆，如1929年1月19日，前图书馆馆长梁启超病逝，其子女遵其遗嘱，1930年将他在天津“饮冰室”书斋的全部藏书2831种、41470余册寄存给国立北平图书馆；同年，前国务总理朱启钤将早年购得的德国人穆麟德5000余册永久寄存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些寄存书籍学术价值极高，且不乏珍善本，成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重要馆藏文献。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之初，社会贤达的捐赠更是出现了高潮，藏书名家天津的周叔弢、翁同龢的后裔翁之熹、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后人瞿济苍兄弟、北京的傅增湘之子傅忠谟、河北贺涛后辈贺孔才等分别向北京图书馆捐赠了数千册珍贵古籍；学者朱希祖、柳亚子、顾颉刚、马叙伦、许广平等向北京图书馆捐赠了大量书籍。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超过了2600万册（件），居世界第5位，其中许多珍藏就来自于社会贤达的捐赠。
上述史实表明，国家图书馆虽然通常由一国政府举国家财力而办，但是社会贤达的捐赠也是其能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之一。乱世藏于家，治世献于国。社会贤达捐赠的书籍中多有珍善本，他们的捐献补足了人类文化史上的缺失遗漏，使得人类记忆显得更为完整与生动，为人类文化的薪火相传作出了积极贡献。
3 慈善家为公共图书馆普及作出了杰出贡献
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产生，不过当时来图书馆借阅书籍的人基本上是小众（有知识的贵族）。而为大众（包括底层群众）提供免费服务的、依法用纳税人的资金建立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在欧美国家兴起的。当时工业革命后欧洲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赤贫的工人阶级数量激增且生存条件恶劣。一些受启蒙运动洗礼的政治家意识到知识自由与教育完备不仅可使社会底层群体拥有自尊的权利，提升大工业劳动力的素质，而且较之法律更能防止犯罪，于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英国等欧洲国家率先出现了城市公共图书馆。不过，早期的公共图书馆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普及，却有赖于社会成功人士的慈善之举。19世纪末年，美国著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捐助图书馆的善举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
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不仅是亿万富翁，也是少数能让自己的大名遍布美国各个角落的慈善家。他晚年热衷于将一生所得的财富返还于社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财富捐赠是他在英语世界捐建了2519座公共图书馆。这些卡内基图书馆在美国有1689座，在其他英语国家有830座，包括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西印度群岛、塞尔维亚、斐济等广大国家与地区。现在，美国境内至少有377家卡内基图书馆已经被列入了国家历史名胜遗产名录（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y Places）[17]。
从1881年卡内基捐建第一座图书馆到他去世的38年间，卡内基捐赠的一大特色是他只捐赠图书馆建筑，图书馆日后运行业务费用则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并且他对后续运行费用标准有一定要求。如1881年卡内基开始图书馆捐赠时，他希望出资25万美元在匹兹堡建立第一座图书馆和音乐厅，同时也给市长提出了要求，即每年拨出1.5万美元作为两者的运营费用。虽然这一计划因市政委员会没有通过而流产[18]，但是这种捐建模式则被一直沿用下去。后来受捐的图书馆，卡内基要求地方政府至少要将地方税的10％用于图书馆业务，而且总金额通常按照当地人口每人2美元计算。从图书馆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捐建方式无疑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且可以用同样的经费建设出更多富有生命力的图书馆。
卡内基捐助图书馆的动因来源于他早年经历的深刻记忆，他父亲曾带领镇上的纺织工友集资买书，派一人朗读，其他工友边干活边听。这个集体的藏书后来成为镇上的第一个流动图书馆。1881年卡内基把他第一个捐赠的图书馆就给了这个小镇阿勒格尼。此外，卡内基在做童工时，曾受惠于阿勒格尼的安德森上校私人图书馆，正是上校的丰富藏书给他带来了阅读的快乐与知识的渴望[19]。卡内基对图书馆的捐助，客观上帮助美国完善了当时还不成熟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卡内基捐赠馆舍立下条件，无疑是个英明的手段。他以空前宏大的投资，引发了别人不断投入难以数计的巨额投资。卡内基的捐助还激起了很多地方行政当局修建图书馆的积极愿望，当时卡内基每天能收到500至3000份数量不等的申请捐建图书馆的信件。所以美国图书馆的建设高潮完全可以说是由个人捐赠激起的，全美也由卡内基的捐助开始，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在1876－1923年这段时期，美国公共图书馆从188家增加到3873家[20]。卡内基对图书馆事业的帮助是深入的，他不仅捐建图书馆，还出资进行图书馆员培训调查，积极支持图书馆学专业进入大学本科教育，出资赞助美国图书馆协会并使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如制定图书馆标准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卡内基是美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推动者。
中国公共图书馆是受西方文化影响之下产生的，初期也是具有慈善意识的缙绅乡贤等来积极创办推动。晚清戊戌维新运动中，借鉴西方新教育、新文化制度以改造旧文教痼疾已是当时社会精英的普遍共识。尤其义和团运动失败，慈禧被迫开启新政之时，东南各省，开明乡绅兴新学、育乡才，集资建设面向民众开放的新式藏书楼蔚然成风。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安徽省垣士绅程建勋赁姚家口民房18间并发出倡议筹建藏书楼，安庆府守方连軫、怀宁县前任县令姚锡光各捐银千两以积极资助。安庆藏书楼成立即公开宣传要“本以公益为主，但使有志学问之士，无论何省籍贯，均许来楼阅抄，以化畛域。”[21]光绪二十九年（1903），绍兴乡绅徐树兰（1837－1902）独资兴办的古越藏书楼建成。徐树兰在清朝做过兵部郎中后改知府，返乡后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修筑海堤、建西湖闸，创立义仓、救疫局、中西学堂等，在当地负有众望。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树兰捐银32960余两在绍兴郡城西购地，鸠工营造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建成并充实新旧藏书7万余卷之后，次年即向社会公众开放[22]。光绪三十年（1904），魏肇文、梁焕奎、龙绂瑞等12名湘界人士发起募捐，在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支持下，他们集资兴办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此即中国最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之始创。正是由于这些有着强国梦想、公益情怀的缙绅乡贤的鼎力资助，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才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百年发展历程。
4 私人团体直接创办各类开放的图书馆
在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社会个体积极参与图书馆建设之外，一些私人团体、机构也直接兴办图书馆。私人团体、机构办的图书馆种类多样、形式各异，有租借图书馆、会员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它们宗旨明确，讲求实效。有的图书馆至今仍享有盛名而在不断发展。以会员图书馆为例，在近代公共图书馆产生以前，欧美国家已经有了许多城市会员图书馆，它们是公共图书馆的前身或过渡形式。
最早的会员图书馆（Subscription Library）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是由社区中富裕的文化人组成的读书会的一个附属书籍借阅场所，藏书通常是会员们捐献的，专供会员使用，会员按月或年缴纳一定费用以维持会员图书馆的正常运转。创立于1841年的伦敦图书馆就是一个著名的会员图书馆，它是由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因不满大英图书馆借阅条件而组织成立的，地址在佩尔梅尔街49号，当时有两个房间和500名会员、3000册藏书，到了1845年，它移到了圣詹姆士广场，会员增加到了4000人，藏书达到了47万册[23]。英国除了会员图书馆外，慈善人士组织起来的“机械工人学会”也附设了图书馆，专门为入会工人提供职业性和启蒙性读物，借阅费用也很低廉，如创设于1823年的格拉斯哥机械工人学会，不仅设有图书馆，而且开班授课。到了1850年，英国此类图书馆已经有近700所[2]167。
会员图书馆在北美殖民地也产生得较早。第一个会员图书馆由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于1727年创建。当时北美殖民地除了少数贵族庄园主拥有一些藏书外，人们见不到书店，几乎没有书籍可以阅读，识字人口也少。如殖民人口在北美占1／5的弗吉尼亚，17世纪以来几乎一半的男性成年白人（包括少数法官）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而只能画押；至少3／4的白人妇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24]。会员图书馆的出现，对改变这种文化贫困的状态起到了积极作用。富兰克林在费城成立的会员图书馆最初与当时在工匠、商人中流行的社会互助组织相同，会员将自己家里的书放到俱乐部书架上，大家互相传阅，他们也经常就一些论题进行讨论，如“为了防止瘟疫的蔓延而弄死一些人，或者在这里处死威尔士人，这种行为是否正确？”“夏天装有冷水的大杯子的外面的露水是哪里来的？”后来因阅览者踊跃，1731年富兰克林提出了组织费城图书馆协会的计划，增加会员投入（每人入会费40先令，年费每年10先令），积极从伦敦采购书籍，同时扩大图书馆群体。此后，这种缴费的会员图书馆在费城和新英格兰的城镇中十分盛行，至少达到了50所。富兰克林曾炫耀过，他的图书馆协会是“目前北美为数众多的缴费图书馆之母”，“这类图书馆提高了美国人的一般对话水平，使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和农民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绅士一样睿智，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北美殖民地人民维护他们权利的立场作出了贡献。”[24]
与欧美国家巧合的是，中国在公共图书馆产生前夕也有过类似的图书馆，那就是晚清戊戌变法前后出现的学会藏书室。戊戌（1898）前后，各地倡新学、开民智成立了许多学会，这些学会大多设有藏书室，如1897年章钰等人在苏州成立的“苏学会”，就设有会中讲堂及藏书庋器之所；康有为等人在广西桂林成立的“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也广购书器、刊布报纸、设大义塾；张元济等人在北京开设的“通艺学堂”中专有收藏中西书籍的图书馆供学生借阅（有可能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图书馆”的处所）。据谢灼华先生的统计，1896年至1898年间，中国共成立约有各种学会87所、学堂131所、报馆91家，其中许多学会、学堂都设立了藏书室或阅览室[25]。戊戌时期的学会藏书室与此后东南地区兴起的藏书楼不同，后者已经具有独立的地方公共图书馆的性质，而学会藏书室一般附属于学会，仅供学会成员阅读使用，有的还收取一定的费用，它们既非独立机构同时开放程度也有限。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1919－）关于公共物品的理论，会员图书馆是公共物品中的一种俱乐部物品（准公共物品），即俱乐部在一定会员规模以内，会员之间并不产生排他性、竞争性，而超过一定人数则难以使会员共享好处。所以俱乐部物品的最优供给，一是优化俱乐部成员规模，二是优化俱乐部设施规模[26]。另外，会员图书馆这种自助组织，它将会员的付出与收益、权利与义务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对当时社会人口的公民意识的养成也起到了推进作用。换言之，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会员图书馆在当时带来的外部正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5 小结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非政府的社会力量都是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启动者。如果没有他们的推动，今天的世界图书馆事业将不复繁花似锦。无论是知识精英、社会贤达、公益慈善家，在做出捐助图书馆的行为之前，他们较之行政管理者们更早、更敏锐地意识到了图书馆的伟大作用。例如，在1841年某天的伦敦“自由人”酒吧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讨论创办会员图书馆时曾演说道：“一本好书是人类灵魂的最纯洁的基础……书的价值不在于可以分离出来的事项，而在于它在我们自己心灵里激起的共鸣。书可以在我们心里撞击出成千上万的东西……创设图书馆是我们可以预见成功而做的一件最伟大的事，这是一件最与人无争的事，但我知道没有什么事从根本上说能比它更重要。任何人都可以读一本好书而变得更聪明。他同样成为光明和秩序的核心，洞察周围的事务。”[23]以卡莱尔为代表的那些参助图书馆事业的人们，他们的善举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们的公益意识也成为珍贵的思想资源而被后人永远珍视。
［收稿日期］2009－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