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与人的文学：衡估文学现代化的最佳标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尺论文,文学论文,与人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现代化既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又是研究者探讨的重心，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应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尺来衡估古典型文学与现代型文学的区分度，以及文学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目前学术界对文学现代化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分歧很大，所以有必要对其价值标准予以探究。
世界各民族步入近现代工业社会在历时性上存在着时间差、在共时性上存在着空间差，随之而展开的文学现代化进程势所必然地也存在着时空差。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寻找一个涵盖面较大的、能容纳丰富多彩的个性文学现象的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标准，而这个价值标准必须在运作中既能对古典文学与现代化文学的联系与区别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又能对文学结构自身系统进行文本分析；既能对古典文学向现代转换过程所显现出的阶段性及其特征予以理性透视又能对与文学系统相关的外在系统作出价值判断。具有这种广度与深度兼具价值标准的，莫过于人学与“人的文学”了。
人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全方位认识自我，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所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因此，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①]认识自我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但我这里所强调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人学——其对人的探索与思考，越来越活跃，也越来越混乱，根本就不存在普遍承认的科学原则：在这里，神学家对人有神学家的看法，科学家有科学家的看法，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看法，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看法，心理学家有心理学家的看法，人种学家有人种学家的看法，很难把各种对立的见解集聚起来，获得一个对人自身的完整的公认看法。马克斯·舍勒最早意识到这种认识的危机，他说：“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②]尽管对人的研究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切入所获得的认识大有分歧甚至造成对人的解说的混乱，但是我认为这恰好证明对人的研究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深入，对自我的认识越来越成为现代哲学关注的重点和热点。从对人的众说纷纭中，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当人类走出神权主义、禁欲主义的中世纪而步入工业社会的充满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近现代，人已成为宇宙的主宰和社会的本位，人获得空前的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和情欲满足，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倍受社会重视，以人为本位的人学思想在世界各民族的影响既深且广，对人的本性的探究已达到一个新的层次。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照人，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突出了人的社会性或历史性；或从自然人性论的角度来考察人，主要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突出了人的生命欲求；或从综合的视角来探讨人，认为人是灵与肉一致的人、社会性与自然性兼备的人，“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③]各种现代心理学，将对人的探讨由外部或总体转向内心，揭示人的内宇宙的奥秘。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意识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相联系的层次构成，突出人的性欲本能，强调“力比多”是人生命的原动力；荣格着力开掘人的集体无意识，它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潜在动力；当代人本主义思想家、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从低到高具有五个层次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这些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人才能健全发展，才能具有最充分最旺盛的创造力。[④]他深刻地指出：“自我实现的创造生强调的是性格上的品质，如大胆、勇敢、自由、自发性、明晰、整合、自我认可，即一切能够造成这种普遍化的自我实现创造性的东西，在创造性生活中那些表现自身的东西，或者说是强调创造性的态度、创造性的人。”[⑤]人不仅是个具有自我实现创造性的人，而且是个富有思想的人，笛卡尔说过：“我所谓的思想，是指我们意识到在自己心中活动着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仅是理智，意志，想象：而是还有感情，在这里和思想是同一回事。”即人既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丰富情感的人，这正是人的全部内涵所在。17世纪法国的天才巨人帕斯卡尔在其遗作《思想录》中对“人是什么”作了这样的回答：“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可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⑥]人有了思想便有了一切，人就能吞掉一个宇宙，不只是人的尊严就在于此，而且人的智慧就在于此，人的力量也在于此。19世纪以来一些非理性主义思想家对“人是什么”从感性层面对其现代情绪、意识流动、生命冲动、欲望追求、人性异化、性心理变态等，进行了深入探索，既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也不乏谬论。总之，进入近现代以来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已全方位地展开，虽然见解不同但却达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标志着人类步入一个全面觉醒的时代、步入一个人性自由解放的时代，因而这也是人的空前高度自觉的时代。当然，也应该看到人类认识自我的过程是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不只是在认识上有真理与谬误的尖锐对立；而且在与自然界、社会甚至自身的诸多争斗中，人性曾遭到扭曲、摧残、毁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时人性也得到了锻造、锤炼、新生、张扬。所以，现代人学思想是极为丰富复杂、充满着矛盾的，尚有不少值得认真破译的秘码。恩斯特·卡西尔说过：“传统的逻辑与形而上学本身就不适于理解和解开人这个谜，因为它们的首要和最高的法则就是不矛盾律。理性的思想，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所能把握的仅仅是那些摆脱了矛盾的对象，只是那些具有始终如一的本性和真理性的对象。然而，在人那里，我们恰恰绝对寻找不到这种同质性。哲学家无权构造一个人造的人，而必须描述一个实在的人。任何所谓关于人的定义，当它们不是依据我们关于人的经验并被这种经验所确证时，都不过是空洞的思辩而已。要认识人，除了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途径了。”[⑦]传统的逻辑与形而上学难以揭示人这个谜；现代的各种哲学或人类学对人的奥秘作了多角度的透视与阐释，把对人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层次，但仍然免不了笼统空泛。我所感兴趣的是“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便可以具体理解与认识人这条途径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它启示我们认识到，惟有文学艺术具有这种特殊功能，即通过形象的感性形式来表现或再现“人的生活和行为”及其情感、思绪乃至潜意识，那些哲学家或思想家无法阐述的人的矛盾性、深微性和复杂性可以由文学家出色地来完成，即通过语言符号和文学手段描述一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富有主体感的完整的现代人。“在每一种言语行为和每一种艺术创造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明确的目的论结构。在一出戏中一个男演员真实地‘扮演着’他的角色，每一句个别的台词都是首尾一贯的结构整体的一部分。他的语词的重音和节奏，他的声音的抑扬顿挫，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身体的姿态，全都趋向于共同的目的——使人的性格具体化。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表现’，而且还是再现和解释。”[⑧]表演艺术对于人的奥秘的表现或再现具有这种整体性、具体性的功能，作为语言文学艺术更具有这种特殊功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也是一种人学，而且是一种现代人学。
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自觉的思想潮流投射和散发到文学上，便逐步形成了“人的文学”，这就是现代型的文学，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人学思想则是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它不仅从本质上与西方中世纪以“神”为本位的基督教文学相区别，也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封建文学相区别，完全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崭新文学。文学把“人”作为旋转的轴心，既是文学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点，也是文学的中心点，这正是文学自觉的集中体现。不过，我所理解的“人的文学”中的“人”，并非指那种处于混沌迷茫状态的愚昧者或满脑装着吃人的思想或非人思想的治人者，而是具有现代社会意识、思想意识、审美意识的平民百姓和平民知识者，他们是“人的文学”的创造主体、对象主体和读者主体，恰是这三位一体形成了“人的文学”的基本框架；强调“人的文学”的三维度结构的主体者的地位，并不意味着排斥非主体者，在现代的人学意识的烛照与规范下，人类社会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人的文学”的缔造者、表现者和鉴赏者，这应该是有文学史以来最少民族偏见、阶级偏见的一种文学。因而现代的“人的文学”理所当然地必定是各民族共建的世界文学，但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社会性质、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差异，致使“人的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个性色彩。这里所说的“人”也许是个体的人也许是群体的人，也许是“小我”也许是“大我”，也许是个体与群体、“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结合，不管怎样，形成“人的文学”结构的“人”，都应该具有不同程度的现代人的思想意识、情感倾向和审美理想，惟有这样的“人”方能确保“人的文学”的现代化的质的规定性与发展趋向。既然“人的文学”是现代人学思想的投影与折射，那么它的思想情感、审美内涵也应该是极其深邃复杂的，审美形式、艺术风格也是多姿多彩的；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予以观照，“人的文学”总应该有一些基本的现代性特征，如果把这些特征提到理论的层面加以概括，似可作为考察古典文学向现代转换及文学现代化程度的具体参照和价值标准。
在我看来，审视与把握“人的文学”的现代化特征或现代性表现至少应包括这些层面：
文化意识层面。作为文学创作主体，为适应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或审美需求不断制造、更新和增值文化思想，并从而使自身也成为种种文化信息的集大成者，由他们所创造的文本无疑是文化思想的审美载体。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思想信息都是优质的，谁也不能否认于其中间劣质或隐或显地存在着，甚至优劣混杂难解难分。判定文化思想优劣的标准哪怕有千条万条而最根本的一条乃是：视其是否有利于人的存在与发展，尤其益于人的个性的健全与优化、自由与张扬，因为人的全部尊严与价值在于思想文化；当然不仅仅如此，扩而大之，这种思想文化也有利于人的个性所置身人类群体乃至社会集团、国家民族的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为个体或群体人的生存超越、自主自足、自尊自强、独立解放、自由追求、理想实现等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即社会的人文的自然的环境，特别是有利于人的文化人格塑造、民族灵魂的铸造以及全人类文化人格的优化，这样的文化思想应该是优质文化，是真正的人的文化；反之，那些不利于或有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文化意识，不是腐朽没落的文化思想就是非人的文化意识。文学的现代化在文化思想上就是要求创作主体确定现代的优质的文化观，剔除或扬弃那些混杂于文化思想中的劣质的非人的文化意识，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不断地调整和充实自身思想文化信息；对于其创制的文化思想信息载体的文本，或以隐形或以显形的审美形式或艺术方式，表达出作者明确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即对优质的人的文化思想应极力弘扬、充分肯定和尽情褒赞，而对于劣质的腐朽文化或非人文化意识则必须予以批判、指斥和贬责，若是采取一种欣赏或展览的文化态度，其后果既损人又害己。
文学观念层面。既然文学是人类文化思想的艺术宝库，那么，构建文学本体的作家们的文学观念无不是其文化思想的派生物或投影；创造现代化的“人的文学”应以作家主体的现代文学观念作为导向与灵魂，文学创造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或步骤都自觉不自觉地受着作家文学观念的制导。当然文学观念的主导并不是要作家来图解自己的某种思想意识或理性认识，而是以独特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追求来设计文学的蓝图，并从而依照美的规律来营造艺术王国。并不是所有的文学观念都能创造出真正的“人的文学”的审美形态，像宗教文学观、封建文学观、法西斯文学观、权力至上文学观等臆造出来的大都是非人的文学；惟有那些以人为本位的各具特色的文学观主导下所营构的文学才能具有现代“人的文学”的美学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必然以现代人学作为理论基础，主要表现为：（一）、文学审美本体的自觉化。即文本的自觉源于人本的自觉，人本的自觉推动并决定了文本的自觉，而文本的自觉不只是意识到文学自身是个独立自足的系统，它并非依靠于或借助于其他系统来显示自身的存在，其本身就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系统，它与相邻的学科门类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乃是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如果硬要强迫或挤压文学服务于政治系统、宗教系统、经济系统、道德系统等，那是对文学本体不尊重或者缺乏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同时也意识到文本的结构是有其特殊的美学规律、艺术机制和审美理想的，它是有赖于既有文的自觉又有人的自觉的文学家来创造的，但所创造的文学审美实体则不管它是有为而作还是有感而发，无不是有意无意地适应或满足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审美心理需要，以至于精神上获得了智慧、情感上受到了震动也是首先得益于美感的触发。这种文学审美本体的自觉化直接影响文学价值观的变化。（二）、文学功能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文学只要与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粘上边、挂上钩，成为人类赖以存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或艺术品种，那么人的文学就不可能成为无价值无功能的毫无意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即使那些标榜为唯美主义文学、消遣游戏文学也是有价值的，美感、消遣、游戏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追求，如果作用于人们的文化心理或生存方式就能产生一种价值效应，虽然这种价值是负效应还是正效应需要作具体分析，一言以蔽之，没有价值没有功利的文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学之所以产生与发展，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就在于它对人有这样或那样的价值；文学的价值功能是文学系统的内在机制和构成因素，如果说人的文学是真、善、美的结晶体，那么，它的真是一种价值、善是一种价值，美也是一种价值，三者的有机结合就具有一种综合价值。凡是优秀的文学必定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否则文学的价值将受到损伤，导致价值的失衡或失效。有一种观点，只认为文学的善是价值，主要因为它有助于人生的改造、思想的启蒙或人类的进步，这无疑是一种文学社会功利观，固然这是正确的，但是文学真的品格、美的品格也是一种价值，倘若文学的善游离于真与美，甚至脱出了真与美，那么，文学的善就不会产生社会功能，故而片面地强调文学的善或者过分抬高善的地位，就会使文学成为改造社会人生、变革旧体制旧思想的单纯的工具，失去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基本品格，从而文学就丧失了自觉性，变成一种社会的附庸、政治的工具、思想的传声筒。因此人的文学的功能价值观是多样化的，亦是强调综合价值效应的、积极健康的价值效应的，更要强调临时的价值效应与永远的价值效应的辩证统一。总之，不论文学的何种功能或价值都应是源于文学审美系统的本身而不是外加上的，都应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都应是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茅盾认为现代的“人的文学”的价值取向，“更能宣泄当代全人类的感情，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痛苦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命运作奋抗与呼吁。”[⑨]（三）、文学表现（或描写、刻画）对象观念的主体化。人的文学所表现的对象是极其广泛的也是多种多样的，人界的、神界的、自然界的物象景观都可以作为描写对象；但这里我所说的表现对象不是泛指而是实指人，即主要指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是表现的对象主体，处于文学的中心地位或者唱主角，至于那些帝王将相、侠客游士、达官贵人、淫妇痴女、纨绔子弟、才子佳人、恶棍流氓等也可以写，不过应以人学思想予以透视和评判，把他们作为一个“人”来写，即使把他们置于文学作品的中心地位也不是不可，而决不能自然主义地描写，应有坚定的人道立场和批判态度。不管把什么人作为表现对象，这里要强调的则是必须确立多维的立体化的人物塑造或刻画的观念，也就是对表现或描写的人必须是一个个真实的栩栩如生的具有立体感的活人，不仅要刻画出人性的复杂也应揭开心灵的奥秘，不应是个扁平人物而应是个圆型形象，是个真实的多面体的人而不是伪饰的假人，人道主义是正面人物的灵魂，那些非人道的兽性的神性的东西必须受到唾弃与贬斥。作者笔下的人物是矛盾的统一体也好或者是外性格与内性格、外宇宙与内宇宙充满矛盾的人也好，都必须是现时代的人物，即使古代的人物也要有强烈的现代感。立体化人物的塑造或表现，不仅是文学审美本体自觉化的具体体现，也是文学功能价值观多样化的切实要求。（四）、文学种类样式观念的开放化。由于现代的“人的文学”创造主体和描写对象主体，大都是追求个性自由、人性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觉醒者或实践者，富有宽阔开放的胸怀，思想、情感极为活跃，敢于变革旧模式创造新式样。这就要求文体观念的开放化，冲破已有的艺术思维惯性和已僵化的种种文学模式，创造多品种的自由舒展的文学体式，以适应新思想、新情感、新人物、新价值表现的需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文学”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文学，也是体式不断翻新的文学。
文学技艺层面。它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作为一定文学内容的实现方式的具体创作方法、艺术技巧、结构布局等，其综合效应能发生现代化的变化，即卓有成效地表现或再现现代人的思想性格、情感意识、欲望追求，满足现代人们的多层次的审美需求。就创作方法来说，它是作家在审美地艺术地认识并反映现实生活，体验并表现内面精神世界，孕育并创造审美典型或艺术形象或象征意象诸方面，所运用的最基本的也就是能决定审美性质的艺术表现方法；创作方法又是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其内在基本精神实质并与之相应的基本艺术表现方法是创作方法的核心结构，与其核心部分发生这样或那样联系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哲学观是深层结构，与之联系的种种具体写作规则、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等属于表层次结构。欲要判断文学作品具有何种性质或格调的审美倾向、所运用的是何种创作方法，主要视其是否体现了创作方法的基本精神实质和基本艺术表现方法。现代“人的文学”之所以选择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它本身是工业化和科学精神的产物，它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反映在工业社会里人崇尚科学精神、崇尚客观真实，希冀通过文学审美活动，真实地认识自我的本来样子及其生存周围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本来面貌；不仅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体现出鲜明现代化倾向，而且它的艺术表现方法如再现功能、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强调细节真实、重视客观描写等，如果能够巧妙地运作必能产生综合的现代化的艺术效应。再如现代叙事文学的现代化特征重在塑造具有高度真实感的个性突出的血肉丰满的主体化的艺术典型，而现实主义艺术表现方法的综合运作就能创造出这样的典型人物；再如现代“人的文学”为唤醒人的解放意识和反抗精神，要求作家对那些压抑、扼杀人性或使人性扭曲、异化的社会制度、文化意识、伦理道德、宗教信条、风俗习惯以及那些专制政权、罪恶势力等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而现实主义艺术表现方法就具有这种暴露、谴责与批判的功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深层结构就是现代意识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它的基本艺术表现方法则是主观抒情和夸张想象，选择这种创作方法的文学作品可以借助其抒情、想象、夸张功能，尽力地宣泄心内的情感、表现个性意识、张扬理想，创造个性主义、自由主义文学，塑造自我或大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或者人文主义形象，这些都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作用于文学建造所产生的现代化艺术效果。现代主义是一种综合型的创作方法，其中不少创作方法的精神实质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其基本艺术表现方法具有向内转的特点，如果说浪漫主义重在抒发内在的感情，那么现代主义艺术手法重在表现人的深层灵魂即潜意识或无意识，或表现人的情绪流、意识流；不仅意识流是其惯用的表现技法，为寄寓现代人那种飘忽不定的、朦胧神秘的、复杂微妙的现代情绪、生命体验，往往也借助象征、隐喻手法，使文学作品的人物、意境、情调和风格充溢着浓郁的现代气息。上述三种基本创作方法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各有其特殊功能，但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有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特别在表现手法、艺术技巧这个层面它们交叉借用相当活跃，甚至再现与表现的双向功能共同发挥作用，客观描写与灵魂拷问一起生效。这种综合效应有助于文学现代化，也是文学现代化在创作手法上所体现出的重要特征。心理描写或灵魂剖析是文学现代化的主要艺术技巧，不论是写实型的文学或是浪漫型的文学或是现代主义型的文学，无不重视心理刻画，这是促进文学现代化运用频率最高的、艺术效果最好的艺术技法，凡是那些世界著名的现代化经典之作都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描写、灵魂剖示的艺术技巧，刻画出一颗颗不朽的现代人的灵魂。至于写作规则的灵晃化、艺术技法的多样化、结构布局的自由化，也是文学现代化的技艺要求。
艺术语言层面。文学是一种审美艺术，它与其它艺术如音乐、美术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它是以语言作为信息符号；语言不只是文学系统建构的重要材料，是记载各种文化信息的符号，而且也有传达信息和激发读者感情的功能，特别是语言与文学创作主体思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即思维活动须臾离不开语言的伴随，语言既是思维成果的载体又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作家艺术思维所建构的网络系统，那么语言就是它的物质外壳或物化形态。就拿诗歌来说，“诗歌总要创造某种情感的符号，但不是依靠复现能引起这种情感的事物，而且依靠组织的词语——荷有意义及文学联想的词语，使其结构贴合这种情感的变化。——在这里，‘情感’一词的涵盖要超出一种‘状况’，因为它是发展的过程，它不仅可以具有连续的环节，也可以具有几条伴随的脉络；它是复合体，其内在关联难于捕捉。”[⑩]语言对文学的创建具有如此深微的联系与神妙的力量，那么文学的现代化从主体的艺术思维与情感形式这个角度来说，便首先取决于语言的现代化。古典型的文学有古典式的语言，不同民族的文学应该有不同民族语言，现代型的文学有现代式的语言，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值得思索的是世界范围的文学语言的现代化有没有共同的趋向与特征？回答是肯定的，白话化、语体化、平民化、通俗化似可看成文学语言现代化的趋同倾向。欧洲文学的现代化肇始于文艺复兴，据胡适考察其文学变革是从语言入手的，特别是“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他们在中世纪运用拉丁文就相当中国古典文学所使用的文言，意大利于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用白语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汉文（即文言），有同样的艰难”，尽管那时反对的人很多，但意大利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创造白语体文学、一方面宣传文言当废、白话必兴，终于以语体白话取代了拉丁文，创造了现代白话文学。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也是“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以白话取代文言。胡适认为这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决定的，又是现时文学变革的必然要求，惟有使白话真正成为新文学的“利器”，才能完成“推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把古典文学转变成现代化文学的历史使命。[(11)]况且，文学现代化的进程曾伴随着人文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由于人的觉醒、广大民众的觉醒乃至被压迫的阶级、民族的觉醒，文学艺术再不能只是少数贵族达官、士大夫等的私产，专供他们的享用玩赏，而逐步成为满足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平民百姓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精神食粮和审美成果，因此那种脱离广大民众的教育水平、文化水准、接受能力和审美要求、且只有特权阶层使用的文言，必然要被通俗的语体的白话所取代，这也是一种平民主义精神在文学语言变革上的具体表现。可以说，白话化、语体化、平民化、通俗化是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共同趋向，也是文学发生结构性变化的重要特征。但也必须指出，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共同趋向在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那里，是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体现出来的，对于一个具体作家，其文学语言的个性化极为重要，它不仅是个性意识觉醒在文学上的表现，也是其艺术独创性在语言上的体现，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现代文学之林的语言艺术多姿多彩、千差万别。可见，语言的个性化也是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上述着重从总体上共时性地选取人学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的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衡量文学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标志的原则性的价值尺度，所提出的看法或作出的判定也许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如何走向现代文学以及实现现代化，总算有了个依据，至少可以减少一些含糊性和盲目性，有所遵循毕竟比跟着感觉走要好一些，但愿它能为我们的探索与研究增强一点科学性、可信性和逻辑性。
不过，文学现代化的标准若是从历时性的纵向上予以考察，它是在变动中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虽然作为价值尺度其基本准则有着质的规定，不能任意改变，而文学的“时代性”却驱动其内在机制对文学现代化的方向、范围、性质和功能进行微调，以适应外在的随着时代潮流移位或转轨的社会系统。既然文学的现代化是个动态过程，受着时代和社会的牵引或制约，那么作为测试文学现代化的价值标准决不会不变，可以说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从西方文学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启蒙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其人学思想与之相关的“人的文学”有其以一贯之的相通或相似的线索和特征，但在文学现代化的深度、广度乃至性质上则有明显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每个文学进化阶段的现代化价值标准是有所区别的，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这个异不能大于同或压倒同，否则就不是“人的文学”和文学的现代化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极为艰难曲折，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描划出一条井井有序的文学进化路线，只能把西方文学现代化进程作为参照，从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史实及文学现代化的真情出发，探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实现现代化所选择的独特差距和呈现出的复杂特征。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现代化的价值标准来检验、衡量和认识世界各民族文学的现代化转换及其基本特征，既要看到它们的共同性又要注意它们的变异性，更要区分它们的特殊性，后者似乎更重要一些更切实一些。
草于1996年初冬
注释：
①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②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第13页以下，转引自《人论》第29页。
③ ⑦ ⑧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5，16，181页。
④ ⑤马斯洛等著《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168页，第253页。
⑥参见1996年《读书》第2期第43页。
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
⑩苏珊·朗格著《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页。
(11)参见拙著《五四文学初探》第141—14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