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日本的地位、作用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新形势下论文,地位论文,走向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经济地位仍举足轻重，但已越过发展顶峰，在亚洲经济中的领头地位看来难以长期保持。政治地位总体上升，作用有所增强，但它一再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损害自己形象，难消各国的不信任，制约了日本政治作用的发挥。军事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它谋求把军事活动范围扩大到亚太地区的做法，引起亚洲各国的警惕。
日本今后仍可能继续走经济立国的道路，但正向政治立国道路转换，将来不排除走军事立国道路的可能。日美关系对日本走向起重要作用，中日关系将受日本走向的影响。日本如搞核武器就是迈向军事大国道路的信号。
1996年日本的一些作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突出的是去年4月桥本首相同克林顿总统共同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布对日美安全条约的“重新定义”，并准备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标志日本在国外军事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将发生实质性变化。其次是日本一些政要一再否定侵略、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日益猖狂，特别是7月桥本作为现职首相打破11年来的禁忌，带头参拜供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助长了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气焰，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此外，日本还放任右翼分子去我国钓鱼岛进行挑衅活动，侵犯中国的主权。日本的这些行动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警惕和深思：在二战结束已经51年、冷战也已过去6年的今天，日本为何有如此动作？它在寻求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将向何处去？本文试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分析。
一、日本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进入90年代以来，无论国际形势或日本国内的情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又是经济大国的日本的政策走向产生复杂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是：
（一）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消失。这一变化的结果使过去西方国家为共同对付苏联的凝聚力骤然削弱，调控彼此矛盾的“润滑剂”失效，也使日本“失去了以往在政治和安全保障方面采取行动的价值标准”[（1）]。日本和欧洲各国“由于不再需要在东西方对抗中依附美国，为自谋生路，都在发挥各自的特长，提高自己的独立性”[（2）]。
（二）西方大国力量消长均衡化，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加剧。美国目前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已跌落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经济实力明显下降，与其称霸世界、充当世界警察的全球战略目标之间的差距日见凸显，不得不依赖盟国的支持来维持其霸主地位。近几年，美国经济情况好转，国际竞争力有所增强，正在世界各地同欧日争夺资源和市场。欧盟是世界发达国家集中的地区，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在安全方面以及在北约中的发言分量有所加强。近年来，欧盟在巩固其传统的非洲后院的同时，正积极介入中东事务，扩大同亚洲的联系，以便拓展市场，扩大势力范围。日本面临美欧强大对手的激烈争夺，不得不考虑新的对策。
（三）日益繁荣的亚洲为日本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目前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地区合作加强，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在90年代头5年，东亚各国（不包括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8%，远远超过同期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1.8%。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60年仅占4%，到1990年已占25%，现在已达27%[（3）]。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1995年底已达5920亿美元，超过全世界外汇储备的40%[（4）]。近几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对话国会议等区域合作组织活动十分活跃，受到国际注目。1996年还在泰国首次举行了亚欧会议，表明亚洲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增强。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无疑有利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的扩大。
（四）国内政局持续动荡，经济长期不振。近几年日本政治一直不稳。1993年日本自民党30多年的一党执政在内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宣告结束，以后二年内日本内阁四易其主，并出现由政治信念和政策截然不同的政党以不同组合建立的“多党联合政权”，使政府的行政领导能力受到削弱。为争夺执政地位以及应付按新的选举制度不久前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各政党、各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加剧，导致多数政党不断分裂和重新组合，出现组建新党的热潮。
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出现阴影。首先是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的地价不断下跌，银行出现巨额坏帐。截止1995年9月底，各金融机构的坏帐高达38万亿日元[（5）]。其次是受日元升值的影响，国际竞争力下降，据瑞士民间调查机构发表的报告，1994年日本国际竞争力由过去连续8年居世界榜首降至第4位[（6）]，导致日本出口停滞，大量企业向国外转移生产，加之国内企业设备投资和住宅建设投资减少，个人消费不旺，使经济长期陷入萧条。1993年到1995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由80年代的5%左右下降到“零增长”。最近由于日元汇价下跌，使日本出口增加，经济有所好转，但仍受金融危机等困扰，尚未摆脱不景气的阴影。上述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对日本在国际上的作用起负面影响。
二、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作用
（一）经济地位仍举足轻重，但在亚洲经济中的领头作用将会减弱。
日本早在70年代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在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到整个80年代，日本同美、德一起是带领西方经济前进的“火车头”。1973年到1986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8%，比美、德等西方主要国家分别高出1至2倍。80年代以后，日本金融实力迅猛增长，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资本供应国。1985年底，日本对外净资产高达1298亿美元，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以后其对外净资产不断扩大，1994年底增至6889亿美元，1995年底又增加15.2%，连续5年居世界之首。日本银行近几年虽受巨额坏帐和金融丑闻等影响，国际信誉有所下降，但仍继续主宰国际贷款市场，是国际贷款的最大提供者。据国际清算银行1996年8月25日发表报告，“日本银行在国际贷款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虽从1988年的38%不断缩小，1995年底下降到25%，但仍远高于德国、法国和美国银行，它们分别占16%、11%、10%[（7）]。自1991年起，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提供政府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1995年日本对外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达144.8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德两国对外经援的总和，5年连续居世界首位[（8）]。历年来日本对外经援大部分投向亚洲。截止1994年底，日本对外提供经援累计18.5万亿日元，其中向亚洲国家提供的经援占74%[（9）]。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企业大举向国外转移生产，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特别在亚洲，日本已成为各国引进外资的主要对象，1985年日本对东盟的泰、马、印尼、菲四国的直接投资只有22亿美元，1990年增加到232亿美元，1995年达到619亿美元[（10）]。日本对外贸易每年都有巨额顺差，是世界上最大的顺差国。多年来，日本的外汇储备一直居世界之首，目前已超过2000亿美元。今后一个时期，日本在国际金融方面的优势将继续保持，其主要资本供应者的地位不会改变。
从长期看，与过去几十年比较，日本经济已经越过发展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不仅不会有60年代后期那种鹤立鸡群式的高速增长，也不会达到70——80年代那种在西方经济中名列前茅的中速增长，难以继续发挥“火车头”作用，只能在低速的轨道上长期徘徊。进入21世纪的初期阶段，日本依靠调整经济结构，加速发展高科技，开拓新的产业，并利用世界经济长周期将转入上升阶段、以高技术信息通讯产业为中心的第五波技术革命到来的时机，有可能使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动力，取得高于本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但难以长时期地持续下去。日本今后在亚洲仍是各国引进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以及重要设备和零配件的主要供应者，仍是亚洲最重要的商品市场之一，继续对亚洲的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但日本的经济优势地位正逐步下降。日本一些学者指出，“在东盟看来，日本正从曾经占绝对重要地位的投资和贸易国逐渐成为一个主要投资和贸易国”[（11）]，“日本需要亚洲的程度将逐渐超过亚洲需要日本的程度”[（12）]。日本在经济上同亚洲国家特别是同新兴工业国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将不断缩小，它在亚洲经济雁型发展行列中的“领头雁”地位势将难以长期为继。
（二）政治地位总体上升，作用有所增强。
日本以70年代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为标志，得以在政治上跻身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行列之中，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但与美国有拉美国家作后院，英、法、德等有欧盟为依靠相比较，日本总感到势单力薄。日本实际上一直把亚洲视作自己的后院，多年来在亚洲精心经营，重点倾斜，着力发展同东盟等国的关系，为构筑自己的势力范围积累资本。日本还常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国际舞台上以“亚洲唯一发达国家”的身份充当“亚洲代言人”。当前，在世界都看好亚洲新兴市场之际，美欧等大国在亚洲同日本争夺，也需要日本的合作。东盟希望日本在地区合作和对话方面发挥影响，特别是为了避免美欧等大国势力过分介入，也想利用日本起平衡作用。这些都将使日本的地位有所提高。
战后日本推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美结盟，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在遏制苏联，“反对亚洲共产主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帮手和主要伙伴。冷战结束后，由于主要威胁的消失，意识形态对立的淡化，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变化。日本已由过去美国的“小伙计”上升为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平等伙伴”，美国在战略上对日本的需要，日益大于日本对美国的需要。从9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对美说“不”，改变了过去完全听从美国的姿态。目前日美在亚洲的战略目标有共同点：一是都认为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处于体制崩溃边缘的朝鲜可能丧失理智的判断”，日美需共同对付“随时可能爆发的不测事件”。二是日美都把中国的崛起和强大看作“威胁”，需联手进行牵制和遏制。三是都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十分混乱，未来局势很不明朗，日美在“支持现政权的改革路线”的同时，也需做好应付局势可能逆转的准备。1996年4月，日美决定对日美安全条约重新定义，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就是出于上述的政治考虑。对日本来说，此举还可使它以“配合美国的战略，分担相应责任”的名义，在亚太地区拓宽外交活动空间，扩大政治影响。日本的目标不仅仅停留在亚洲，还积极向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扩展势力。中东是日本能源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它同美欧争夺的重点地区，仅1995年夏天以来，除首相访问中东一次外，两任外相先后连续4次去中东访问。1996年8月，桥本首相接连访问拉美5国，到处承诺大量经援。同年7月日本政府还首次在东京举办有46个国家52名驻联合国大使或副部长参加的“关于非洲开发的高级讨论会”。这些活动都是为了“显示大国日本的存在和作用”。日本还把“联合国中心主义”作为其三大外交政策之一，积极利用联合国发挥政治影响。80年代以来，日本在解决柬埔寨冲突以及后来参与几个国家的联合国维和活动，发挥了一定的政治作用。近几年，日本以“发挥与经济实力相适应的作用”为由，积极争取各国支持它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便为实现政治大国地位奠定基础。
然而，日本自身的局限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一直制约着它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首先，战后50多年来，日本对那场给亚洲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侵略战争没有进行彻底清算和认真反省，相反，右翼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活动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更加变本加厉。这不仅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也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使日本难以得到亚洲人民的谅解和信任。其次，日本外交太专注眼前的特别是经济的利益，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一直被讽喻为“经济动物”。美国学者指出，“日本只考虑如何跟上当时的世界潮流，是消极被动的应付型外交”[（13）]，日本也有学者批评日本政府“不应该跟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亦步亦趋”[（14）]。最后，美国对日本的政治企图一直很不放心，担心日本挑战其霸主地位，在亚洲构筑排除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让日本在亚洲的政治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另外，亚洲国家对当年推行过“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始终抱有警惕，不愿看到日本再次在亚洲指手划脚，对别国进行控制和干涉。最近的日本舆论指出，“亚洲不信任日本的心态依然根深蒂固”，东盟及亚太其它国家“基于历史教训，担心日本在亚洲的作用过分增强”[（15）]。上述因素今后必将继续影响日本在国际上政治作用的发挥。
（三）军事战略地位上升，作用发生变化。
日本地处东亚要津，战后美国把日本当作它对付远东苏军、监视和控制苏海军出入太平洋的前沿基地和“不沉的航空母舰”。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日本还成为美军武器装备修理、物资补充和人员休整的地方，起过后勤基地的作用。以后美苏关系虽由紧张对峙转为既对抗又对话，日本在军事上仍继续对苏起重要遏制作用。冷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对俄军事战略上的地位本应下降，但由于美国调整了军事战略，使日本在美国全球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反而有所提高。日本学者认为，“过去日本只是保卫自己的盾牌”，起“对苏防波堤”的作用，而“现在美国想促使日本起到某种利剑的作用”[（16）]。目前美国继续在日本保持几个大型军事基地，驻扎4.5万军队，配置除核武器以外的先进武器装备，使日本成为美在亚太地区“前方展开战略的核心基地”。驻日美军的任务已由主要对付苏联变为在从太平洋到中东、印度洋的广阔区域“预防和解决地区争端”，“维护稳定和繁荣”。日本也调整了军事战略，其军事部署的重点从北海道转到西部地区，实际上是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国”。日本目前已拥有一支很强的军事力量。海上自卫队约有160艘主力舰，规模超过了英国和意大利。陆上自卫队拥有13个师，常备坦克约1200辆，人数超过英国，坦克数量超过美国和法国。近年来，日本自卫队的装备水平及更新换代周期已经赶上美国[（17）]。但是，正如日本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尽管外来直接威胁已大幅度下降，美国、法国以及其它国家都大幅度削减了军费，唯有日本在继续增加军费”[（18）]。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96年10月9日发表的报告，日本1995年的军费支出达502亿美元，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第三位。日本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等，为其继续大量扩充军备制造借口。90年代以来，在几次海湾危机以及去年3月所谓“台湾危机”发生时，美国都出动了以日本为基地的军事力量，日本实际上已间接地介入了“地区争端”。日本认为去年日美强化军事合作条约以后，日本进入“防卫新时代”，它可以利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名义，公开和直接地参与海外的军事行动，充当美国“国际警察”的帮手。1996年夏，日本参加了美澳加等6国军队联合举行的“后冷战型军事演习”，训练多国部队在“台湾海峡有事”和“朝鲜半岛有事”时的登陆和海上阻击作战。日本还为应付突发事件进行“有事立法”的研究，准备组建“特种部队”以及扩大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应急处置权限等，从立法及军队的体制和作战方面为其军事活动范围扩大到国外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台湾当局公开宣称“日美安全条约对台湾的安全相当重要”，“必须加强台日安全共同体”，还提出“台湾的安全关系到亚洲的安全”，“希望能和桥本首相就亚洲安全问题交换意见”[（19）]。联系到近年来日台之间军事要员的互访和接触增多，日本政府公开对所谓的“台湾危机”表示关注，并提出在国际会议上就“台湾问题”进行对话等动向，使人担心将来日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也将介入两岸冲突，干涉中国的内政。日本谋求到海外发挥军事作用的行动，不能不引起亚洲国家的不安和警惕。
三、日本向何处去
当前日本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在经济方面，战后日本依靠高投入、多出口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及政府主导的经济管理方式已经失灵，但对如何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如何改变经济的宏观调控，日本国内尚存岐见，正在探索之中。在政治方面，战后长期存在的“革保对立”已经基本消失。在当前进行的政界大分化大改组中，革新政党纷纷向保守政党靠拢，有的与保守政党合并，有的参加保守政党的联合执政。革保政党之间的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逐渐趋同，大大削弱了革新势力对保守势力的牵制作用，加速了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趋势。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政治正处在十字路口的日本，对今后走什么样的道路，正面临重大抉择。就其发展趋势来说，存在以下三种可能。
一是继续走经济立国，即战后至今日本一直坚持的“轻军备经济立国”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走，日本今后在国内仍置主要精力于发展经济，在国际上作为“通商国家”继续谋求与各国的协调和合作，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经援等经济活动发挥影响，同时在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南北关系和裁军等方面起“特殊作用”。
二是走政治立国的道路。其特点是把实现日本的世界性政治大国地位以及同某个国家“共同主宰世界”作为主要目标。沿着这条道路走，日本就会在亚太地区谋求建立由日本主导的势力范围，或在国际上拉帮结派，与一部分国家结成针对其他国家的集团或同盟，在各国间制造分裂和对抗；突出日本外交的政治色彩，对外经援附加各种政治条件，干涉别国内政；把亚洲国家的发展和强大看作“威胁”，不惜组织实施遏制和对抗。
三是走军事立国的道路。这是二战前日本走过的道路，至今在日本仍有一定影响。日本政界、军界和学术界都有一些人深谙此道，他们没有从战前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仍认为日本只有成为军事大国才能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才能“保卫日本的经济生命线”。
上述第一种走向是目前日本正在走的道路。估计在今后一个时期里，日本仍可能基本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是因为日本战后50多年里，依靠经济的办法获得其战前用战争办法无法得到的东西，从而创造了“经济奇迹”，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目前，日本虽然面临各种困难，但尚无需要用非经济的办法求发展，因此在政界和其他各界中支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人仍占多数。第二种走向的苗头已在日本政府的政策中有所反映，在政界和学术界更有不少鼓吹者。根据日本近年来的一些作为，使人有理由认为日本今后将向这个方向转变。第三种走向在日本虽有鼓吹者，但人数不多，目前尚成不了气候，但将来不排除其可能。更重要的是，上述三种走向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它们具有某种内在联系，也可以说是发展的三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目前虽仍继续走经济立国的道路，但今后可能逐步向政治立国的道路转换，将来如有适宜的条件，不排除日本走军事立国道路的可能。
观察日本今后的走向，必须注意与此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
（一）日美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日本的政治走向。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控制、扶植和保护，使日本不得不走经济立国的道路。美国的扶植和保护使日本能用较少的军费开支，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较多的积累去发展经济，从而成为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大国。但美国的占领和控制以及不平等对待又一直使日本感到蒙受屈辱，认为自己是“政治上的侏儒”，并不断刺激着日本要求摆脱控制、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去日本在经济上“羽毛未丰”、尚需依赖美国支持时，在面临苏联威胁尚需美国保护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常常被掩盖起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对美依赖减少，特别在冷战结束，不再需要美国保护时，日本要求改变“对美追随外交”，修改或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呼声日益增高。与此同时，美国内部也存在批评日本“白乘安全车”，强调“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要求修改或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势力。1996年日美两国政府决定强化日美安全条约，固然出于两国政治和战略的考虑，但同时也是为防止两国关系的基础发生动摇。尽管如此，目前日本国内仍有人主张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提出首先缩小驻日美军基地进而成为“没有基地的安全条约”的设想[（20）]，还有人主张“把没有美军基地的日美安全条约纳入亚太安全保障体制”[（21）]。总之，日本虽然在相当时期内不会脱离日美同盟，但两国今后在经济上的相互需要将逐步减少，争夺和摩擦会增强；政治上的密切程度会降低，日本的离心倾向会发展；军事合作的色彩会淡化，美国对日本的戒心会提高，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控制都会减少，这将使日本更放心向政治立国道路迈进。
（二）中日关系同日本的政治走向有着重要的关系。战后，日本为配合美国的战略，也为联华抗苏和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由反对中国改为同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其中广大日本人民出于对过去历史的反省，强烈希望同中国友好，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向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总的来说是良好的、平稳的，但也存在逆流，潜藏着危机。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发展，80年代以来，日本多次出现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否定侵略历史以及不久前出现的钓鱼岛问题，这些政治风波不断冲击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由于“世代交替”，战后出生的人渐占多数，不少人对侵略战争的危害和中日友好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加上近几年日本部分传媒借核试验、人权问题等对中国进行恶意中伤宣传，使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关系面临困难。情况表明，虽然日本各界的主流仍希望同中国友好相处，但日本的右翼势力日益把中国看作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地位的障碍。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的紧张。今后随着日本加大谋求政治大国的步伐，中日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会升温。
（三）日本军事战略和军备政策的动向是反映日本走向的重要标志。战后，日本根据“轻军备经济立国”的走向，军事战略是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自己实行“专守防卫”，即日本只保卫自己，不到日本以外地区参与军事行动。其军备政策是日本自己不搞重装备和进攻性战略武器。但在美国的扶植下，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日本的军事力量已急剧膨胀，目前已拥有除核武器以外几乎所有先进武器和装备，可以说日本与军事大国的距离已不遥远。今后，日本是否改变“专守防卫”方针和突破不参加“集体自卫”的限制，是否着手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是反映日本是否开始迈向军事大国的重要标志。从最近日美强化军事合作体制后的动向看，“专守防卫”正在起质变，不参加“集体自卫”的禁忌也存在被突破的可能。关于核武器，日本已具有开发的技术和能力，将来一旦有需要，随时可以制造。
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日本的繁荣，也有利于亚洲各国的合作和交流。日本想在国际上发挥更大政治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各国间制造人为的对立和摩擦，干涉别国内政，必将给亚太地区带来动乱和分裂，也不利于日本的发展。日本如走军事大国道路，更会引起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国内也会造成混乱，因此是很危险的。日本究竟向何处去，亚洲人民需要给予密切关注。
注释：
（1）河野洋平的文章《日本外交的进路》，载《日本外交论坛》1995年1月号。
（2）中曾根康弘的文章，载日本《读卖》月刊1996年8月号。
（3）马洪的文章《走向21世纪的亚洲与中国》，载《亚非纵横》1996年第3期。
（4）《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5月2日。
（5）《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11月12日。
（6）瑞士民间调查机构发表的1995年版《世界竞争力报告》，载《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9月6日。
（7）法新社瑞士巴塞尔1996年8月26日电。
（8）《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5月24日的报道及9月4日平松健治的文章。
（9）寺岛实郎的文章，载《中央公论》1996年3月号。
（10）相吉宏一的文章《东盟经济的发展与日本的作用》，载《日本工业新闻》1996年7月5日。
（11）同（10）
（12）渡边利夫的谈话，载日本《世界》杂志1995年12月号。
（13）卡迪斯（Gerald·L·Cartis）的谈话，载日本《中央公论》1996年2月号。
（14）浅井基文的文章，载《朝日新闻》1996年5月23日。
（15）《朝日新闻》1996年5月20日。
（16）路透社东京1996年4月17日电。
（17）达君的文章，新华社1995年12月5日电。
（18）木村一三的谈话，载日本《财界》周刊1996年8月27日一期。
（19）中央社东京1996年9月22日电。
（20）寺岛实郎的文章，载《中央公论》1996年8月号。
（21）鸠山由纪夫的谈话，载日本《呼声》杂志1996年9月号。
标签：日本政治论文;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